谪官与“早达”
徐阶（1503 —1583），字子升，早年号少湖，后号存斋，松江华亭（今属上海市）人。祖上一直受耕不仕，到他父亲徐黼才补了个邑的掾史（衙役），后升为宣平（今属浙江）、宁都（今属江西）县丞。徐阶五岁随父任上，亲眼目睹父亲处理公务的谨慎和辛劳，这对他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十六岁时，华亭知县聂豹见他聪敏早慧，读书用功，十分器重，“引为同志”，并向其讲授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当时，王阳明心学风靡天下，鼓动海内。徐阶深受其影响，他还常与王阳明弟子欧阳德一起切磋学问。徐阶的才学受到当地“诸贤长者交口称誉”，在缙绅中小有名气。嘉靖元年（1522），徐阶中式应天，次年，又以第三名中进士，时年才二十一岁。
徐阶“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入谒时，内阁首辅杨廷和见他翩翩年少，气度不凡，十分喜爱。授翰林编修，参与经筵讲授、预修《大明会典》及祀仪等机务。嘉靖三年丁父忧后，仍复原官。
嘉靖九年（1530），世宗更定大礼余兴未衰，又准备黜孔子王号，易像为木主。首揆张孚敬迎合上意，佯交臣下讨论。大臣们“相顾慑讋，亡异同者”，唯徐阶独持异议，提出黜孔子王号三不必、五不可，据理反对。张孚敬很不高兴，诘问，你这不是叛我吗？徐阶回答说：“叛者生于附者，阶故未尝附，明公何得言叛。”长揖出。世宗以不奉诏罪徐阶，将他谪为福建延平推官。
由京官贬为边远地方一个小小的七品刑狱官，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当时的徐阶并不以为然。他对人说：“宦大小非王臣耶？且盘根错节所以砺我不浅。”于是单车驰往福建。到任后，他平反冤狱，释放久系牢狱的囚徒三百余人；又力纠猾吏侵吞钱粮，打击盗贼；更定输银法；针对当地风气不淳的弊端，他主张拆毁淫祠，创办乡社学，并亲自为诸生讲授圣贤之学，“因病设方，随问而答”，很受欢迎。但延平山多田少产薄，民生极为艰苦。自邓茂七起义以后，几经兵燹，饥疫相继，生齿日耗，而官府赋役却有增无减。徐阶再勉力而为，作为一小小推官也无力改变那里的贫困面貌。至此，徐阶才深为自己“以狂愚见斥于朝”，结果流落到穷山僻壤，失去了更大作为的机会而后悔懊丧。
嘉靖十二年（1533），迁黄州同知，未到任，又擢浙江佥事，管理和监督省以下的地方学校。十五年（1536）升江西按察副使，仍督学政。在此期间，他勤于职守，“岁周行郡邑必遍，大要以正文体、端士习为先”。江西是王阳明的发祥之地，他去后“大推明其学”，先后培养了许多进士，其后成为朝廷名宦者也为数不少。
嘉靖十八年（1539），皇太子出阁挑选宫寮，徐阶被选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不久，他又升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主管官——国子监祭酒。当时吏风士习颓坏，吏士中“奔竞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徐阶尽力摆脱这种不良风气对学校的影响。他将学生分为“淑”、“慝”两类，循循善诱，发扬优秀，惩劝不良，勉励他们不断向上。所以诸生“人人感激，相戒勉”。
嘉靖二十二年（1543），徐阶擢为礼部右侍郎，两年后改吏部右侍郎，时年四十三岁。以这种年龄佐铨，时人视为“早达”。徐阶踌躇满志，也更谨慎用事，尝“榜戒语于堂自警”。过去吏部大臣身居要职，多骄矜傲慢者，接见庶官，都不与深谈，“以示严冷”。徐阶以为，这样做是不能真正考察和识别人才的。他常亲自找庶官、下属交谈，向他们“咨访边腹要害，吏治民瘼，错及寒暄可怜语，冀以窥见其人”，以掌握各级官员的优劣。这种折节下士、平等和蔼的做法，博得一致好感，庶官都愿与他倾心交往。徐府一时宾客甚盛，车马盈门。吏部先后几任尚书，如熊浃、唐龙、周用等也都雅重徐阶，凡事与之商量，托以肺腑。徐阶在缙绅中声名日著。他曾多次代掌吏部，推荐任用了宋景、欧阳德等有政绩、有才干的优秀长者。二十六年（1547）他受命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翰林庶吉士，官阶不高，然而翰林院却是国家优秀人才的荟集之处，朝廷遴选阁臣的重要场所。徐阶担负的实际是培养国家栋梁和一代储相的重要职责。在教育中他吸收和发展了王学中“知行并进”的合理主张，以为知之就要行。因此他“虽名不废课习，而脱去所谓骈丽帖括之旧，推所真得于身心者訾娓说之，又间勗以国典民事”，以有关国计民生的策问为施教的重要内容，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经世之材，以致出现如张居正这样卓然称名臣者。他本人身体力行，在施教中，“以躬行为实际，以经济为真铨”，“故直发于事业，光明俊伟，非俗儒所可仿佛。”这正是他不同于一般学者之处。
