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埋头“稽古之学”到主张“革政”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初名绛，入清后改名炎武）的为人，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曾用名和笔名有绛叔、西狩、末底、戴角、独角、菿汉阁主、台湾旅客、支那夫、刘子政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等。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 年1月12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章太炎初从外祖朱有虔（左卿）受业，自称：“余十一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 ‘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
光绪十六年（1890），到杭州诂经精舍受业。诂经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清代著名朴学大师，撰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校正群经，诸子句读，审定文义，并分析其特殊文法与修辞，治学方法缜密，章太炎受其影响，埋头“稽古之学”，“出入八年，相得也”。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听到康有为设立强学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并于二十二年（1896）岁阑，辞别俞樾，来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
章太炎当时的办报主张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巵言，陈古则不触时忌”。他在《时务报》任职不久，文章也只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他认为，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殊方异俗”）的“长技”，可资中国“借镜”，可以作为改变成法（“益损政令”）的参考，例如举办“有益于黄人”的学会。应该“修内政”，行“新制度”，不能“惟旧章之守”，而须“发愤为天下雄”。他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实施政治改革。
与此同时，章太炎又编撰《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流”；也曾跑到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
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他对“六君子”的惨遭杀戮深表愤慨；对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而“见诋于俗儒乡愿者”为之解脱；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专制骄横极为仇恨，“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经历维新新政的破灭，他的“革政”思想较前又有发展。
既不满清朝统治，又同情康、梁；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没有转向革命。章太炎将怎样“革政”呢？他提出了“客帝”和“分镇”的课题，认为满洲贵族，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为“仲尼之世胄”。只要清朝皇帝承认过去民族压迫的错误，拥护孔子后裔，做“虚君”，自己退居为齐桓、晋文般的霸主，发愤自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 “分镇”也是章太炎在外国侵略、清政腐朽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改良设想。认为政治危急之际，“犹赖有数镇稍自奋起，足以扶危而定倾”。因此，不能削弱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陵籍”。藩镇和立宪政并不矛盾。“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他举明治维新为例，“若皇德贞观，廓夷归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惠自擅？”此后，进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他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丧权辱国，而对汉族地主阶级还存幻想。他向往的还是明治维新式的“革政”。在旅台期间，他曾将所写论文汇成《訄书》。光绪二十五年五月，由基隆去日本，七月下旬，由日返国。
鼓吹反清革命和“苏报案”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一伙的卖国原形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来。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议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撰《解辫发》以明志。对过去设想的“客帝”、“分镇”也予“匡谬”，说是“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进而提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
接着，章太炎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东京《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尖锐批判梁启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1902年2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横滨，后入东京，和孙中山“定交”，他们共同商讨“开国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土地赋税以至建都问题，《訄书》重印本《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记录了他俩当时的讨论情况。
六月，章太炎返国，为上海广智书局“藻饰译文”，曾译述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社会学》。他还“删革”《訄书》，并立“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 年3月），章太炎到中国教育会赞助成立的上海爱国社任教。这时，抗法拒俄运动展开，革命形势发展，而康有为却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以为“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鼓吹光绪帝复辟。章太炎看到后，公开批驳，指出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光绪帝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他当初赞成变法，不过是 “保吾权位”，如果一旦复辟，必然将中国引向灭亡。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又为邹容《革命军》撰序，说是“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
