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本该是安全、健康而快乐的，然而，网吧、不健康读物、不必要的学习负担以及不公平的受教育机会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孩子们的成长，也拷问着那些已然出台却尚未完全落实的政策法规。

一、城郊网吧门槛虚设 监控机制有待完善

每到入夜时分，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的网吧内总能发现穿着中学生校服的身影。尽管网吧入口贴有“未成年人禁止上网”的标志，但这些学生依然可以畅行无阻，专心致志地打着游戏。

通过对云南、湖南等一些地方的调查，记者发现，城区里的正规网吧难觅未成年人踪影，但在一些城乡接合部或农村地区，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现象却十分普遍。曾在湖南某县城入股网吧的陆青（化名）向记者透露，一些小网吧“为了生存”故意不安装身份证识别器。面对丰厚利润，一些网吧交完罚款又重操旧业，继续向未成年人敞开大门。

江苏省口岸中学校长封留才指出，净化网络涉及多家部门，牵动千万家庭，必须多方协同、综合施策、构建常态机制。一方面，文化执法部门要加强力量、动态监督，另一方面，学校和家长也要加强沟通，对学生校外、课下的业余活动进行良性引导。同时，还要大力引入社会监督，发动全民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毒侵害。

二、减负怪圈难以突破 教育改革重在治本

“减负”已成为一个无法打破的怪圈。北京、南京等地，有的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语数外三门课的作业就至少要花两小时完成；有的学校虽然没有硬性作业，３点多就放学，可家长又怕“别人抓得紧”，在课下或周末给孩子报了各式各样的兴趣班。

一位北京家长向记者透露，有的学校把期末考试改头换面，用“闯关”练习、“小达人”比试代替考试，有的干脆把考试安排在开学第一天，语数外三门全考还公布分数。

由教育部拟定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两度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内容包括：一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四至六年级要将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１小时之内；从四年级开始，除语文、数学每学期可举行１次全校统一考试外，不得安排其他任何统考。但在引发一连串热议后，这项规定至今未正式出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减负令”只关注学生课业负担重的表面，没有触及根本。如果现行的高考体系不改革，评价机制不改变，即使学校减了负，家长还会增负。同时，有研究表明，每周两小时的兴趣班对孩子有正向作用，超过就是负向。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孩子很容易养成被动型人格，对今后的发展极为不利。

三、不良读物屡禁不绝 “行业净化”情势紧迫

一本名为《生活大爆笑》的书近日让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的不少学生家长“紧张不已”。这本由“如来神爪”编著的书不仅赫然标榜“尽情毁三观，让你笑到捶地”，文内更充斥着大量少儿不宜的内容。家长王女士说，儿子刚上三年级，学校周边有两个小卖店，主要卖教辅和课外读物，一些言情类、低俗笑话集混迹其中，孩子们没有辨别力，经常相互传看。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在许多二、三线城市，中小学校周边的小卖部和书摊都是少儿读物“浊流”的重要集散地，它们不仅售书、租书，还经营电玩业务。

五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少儿出版管理和市场整治的通知》，严禁出版传播损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出版物，并明确要求有关部门加强监督管理，依法给予严肃处理，坚决收缴相关出版物，取缔其销售行为。

儿童阅读体验馆“第二书房”创始人李岩认为，少儿出版已成为我国出版业增速最快、效益最好的门类，但也出现严重的良莠不齐现象。有关部门应尽快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于不合格出版机构从重处罚、实行“行业禁入”，不能简单罚款了事。同时还要加大校园周边环境治理，阻断不良出版物流向孩子的渠道。

四、校车隐患令人揪心 地方政府责无旁贷

记者在甘肃省定西、临夏、庆阳等地采访时发现，一些学校、幼儿园没有配备正规校车，小型面包车、中巴等安全保障较差的车辆几乎成为校车主流，超载情况时有发生。一位校长坦言，一辆专用校车大概要２０万元到５０万元，比同类普通车贵１０万元到２０万元，欠发达地区的学校根本买不起，即使买得起也无力承担日常保养费用。

更令人揪心的是，甘肃目前有校车１８００余辆，其中符合安全标准的仅占一成。而有乘车需求的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阶段的学生总数大概有１３万余人。许多民办幼儿园为吸引生源普遍配备校车，但多数不达标。

针对日益频发的校车安全事故，国务院发布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对确实难以保障就近入学，并且公共交通不能满足学生上下学需要的农村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获得校车服务。此后，国家标准委也发布《专用校车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幼儿校车的最大乘员数不超过４５人，中小学生校车的最大乘员数应不超过５６人。

近年来一些重大校车事故都是由严重超载、违规驾驶的黑校车造成的。但是单纯取缔黑校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不能配套正规、安全的校车，黑校车只会卷土重来，地方政府责无旁贷，应在加大投入基础上，加强监管。

五、“同城梦想”依然遥远 随迁子女期盼公平

这段时间，在京打工近十年的江苏籍装修工王怀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小儿子入学成了一道“过不去的坎儿”。王怀必须办齐“五证”，孩子才能在京借读，即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暂住证、户籍所在地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

“我是挂靠在一家装修公司接活儿，压根没签过劳动合同，开不了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实在不行孩子只能送回老家，谁来照顾他是个大问题。”王怀苦笑着，叹了口气。

我国自２００３年起允许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２００８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对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接收条件的随迁子女，要统筹安排在就近的公办学校就读，免除学杂费，不收借读费”。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达１２７７万人，占到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９．３％。其中，进入公办学校就学的学生比例达８０．４％。但是，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一些随迁子女的“同城梦想”依然遥远。

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相比北京、上海等地巨大的随迁子女就学需求，中央财政给予的奖补显然是“杯水车薪”。上海已通过市级财政基本解决随迁子女就学问题。北京出现类似情况，主要是市级财政统筹力度不够，导致各区县投入不均衡、缺乏积极性、各自设置政策门槛。今后应建立更加完善的国家经费保障体系，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统筹，实行流动人口受教育经费随学籍走，减轻流入地政府的财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