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典国家大政。同郡王叔英时为汉阳知县，遗书曰：‘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难，能自用其才者尤难，如子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贾谊之于文帝，不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于高祖，察其可行而后言，言之未尝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贾谊之于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之，且又言之太过，故大臣绛、灌之属，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获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载一时，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时周冕之类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类是也。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易，难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从之易，则民乐其利，从之难，则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贵乎得时措之宜也。’孝孺深然之。及与政，又辄慕古王政，即欲见诸事，以故多纷更，卒无成效。

李侍郎绍，江西安福人。与人交，必推心置腹，务尽忠告。察后进志于学者，奖借诱掖，惟恐不至。处僚友间，劝善规过，言直意尽，虽衣冠不正，举止失度，亦必告焉，而人不为迕。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一]

（校记[一]此‘李侍郎绍’一条，是重印本抽去‘解学士缙应制’条补入。‘解学士缙应制’条已见卷之四调护类第一条，原为复出。）

瑞安高氏墓有穹碑一通，吴中太湖石所砻，碑阴锯纹朗朗而欹。闻宣德间，永嘉黄少保淮葬父，锯其半为神道碑，锯且尽，高之裔孙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黄问故，高曰：‘恐后人复欲锯耳。’黄默然。

己巳北狩，学士周叙自南京贻王文端书曰：‘永乐、宣德间，尝仰望少师东里先生，然即其举措，究其底里，士大夫公论，不容掩也。易曰：“知几其神乎？” 书曰：“慎终于始。”又曰“惟克果断，乃罔后艰”。窃思三杨辅政之初，一几也，不深思熟虑，身任其责，惟阳敛阴施，掩人耳目，虽曰自保，其实误国，致今岁七月之祸。此时先生与诸君子辅政之初，又一几也。宜鉴覆辙，为宗社生灵永远之谋，失今不图，噬脐莫及。岂得即效子房之从赤松，晋公之营绿野乎？叙官至学士，又冒膺宋史之修，傥不即死，成此一事，窃名穹壤间，他富贵皆无所望。所念者，国家安则民皆安，叙辈亦可偷生，毕其素志。今岁以来，因朝廷屡有更张，不敢避祸，屡有所陈，未审朝议以为可否？自是以往，亦不敢渎告一语矣。’

何文肃为副使，见时政阙失，致书于翰学彭华曰：‘古之善观人国者，不观其国势之强弱，而观其用人之贤否。今用人贤与否，愚不能知，但见升一官，进一秩，士论辄哗然，曰某以亲旧当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书政府而得之，某以纳贿权门而得之。仆始闻之，以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沦弃，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时，既苟利以进身，多事之秋，肯捐身而报国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谓当奖恬退，抑奔竞，以振名教于风颓俗靡之际。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刚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亲者小人也，于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与，拔而用之，不必亲也，不必故也，不必识其面也。果小人与，黜而退之，亲不可私也，仇不可避也，群言交属，不可狥也。以此处之，庶几有招之不来，麾之不去之君子出焉。此时事之大者。阁下官为学士，职号论思，时政之得失，人才之贤否，知之素矣。经筵进讲之余，宜从容陈之，使天下阴受其赐可也。昔欧阳永叔、司马君实为翰林学士，所论奏者，岂徒发挥经义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仆所望于阁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实秉国成，古人有云，政经及子，可不预虑而熟图之耶！’

李西涯当国二十余年，一日有人投以诗云：‘清高名位斗南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绿，子规啼罢鹧鸪啼。’李得之大惭。（北窗琐语）

正德时，李西涯于刘瑾、张永之际，不可言臣节矣。士惠其私，犹曲贷而与之，几无是非之心。罗公?乃李之门人，引大义责之。书云：‘生违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与？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椷不觉狂悖干冒之至。’李得书泪下。

陆文裕云：‘弘治癸亥，兰溪章先生德懋起为南京国子祭酒，一见予，遂蒙顾待。尝以事见，辄慰谕之曰：“大凡为礼，贵敬而和，不必太促缩，令人气索。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凡见一有爵位者，须自量我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为畏之哉。”此为庶吉士与座主刘学士司直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言矣，孟子所谓藐者，是藐其势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刘公析理之精，前辈风度如此。’

王抑庵先生典选，遇不如意事，好诵古人诗以自宽。一日有新得给事中即欲干挠选法者，则曰：‘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御史有言铨部进退官不当，则曰：‘若教鲍老当筵舞，更觉郎当舞袖长。’要多切中云。

何元朗云：‘余在南馆时，府公王槐野先生喜谈西北事，一日言王晋溪总制三边时，每一巡边，虽打中火，亦费百金，未尝折干。到处皆要供具，烧羊亦数头，凡物称是。晋溪不数脔，尽撤去，散与从官，虽众头目，亦皆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则人人效命。时东南适有倭寇，余与陆祠部五台相遇于舍弟家，祠部方有赞画之命，余举似之，余曰：“盖当时法网疏阔，故晋溪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则台谏即时论罢，不能一日容矣。”舍弟云：“近闻总督有驰数皮箱银去者，不闻有人论之。”余曰：“此数皮箱之物，未必尽以自私，必有同其利者，既同其利，谁复言之？若如晋溪所为，则论者交至矣。但昔之当事者，损己之奉，以悦犯难之人，今之当事者，割犯难者之肉，以饲权贵，何怪偾事之不旋踵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