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名旻宁，为嘉庆帝颙琰第二子。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幼时“从编修秦承业、检讨万承风先后受读，又与礼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侍读学士徐颋朝夕讲论”，同时习学骑射。史载旻宁十岁时，随乾隆帝行围威逊格尔，竟能引弓获鹿。乾隆帝十分高兴，赐与黄马褂和花翎，并咏诗记其事。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尊建储家法，亲书上名”，缄藏于匣，旻宁成为内定的皇嗣。后来在嘉庆十八年，爆发了由李文成、林清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在宫内一些太监的内应下，近百名义军分两路攻入紫禁城，“入内右门，至养心殿南”。当时，嘉庆帝“秋狝木兰”，不在京师。旻宁“御枪毙二‘贼’，余‘贼’溃散，乱始平”。嘉庆帝称他“有胆有识，忠孝兼备”。旻宁谢恩奏言：“事在仓猝，又无御敌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这一年，旻宁被封为智亲王。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帝病逝于避暑山庄，旻宁即帝位，以翌年为道光元年。
道光帝在位凡三十年，为挽救清皇朝的衰败，他很想作为一番，重整朝纲，使清朝振作起来。
改革漕运、盐政，开禁采矿
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中积弊丛集，其中尤以漕运和盐政问题最为严重。漕运为“天庚正供所关”，盐政则关系到国家重要的财政税收。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道光帝的关注和重视。
有清一代，漕政“病官病民”，弊端丛生。在漕粮的征收、交兑、运输、入仓的过程中，且不说办漕官员如何贪污中饱、属下吏员巧取横索，就说南粮北运，专恃运河，而运河河道已变得淤浅，一遇大水还成大害，南北运输不能畅通无阻。道光四年（1824），江南高堰漫口，清水宣泄过多，高宝至清江浦一带，河道节节浅阻，船只不能畅行，漕运再度紧张。有人奏请引黄入运，添筑闸坝，终因黄河水夹带大量泥沙淤积于河床，漕船仍不能通行。道光帝决计革除漕政积弊，有效地解决漕运问题。自元至明，海运之法，行之有效。清代嘉庆时，也曾试行。后来由于部分廷臣及主持漕运的胥吏以风涛、“海贼”等理由加以反对而一直不能实行。道光帝在廷臣“有谓可以试行者，亦有谓断不可行者，迄无定见”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江苏苏、松、常、镇，浙江杭、嘉、湖等府属，滨临大海，商船装载货物驶至北洋，在山东、直隶、奉天各口岸卸运售卖，一岁中乘风开放，每每往来数次，“似海道尚非必不可行，令两江总督魏元烺、漕运总督严检、江苏巡抚张师诚、浙江巡抚黄鸣杰等各就所属地方情形，“广谘博采，通盘经划，悉心计议，勿存成见”，将海运之事“一一熟筹”。但是，这些官员不愿承担海运风险，均以为海运窒碍难行，仍主张采用“引黄济运”，盘坝接运的办法。这种办法实行的结果，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漕运问题，还虚耗了大量资金。道光五年六月，道光帝分别给阻挠海运、又拿不出漕运办法的大学士孙玉庭及江浙有关地方官员以革职、降级、调用等处分，改派琦善为两江总督，并任命勇于改革、政绩卓著的安徽布政使陶澍为江苏巡抚，命他们切实筹措海运事宜。陶澍亲赴上海勘察海运的可行性，然后上奏，主张海运漕粮。道光帝同意试行，并于上海设立海运总局，由江苏派遣官员管理，在天津设立分局，由朝廷派遣官员验收。海运计划确定以后，陶澍再次亲赴上海督办。道光六年二月初一日，第一批海运船只，装载漕米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余石扬帆出海了。海船自吴淞口出十滧，东向大洋至佘山，北向铁槎山，历成山，西转芝罘岛，稍北抵天津，总计水程四千余里。道光帝派遣朝廷重臣赴津验米，米色滢洁，且时间缩短，运费低廉。此后，继续由海路运送漕粮。至六月初，江南漕米全部运完。道光帝实行海运漕粮，当时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由于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他并没有能坚持实行下去。
清代盐法，大率因明制，各省行盐循用纲法，招商认窝（产盐地），领引办课，引从部发，遂使盐业之利尽归盐商。各盐商层层盘剥，兼之各省官绅皆视盐务为利薮，或藉口办公巧为侵蚀，私取规费。积习成弊，积弊成例，致使私盐充斥，官引滞销，国与民交受其困。道光时，盐业困顿凋蔽，愈益严重，而当时两淮之盐，销区最广，商疲课绌，积弊亦最深。道光十年，两江总督陶澍以淮盐疲蔽已极，屡陈积弊情形，并请删减浮费，停缓摊补。不久，道光帝批准实施了革新盐政的措施，将两淮盐政裁撤，其盐务改归两江总督管理，以一事权。道光十三年，推广实行票盐制。
所谓票盐制，即于场区适中地点，设局收税。无论什么人，只要照章缴纳税课，即可领票运盐，在限定的地域范围及规定的期限内自行贩卖。票盐制革除了专商专岸之弊，改变了过去盐商垄断盐利的局面，国家则可收化私为官之益。由于票盐制手续简单，官吏无由侵扰，成本减轻，商人因而争相经营。票盐法于道光十二年首先在淮北地区三十一个州县实行，效果十分显著，不到四个月，清运三十余万引（一引为四百斤）场盐运销一空。票盐制广为推行后，私盐不禁自绝，官盐畅销无阻，盐课成为国家财政一大收入。由于票盐法行之有效，时论皆以改引行票为救弊良策。
票盐法行之有效，实为利国利民之举，但同样受到和过去行盐之法利害相关的各种势力的反对，道光帝因推行票盐法阻力重重，也不得不使盐政的改革半途而废。