与严嵩的斗争
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徐阶进礼部尚书。世宗自二十一年遇宫婢之变后，移居西苑，一心玄修求长生之术，不仅到处建坛斋醮、滥兴土木，尽民脂膏而不知恤，而且疏于朝政，长期不上朝视事，以致部院大臣也多年不得见面。为逢迎世宗崇信道教，朝臣竞相争上符瑞祥物、供奉青词，冀求邀宠。世宗极为看重斋醮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好些人因此发迹，成为“青词宰相”。徐阶侍帝左右，也厕身其列，所献青词很得世宗赏识，不久即被召入无逸殿直庐，并得到飞鱼服、尚方珍馔等赏赐。一次吏部尚书员缺，廷议首推徐阶，世宗因不愿阶离开左右，竟不允。徐阶虽受宠于帝，但对其一味修炼、不理朝政的做法也感担忧。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世宗进行规劝。庄敬皇太子死后，照例应重新立储，徐阶奏请册立太子。世宗对此却有隐私：当时两子裕王、景王，他内心偏爱景王而序次当立裕王，究竟立谁颇犯虑。又自己正求长生之术，不欲言继嗣，故而不听。徐阶深知其隐，仍接连五次上疏奏请，并在裕王、景王的当冠、婚礼及开讲等问题上，坚持先裕王后景王的次序，“帝不怿”。不久，世宗想把在宫变中对己有恩的方皇后袝入太庙，自为一世，下礼部议。徐阶以“女后无先入庙者”为由，婉言相抗，礼科给事中杨思忠附和于他。世宗闻后大怒，“督责阶甚峻”。其时，世宗又派他前往邯郸，为吕仙洞落成斋醮祈福，阶“心知其非”而“不欲行”。为此，世宗“内衔阶”甚。徐阶见状，想起谪官延平的教训，遂改变前议，惶恐谢罪。世宗尚不满足，借故对杨思忠发难，廷杖并斥为民，“以怵阶”。正在这时，权臣严嵩又趁机落井下石，谗言徐阶，说他“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徐阶深识自己处境艰危，只得收起锋芒，一面谨事严嵩，一面更加精治斋词，以求宽容。这一时期，他的许多谕对及密疏，均“商及斋醮及服食秽亵，俱未免迎合”。
徐阶为部臣时，也是严嵩权势熏灼之际。“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群臣“畏嵩甚于畏陛下”。徐阶由夏言荐举而提擢。严嵩与夏言争权，曾置言于死地而代之，自然十分忌讳徐阶。徐阶受宠，严嵩心怀憎恨，时时设法挤阶。当时徐阶“度未可与争”，遂处处提防，“屈己事之，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所不用”，甚至“以附籍、结姻以固其好”，求得安生。
嘉靖二十九年（1550），发生“庚戌之变”。原居住在河套地区的蒙古鞑靼人在首领俺答的率领下，控弦策马，进掠内地。八月突破古北口，直逼京师门下。京城告危，廷臣相顾失色。这时徐阶以直庐之便，奏请世宗立即释放被囚的原总兵周尚文及参将戴纶、欧阳安等，让他们带兵击敌，“彼蒙殊恩，必肯出力”，同时请调遣京城驻兵分守各门加强防卫。徐阶又力请世宗视朝，召见群臣，“使中外仰知皇上留意兵事，各自奋激”。世宗一一从徐阶议，并委派阶巡视京城九门，犒劳各地勤王将士，激励斗志。当俺答提出与明朝通贡的要求，世宗问计于严嵩、徐阶。严嵩认为俺答的目的是掳掠，抢足了自会离去，“不足患”。徐阶则认为，目前“寇深矣，不许恐激之怒”，而且俺答又贪得无厌，“许则彼厚要我”，不能草率处之。不如“请遣译者绐缓之”，我在暗中加紧准备，“援兵集，寇且走”。世宗交廷议，国子司业赵贞吉激言反对通贡之议，谓允贡是丧权侮主之举，影射阶等为奸邪之臣。群臣肃然不敢多言。未几，俺答饱掳而去，世宗遂罢徐阶议，宣布 “弗许贡”。“庚戌之变”暴露了嘉靖朝在军事、边备、将领等方面的朽溃腐败。