《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在《苏报》发表，立即引起中外反动派的仇恨，于是发生了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英勇就逮，慷慨赴难。他除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中愤怒地斥责中外反动派的卑劣勾当，宣言“不认野蛮政府”外，又继续撰文，申斥改良派“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说：“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满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腐败蠹蚀，其材已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又力言反清革命的必要。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
章太炎入狱三年，潜心佛学，读《瑜珈师地论》、《成唯识论》，而革命之志毫不动摇，曾支持光复会的成立。
主编《民报》，讲授国学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906 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章赴日。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述“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认为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认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
章太炎主编《民报》，自第七号起（1906 年9月5日出版），编至第十八号（1907年12月25日出版），以脑病辞职，由张继接办1期（十九号），陶成章接办3期（第二十——二十二号）。二十三号起（1908年8月10日出版），仍由他主编，出至第二十四号时（1908年10月10日出版），《民报》被封禁。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不少政论，基本上是宣扬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的。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强调：“扫除腥羶，建立民国。”《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说：“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由章太炎手撰，以“军政府”名义发表的《讨满洲檄》，更明确指出：“自盟而后，为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谕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
章太炎在论文中强调革命党自身的建设，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指出革命者必须“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应该做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要有“革命之道德”。
章太炎在论文中深刻揭露改良派“竞名死利”、“志在千禄”的丑态。并说：“夫其所操技术，岂谓上足以给当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辞，不可以备瞽矇之颂；淫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指出改良派的“谋立宪”，只能使“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表示坚决反对。他还在《民报》上刊发别人批驳《新民丛报》的文章。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大都针锋相对，文字锐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章太炎在主持《民报》期间，还与张继、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等在日本发起亚洲和亲会。在他手拟的《约章》中标明：“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约章》还提出：一，亚洲被侵略各国，先以中国、印度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亚洲屏蔽”。二，入会各国，应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如果 “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三，入会会员，应“捐弃前嫌”，“互相爱睦”。虽则各国教术各异，“种族自尊”，但应“相知益深”，共同“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亚洲和亲会成立活动的时间虽只1年多，但它以“反对帝国主义”载入《约章》，反映了亚洲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意愿。
与此同时，章太炎还在东京组织国学讲习会，编国学振兴社讲义，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起为青年讲学，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广雅疏证》、《汉书》、《文心雕龙》、《毛诗》、《文史通义》等，早期前往受业的有黄侃、朱希祖、龚宝铨、钱玄同、周树人、许寿裳等。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徇清政府之请”，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三次致书“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进行批驳：“私谓贵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刚毅恺明称于天下，必不茹柔吐刚，以纤毫之利、圭撮之害，而俯首以就满洲政府之羁轭，以挠邻国士民之气。”并亲莅警廷，责问裁判长：“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问得“厅长无言”。
《民报》“封禁”，章太炎在东京继续讲学，“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主要是“文字音韵之学”。他还写了大量学术著作《新方言》、《国故论衡》、《刘子政左氏说》、《庄子解诂》、《小学答问》、《齐物论释》、《文始》等陆续刊行。这些专著，种类繁赜，字数众多，在语文、历史、哲学方面，均有创获，对近代学术产生很大影响。而宣统元年（1909）以后，他的政治论文却相对减少。