清代前期，从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曾采取了开放矿禁的作法，使中国的矿业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但自乾隆中叶以后，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清廷经常以“开矿聚集亡命，为地方隐忧”为由，不断下达一道道“严行封禁”、“永远封禁”的命令。嘉庆帝时仍延续这一政策，强行封禁了一批开采的矿山，对要求允准开矿的官员和承办开矿的商人严加申斥，对一批朝廷获利甚多，及事关鼓铸大局的铜、铅等矿的开采，则由朝廷和地方官府严加控制。这种政策，使国家大利坐弃，民生日困。道光帝即位之初，仍企图实行这种政策。道光六年，他曾以畿辅重地，有碍地脉风水为由，禁止商人于宛平等五州县开采银矿。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对开矿有了些新认识，在一道上谕中明确地指出：“自古足国之道，首在足民，未有民足而国不足者，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万民之用。”道光二十八年，他又在另一道上谕中称：“开矿之举，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仍是藏富于民。”“足国之道，首在足民”，“藏富于民”，这种观点的提出，表明道光帝在治国之道上的一种真知灼见。道光帝同时以实际措施鼓励开矿。他对藉口办矿“累民扰民”， “人众易聚难散”而反对开放矿禁的官员进行劝导，告诫他们不能“因噎废食”。他严饬地方官员不得“畏难苟安，托词观望，游移不办”。他又根据过去官办矿政，“官吏因缘为奸，久之而国与民俱受其累”的弊病，提出“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由此看来，道光帝对开矿一事，提倡颇力，措施亦得当，这对当时矿政建设大有裨益，百姓生活亦称方便。
矫正奢靡风尚
从乾隆时始，上自乾隆帝，下至官僚地主和满族贵族，奢靡成风，愈演愈烈，对人民的巧取豪夺有增无减，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为了挽救清朝统治危机，道光帝在即位之后，力图遏止奢靡之风，使整个社会能黜华崇实。
他一即位，便颁发声色货利论，力图说明声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的严重危害，表示要谨遵嘉庆帝不迩声色之谕，力崇节俭，返朴还淳，告诫觉罗子孙身体力行，概从朴实，勿尚虚文，竭力倡导在皇族、满族贵族中恢复满洲淳朴旧俗。道光二年（1822），他规定在皇子皇孙指婚其福晋后，“父家置备装奁，不得以奢华相尚，一概务从俭约，复我满洲旧俗。将来进呈装奁清单，如有靡丽浮费之物，经朕看出，不惟将原物发还，并加以议处”。道光十四年九月，他在观看八旗前锋护军各营章京步射时，发现各章京一体穿用蓝色袍服。他对这种“竞尚虚文”的做法极为不满，令管理八旗各营大臣晓喻所属官兵，“嗣后遇有射布耙及引见人员，惟期骑射娴熟，弓箭齐整，所穿袍服，细布俱可，不必再拘颜色……操练衣服毋尚奢华”。他又命八旗兵丁习射时俱穿用布衣布靴，不准穿用�缎，六品以下旗员平时只准穿用布衣布靴，亦不准穿用�缎。如有违反者，除将旗员本身斥革外，必将该管大臣严加惩处。
当时，社会奢靡之风无过于河工者。清朝漕运依赖运河，历朝十分重视河政。国家每年靡帑数百万，真正用于工程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仅供河吏挥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之所不及者，如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口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肉，必得杀三、四峰骆驼。参加河督宴会的人，很少有能终席者，因每次宴会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除了河吏的挥霍而外，过往官员、举贡生员等等皆欲染指分肥。新翰林携朝臣一纸书信谒总督，万金可咄嗟至；举人、拔贡携京员一纸书信谒库道，千金可立至。道光帝对此早有所闻，于道光二十四年下达上谕，严行禁止过往官员及举贡生监幕友人等分肥饱己私囊的卑污行迹。他说：“河工银两，丝毫皆关国帑，河员承领钱粮，均有购料修防之责。傥过往官员、举贡生员、幕友等视为利途，纷纷前往，该员等焉有自己出赀之理？无非滥请支领，克减工程以为应酬之费，于河务甚有关系，不可不严行禁止。”他命令南河总督潘锡恩对上述不法行为“一律严禁，嗣后查有持信往谒意在干求者……即将其人暂行扣留，指明参奏。其有向道厅求助，业经帮助银两者，即一并参办。”又令两江总督明查暗访，“倘此后仍有前项情弊，该河督未即举发，即行单衔奏参，庶几惩一儆百，力挽颓风”。一纸上谕能不能力挽颓风做到弊绝风清，自当别论，但道光帝力挽奢靡之风的态度是坚决的。当然，随着整个封建制度的腐朽，要彻底解决封建官吏、满洲贵族、地主阶级中奢靡风气是不可能的。
整顿吏治
吏治的腐败是封建制度腐朽的必然产物。清中叶以后，吏治的腐败更甚于前代，这是清朝走向没落的突出表现。究其原因，其中与清代公开推行的捐纳制度有关。公开卖官鬻爵，使得仕途更加混乱，贿赂公行，官吏贪鄙成风，产生了大批腐败、昏瞆的官吏和骇人听闻的贪污现象。道光帝即位后，深知吏治腐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感到有必要加以整饬。道光二年（1822），他下达谕旨：“嗣后现任官员不准加捐职衔，著为例。”
清代京官和地方府厅州县各级官员各有生财之道。京官依赖外官之馈赠，外官则以俸廉不敷办公为辞，依赖种种陋规，浮收勒折，科敛民财。一些膏腴之地，每岁陋规多至二十万。各级官员“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官司之朘削，民生困蔽”。道光帝企图对各地陋规加以整顿，首先从直隶开始。道光元年，他命令直省督抚督率藩司，“将所属陋规逐一清查，应存者存，应革者革”，“奏定之后，通行饬谕，如再有以赔累为词，于此外多取于民者，一经发觉，即行从重治罪，不稍宽贷”。但是，此谕下达不久，即“朝有诤臣”，“连章入告”，道光帝只好明降谕旨，停止清查直省陋规，使得这一措施半途而废。