严嵩党羽大肆贪贿军饷，使士卒苦于饥馑；各路将帅多是勋贵大臣，平时溺于宴乐，遇事“不足以仓猝应战，不足以慷慨立功”；羽林禁卫，则“参中贵之苍头”，游手好闲之徒“厕身兵籍，滥食数丁”。对此，徐阶陆续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军事主张。他力主以骁勇善战的将领取代各勋贵将领，让他们“各量与万人或数千人，使各以己意操练，居则自守一方，出则自当一面”，先后又荐举了聂豹、何栋兹、周益昌、刘大章以及俞大猷等一大批名将。他密疏参劾了纵敌进犯的大将军仇鸾，打击了卖国贪奸者的气焰。针对各地为扩充兵源乱征滥募的现象，他建议“推二三将官（与地方官）同往，听其精选，选迄就会统理操练……如各地将自募家丁之法，庶得实用也”。仇鸾为总兵时，曾令各地增派进京入卫士卒。仇败后有人提议减少京卫人数。徐阶认为不能“惩咽而废食”，现在边防很虚弱，京师防卫力量不能减弱，还应加强。他亲自视察京师营卫，访得不少人挂名军营却在市井贩鬻或在衙跟官，营卫士卒有其名而无其实，深感“京营所以积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于是提出裁冗汰弱，严明赏罚的主张，“就各营中汰去老弱数千或万人”，以“所汰之粮兑操练之赏，则赏可施而罚可行”，使“能者自劝，怯者自奋”。他在督察各地勤王士卒时发现“延安卒善战而云中（大同）卒善牒”，遂建议用兵时要注意发挥各地军队的特点，“各取所长”。宣化大同一带因长期受鞑靼侵扰，生产遭到破坏，米麦踊贵，军民苦于饥馑，常相继逃亡，因而使边备益虚，徐阶积极建议用平输法调剂边方缺粮的矛盾。麦熟时在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处，收买粮食数十万石，自居庸输往宣府，紫荆输往大同。这样，不仅能解决那里的饥荒、稳定当地的粮价，更安定了人心。“世宗大悦，密令传谕行之”。在加强边备，整饬军务问题上，徐阶还提出严惩有司和军队首领贪奸，以贪奸赃款济边及在战术上不轻易出战、坚守御敌等一系列的主张与措施，从而使西北边防上的紧张得到了舒缓。
嘉靖三十一年（1552），徐阶加少保，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之后因办事多称旨，不断晋升。第二年进勋，为柱国，加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学士；三十五年加少傅，录子为中书舍人；三十八年以一品考满九载，玺书褒谕，赐宴礼部，并改兼吏部尚书。
在此期间，东南沿海倭事告急。多年来，朝廷对倭寇一直采取姑息态度，尤其是严嵩，更以安抚为名，任倭掳掠抢劫，甚至纵容包庇通倭官员，打击陷害抗倭将领，助长了倭寇的气焰，使入骚愈演愈烈。嘉靖三十一年以后的三、四年里，仅浙江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侵扰范围也已深入到松江、苏州、常州等府所辖各县及长江沿岸之南通、海门、太仓等地。这一带正是国家财赋重地。世宗便以倭寇“所蹂躏多阶乡，而阶又晓畅军事”，问计于阶。徐阶对倭寇长期不息骚扰自己家乡早就痛恨不已，他力主发兵抗倭。当时兵部拟发三千羸卒去应付差事，徐阶力言不可，上疏称：用兵之道，首在当计发与不发，“不当发，则无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现在敌侵我财赋重地，怎能 “量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向倭贼？”兵部于是改发六千精兵往赴。不料在一次进剿中军队遭敌伏击而大溃。有人趁机追徐阶发兵之咎。徐阶却从中看出了军队不能克倭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从容为言，指出：用兵固然主要在将帅督抚，但也必须地方有司的有力配合支持。“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军队和地方应该通力合作才对。但今皆不然，地方有司对战事极不负责，究其原因，则是朝廷赏罚不公，“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甚至城溃失守，守令也“仅左降”而已。文官又“推升行取率有常期，奔竞钻利积成习俗”，当遇有战事，他们“惟思脱去地方，无有任事之态”，“不复博求御城之计”。