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起源于生产和交换
我国交通的形成和发展，远古之时已肇其端倪。追溯其渊源所在，当始于原始社会。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及其间相互的联系，就可以作为说明。
我国原始社会文化遗址，近年迭有发现。其分布的地区极为广泛，东起黑水白山之间，西迄塔里木河上源，北自阴山之北，南至海南岛的南端，莫不有其踪迹，而黄河流域和东海之滨，更显得稠密。其间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又远较旧石器时期为繁多，显示出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的发展。
当前，原始社会文化遗址的探索工作正在方兴未艾之际，新的发现仍时有所闻。不过就现有的基础，尚可略事论述。旧石器时期的人以采集为主，随遇而安，也可能有一定的居处，却难以说就不再在外彷徨游荡。新石器时期的人显然有所进步。虽不免还有赖于采集，实际上已经能够从事生产。既能从事生产，就可能形成定居生涯。这就对于居住地址有所选择。从现在已经发现的其时遗址分布情况看来，显示出当时的人对于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善于利用的情况。人的生活是离不开水的。当时尚未知掘井，故居住地址就多近于水边泽畔。除了近水之外，尚有其他必备的条件和注意的事项。正是由于能够充分利用地理环境，故其居住地址的使用时期也比较长久。
新石器时期的人不仅能从事生产，而且也有了交换。甘肃洮河流域一些新石器时期遗址和墓葬中曾经发现过玉片和玉瑗①。洮河流域并非产玉的地方，这些玉片和玉瑗显然是从他处运来的。不论其来自何方，殆都是经过长途跋涉、辗转负贩才能运来。可见当时不仅有了交通，而且路程也许相当悬远。一些遗址的所在地就已经显示出当时的人对于交通的条件也有所注意。当时的人选择居住地址，如前所说，是离不开水的。这除了生活饮用之外，便利的交通也应是其中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因素。一苇之航远较翻山越岭为容易，河流沿岸遗址较为繁多，就是具体的说明。这里不妨先以渭水流域为证。渭水流经陇山东西，陇山以东，沿流平原广袤，尚无若何阻遏；陇山以西，由于地处高原，间杂有山岳，艰于往来，故遗址的分布多沿渭水。渭水发源于渭源县，渭源以东为陇西和武山两县②，丹东为甘谷和天水两县①，其间遗址络绎不绝。天水以东，即为陇山，越陇山而下，由宝鸡市直至渭水入黄河处，遗址陆续相望，未稍减色②。无庸多所解释，远在新石器时期，沿渭水上下的东西交通大道，已经初步形成。
正是由于了解到交通的重要性，新石器时期的人对于居住地址也往往迁就于交通的条件。如前所说，那时的人多喜居住于河流附近，就是这样的道理。还更有甚者，乃是居住于两条河流交会的地方。甘肃永靖县莲花台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正在大夏河和黄河交会之处③，而河南南召县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也在黄鸭河和白河交会之处④。就是到现在，两河交会的地方仍然是交通便利的所在。这其间的规律远在新石器时期已为人们所发现了。
然而，河谷水泽之畔，可资作为居住地址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人口逐渐繁殖增多，河谷水泽之畔就容纳不下。河南浚县大赉店、枋头村等濒于淇水沿岸的地方，现在共有十五个村落，却已发现了十一处新石器时期遗址⑤，其稠密的程度几与现代柏埒。而河南安阳洹河侧畔一个十五里长的地段里，竟已发现了十九处新石器时期遗址⑥。遗址与遗址之间的距离尚不足一里，就是在现在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如此。那时已经有了农业，却还不知道施肥，无由克服地力渐减的自然规律，因而也难于在一地长期居住下去，必须选择新地另行迁居。因而，虽非河谷水泽之畔也就有了更多的居住地区。现在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遍布于全国各处，不仅平原地区遗址相当繁多，就是丘陵山地也不乏其踪迹，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
沿渭水伸延的长西古道路
居住地区既已扩大，交换的范围就相应广泛，交通道路也就难免随之延长，而且逐渐趋于形成较为主要的交通道路。黄河流域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最为广大。主要交通道路也较为明显可见。前面曾经说过，渭水沿流由于新石器时期遗址的络绎不绝，显示出其地交通的发达，这里所说的遗址主要就是仰韶文化的遗址。后来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由渭水入黄河处直至陇山之下，皆有分布，几乎原来仰韶文化的旧地都成了龙山文化的新居。这就说明了这条东西大道并不因居人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兴废。还应该指出，就在这段道路上，东部和西部却不相同。东段在渭水之南，西段在渭水之北。这显示出东段和西段地形的差异。直到现在陇海铁路也还因着这样的成规。可见远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已经掌握这里的自然演变的规律。
这条沿渭水的道路，并不仅以渭水为限。渭水入于黄河，黄河东流，这条道路也因之而向东发展，经过现在的洛阳而至于郑州附近。现在郑州以东，遗址少有发现。这不能说当时这里没有居人，而是后来黄河不断的泛滥，地面堆积日厚，遗址波埋愈深，尚未为人所发现。郑州以东本为济水流经的地区，济水是一条古水道，新石器时期当和黄河、渭水同时存在。济水下游直至东海之滨乃是龙山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由今东阿、平阴等处，经济南、淄博各地，而至于东海之滨，可以显示出是曾经有过一条主要的交通道路的①。也可以说，由东海之滨可以西至渭水源头。渭水发源于鸟鼠山，这条道路却并非就止于鸟鼠山。鸟鼠山西为洮河流域，再西为湟水流域。这里是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发达的地区。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不仅向西发展，就是渭水上游也时有其踪迹，特别是齐家文化更东至秦安天水等处。因而这样一条东西大道是会由渭水沿流向西通到湟水流域的。