还在《民报》“封禁”前，章太炎和孙中山发生矛盾。此后，汪精卫续办《民报》，章太炎作《伪民报检举状》，又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闹派别纠纷。但他反清革命的大方向还是没有变，没有睽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同盟誓言，“同盟之好，未之敢忘”。他在主办的《教育今语杂志》上以“共和纪元”，在《缘起》中叫人要“爱祖国”、“爱中夏”、除“外祸”、“辟邪辞”。武昌起义前夕，还写了《诛政党》，揭露“竞名死利”、“同为民蠹”的立宪党的各种表现。武昌起义消息刚传来，“满洲留日学生，惊慌万状，有主张向日本借兵者”，章太炎作书正告：“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怒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他没有忘怀革命，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争论，也只能说是革命派内部的派别纠纷。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对敌斗争的英勇，攻战文字的犀利，至今犹感生气勃勃。这些正是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
武昌起义胜利，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在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聘任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他不愿常驻南京，返回上海。2月中旬，在讨论建都问题时，章太炎主张建都北京，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他依恋旧制度，说“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粃政”，“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主张中央“特建都察院”，“限制元首”，地方“废省存道”，而对代议民主制则表示反对，主张“限制财产”，又以“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为“大悖乎理”。
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上台，章太炎幻想袁世凯“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在用人问题上，以为“同盟会人材乏绝，清流不归”。反对“政党内阁”，提出“取清时南方督抚有材名者以充阁员之选”。说什么：“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主张“循旧贯”，用“老吏”。将中华民国联合会与一些小政团合并，改组为统一党，以后更与民社等并为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
袁世凯给了章太炎一个总统府高等顾问的空衔，不久又委任为东三省筹边使，调出北京。章太炎兴致勃勃地跑到东北去“兴办实业”，设东三省筹边使署于长春，拟《东三省实业计划书》，提出“设立三省银行，以圆易吊，使民易知”，并铸造金币。“欲铸金币，又不可不预浚金源，非开办金矿，收买金砂，不足以供鼓铸。又请开浚松花江、辽河，去其淤梗，以利交通”。还拟“组织报馆”，“设会研究”。但没有多久，宋教仁被刺，血的教训使他猛醒过来，他沉痛地《挽宋教仁》：“愿君化彗孛；为我扫幽燕”，对袁世凯不信任了。4月，“托事南行”。次月，赴武昌，谒黎元洪，在鄂致电袁世凯，请去梁士诒、陈宦、段芝贵、赵秉钧“四凶”。接着，由武汉到了北京，袁世凯设法笼络。5月25日发令“章炳麟授以勋二位”，“冀以歆动”。6月4日，离京来沪。而他早先提议在东北筹设实业银行的借款，财政部长梁士诒不肯盖章，章太炎“实业计划”落空，感到“大抵政府之与我辈，忌疾甚深，骂亦阻挠，不骂亦阻挠”，于是决计“辞差”，“奉身而退”。
1913年7月，孙中山、黄兴举兵武力讨袁，章太炎却不信赖，说什么“讨袁者亦非其人”。他既骂袁世凯“用心阴挚，正与西太后大同”，又说孙中山“与项城一丘之貉”。“谓宜双退袁与孙、黄，改建贤哲，仆则承命”。以为“若为久远计，凡一政党，非有实业为中坚，即有侠士为后应，无此即不足以自树。非实业则费用不给，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侠士则气势不壮，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以为总统改选，“大抵仍宜推举黄陂，必不肯任，然后求之西林”。“黄陂之廉让，可望责任内阁；西林之果毅，可望廓清贪邪”。黎元洪（黄陂）也好，岑春煊（西林）也好，都是清朝旧官僚，民国新军阀，章太炎对这些人寄以厚望，他已彷徨歧途了。
8月，章太炎“冒危入京师”，一方面看到“京邑崎岖，道路以目”，以为“吾虽微末，以一身撄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晓然于彼之凶戾，亦何惜此孱形为”，表示不畏强暴，敢临虎穴；另一方面又以为“共和党势渐扩张，此为可熹”，“连日议员入党者，已增三十人矣，骥老伏枥，志在千里，况吾犹未老耶？”但是，袁世凯对章太炎还是不肯放松，对他加紧迫害，把他软禁起来，梁士诒、赵秉钧等还欲“捏造证据，置章于死”。
1914年1月，章太炎欲乘车离京，为军警所阻。7日，“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仍被监禁。曾决意绝食，“以死争之”，自云：“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吾何言哉！”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才被释放。在监禁期间，编成《章氏丛书》初编。
参与护法运动，反对国共合作
1916年6月，章太炎由京南返。这时，孙中山也在上海，曾两电黎元洪“规复约法，尊重国会”；章太炎也认为“约法、国会，本民国固有之物，为袁氏所摧残”，主张“维护”。此后，他多次和孙中山一起参加会议，基本主张与孙中山尚相契合。8月，章太炎南赴肇庆，视“云阶”（岑春煊），更“出游南洋群岛，岁晚始归”。孙中山致电黎元洪，认为章太炎“硕学卓识，不畏强御，古之良史，无以过之，为事择人，窃谓最当”，推举章为国史馆长。
1917年3月，段祺瑞召集督军团在北京开会，商讨对德宣战。5月7日，国会讨论参战案；10日，段祺瑞组织“公民请愿团”等，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章太炎和孙中山两次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伪公民犯法乱纪之人”，“严惩暴徒主名”，“勿令势要从旁掣肘”。6月7日，张勋率军北上，与段派集议，电黎“调停须先解散国会”。孙、章联电陆荣廷等南方各省督军、省长，指出：“调停战事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拥护元首之人，即主张废立之人。”“叛人秉政，则共和遗民必无噍类”。又联名致电陈炯明：“国会为民国之命脉，调和乃借寇之资粮”，“今者群盗鸱张，叛形已著，黄陂与之讲解，实同降伏”。