为了整顿吏治，道光帝还对那些年老昏愦、诸疾缠身而又恋栈不肯退位者加以罢斥。云贵总督伯麟，年逾七旬，素患骨疾。道光帝将其调离总督任所，授以协办大学士衔，供职京师。回京不久，伯麟即要求外放，随即遭到道光帝严厉申斥：“知总督之养尊处优，而不知任大责重。以伊衰暮之年，使加以简任，尚安望其称职？”他认为伯麟“欲以要君之举，坚其恋栈之心”，故毫不留情地将伯麟休致。
禁止鸦片走私与贸易
清中叶以后，鸦片烟毒的泛滥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故雍正七年（1729），清廷即公布禁吸鸦片之命令，乾隆时严定国内商人、侍卫、官吏等不得贩卖鸦片，违者处以徒刑。嘉庆一朝，禁令屡颁，对吸食贩卖者的刑罚亦不断加重。然而，由于清皇朝的吏治腐败和外国鸦片烟贩子的破坏，纸纸禁令，形同具文。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趸船揽储于外洋，快蟹、扒龙等艇飞棹走私，吸食大小窑口潜藏于内地，吸食者遍布城乡各地，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在乡吸食。鸦片烟毒，危害生灵，“势将胥天下之编氓丁壮，尽为萎靡不振之徒”，野有游民，国无劲旅，这是多么令人怵目惊心的情景！道光帝即位伊始，连连发布严禁鸦片的命令，查拿烟贩，禁民吸食，对地方官查拿鸦片不力者，订立议处失察条例，严饬地方官晓谕居民，不准私种罂粟，防止鸦片蔓延。道光十一年，他又命两广总督李鸿宾等“确加查核，如何使烟土不能私入，洋面不能私售……务将来源杜绝，以尽根株，勿令流入内地，以除后患”。十二年八月，又谕令各省督抚提镇严禁陆路水师将弁兵丁吸食鸦片。但是，这些禁烟措施并未能遏止鸦片流毒的汹涌泛滥。清统治集团内部禁烟、反禁烟的斗争日益激化。
道光十六年（1836）六月十日，太常寺卿许乃济在上奏的《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中，提出弛禁主张，要点有三：一、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解决的办法是， “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为防止白银外流，“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二、“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才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三、“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许乃济的主张徒有禁烟之名，实为鸦片流毒推波助澜。道光帝对许乃济的主张，未置可否，只是发交两广总督邓廷桢，要他对此发表意见。身居烟毒渊薮的邓廷桢，竟支持许乃济的主张，认为“所请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他建议“准照原奏”。许乃济的弛禁主张，除得到邓廷桢的附议外，“举朝无继言者”，而反对者的奏折却纷纷上达。其中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御史袁玉麟的三份奏折，充分揭示了许乃济主张的荒谬，对道光皇帝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以后，道光帝多次谕令广东、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各省督抚并各海口监督，随时随地认真稽查，防止纹银偷漏出洋和鸦片走私入口，驱逐趸船，拿办窑口。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达著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提出严禁主张。其中最为重要之点，是提出以死刑来惩治鸦片吸食者。对于吸食鸦片的文武大小官员，如若逾限吸食，即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对吸食鸦片者以死罪论处，这还是发言盈廷的历年条奏中的第一次。
道光帝得到这个事关重大的奏折，立即命令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在一年时间内，各省督抚纷纷遵命发表意见，其中绝大多数对黄爵滋的主张持反对态度。他们有的打着“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的旗号，反对重治吸食者；有的打着“清其源”“扼其流”的旗号，主张重治囤贩。支持黄爵滋的为数极少。两江总督陶澍是支持者之一，他认为“黄爵滋所陈重治吸食罪以死论之奏，实出于万不得已之苦心，而为救时之急务也”。湖广总督林则徐早就力主严禁鸦片，而且已在湖南、湖北厉行禁烟。他在道光十八年七月的奏折中说：“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在同年九月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奏折中，林则徐进一步指出重治吸食的必要，再次痛陈严禁鸦片的迫切性。他说：“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在奏折的后面，还附有详尽的戒烟药方，以说明在限期内戒绝烟瘾是可能的。