黄河中下游的三条南北古道路
根据这样的道理，在黄河中下游，还可能有三条主要的交通道路。而这三条道路既富有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也非少数。遗址络绎不绝，宛然如线，不能谓非道路所经过。太行山东，今京广铁路沿线各地，如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新乡诸市及永年、磁县、汤阴、淇县，就兼有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而其北的曲阳亦有仰韶文化遗址，其南的汲县又有龙山文化遗址。若与今北京市西南其他古文化遗址相联系，谓非一条南北交通道路，恐难说得下去。
太行山西的汾水流域亦是如此。今太原市为山西省会，乃一方交通枢纽。其地就曾发现过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沿汾水而下，临汾市和洪洞、襄汾诸县也皆有发现。论其稠密程度似不如太行山东邢台、邯郸诸市间，然汾水并非细流，较之太行山东平原旷野，当更易利用从事交通运输。所可异者，汾水下游之南为涑水流域，涑水沿流的遗址似较汾水中下游为更多。以现在交通来说，这都是同蒲铁路南段经过的地方。若非当时也是一条主要交通道路，如何能这样古今巧合？
经过现在陕西延安、黄陵等县市，可能在当时也是一条南北通行的大道。因为在宜君、洛川、富县、甘泉，以及延安之北的安塞、子长、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以至于榆林、府谷等县皆有遗址的发现。这和现在的道路也是吻合的。黄陵、宜君以南，山岭重叠，使由西安至延安的铁路也不得改道由其东绕行，然铜川和耀县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发现，却可以证明当时的道路是曾经越过这样的山地的。
淮水以南的古交通
这样的情况也见于长江和淮水，而淮水沿流较之长江更为明显。也许长江过于浩淼，不如淮水的较易于利用。就在黄河和长江之间，也并非没有交通可言。长江的支流以汉水为最大。汉水也和其他河流一样，新石器时期的人也不是不设法利用的。汉水支流的白河和黄河支流的伊水，相距最近，而这两条支流侧畔的遗址也都有相当的数目，只要越过其间的山地，两方面的交通也还是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乃是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交通。珠江虽不如长江的浩淼，却也源远流长。其西江远来的云贵高原，那里的山峦起伏，迄今犹感交通困难，何况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不过在南岭的两侧，尚可依稀略见其间的关系。长江支流的湘江和赣江皆自南岭流下，而西江支流的漓水和北江的一些支流也皆发源于南岭山下。这些河流的近旁都有相当数目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其上源有的相距并不很远，舍舟越岭还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这里所说的只是由现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推测当时的交通道路。主要的依据是其间络绎不绝的遗址。既然络绎不绝就易于扩大交换的关系，因而形成了交通道路。可能当时的交通道路不只就是这几条，只是都不是有相当远的距离，就不必一一论述了。
①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
②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渭河上游渭源陇西武山三县考古调查》，刊 《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①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渭河上游天水、甘谷两县考古调查简报》，刊《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
② 石兴邦：《陕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所附《陕西渭水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图》，刊《人文杂志》1957年第2期。
③ 见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第10期《文物工作报导·甘肃省临夏永靖文物普查情况》条。
④ 见1955年《文物参考资料》第3期《文物工作报导·河南南台县史庄乡发现古代遗址》条。
⑤ 周到：《河南浚县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刊《考古通讯》1957年第1期。
⑥ 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刊《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
① 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各地遗址，皆据有关的考古刊物和文献，由于篇幅有 限，恕不一一注明出处。下文有关的遗址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