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是单纯的少数民族的政权，而是有汉人参加的政权；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治者，大多数也已汉化；各个政权都具有汉化的色彩，只是深浅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总的趋势是后来出现的政权比先前的政权，汉化程度更深，色彩更浓。因而在税役上，各个政权大都袭用魏晋旧法。
最早建立的成国，在李雄时，制定了赋役制度。“其赋男丁岁输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因而出现了“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的好局面。对“男丁岁输谷三斛”，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丁税；一种认为“男丁”系指丁男之户而言，岁输谷三斛是户税。按西晋之法，租调九品相通，输入于官，三斛应是一个平均定额。无论哪种解释，都以为成国赋税，承自西晋，只是量上有所减轻。
成国对役法无明文规定，百姓一个时期可能“事少役稀”，另一个时期也可能为徭役所困。李寿时，“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竟至“十室而九”。
汉国与前赵无赋役之制，后赵石勒在称王之前，“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这里明言租二斛是户税。认为西晋祖四斛是户税的，说石勒此制承自西晋，非首创。又按西晋九品相通之例，赀二匹、租二斛应为平均定额。在役法上，后赵有徒民以充戍役之制，被徙以充戍役之民，均在兵籍。《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说到，“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他们有“兵贯”。石虎接受王擢意见，免除了雍秦望族十七姓的兵贯，但“其非此等，不得为例”。为了战争的需要，石虎还曾下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运送军粮；“青、冀、幽州三五发卒”。 “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这表明后赵到石虎时期，不仅普通百姓要服役，“兼复之家”也要服役，已服兵役的征士，还要出车、牛、米、绢。役调是很重的。但要注意五丁取三，四丁取二，三五发卒之言。孙吴已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之法，但未见三五发卒之制。曹魏是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兵役由士家担任。西晋被课之以田的正次丁均须服役，吏、士则负担戍役与运役。从后赵开始，始见徒民戍役及三五发卒之制。三五发卒对后世役法影响很大。
士族是“兼复之家”，这是西晋之法。
前燕慕容皝迁都龙城之后，颁布了赋税制度。慕容皝曾“以久旱，丐百姓田租”。这说明当时已有常赋。慕容皝尚曾“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后因封裕进言，改变为悉罢苑囿“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即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这就在郡县常赋之外，出现了一种类似曹魏屯田剥削方式的赋税制度。
慕容儁迁都于邺，进入中原，未再实行乐取官牛垦官田的魏晋旧法。在税役上，慕容儁曾“宽常赋”，然而“赋法靡恒”，征收并无常额。役法也无一定的标准，申绍谓为“役之非道”。郡县守、宰在征税起役之时，又“无不舍越殷强，首先贫弱”，以至“行留俱窘，资赡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值得注意的是，在兵役方面，慕容儁曾实行“三五占兵”之法。这与石虎所行三五发卒”之法正同。
前燕又有所谓“军封”。悦绾曾向慕容?进言：“百姓多有隐附。……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慕容?采纳了悦绾的意见，由悦绾定制罢军封，“出户二十余万”。这说明前燕的官吏和他们所荫庇的人户，也是不交税、不服役的。军封助长了隐附之风，罢军封，免营户，利于检括逃避税役的隐附之户。
前秦的赋役，从现有材料来看，体现了轻摇薄赋的特点。苻健曾“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苻坚即位之初，“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并能注意减免田租。一次从龙门还长安，曾“丐所过田租之半”。苻坚的目的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灭燕之前，前秦境内已经是“田畴修辟，帑藏充盈”。灭燕后，苻坚继续推行了轻摇薄赋的政策。在役法上，“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闻”。复魏晋士籍也就是免除士族的税役，这是晋法。使役有常闻是说不任意征发徭役，以免影响生产。苻坚曾以关中水旱不时，“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地”。这样的工程没有征调农民而征调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的僮隶去进行，很能说明苻坚的使农民役有常闻的政策，得到了实行。因为僮隶本来是不服官役的。我们还可看到：苻坚对于被征服的代人，“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租税”。对于新附的涼州，“复租赋一年”。三五取丁，沿自后赵、前燕的三五发卒、三五占兵，苻坚用到了徭役上。此制对起役有所限制，不是全发。有这样的制度比没有要好。江左也采用这种制度。但苻坚是否把三五取丁用到他族上，尚不可知。
淝水之战以后出现的国家，在赋役制度上，材料更少。但从中可以知道，大多数国家都有赋役制度，而且有的国家赋役还较轻，并非徒知掠夺。
后燕慕容垂时，慕容农为幽州牧，“法制宽简，清刑狱，省赋役。劝农桑，居民富赡，四方流民至者数万”。这说明后燕不仅有赋役之制，而且某些地方官吏还能省赋轻徭。慕容宝时，曾经“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县”。这是为了增加课户。又曾“定士族旧籍”。这是为了区分士庶，按晋法免除士族的税役。
南燕慕容德之时，“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是士族则因为是兼复之家，与之合户共籍的百室千丁，都无须交税服役。是庶民也因为在西晋以来的户税制度下，户无论大小，只须出一户之税，即使定为上上等户，也难增加多少税收。故慕容德用韩■“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正其编贯”。这说明南燕不仅有课役，而且曾经采取措施，解决荫冒逃避课役的问题。慕容超的时候，课役增重。太史令成公绥曾说慕容超“信用奸臣，诛戮贤良。赋敛繁多，事役殷苦”。这是南燕致败之由。
北燕冯跋以“自顷多故，事难相寻，赋役繁苦，百姓因穷”，为政“务从简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他“省徭薄赋，堕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一时政治颇有起色。北燕仍是一个胡汉合组的政权，只不过以汉人为首而已。北燕存在时间不长，可冯跋乃是历史上轻徭薄赋的统治者之一。
羌人在东汉时还很落后，但后秦却是一个汉化的政权。在赋役制度上，后秦一开始便有田租，姚兴时，一次“租入者五十余万”。而姚兴尚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他认为“能踰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他的做法是“损有余以裨不足”。山林有税，在魏晋时期，只见于后秦。
后秦姚苌曾经规定：“兵、吏从征战，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这是有关兵、吏之家的免税免役的规定。东晋有“唯蠲役在之身”的政策，北方兵、吏之家赋役的豁免，也只见于后秦。
河右诸凉赋役制度材料更少，然亦可考知一二。后凉吕光“崇宽简之政”，末年政衰，“权臣擅命，刑罚失中，人不堪役”。继起的北凉沮渠蒙逊，很注意轻徭省赋。他曾下书“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母车氏病重，在下书反躬自问中，他提到“赋役繁重，时不堪乎？”某年春早，又在下书反躬自问中，提到“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在河右诸凉中，北凉最注意赋役问题。《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收有北凉征发役作和有关兵役的文书，还有若干份名籍，证明北凉存在徭役的征发。文书中还可看到北凉有酒吏、仓吏、藏吏、财帛吏。以之与后秦的兵、吏合看，可知十六国时期同样存在吏与吏户。
西凉李暠世为西州右姓。《敦煌资料》第一辑所载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户籍残卷，记有丁男、次丁男、小男的年龄，与晋制略同。《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后主李歆时，“人力凋残，百姓愁悴”，氾称要求“罢宫室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百姓租税，专拟军国”。可知西凉末年税役很重。
十六国中落后的只是夏国。赫连勃勃在晋安帝义熙二年称天王、大单于，官属中没有用一个汉人。他未颁布赋役制度，战争供给所采取的是“我则游食自若”的办法。但也要看到赫连勃勃后来的变化，岭北夷夏降附者数万人，他“拜置守宰以抚之”，表明他懂得了政治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