道光帝在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主张以后，虽然没有立即加以支持，但黄爵滋、林则徐等人的有说服力的严禁主张，无疑给予他很大震动。他在读到“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时，挥毫“朱圈赞赏”。兵痼银竭的危险，终于使他下决心禁烟。此后，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明显地加快了走向全面严禁鸦片的步伐。他下令将已由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的吸烟官员革职，谕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对吸烟者、贩烟者“一体认真访拿，有犯必惩”，令各直省将军、督抚等“饬属严密访查，一经报官，立即惩办”，饬谕两广总督邓廷桢对广东将备兵丁内吸食鸦片者“随时惩治，万勿姑息”，指示直隶总督琦善严密查拿天津洋船、铺户。他明令嘉奖湖北汉阳厉行禁烟的郭觐宸。他严令各直省将军、督抚“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林则徐九月的奏折，进一步坚定了道光帝禁烟的决心和信心，他立场鲜明地站到了严禁派一边，对违令者施以严处。如，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在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事被揭发，便被道光帝革去了王爵、公爵。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道光帝给予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的惩处。他在上谕中表明自己的态度说：“鸦片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饬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尽绝根株，毋贻远患。”
道光帝采纳严禁主张之后所采取的最具决定性的步骤，是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令他“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他申明派遣林则徐驰赴广东的目的，是为了“积习永除，根株断绝……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林则徐在次年即道光十九年三月至六月禁烟期间的一切措施，都得到道光帝的首肯和支持。他对于林则徐向外商宣示的“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的决心尤为赞赏，称誉林则徐“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道光帝屡次指示林则徐，应于各国船只出入经由要道的广东海口水陆严查，“务使外海夷船，不得驶进口门，妄生?觎，内地匪船，不敢潜赴外洋，私行勾结……要期除恶净尽”。林则徐不负皇上重托，采取有力措施，终于迫使外国鸦片烟商缴出鸦片二百多万斤。道光帝对此十分满意，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交部从优议叙。并谕令林则徐等查明实在箱数，派委明干员弁解京以凭核验。一些官员认为不值以国家有利之财，糜之于无用之物，同时广州至北京行程几千里，最易被人偷换。道光帝接受了正确的建议，改变了主意，令林则徐等“毋庸解送来京……即于收缴完竣后，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慑”。林则徐遵照谕令，于六月三日开始，把缴获的鸦片于虎门太平镇当众销毁，至二十五日才彻底销完，共销毁鸦片二百三十七万斤。
道光帝接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奏报，揽奏兴奋之极，提笔批曰：“大快人心一事！”在林则徐于广东主持销烟期间，六月十四日，道光帝批准了五大臣会议提出的《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该章程将黄爵滋的严禁主张法律化，并增加了林则徐等人提出的具体建议，使之更为完善，更为具体。章程明确规定：“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洋，囤积鸦片，首犯拟斩枭”；“开设烟馆，首犯拟绞立决”；“栽种罂粟、造制烟土、贩烟至五六百两，或兴贩多次者，首犯拟绞监侯”；“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民概拟绞监侯”；“在官人役并官亲幕友一年六个月内在署吸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宗室觉罗吸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宗室觉罗吸烟者发往盛京严加管束，如系职官及王公均革职革爵发往盛京永不叙用，如犯在一年六个月限满后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拟绞监侯”。道光帝将这个章程以《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的名义，颁发各省遵行，并谕令内阁将章程“纂入则例，永远遵行。”他又在上谕中再次宣示自己的禁烟宗旨说：“朕惟姑息非所以爱民，明刑即所以弼教。鸦片来自外洋，日甚一日……军民人等受其毒者，始则被人引诱，继乃习为泛常，甚至荡产戕生，罔知悛改，关系于人心风俗者甚巨。若不及早查禁，永杜弊源，则传染日深，其害伊于胡底……今定以死罪，立限严惩……庶几根株净尽。力挽浇风。”他告诫各省地方官员：“惟是有治人而后有治法，该将军督抚等，果能早为查办，何至流毒如今日之甚？朕姑宽其既往，自此次明定章程以后……倘仍意存玩泄，视条教为具文，或畏难苟安，或始勤终怠，则是甘心伏法，自丧天良，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其各懔遵毋忽！”兴贩、栽种、吸食鸦片罪以死论，在职官员、宗室觉罗、王公皆不能幸免，这充分说明道光帝企图一举永除积习，根株尽绝鸦片流毒的决心。
