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0年秋冬之际,北京政府在大风暴中有如面临末日,主要是财政窘困,到处闹穷,各省军阀索饷,各部职员索薪,列强讨债,还有中交两行限制兑现,财政总长李士伟不能到任。

10年冬天,闹穷变成了一个大风潮,11月14日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他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因之停顿。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六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次长代理部务马邻翼都因部员索薪而请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同时还以十万火急或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讨饷,口气愈来愈凶恶。日本人则散布谣言,说是五国将共管中国财政。于是从11月16 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中交两行发生了挤兑风潮。18日外交团议决,拨出关税余款600万元为两行兑现的准备金,可是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因为关税余款是公债的担保品,拒不拨付。

外债借不到手,外国债主又毫不留情地催讨到期的欠债,使到北京财政部走投无路。日本首先想出了“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于是各国纷纷效法。北京政府赖此饮鸩止渴。

当华盛顿会议开幕的前几天,美国烟酒借款已经到期,10年11月1日,经手借款的美国银行团代表阿卜脱向北京政府也提出了“借新还旧”的办法,建议成立1600万美元的新借款,用以偿还烟酒借款1100万美元及其利息66万美元,并须扣取赎回美国人所持有的湖广铁路债券130万美元及其利息108万,新借款指定以烟酒税为担保品,设立一个以美国为稽核员的烟酒税稽核所主持其事。

这时候,总统府和国务院竟为了烟酒问题而发生冲突。当时盐务署长潘复是国务总理靳云鹏的人,而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则是总统徐世昌的私党。阿卜脱提出“借新还旧” 的办法后,如果1600万美元的新借款成立,虽然北京政府所得甚微,可是经办机关烟酒公署却可以取得100多万元的回扣,烟酒公署既然是徐世昌所控制,靳云鹏就分不到分文了。于是潘复便想出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他向阿卜脱提供意见,指出烟酒税经常被各省军阀扣留,不是可靠的担保品,必须加入盐税余款为副担保品,才能保障借款的安全。这意见当然受阿卜脱的赞成。潘复的如意算盘以为如果这一来,盐务署就可以平分秋色,得到佣金80万美元,分享160万美元佣金的一半。

就由于争夺这笔佣金,使得府院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也因为府院不和,加上全国反对,遂使烟酒借款未克实现,不久阿卜脱启程回国,把这项交涉移交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史蒂芬继续谈商。

正当徐、靳之间关系恶化时,我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顾维钧送来一个报告,述及被英国代表侮辱,英国代表贝尔福曾质问:“中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徐世昌看到这个报告时,便向交通总长张志潭、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表示:现在是责任内阁制,一切当然由内阁负责。靳云鹏听到这句话,也气冲冲地说:“哪儿有责任内阁,只是徒拥其名,我做这个国务总理,用人行政哪一样不受到总统的干涉”。接着他还冷言冷语地谈到当前时局的关键,认为外国人骂我们是怎样一个国家,其含意是指南北法律之争,是指总统的法律地位。言外之意就是指徐世昌是一个非法总统,因此南北统一不能进行,遂影响对外借款以及裁兵理财等问题。

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把靳这些话照转给徐。徐世昌本是一个喜怒不形于颜色的老狐狸,听了这些话也沉不住气,愤怒达于极点,认为所有外边推翻总统和改造政局的计划都是靳在暗中捣鬼。

巧不巧,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从关外打来了一个电报给徐,指责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才力不胜,以致烟酒税收入锐减,应当予以撤职,徐又疑心是出自靳的指使。

徐的疑心是有原因的,在此以前,盐务总署署长潘复已因吴佩孚的攻击而下台,靳云鹏则认为吴对潘的攻击是徐世昌的指使。因此他致电张作霖,力言张寿龄任烟酒督办以前,所有税收帐目既不呈报国务院备案,又不送审计院审查,内阁无权过问。这就是张作霖电请罢斥张寿龄的由来。

徐世昌认为靳挟张作霖来威胁自己,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便亲自执笔写好一个辞职电报,表示本人决不贪恋权位,并将政治腐败和时局严重的一切责任完全归咎于内阁。从这个电报看来,完全是宣布靳的罪状。

10年12月1日,靳到总统府质问徐是否准备发出一个辞职电报,徐干脆地回答说,是的。于是靳竭力阻止发出这个电报,表示一切责任既然应由内阁负责,总统就没有辞职的理由,本人愿意下台。徐却执意要发,并且气忿地说:“我身为总统,难道没有发电报的自由?”靳碰了这么大的钉子,无话可说,只得悻悻地退出了出去,当天就请假不到国务院办公。