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期望他们与武将通力合作，一致御敌呢？因此，徐阶力促兵部立即会同法司援据大义，“改定文官失陷城池之罪”。城池失陷，文官应与武官同样治罪，以激励和增强地方有司的责任感。同时他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注意选用优秀将领抗击倭寇。嘉靖三十三年（1554）在倭寇入骚最严重的时候，徐阶向统领抗倭的江南总督张经推荐了俞大猷，说俞“素称将才，望公诸凡与谋信和任之，毋使■人肆其谗间，紧要紧要！”俞率领广西瓦氏兵多次大败倭寇，使敌闻风丧胆。不久，俞大猷升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军抗倭，徐阶还以书信向他授计：“望公就华（亭）上（虞）二县乡兵中选其便舟楫者教之水战，其奔走矫捷者教之陆战。如二舟用兵百人，常以松人二十，配漳人八十，俟二十者教成可用，渐增松人，渐减漳人，庶足为永久之利”，以此来改变地方依靠客兵作战的现象。徐阶责有司、重将权的思想，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时人亦称他“老成谋国，自有超世俗之见”。
其时，严嵩贪贿擅权依然如故，徐阶虽恩宠有加，然犹不及严嵩，所以仍小心处之，不露锋芒。嘉靖三十四年（1555），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怒劾严嵩十大罪五大奸，震动朝廷，但被严嵩下锦衣卫狱。杨在疏中语及徐阶，说他“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徐阶并不记恨，反而暗中佑杨，并以“危语动嵩”，使严嵩有所收敛。之后御史锦宗茂、给事中张翀等又相继文章劾嵩，严嵩盛怒欲严治之，徐阶却“薄其罚”，为此严嵩大恨，疑是徐阶在背后指使，因此，“几株及阶”。徐阶被迫称病，杜门谢客。三十八年，严嵩又以私仇杀总督侍郎王忬，并欲加害其子世贞。徐阶以力相救，王世贞“德之入骨”。徐阶以这样的方式与严嵩相抗，并保护了一大批朝廷直臣。此时，严嵩已年满八十，老态颟顸，办事多不称旨。而徐阶“益勤于应制笔札”，“上久而察知阶忠廉，有所咨询，故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阶”，徐阶终于取代了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四十年（1561）阶兼太子太师。是年春，西苑永寿宫火灾，世宗徙居玉熙殿住，嫌该殿低下狭窄，欲有所营建，问计于严嵩。严嵩却请移南城离宫。南城乃英宗逊位受锢之地，帝“大不乐”，又问徐阶。徐阶揣知帝意，便回答说，昔日营建三殿时尚有不少余材，正可用来修建新殿，“可计月而就”。他推荐工部尚书雷礼来主其事。世宗准其议，并命徐阶子璠“兼工部主事，督其役”。不三月宫成，世宗大喜，赐名万寿宫，即日徙居。以徐阶忠谋，再进少师，荫一子。徐璠亦超擢为太常寺少卿。而与此同时，严嵩子严世蕃贪横淫纵的恶行被揭，世宗“心恶之”，朝廷上下弹劾严氏父子的声浪日高，“嵩乃日屈”。徐阶与严嵩力量的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严嵩预感到前景不妙，便“置酒邀阶，使家人罗拜”，希望徐阶能翼护之。徐阶却不理睬，他觉得驱严时机已经成熟。
重吏治、荐贤才、通言路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串通方士蓝道行，借用乩仙，说严嵩是当朝最大的奸臣，而且必须由皇帝亲自正法。之后徐阶又策划让御史邹应龙上疏，极论严氏父子的不法行为。世宗令严嵩致仕，将其子严世蕃交大理寺审理，后谪戍边地。世蕃不久逃回原籍，继续横行乡里。徐阶又亲自出谋划策，指使有司控告世蕃通倭谋变，帝怒令斩于市。严嵩也坐大逆罪削籍为民，没其家。