这样，从道光十八年年末开始，在道光皇帝的敦促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全国展开。在广州，二百多万斤鸦片烟渣随海浪冲入大海，消逝得无影无踪；在沿海各省，鸦片走私船被缉获，走私烟贩被缉拿；在内地各省，罂粟的种植被严令禁止，鸦片烟、烟枪、烟具被收缴、销毁，各种戒烟药丸被分发，吸食者被处以刑法。诚然，在全国各地，禁烟措施在贯彻的程度上有很大差异，有的省份因弛禁派迁延观望、敷衍塞责而不能有效地执行禁烟措施。但道光帝是决心在全国切实实行禁烟的，其效果也是显著的，于国于民都有利。英国人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一书中，对道光帝的禁烟、销烟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了……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这种评论并非过分。
鸦片战争中对英国侵略者的抵抗和妥协
道光十九年（1839）初，当道光帝派遣林则徐驰赴广东，决心大张旗鼓地厉行禁烟时，他同时亦在筹划沿海的防卫，对广东海口的防卫措施尤其重视。他在给两广总督邓廷桢的上谕中说：虎门海口为粤海中路咽喉，应妥为布置，务于本年三月之内将排练炮台一律赶造完竣，并将新添炮位，如法制造，水师兵丁，由提督关天培“如数饬募，随时演习，以期得力”。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禁烟雷厉风行地展开后，他及时地提醒沿海各省督抚提镇，必须严密防范。
六月，义律指示不法商人拒不出具甘结，企图在澳门贸易，并欲偷卖新来鸦片，七月又发生了英国水手殴毙民人林维喜、拒不交出凶手的事件。面对英国侵略者的无理挑衅，道光帝支持林则徐“禁绝柴米食物，撤其买办工人”的做法，谕令林则徐等“不可稍示以弱”，“不得示弱长骄”。九月四日，英国舰艇向中国水师船只开火，遭到中国水师的有力回击，迫使侵略者狼狈而逃。林则徐将这次战斗的经过作了详尽的汇报，道光帝大受鼓舞，在林则徐的奏折上批示：“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猛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在这以后，道光帝给林则徐的谕令中，不断有“不可示弱贻机”的告诫。道光帝试图在广东给侵略者以坚决有力地打击的方针，是十分明确的。
道光二十年（1840），英军攻陷定海，道光帝对此毫无预见，未免有些惊慌。为了应付这猝然而至的紧急局面，他一方面对定海失守应负责任之官员革职拿问，一面作出了一系列军事部署。调福建提督余步云驰往浙江会剿，命邓廷桢选派闽省大员，带领舟师，星飞赴浙。不久，又颁发钦差大臣关防，令两江总督伊里布赴浙统筹剿办事宜。定海失陷后，道光帝为收复定海所进行的战争部署无疑是积极的，但英军攻陷定海，确也使他禁烟和抵抗的决心发生动摇。这时朝廷内部禁烟的弛禁派和反对派，纷纷在道光帝面前对林则徐等飞短流长，有的说，英军攻陷定海是因为绝其贸易，有的说系因林则徐烧毁鸦片而起，有的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了林则徐私自接受英王文书加以销毁的谣言。这些流言动摇了道光帝对林则徐、邓廷桢的信任和支持。当他命令伊里布赴浙剿办时，伊里布同时也负有查究英军入侵起因的使命。当英舰沿海北上时，道光帝命直隶总督琦善，在英舰驶至天津海口时，不必立即开枪开炮，“傥投递禀帖等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不久，英军舰到达清统治的心脏地区天津大沽，投书清廷，提出割地、赔款的无理要求。道光帝认为这些要求都是不可行的，故断然加以拒绝，然而慑于侵略者的坚船利炮的威胁，他也没有进行公开抵抗的胆量，反而承认：“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为了表明自己言出法随的诚意，他立即发出申饬林则徐的上谕，无理指责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易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在英舰云集大沽时，道光帝虽然不敢号召公开的抵抗，但在内部仍进行着抵抗的部署。他曾命令盛京将军耆英对潜入奉天洋面游弋的英军舰只“即开放枪炮，尽力歼除，不必因有天津禀诉一事，转滋顾虑”。并指示守御军队“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击痛剿，使聚而歼旃”。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赴广东，道光帝赋予他的并不是向侵略者妥协投降的使命，而是谕令琦善“一面与之论说，一面妥为预备，如桀骜难驯，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飞调，一面奏闻”。还命令沿海各将军督抚等“仍遵前旨加意操练，以期有备无患”。琦善到达广东后与英国侵略者进行谈判。英国侵略者不仅拒绝交还定海，同时再次提出赔偿烟价，开辟通商口岸等要求，道光帝再次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决意改变通过谈判解决纠纷的初衷，调遣湖南、四川、贵州兵驰赴广东，令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相机剿办”。他表明自己大申挞伐的决心说：“朕志已定，断无游移。”他又及时将英国侵略者到广东后的情况通告伊里布等，令伊里布、裕谦“悉心筹划，何处必须防守，何处可以进剿，先事预筹，密为布置。并遴选将弁，准备枪炮，一俟广东咨照实在情形，即行相机堵剿，兵贵神速，计必万全，务须一鼓作气，聚而歼旃。”道光二十一年一月，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重新挑起了武装冲突。道光帝于一月二十七日下令对英国侵略者“痛加剿洗，聚而歼旃”，这并不是虚声恫喝。在宣战令下达后，他接到琦善“敌船坚炮利，无可扼守，只得不避重罪，从权办理，吁恳施恩”的奏报后，十分愤懑，责令琦善“赶紧团练兵勇，奖励士卒，并储备军需粮饷枪炮火药”。