由于张作霖的攻击,张寿龄只好下台。徐世昌想提拔袁乃宽继任烟酒督办,靳却要潘复继任,徐咬牙切齿地说:“宁可牺牲总统,决不让潘复上台。”后来折衷协调的结果,改派接近直系的汪士元为烟酒督办,又派接近奉系的钟世铭为盐务署长。

12月3日徐世昌发表了他的辞职电,在这个电报中,他首先惋惜“和平统一”未能实现,而国会问题“九年十月明令宣布用旧法进行新选,乃选举迄今未竣,国会尚无成立之期”,对于联省自治,徐则大施攻击。他说:“近岁之乱,当有以自治为名,卒之兵连祸结,土匪乘机骚动,全省糜烂,如是而言自治,是自乱而已矣。”徐通电的最后一段才谈到本人的去就问题:“以任期言,尚有年余,日月不居,避贤有待。”

徐世昌的辞职电中并没有表示愿意辞职下台,他只是向各省军阀诉苦,并且暗示任期未满,本人的地位不可动摇。在电文中没有伤害靳云鹏,因为张志潭和郭则沄苦苦相劝,所以把原稿中攻击靳的辞句都删去了。

靳云鹏内阁在直奉两系均势局面下存在的,不过靳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在财政方面以及分配两系的权力地位上颇有亲奉疏直的倾向,因此直系对这个内阁是不太支持。靳云鹏的幕后军师是交通总长张志潭,在靳第三次组阁前,张志潭曾出了一个主意,劝靳主动地邀请张作霖和曹锟到天津举行会议,于是把策动倒阁的旧交通系分子完全赶出了内阁,并且组成了第三任靳阁。

旧交通系过去用以倒阁的,是财政问题,现在靳阁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旧交通系倒阁的阴影仍在,问题是能不能说服靳的后台,使之不支持靳。由于张志潭是第三任靳阁的灵魂,而张志潭是接近直系的人物,奉系对此就颇为不满。特别是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更让奉张大为光火。迨徐靳之间发生冲突,徐世昌素来和旧交通系有渊源,因此旧交通系分子便利用这个机会,再来一次倒阁运动。旧交通系本来掌握了本国银行事业和交通事业,靳内阁自始就困于财政,国内银行团坐视不救,就是旧交通系用财政困难来迫垮靳阁的一个杀手锏。同时釜底抽薪,由旧交通系的要角叶恭绰秘密到沈阳拉拢张作霖。叶向张建议如果要控制中央的财政,可以收买交通银行股票为第一步。张作霖受到怂恿,便于12月12日到天津,当天靳云鹏也赶到天津来。他们两人联名邀请曹锟来津再举行一次“巨头会议”,以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

靳云鹏已知道目前的严重情势,徐世昌和旧交通系都以全力要逼垮他的内阁,他还想再借曹、张两巨头的联合力量使自己不垮。

吴佩孚力劝曹锟,多注意自己的实力,少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情,曹锟听了吴的建议,因此当靳、张联名邀请他时,他借口有病,不肯来天津。

10年12月14日张作霖到了北京。

张抵京后,郑重宣称不干预政治,也不过问内阁问题,此次到北京来是专门为了讨论“征蒙”问题。

可是,当他去见徐世昌时,却大骂财政总长高凌霨,认为他不配作财长,高凌霨是直系所推荐的,当然不为奉张所喜,又骂交通总长张志潭对交通外行,不配当交通总长。奉张率直地对徐说,内阁必须改组才能有所作为。奉张这番话正好和徐世昌要改组内阁意见不谋而合。所以徐更增加了改组内阁的决心。

到了这时,靳才知道自己处境万分窘困,受到了徐世昌、奉系和旧交通系的三面围攻。他知道已经无法再恋栈了,因此12月17日靳云鹏的第三任内阁宣布总辞职,当天靳就离京赴津。12月18日徐批准靳内阁辞职,并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

颜惠庆以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当然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内阁,颜表示正当华盛顿会议之际,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他只得出面来维持,不过他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他代理的期限至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

曹锟在徐世昌、张作霖两人竭诚邀请下,于12月19日到了北京。张向曹极力保持好感,而且热诚地向张建议,他们两人应当合力筹款维持中央财政。其实,张已与旧交通系约好用投资方式控制交通银行,他提用东三省公款400万元借给交通银行,按日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他还打算把中国、交通两行合并,成立中央银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