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生。初名绛,学名继绅,字忠清。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为敬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他更名炎武,字宁人。顺治七年,为避害曾化名蒋山傭。因家乡有一亭林湖,故人称亭林先生。

昆山顾氏,为“江东望族”,官宦世家,至炎武父辈家道中落。父亲顾同应,母亲何氏,生子五人,炎武是次子。在他很小时,就过继给嗣祖顾绍芾。嗣父顾同吉早卒,由嗣母王氏抚育。王氏受过良好教育,非常勤奋,“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好观《史记》、《资治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并经常给炎武讲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事迹,对炎武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顾绍芾博学多闻,留心时事政治,“阅邸报辄手录成帙”。他对明皇朝日趋没落的形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有一次,他指着庭院里的草根对嗣孙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甚!”在他的指导下,顾炎武阅读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也读过《孙子》、《吴子》等兵书。他教诲顾炎武说:“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后来顾炎武提出的“经世致用”实渊源于此。

顾炎武十四岁正式入学,性情耿介,很有志向,与同乡归庄最为相好,并与他一起加入了政治性学术团体“复社”。经过十四年的寒窗,在科举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对于功名举业逐渐淡薄。他日益发奋读书,研究实用之学。明崇祯十二年(1639),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遍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这些资料为他日后编写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做了准备。

甲申(1644)之变,顾炎武闻讯后作《大行哀诗》,对于崇祯帝之死深表哀痛。清兵入关,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顾炎武受昆山县令杨永言的推荐,被福王政权授予兵部司务的职务。清兵攻陷南京后,顾炎武与归庄、吴其沆等在苏州、昆山参加了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

南明福王政权败亡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遥授顾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时顾炎武母丧未葬,没有应召赴任,但与唐王政权保持着秘密联系。后来,顾炎武曾亲赴海上,又因道路阻隔,未能再次投入抗清斗争。在此期间,顾炎武非常关心抗清形势的发展,并且写下了许多首追悼死难烈士、感慨国家兴亡的壮丽诗篇。顺治七年(1650),为了躲避仇家的陷害,顾炎武伪作商贾,化名蒋山傭,遍游沿江一带,观察时局的变化。顾家原有仆人陆恩,见顾家衰败,叛投豪绅叶方恒,并且要以通海罪告发顾炎武。顺治十二年,顾炎武捉到陆恩,将其投入水中淹死。陆恩的女婿复投叶方恒,买通地方官吏,把顾炎武拘入私室,欲陷之于死地。顾炎武幸得友人帮助,得脱虎口。以后,顾炎武又在南京太平门外被叶方恒派遣的刺客击伤,因遇救幸免一死。在地方豪绅的迫害下,顾炎武见江南已难容身,于是“浩然有山东之行”。他的好友归庄作文饯其北上,《序》中写道:

宁人之学有本,而树立有素,使穷年读书山中,谁复知宁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历聘六国,以广其志,而大其声施焉。知今日困厄,非宁人行道于天下之发轫乎?

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只身北上,开始了终其后半生的漫游生活。在二十五年间,他遍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广交豪杰师友,“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他曾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他先后写成《营平二州史事》和《昌平山水记》等著作,总结宋代以来不了解营、平、滦三州的地理形势和战略地位,以致于争地构兵而亡天下的历史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

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顾炎武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他与他们切磋学问,砥砺风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在《广师》篇中写道:

“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技,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

顾炎武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与他的广交师友,虚心请益是分不开的。

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败亡,抗清斗争转入低潮。顾炎武知形势“不能骤革”,乃立定“不学礼无以立”之旨,笃志经史,勤勉著述,“以待后王,以待来学”。他还曾经与李因笃一起,在雁门关之北,五台山之东,应募垦荒,积资待时,希望能够像后汉的马援、杜子春一样在边地立业。

康熙二年(1663),顾炎武的朋友吴炎、潘柽章受庄廷《明史》案的株连,被清廷所杀。顾炎武怀着满腔的悲愤,在旅程中遥祭亡友。他在诗中写道:“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对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表示强烈的义愤,对死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后来他又在《书吴潘二子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庄廷《明史》案的始末,对吴、潘二人的史才和德行给予高度评价,并且特别颂扬了他们在刑讯时所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精神。康熙七年,顾炎武本人被黄培诗案牵连在内,他闻讯后星驰赶赴济南,力辩原告姜元衡是以奴告主,捏造证据,诬陷别人。顾炎武被监禁七个月,后因李因笃等人的营救,才得出狱。他在《赴东》诗中感叹:“苦雾凝平皋,浮云拥原隰”,“所遇多亲知,摇手不敢言”,可见当时情势的险恶。

在清政权的文化高压政策下,顾炎武“退而修经典之业”, “穷经以待后王”。他编著了《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两书。《音学五书》于康熙六年开刻,此书纂辑了顾炎武三十余年研究音韵学的成果,共三十八卷。其中《音论》三卷,“审音学之源流”,是全书的总纲;《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考订了《诗经》和《周易》中的音韵;《唐韵正》二十卷,考察了从春秋战国至唐宋以来的音韵变迁;《古音表》二卷,厘析古音为十部,列表加以说明。顾炎武在同李因笃论音韵流变的书信中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这一观点开启了清代乾嘉学派注重音韵训诂学风的先河。《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治学的结晶。他在此书的《自纪》中写道: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

康熙九年,《日知录》初刻本八卷问世,康熙十五年增改为二十余卷。今本三十二卷是潘耒在顾炎武逝世十三年以后刊刻的。其中前七卷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论政治,十三卷论风俗,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考证旧事,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少数民族,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

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十五年,即顾炎武撰《初刻日知录自序》之年,他曾写信给黄宗羲,对《明夷待访录》给予极高的评价:“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信中还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这使我们知道顾黄两人的政治倾向颇多相同。

顾炎武深受嗣母王氏“无为异国臣子”遗言的影响。康熙十年,清廷开明史馆,内阁大学士熊赐履招请顾炎武参加,被他严辞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康熙十七年,清廷设博学鸿儒科,征举海内名儒,阁学叶讱庵和侍讲韩慕庐要推荐顾炎武应征,他再次表示“无仕异朝”,“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并且决定从此以后绝迹不至北京。次年,叶讱庵任明史馆总裁,又招请顾炎武入史局,他回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顾炎武的三个外甥(即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都在清廷做高官,号称“昆山三徐”。在他们没有发迹时,顾炎武曾经帮助过他们。徐氏兄弟一门鼎贵之后,多次给顾炎武写信,为他买田置宅,要迎请他南归,而顾炎武却拒而不往,宁可在异乡过清苦的生活。他还曾经给他的学生潘耒写信,让他“不登权门,不涉利路”,不去充当徐乾学的门客。

顾炎武晚年定居于陕西华阴。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然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

由此可知,顾炎武在晚年仍然没有放弃反清复明的希望,他在陕西华阴定居即寓有观察时变、待机而动的深意。康熙十九年,顾炎武六十八岁,在这一年的元旦他作一对联:“六十年前,二圣[明神宗、光宗]升遐之岁;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这一对联也可为顾炎武晚年的心境作一印证。

康熙二十年(1681),顾炎武不顾年迈体衰,仍然来往于陕西、山西之间。八月,在山西曲沃患重病。次年正月初八,顾炎武上马失足坠地,呕泻不止,初九日辞世,享年七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