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包括雍正）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经济取得了全面的进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是“盛世”的开创和开始的时期。他在经济领域的建树，为“盛世”确立了稳固而坚实的物质基础。
康熙帝在顺治朝经济开始回升的基础上，大力整顿财政，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活力，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顺治时期，是在战争持续进行的情况下，对财政采取某些应急措施，使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是，明清（后金）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和明末农民战争，加之明末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社会经济遭受到极大破坏。尽管顺治帝和他的理财能臣们想尽办法，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尚未得到根本改善，“终世祖之世，岁支常浮于入”。康熙帝即位初年，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康熙元年，左都御史魏裔介奏道：“司农告匮，议及加派天下地亩五百余万两。”不得不仿照明朝加派之法，每顷加征银一两。总收入略增加，还是支付不了浩大的军费开支和其他各项费用。连少年皇帝也感叹：“民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实为不忍。”
康熙六年（1667年），才十四岁的康熙帝对吏部各部门发出指示，其中写道：“民为邦本，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世。”以后，他不断阐述这一基本思想，显然，这是他追求的治国目标。封建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土地。这时，摆在他面前的一大难题是，近京各州县的许多土地都被满洲贵族所圈占。这一圈地风潮持续了二十余年，到康熙五年，还发生圈换民地的事件，致使许多农民丧失土地，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康熙八年，他亲政之始，便下达禁止圈地的命令：“朕缵承丕业、乂安天下，满汉军民原无异视。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这场公开掠夺民地的暴行，延续多年之后，终于被永久禁止。康熙帝这一措施颇得民心，社会也得到安定。
就实际而言，废止京畿“圈田令”，还仅是个局部问题。对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康熙帝提倡和奖励垦荒。且不说关内各省经济残破，即如关外清的“龙兴之地”，也同样是“荒城废堡，沃野千里，有土无人”，无法耕种。顺治时，曾规定鼓励垦荒的政策，由于战争还在进行，此项政策收效不大。到康熙帝即位，才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康熙元年，下了一道严令：各省荒地“限自康熙二年始，五年垦完。六年秋，请旨遣官严查。各省垦过地亩，如荒芜尚多，督抚以下分别议处”。这以后，康熙帝又规定了具体条例，把垦荒和人口增加与否，作为考核各级官员升降奖罚的基本依据。康熙帝说得好：“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谟，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亨豫犬之休。”康熙帝着力于“劝垦”，正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积蓄丰厚的物质财富。
为了调动农民归乡、垦荒的积极性，康熙帝一再放宽起科的年限。开始，一般都定为垦荒三年起科，至康熙十年，又延至四年，再改为六年。十二年十一月，康熙帝又指示：“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以后，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起科年限又有所缩短，各省规定不尽相同，三、五年不等。到康熙帝后期，“国用已足”，对一些新垦荒田仍“不事加征”。垦荒政策贯彻康熙帝执政的始终。广大农民受到鼓励，并得到垦荒的实惠，生产的积极性随之而提高了。康熙十三年，“定招民开垦酌量试用之例”：凡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三十顷以上至百顷以上者，奏送吏兵二部，试其文化程度，授与知县，县丞、守备、百总等官。条例还特别鼓励殷实之家即地主乡绅垦田。他们家给富足，有条件多垦荒，所以，所得利益最多。
通过垦荒，其土地即归开垦者所有，“不许原主复问”。还有一部分土地，即明朝皇室勋戚的庄田，均并入所在州县土地，“与民田一体给民为业”，此一田地称为“更名地”。愿认领“更名地”者，需向当地州县官府缴纳“易价银两”，实际是变价出售给农民。康熙九年（1670），规定“更名地”与民田一例输银，免其纳租，取消易价银，已征收的，可抵下年正赋。这项改革，使农民增加获得土地的机会，也减轻了负担。
康熙帝在位时期，垦荒与耕地稳步增长。以康熙二十四年为例，该年土地为五百八十九万一千六百余顷，比顺治十八年增加了五十多万顷。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说：“今天下户口甚繁，地无弃土。”至康熙六十一年，达到八百五十一万九百九十余顷。