他在另一份上谕中，愤怒驳斥琦善“地势之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縻”的谬论，表示“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与此同时，道光帝开始了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调兵遣将：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征调湖北、四川、贵州三省兵丁各一千名前往广东。将力主妥协的琦善革职拿问。将迁延观望、株守数日、不积极进兵定海的伊里布，调回两江总督原任，不久交部严加议处。派遣“平日办事尚属勇往”的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兼程驰赴浙江，并从各地调集兵力，希望一鼓作气克服定海。道光帝的这些部署，由于前线将领的懦怯无能，没有能收到实际成效。《广州和约》的签订是不能完全归咎于道光帝的。同年八月，英国重又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为了阻止英军长驱直入的进攻，道光帝作了鸦片战争中最后的军事抵抗的部署，以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以侍郎文蔚、付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再次从各省集积军队一万一千多人，组织抵抗。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的抵抗一直沿续到英军破吴淞沿长江进犯时，这中间虽有动摇，抵抗仍是道光帝对鸦片战争指导思想的主流。
平定张格尔叛乱
嘉庆时，随着吏治的日益腐败，清廷派往新疆地区的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及侍卫、章京人等，“或意存见小，子女玉帛，嗜欲纷营，又役使回人自恣威福”。这些满族大员，还与当地伯克相勾结，“敛派回户，日增月盛”，“赋外之赋，需索称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办事大臣”。清廷驻新疆各级官员和维族上层分子的倒行逆施，横征暴敛，激起维族人民的强烈憎恨，他们反抗贪官污吏的事件不断发生。张格尔系乾隆时因叛乱被诛的大和卓木波罗泥都之孙。他起初匿居于浩罕，后在喀布尔。在英国殖民者的支持下，他长期以来即在南疆进行活动，“以诵经祈福传食部落”。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张格尔利用南路参赞大臣斌静荒淫失回众心的机会，纠众数百寇边。领队大臣色普征额率兵击败，张格尔仅余二、三十人，舍骑步逃。色普征额欲与斌静宴中秋，并未趁胜穷追，张格尔得以逃生。道光四年秋至五年夏，张格尔又屡次骚掠近边，官军往剿则远遁。道光五年九月，领队大臣色彦图，以兵二百出塞四百里追剿，无所获。色彦图竟纵杀无辜的游牧布鲁特妻子百余而还，部落头目汰劣克愤极，率所部二千，追覆官兵于山谷。张格尔叛乱势力益发猖獗。道光六年七月，张格尔率众五百余，由开齐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人和卓木之墓。领队大臣乌凌阿以兵千余征剿，张格尔率军突围而出，“各回响应，旬日万计”。叛乱迅速蔓延。这时，浩罕首领率万人至，因张格尔曾与浩罕相约，攻破西四城，“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酬其劳”。张格尔因探得喀什噶尔清军力量单薄，乃悔背前约。浩罕首领愤其背约，遂在我国境内与张格尔叛军火并。这年八月，张格尔率部连续攻陷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西四城全陷敌手。张格尔叛乱，使回部城镇沦于战火，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战火的浩劫，亦危及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道光帝决定遣军入疆平叛。清军仅用五个月的时间，即收复了张格尔盘踞的西四城，基本上粉碎了张格尔的叛乱。清政府平叛的迅速胜利，除了由于张格尔“须索科派，人心离散”，“暴虐已极，众心怨恨”的客观原因外，与道光帝的正确调度，也有密切的关系。他果断地派遣大军三万六千人，用署陕甘总督杨遇春、固原提督杨芳等为将帅，筹集充足的粮草、马驼、弓矢、枪炮，责令将帅赏罚公允严明军纪，抚剿并行，因而军事进展迅速，仅五个月的时间，即收复了西四城，在道光七年十二月擒获张格尔，彻底平定了叛乱。
道光帝又综合臣下建议，实行了一系列善后政策，他谕令要 “重抚绥”，力图妥善地解决各回城伯克自治问题，明文制定了各回城补放伯克章程。规定各城三品至五品伯克缺出，由本城大臣，照内地体制，造具四柱清册，一劳绩，二资格，三人才，四家世，出具切实考语，将应升应补之人开列四五员咨送参赞大臣验看。为杜绝边吏和伯克等对回民的需索婪求，道光八年，照那彦成等所议，道光帝令将过去边吏伯克等扰累之事勒石永远革除，一勒各城大臣衙门，一勒各城阿奇木衙门，同时通行刷印，分贴各回庄明白晓谕，明文规定，此后，各城大臣或受已禁陋规或改易名目，仍有侵削，即照乾隆年间规定的办法，立行正法，所有滥应中饱之阿奇木等亦予正法。道光帝所实行的这一系列善后之策，为西部边陲的安宁巩固提供了条件。
在平叛战争中，道光帝多次下达“殄灭丑类，俾无遗种”，“从逆者童稚不留的残酷命令，因而在这场战争中，维族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自然是十分严重的。但是，道光帝领导的对张格尔叛乱的平定，无论是对防止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还是对巩固中国西部边疆，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在客观上都有积极意义。
镇压瑶民起义
