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边策”
王朴（905— 959），字文伯，东平（今属山东）人。父王序，在王朴显贵之后才获赠左谏议大夫。王朴幼年聪慧机警，刻苦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然而大器晚成，直到后汉乾祐年间（948—950）他40多岁时才考取进士，接着通过释褐试，开始步入仕途，被任命为校书郎，依附枢密使杨邠。
当时后汉政权建立不久，隐帝刘承祐年少孱弱，任用小人，朝政已经渐趋混乱。加上杨邠与三司使王章、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等大臣矛盾日深，形同水火。王朴预见到政局必将大乱，陷于其中于己不利，于是就离开杨邠东归乡里。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后来帝舅李业等唆使隐帝诛杀权臣，杨邠、王章、史弘肇三家均被族灭，与三家有交往的人也大多受到牵连，只有王朴先期离去得以幸免。
后周初年，柴荣任澶州节度使时，王朴在其帐下任掌书记。柴荣任开封尹时，王朴被朝廷任命为右拾遗，充开封府推官。柴荣继位为帝后，王朴被任命为比部郎中。显德二年（955）夏，后周世宗柴荣命在朝的20多名文学之士每人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各一篇，以试其才。其中以王朴的《平边策》最受重视。
在这篇著名的时务策中，王朴开宗明义地指出，只要“观所以失之之由”，就能“知所以平之之术”。既然失之在于“君暗政乱，兵骄民困”，导致“天下离心，人不用命”。那么，“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这样就一定可以成功。至于具体的用兵次序，他提出“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即先易后难的原则，主张先攻南唐，“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在夺取南唐的江北之地后，“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他认为：“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但亦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
王朴的计划是想先平定南方，用江南雄厚的财赋，养北方强大的兵力，然后攻取幽燕，最后取得河东，完成统一大业。此计柴荣虽然并没有完全采用，在取得南唐江淮之间14州之地后就移师北伐，由于中途得病死去而未见其下一步用兵意图。但后来宋初的统治者则大体上是按王朴的方案削平南北割据势力的。由此也可见王朴的《平边策》影响确实不小，他也因之名留青史。
辅佐世宗
王朴的《平边策》大受后周世宗柴荣的赏识。不久，就升迁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旋即又升为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成为柴荣身边重要的谋士。他与柴荣计议天下大事，所见都不谋而合，于是就付诸实行。显德三年柴荣南征江淮，就以王朴为东京副留守。班师后，任命他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不久又升任枢密使、检校太保。第二年，柴荣再次南征，又以王朴留守京师，在此期间，都城秩序井然。
王朴在任开封知府和东京留守期间，为拓广京城匠心独运，“凡通衢委巷，广袤之间，靡不由其心匠”。在拓展过程中，雷厉风行，连有权势的大臣藩镇都怕他三分。故宋人说：“朴留京师，广新城，通道路，壮伟宏濶。今京师之制，多其所规为。”
王朴多才多艺，“为人明敏多才智，非独当世之务，至于阴阳律历之法，莫不通焉”。曾受命校定大历，“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经之学”，制订了《大周钦天历》。又奉诏考正雅乐，“依京房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短寸分设柱，用七声为均，乐成而和”。著有《律准》行世。显德六年（959）三月，又奉诏在汴口设斗门，控制汴河水量，大大改善了漕运。
王朴为人处事太刚，锋芒毕露。他于“稠人广座之中，正色高谈，无敢触其锋者，故时人虽服其机变而无恭懿之誉”。称帝前的赵匡胤都对他敬畏有加。然而在柴荣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能臣，所以当他从汴口回京途中突然发病去世时，柴荣“闻之骇愕，即时幸其第，及柩前，以所执玉钺卓地而恸者数四。赠赙之类，率有加等，优诏赠侍中。”王朴享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