康熙帝一直很重视兴修水利。他认识到水利与发展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把它看成是自己为政的一件大事，一直到逝世，他始终没有放松对水利的整治。
自顺治以来，为害最大的是黄河、淮河、连年决口。据统计，在康熙帝执政的最初十五年内，黄河决口达六十九次，平均每年决口四点六次。黄、淮每次决口都给中原产粮区和江南苏、松等富庶之区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直接危及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到局势的稳定。顺治时，每年为治黄投资百数十万两，役丁夫数万，迄无成效。到康熙十五年，已更换五任河道总督，也无济于事。康熙帝决心治黄，务求“一劳永逸之计”。
康熙十六年，康熙帝选中才能卓著的治河专家安徽巡抚靳辅继任河道总督。在全力平吴叛乱、国家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康熙帝不为廷臣议论所左右，全力支持靳辅整治黄河的大修计划，拨给治河经费二百五十余万两，此后，每年拨三百余万两。在康熙帝的严督下，靳辅尽心主持河务，历六年之艰辛，使黄河、淮河尽复故道，水患顿消。康熙帝高兴地说：“河道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今闻河流得归故道，深为可喜。以后益宜严毖，勿致疏防。”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帝南巡，首次阅河工，并召见靳辅，高度评价他治河的功绩，即兴赋诗一首，赐给他，还嘱他大功告成时，将治河事写成书，赐书名《治河书》，以“垂之永久”。自这年始，至四十六年，康熙帝曾六次亲自视察河工，实地考察，指授治河方略，对治河起到了领导与指导的重大作用。
康熙帝重用水利专家靳辅治河十一年，不仅全面整治了黄、淮，变水害为水利，并疏理了运河，使之畅通无阻，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治黄淮，兴水利，是康熙帝的一项重大成就。他去世后，官修《圣祖实录》赞扬他“治淮黄，筑六坝，修太行堤，障沁河诸水之下流；疏永定、子牙两河之潴泄，捍民之患，而仁被于泽。”又说：“巡阅河工，指授方略，淮黄底定，世赖平成。”这些颂扬不无溢美之辞，但基本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康熙帝身为帝王，时时“轸念民生”，他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身体力行的。在他执政五十一年时，他总结自己的治绩说：“朕宵盱孜孜，勤求民瘼，永惟惠下实政，无如除赋蠲租。”蠲免钱粮，是他“轸念民生”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对自己颇为满意的一大“实政”。实在说，康熙帝一朝蠲免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坚持时间之久，数量之巨，都是在此之前任何一代所无法比拟的。在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中，凡遇国家庆典、战争及他巡幸所经之地，即行局部的或全国性的蠲免。而灾荒蠲免则是经常而无间断的。灾荒如水、旱、虫、霜雹、地震、火及风所造成的破坏，康熙帝即据灾情，给予蠲赋，或减征，或赈济，务使灾民存活。康熙帝做到了无年不蠲免，无地不蠲免。一年之中，有蠲免一省至数省的，有一省连蠲数年的，至于一城、一县、一乡受蠲免的就更多了。如，康熙帝决定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地租额免征，“三载之内，布惠一周。”其后，“普免之典，实肇于此”。康熙四十四年，据大学士统计，自康熙元年以来四十四年间，全国所免钱粮总数共九千余万两。至四十九年，据户部奏，蠲除之数“已逾万万”。特别是，就在这一年，康熙帝宣布：从明年即康熙五十年始，在三年以内，将全国各省钱粮“通免一周”。决定先蠲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钱粮。至于五十一年、五十二年“应蠲省分，至期候旨行”。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已统计三年之内，“总蠲免天下地亩人才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奇”。
康熙帝在执政五十年时说过：“每思民为邦本，勤恤为先，政在养民，蠲租为急。”他把蠲免看成是“古今第一仁政”。数十年来，他躬身实践，收效明显。民困得到纾解，民力得到培植，国家储积充盈。值得称道的一件盛事，是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康熙帝向全国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以五十年全国人丁数为准，“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康熙帝大胆取消新增人丁的人头税，这是历代所未曾有过的一桩带有根本性的大事。这一宣布，标志着当时的经济已达到高度繁荣的程度！康熙帝的这一重大政策的转变，还预示着解放生产力，促进人口与经济的迅速增长。至康熙帝晚年，全国耕地面积大幅度上升，人口也由数千万骤增至一亿数千万！因此，康熙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际上，也就是宣告“盛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