在嘉庆统治时期，蓬勃、迅猛发展的全国各族人民起义的浪潮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然而，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仍然在不断激化，道光年间，各族人民反封建的起义时有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湖南、广东、广西瑶族人民的起义。
湖南衡、永、郴、桂四州郡，界广东连州、广西全州，踞五岭之脊，是汉、瑶人民共居杂处之地。汉族地主阶级欺压瑶族人民，“掠攘侵侮”，而官府则“右奸民以朘瑶”。瑶族人民不堪封建统治者的欺压盘剥，奋而举起反抗的旗帜。
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湖南永州江华县锦田乡瑶民联合广东瑶民六七百人，在赵金龙领导下，于两河口起义，迅速攻克两河口地区。道光十二年正月，江华知县林先樑、永州镇左营游击王俊“带兵往捕’，为起义军所败。王俊滥杀无辜以泄愤，激起瑶民更激烈的反抗。起义军迅速发展，各寨响应起义的达一千多人，聚集于长塘夹冲，皆以红布裹首为号。永州镇总兵鲍友智调兵七百，永州知府李铭绅、桂阳知州王元凤各募乡勇数百合力进剿。赵金龙率军突围而出，至蓝山之王水瑶。起义军发展到二、三千人，乘胜进至宁远地区。道光帝调遣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赴剿，并令两广总督李鸿宾、广西提督苏兆熊各防边界。李鸿宾遣提督海凌阿率军进剿，海凌阿率宝庆协副将王韬以兵五百余由宁远之下灌进攻。义军早有准备，一部分人扮成清军模样，混入军中，“伪充夫役，为官兵舁枪械”，大批义军则设伏于山沟陡狭之“池塘墟”。海凌阿率军至，义军四出冲杀，“乘高下突”，清军立即陷于混乱，王韬“披枪阵亡”，海凌阿亦被当场击毙。起义军声威大振。道光帝增调“久历戎行，身经百战”的贵州提督余步云至湖南，又布置各地实行“坚壁清野”，并令各瑶寨“自相团练”，使起义军“无食可掠，无人可裹”。官兵残酷征剿，到四月才镇压了赵金龙起义。但广西贺县、连州瑶民又分别起义，连败官军，清廷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义军镇压下去。
道光帝当政三十年，在改革内政方面，不无建树，绝非昏愦、贪鄙、淫暴之君，而是一个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但是，他并未能够成为一个除弊起衰的中兴之君。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大厦，历经二千余年已百孔千疮，它的基础已朽烂动摇，任何修补粉饰已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将这整座大厦拆除。这一点，显然是封建君主的道光帝所不能做到的。他所能做的不过是粘补修理。他曾经对人说过：“譬如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坍，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致要动大工。”而道光帝所进行的粘补修理，往往也因为各种势力的反对而不能坚持到底。在道光帝所进行的所有改革中，没有一件是善始善终的，或者不了了之，或者恢复到原来状态。无数历史史实说明，以开创之势治天下，必能除弊去衰，开辟崭新之世，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只能苟延时日。
作为一个并不想改弦更张的封建帝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自然不可能。那么，作为清皇朝最高统治者的道光帝，能不能通过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已经衰败的朝政有些起色，使当时的中国能够拥有足够的力量，外以对抗侵略，内以稳定政局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然而道光帝连这一点也没能做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数端。
一是宰辅误政。道光帝所处时代，正是清皇朝急剧走向衰落，内忧外患交加的大变动的非常时代。非常之世，必须起用非常之才。道光一朝曹振镛当政于前，穆彰阿继之于后。终道光之世，倚任宠信最著者首推曹振镛。道光帝对曹振镛评价甚高，曾御制赞曰：“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曹振镛于道光朝当政十五年，恩遇益宠。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曹振镛“小心谨慎，一守文法”。他“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于疵累忌讳，遂成风气”。他深通为官保己之道，抱定“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宗旨。道光帝依靠这样的人来辅助他除旧布新，朝政怎么会有起色？如果说，曹振镛还知“小心谨慎一守文法”，因而还能使封建政权在旧轨道上缓慢滑行的话，权相穆彰阿的当政，则使政局益发败坏。穆彰阿当政时，固宠窃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穆彰阿在朝结党营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穆彰阿利用职权，多方扶持旗员为外任。因知府率兼税收，为膏腴之地，当时，旗员外放府道者率三、四倍于汉员。而旗员“多不识字，听信幕友家丁，恣为奸利”。穆彰阿排斥异己，鸦片战争时，对主战派的林则徐、坚持台湾抗敌的达洪阿、姚莹等，构陷倾轧，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投降派的琦善、耆英之流“同恶相济，尽力全之”。道光帝重用穆彰阿及其党羽，国事焉得不坏？