晚年的世宗，依然晏处深宫，修仙炼道，不理国务，而且健康日趋下降。内阁首辅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四十一年，徐阶登首揆席后，有心对国事做一番力所能及的改弦更辙。他在世宗赐给的原严嵩的直庐墙上榜书三语：“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治国施政方针。在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票拟中，徐阶倡导“事同众则公，公则百美基；专则私，私则百弊生”的原则，有事多与同僚商量，一改前任专断独行的恶习。他常劝诫世宗，“采舆论利便者白而行之”。每当世宗讨厌御史抨击过当，欲有所行遣时，“阶委曲调齐，得轻论”。他以严嵩为例，谏告世宗识人要沈慎。他说，“自古人心难测，盖有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者”，但大奸大诈之人也不是绝对不能识别的，只要广听纳，纵然穷凶极恶，深情隐匿也是可以发现的。他规劝世宗，“凡有言则必详加询察，事大而言实，则行之；其不实者，……事大则亦薄其责而容之”。使言路有所疏通。
徐阶十分重视吏治，以为“惟用人论其材，不当专论资格”。嘉靖末年兵事频繁，士风却“以媚奉奔竞为贤，以骁勇质直为劣”，将帅不能御敌入边。徐阶推荐起用马芳、胡镇等人，说他们虽起于行伍，目不识丁，但谋勇惯战，能带兵杀敌，应该重用。兵部尚书杨博在御虏方面有所作为。一次俺答进兵通州，杨博因世宗忙于修炼，未敢报。徐阶及时帮助杨博调兵遣将，作出周全安排，驱走了入犯之敌。世宗怒杨博不早报，欲严治，徐阶力为博辩解，保护了杨博。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在张居正当政时得到了充分的信赖和重用，实际在徐阶任首辅时已有机会施展各自才能了。当俺答屡屡入犯，明军节节失利时，徐阶通过门生、工科给事中吴时来的举荐，请谭、戚二将，练兵蓟州。他又让已进入内阁的张居正主持整顿蓟辽宣大边政。徐阶还亲自与谭、戚“面论”，细议杀敌办法，建议以南兵之术培训北兵，热情支持他们运用火器打击敌人，保卫边防。徐阶主持内阁数年，北虏南倭虽没有完全平息，但也未曾扩大事态，这不能不说与徐阶任用一批优秀边将有关。
徐阶对文臣的选择极为谨慎严格，对吏部尤为重视。一度为他信任的吏部尚书欧阳安，后贪贿徇私，徐阶即请上罢之。后任严讷告退，有人荐举工部尚书董份接任。徐阶以董是严嵩党羽，亦贪狡无行，不议，坚决起复在家守制的郭朴。对于有作为的直臣、诤臣，徐阶很是爱护。四十五年（1566），海瑞上《治安疏》，激烈指斥世宗缺失，“帝恚甚，欲杀之”。徐阶一面宽慰世宗：“臣等闻主圣则臣直”；一面为海瑞开脱，说瑞只“欲沽一直谏之名耳”，数次上疏力救，才使海瑞免于一死。徐阶先后引荐严讷、李春芳、郭朴乃至以后的高拱、张居正等较贤明或有作为的大臣入阁，这对当时及后一阶段政治上的稳定和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世宗子景王朱载圳死，徐阶奏夺景府土田、湖陂数万顷，还之于民，“楚人大悦”。翌年，他请求取消严嵩走狗鄢懋卿为巴结主子、邀功请赏所增加的盐课四十万金，使恢复旧额，给盐民盐商以生路，鄢也被逮问法办。徐阶“当国后，缇骑省减，诏狱渐虚”，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经济有所发展。
同时，徐阶对世宗迷信方士、一意修真的做法，也开始了有力的谏劝。方士胡大顺等劝帝饵金丹，徐阶力陈其矫诬，后来胡大顺伏法。方士熊显进长生药，徐阶极劝，止帝服食。世宗欲建雩坛、兴都宫殿，病中尚欲巡幸兴都，徐阶都力谏止之。
世宗死，徐阶以硕德元老与张居正密谋，草拟遗诏。遗诏的主要内容是：一、祖宗旧典斟酌改正；二、自世宗即位至今建言（包括“大礼议”大狱中的）得罪的诸臣，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三、方士等人查照情罪各正刑章；四、斋醮、采买等项不经劳民之事悉皆停止。这份遗诏假托世宗的反省自责，也曲折反映出徐阶对自己某些行动的否定，及他重整纲纪、复兴社稷的决心。遗诏一出，朝野一片称颂，将其与杨廷和草拟的世宗登极诏相提并论，视为嘉靖朝始终盛事。然而他草拟遗诏仅与尚未入阁的张居正密商，却没有与同列高拱、郭朴共议，尤其高拱，是新朝君主的座师。因此招来了高、郭的不满，并引出了以后的纷争。
