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黄帝史官苍颉视鸟兽之迹以作文字。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形声相益，则谓之字。着于竹帛谓之书，凡九千字，所谓古文者也。古有六体：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推此六体，文字大端可得而见矣。《周礼》“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即其事焉。至周宣王时，太史史籀更着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然不外六书之指。大篆、小篆亦名籀书，与古文并行。春秋之时，孔子之书六经，皆古文也。其后诸侯不统于王，车途异轨，文字异制。秦氏既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又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依傍大篆，或加省约，谓之小篆。于时狱官事繁，篆书不给。御史程邈有罪，系云阳狱中，变篆为隶，以从简易，始皇善而用焉。故秦时书有八体：一曰大篆，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李斯、赵高、胡母敬所作也。大小二篆，皆简策所用。三曰刻符，施于符传。四曰摹印，亦日缪篆，施于郁。五曰虫书，为虫鸟之形，施于幡信。六曰署书，门题所用。七曰殳书，铭于戈戟。八曰隶书，施于公府。皆因事出变而立名者也。善长注《水经》云：“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故知隶书非始于秦世也。”按此书隶在春秋之前，但诸国或用或不用。程邈观其省易，有便于时，故修改而献，非创造。汉兴，多因秦制，通行隶书，古文由是散逸。古者十年入小学者，计十七能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郡太守课，最者以为书史。平帝时征沛人爰礼等说文字于未央庭中，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并前《苍颉》等共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王莽居摄，大司空甄丰等取四篇校定文字，颇改古文，别为六体：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日奇字，古文之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以书幡信也。后汉和帝时，始获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时，许慎特加搜采，九千之文始备，着为《说文》，凡五百四十部。皆从古为证，备论字体，详举音训。其鄙俗所传，涉于讹妄者，皆许氏之所不取。故《说文》至今为字学之宗。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廿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晋有吕忱，更按部搜求异字，复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诸部皆依《说文》，《说文》所无者是忱所益。后魏杨承庆者，复撰《字统》二十卷，凡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四字，亦凭《说文》为本。其论字体，时复有异。梁朝顾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复有《地苍》、《广苍》、《字指》、《字括》、《字苑》、《字训》、《文字志》、《文字谱》之类，互相祖述，名目渐多。汉代又有草书，故自苍颉至于汉代，书凡五变，所谓古文、大篆、隶书、草书是也。南齐萧子良撰古文之书五十二种，鹄头蚊脚，悬针垂露，龙爪仙人，芝英倒薤，蛇书虫书，偃波飞帛之属，皆状其体势而为之名。虽义涉浮浅，亦书家之前流也。近代小篆、八分、草书、行书等并见施用，余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