二是选才拘挚。道光帝虽然也曾对人说过：“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他也承认：“经史讲义，行之日久，徒成具文，无补实政。”他要人读有用之书，不要为词章所困。但是实际上，道光帝在用人方面最重翰林，凡工卷折试帖律赋者，登第后不数年，每至督、抚、尚、侍。他不仅在平时处理朝政方面一味倚任翰林出身的官员，即使在遇有战事时，亦往往派他们去指挥战争，似乎翰詹皆能文能武。然而，“翰林之无用，同于他途，不得力甚于他途者，以其不明理，不识世务，而官气格外重，架子格外成”。由翰林出身位至督抚者，不能说无人才，然而亦有许多人才散处于翰詹之外。道光帝将翰詹视作唯一的储才、选才之途，而不能不拘一格用人才，自然使许多才识之士不能被发现，不能被任用。
三是除弊乏术。道光帝君临天下之后，曾企图革除弊政，为衰弱的清皇朝注入新的活力，然而，综览其为政之道，他致力于革除的，枝节者居多，切中要害者甚微。当时的社会弊病，最要害的莫过于吏治的腐败、军备的废弛、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道光帝对此曾力图整饬，但最后屈服于腐朽势力的压迫而退避三舍，致使官吏贪淫婪索等问题没有得到治理。鸦片战争中，闽浙总督颜伯焘因临阵脱逃被革职回粤，路过漳州。颜伯焘随身所带行李，每天由六七百名扛夫，从初一日直运到初十日。颜伯焘随行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再加亲军营三百人。这些人，沿途皆得酒饭招待，每天开酒席数百余桌。颜伯焘一住五天，仍没有离开之意。地方官不堪重负，只好贿赂颜伯焘的亲军营黄守备五十金，才将他打发起程。颜伯焘在漳州仅五天，地方用银达一万余两。一个革职官员，沿途尚且如此排场繁扰苛索，在任官员的作威作福巧取豪夺更可想见。封疆大吏贪污昏愦、沉湎声色，成为普遍现象。闽浙总督庆瑞“不肯究心公事，惟幕友之言是听”。他与“司道幕友宴会……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又甚至醉眼模糊，踉跄彳亍，同至教场，比射赌酒，屡射不中，定欲马射，以逞英豪”。封疆大吏如此，道府官员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陕西雁平道章荆凡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斯为盛主持。即使遇到京控发审案皆令书吏在外劝言，从不提审，结果是“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言涩，狱不能折”。国家依靠这样一些官员来管理，怎能弊绝政明？在振兴国家武备方面，道光帝虽然也采取了诸如清除冒滥，裁汰老弱，额设民壮充补训练等除旧布新的措施，然而未见任何成效，因而严重影响了国家抵御外侮的能力。鸦片战争中国遭到惨败，是对道光朝武备不修的惩罚。清朝以雄厚的武力，依靠八旗的骁勇善战入关统一中国。入关后，优越的寄生生活腐蚀了八旗官兵。绿营遂成为国家武备的重要力量，然而承平日久，绿营亦渐趋腐化，原始的弓箭藤牌早已落后于时代。清朝文恬武嬉的局面，早为识者所忧。道光帝在整治武备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亦缺乏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导致国防力量的衰弱日甚一日。在福建漳州，建有一军工厂，每月督造战船一只，以为驾驶巡缉之用。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官府以备送往迎来。偶然出洋，亦不过寄碇海滨而已，从无缉获洋盗之事。更有甚者，水师与洋盗本为一家。其父为洋盗，其子为水师。水师兵丁，误差革退，即去而为洋盗。营中召募水师兵丁，洋盗即来入伍。国家依靠这等水师驻扎于海防重地，形同儿戏。海防武器的配备更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似乎并未引起道光帝的关注。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仍然是广州海口水师船只陈旧，炮台的陈年旧炮只供摆设。亦间有铸新炮者，但所铸新炮不但膛口不与炮口吻合，火门亦不端正，用则炸裂无疑。北部海疆的重要战略要地山海关，竟连一尊摆样子的大炮也没有。在英军北上窥伺山海关以后只得慌忙从废弃炮位内拣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的旧炮，蒸洗备用。作为国家重要支柱的军事力量衰弱到如此地步，尚指望仅仅依靠它来抵御用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岂非梦呓？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的凋敝和土地的高度集中、封建剥削的苛重紧紧联系在一起。道光帝对此熟视无睹，听任其恶性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更加疯狂，大量的土地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大学士琦善占有土地二百五十六万一千二百余亩。江苏吴江县的沈懋德占有良田万亩。湖北武陵县的丁炳鲲占有良田四千余亩。直隶静海娄步瀛占有良田四千余亩。贵族、官僚、地主占有大片良田之后，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农民收获物的十之五六、甚至十之七八被他们夺去。农民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既没有发展生产的能力，也没有积极性。生产力的停滞，使社会经济衰敝，国家财政力量困匮。道光帝的一切革除弊政的尝试，缺乏雄厚的物质力量的支持，自然不能除弊去衰。
道光三十年（1850）春正月，正当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之际，道光帝病逝于圆明园慎德堂，享年六十九岁。葬慕陵，庙号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