徐阶故乡华亭，是江南富庶的大镇之一，嘉靖中叶后，那里工商业发达，尤其是纺织业，几乎户户都闻机杼之声，“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作为一朝重臣的徐阶，其家在乡里发达起来，成为领先之户，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徐阶子弟璠等却借势荫官，横行乡里，引起民愤。他们在苏松占夺土地二十四万余亩，并雇用众多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霸占市场，置产之多，令人骇异。当地百姓纷纷告状。
隆庆元年（1567），早与徐阶结怨的高拱“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郭朴也以徐阶草拟的遗诏“谤先帝”参阶。徐阶上疏极力申辩。身为先朝元老，徐阶权势大大高于高拱，九卿以下反而交章弹劾高，称誉并挽留徐。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高拱引疾归田，齐康被斥，郭朴也乞身而去。徐阶虽然取胜，但毕竟受到打击。隆庆二年初，他一度称病请假。
在这次徐高争斗中，穆宗“未尝有意弃徐”。不过，对言官如此着力为徐说话，舆论几乎是一面倒的情况，颇觉不悦。他依赖内阁，却又不敢太信任他们，于是转而宠幸内侍。他命中官李用等分督团营，建立自己的耳目网络。徐阶力陈不可。由宦珰督导的南京振武营兵屡次发生哗乱，徐阶命御史解散之，并逮治了为首者，再一次得罪宦官势力。二年春，穆宗欲游南海子，徐阶又谏不可，更增添了穆宗的不满。徐阶感到自己处处受到掣肘，欲干不能，颇为气馁。当给事中张齐以私怨参劾他时，徐阶再次乞休，穆宗有意弃他，于七月准其致仕。徐阶结束了十七年阁臣、包括七年首辅生涯。九月初回到原籍。他在自家堂上贴了“庭训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的对联，不无事业未竟却身离政坛的遗憾心理。
宦海余波，晚年著述
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高拱再起，他对徐阶仍耿耿于怀。此时海瑞正为御史中丞兼应天巡抚。吴中饥荒，海瑞决定“劝借富室”，自然连及当地产业最为庞大的徐府。他逼迫徐阶退田过半，并遣散徐府一大批家奴，以振乡里。于是高拱“倚海为股，以龊华亭”。徐阶对海瑞的行动，表面应从，暗中却玩耍花样，捐款仅“以数千界之”；退田又“以父改子”，设法抵制；又以自己曾柄国日久之便，“以一尺之书走长安故人”，买通秉笔太监冯保，重贿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唆使他们参劾海瑞。海瑞的行动确实打击了徐家为富不仁的行为，使乡民大受鼓舞，但在江南乡官缙绅的联合攻击下，瑞仍罢官而去。只是高拱报复徐阶并未过瘾，隆庆五年（1571）中又起用原苏松兵备蔡国熙“以迹阶”。蔡治阶两子充军，一子革职为民，籍田数万亩。子孙们牵阶衣号泣，徐阶无可奈何地说：“吾方逃死，安能相活”，处境十分狼狈。但他终不甘愿罢休，遂利用张居正对高拱施加压力，自己也修书，从统治集团内部的利害关系上，说服高“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最后，高拱作出一定妥协，拟旨谓对徐阶及其子的处理“太重”，“令改谳”。不久高拱去位，张居正为首辅，徐阶的罪名化为乌有，“灾难”也彻底平息。
此后，徐阶一直以著述打发日子，“并其前后积而为言者以属梓”。然而他仍关注着国家大事，“挈其生平所为经纶蓄积者，尽以属之居正”。张居正在日后的改革中提出“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也是从徐阶“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等施政方针中汲取了合理成份。当居正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时曾自述：“人咸谓居正能，而不知盖有所受之也”，这里即指曾大大得益于徐阶。万历十年（1582），神宗使使存问，赐谕优渥。次年闰二月，徐阶病死故里，时年八十周岁，赠太师，谥文贞。
徐阶文风质朴，作品“直写胸中所见，而凡一句之奇、一字之险者亦必刊而去之”。他早年著作有《少湖先生文集》七卷。晚年汇集成册的著作为《世经堂集》二十六卷，“上自经济，下迨酬应，鸿钜纤曲，体裁各备”。内有奏对、视草、序、志、铭、策、辩、书、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