7月1日，张勋复辟。3日，章太炎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等“集议孙公邸中”，“协议扫穴犁庭计画”。接着，与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乘海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于7月17日抵粤。当有人询以讨逆计划时，章即答以：“余此次偕孙中山来粤，所抱之希望颇大”，“讨逆之举，即为护法而起，惟不违法之人而后可以讨逆”。永丰、同安、豫章三舰抵达黄埔，孙、章一起前往迎迓。广东各界开欢迎海军大会，孙中山、程璧光到会，章亦参加。9月1日，国民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章太炎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大元帅就职宣言》就是章太炎起草的。《宣言》中说：“民国根本，扫地无余，犹幸共和大义，浃于人心，举国同声，誓歼元恶”，誓“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此后，因护法军政府中派系斗争激烈，章“欲西行”，孙中山劝以“不当先去以失人望”，章太炎表示愿为军政府争取外援，到云南联络唐继尧。当他抵达昆明后，多次向唐进言，促唐东下，但“唐终托故不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人民革命运动日渐发展，章太炎却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1920年11月，湖南通电“湘省自治”，章太炎随即在北京《益世报》发表《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认为“宜虚置中央政府”，“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接着，又主张使“地方权重而中央权轻”，“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联省政府为第三步”，还“必以本省人充军民长官”。这种“联省自治”说，和孙中山的统一主张背道而驰。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章太炎以为“非法”，并以“联合自治不可反对为献”。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章太炎以为“统一利害，久处南方者自知，若谓借此以缓最高问题，则亦非计”。次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分析和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政治流派，包括“联省自治派”，宣告取消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又系统讲述了三民主义。10日，决定应冯玉祥的电邀，“即日北上”。章太炎对改组后的国民党表示不满，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的怂恿下，发出《护党救国宣言》，“冀以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不久，冯自由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章太炎也组织了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背离孙中山，反对共产党。
晚年主张抗日
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章太炎发出《为上海英租界巡捕惨杀学生之通电》。“以为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肃刑章；英捕而果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后患。惟有责成外交当局，迅速收回租界市政，庶几一劳永逸，民庆再生”。
1927年，赋诗自述：“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晚年在苏州讲学，组织国学会，欲“甄明学术，发扬国光”。1933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之华衮，粹然成为儒宗”。
但是，当帝国主义蹂躏祖国，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章太炎起来谴责国民党“怯于御乱而勇于内争”。1932年，北上见张学良；次年，又与马相伯等联合发表“二老宣言”、“三老宣言”：“对于当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仅作消极之抵抗，同时更应动员全民族积极收复失地、根本消灭伪国”，呼吁抗日。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压制。章太炎致电宋哲元：“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12月24日，上海学生北上请愿，国民党加以阻挠，章太炎“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但认政府当局，应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请愿学生经过苏州时，又“派代表慰劳，并嘱县长馈食”。他“瞻顾民族之前途，辄中心忉怛而未能自己”，临终前，在《答友人书》中还说：“北平既急，纵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难兼顾。盖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令共党之在晋北者，其意不过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势耳。此辈虽多狙诈，然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明甚”。尽管章太炎不可能对共产党有真正认识，但他对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还是觉察的。尽管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有使人失望之处，却仍保持了爱国主义晚节。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
鲁迅评述章太炎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又说：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鲁迅的评价是中肯的。
著述的编印
章太炎的论著，很多散见于各种报刊。辛亥革命前，他曾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昌言报》、《清议报》、《亚东时报》、《五洲时事汇报》、《台湾日日新报》、《国民报》、《苏报》、《国民日日报》、《浙江潮》、《复报》、《民报》、《汉帜》、《国粹学报》、《学林》、《教育今语杂志》等报刊撰文。辛亥革命后，他的文章又散见于《民国报》、《大共和日报》、《民立报》、《申报》、《民国日报》和他自己主编的《雅言》、《华国》、《制言》中。
章太炎论文最早的结集是《訄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付梓，次年出书，苏州木刻本，录《尊荀》等50篇，另“补佚”2篇。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从日本返国，将《訄书》“删革行于世”，于光绪三十年出版重印本，把《客帝》、《分镇》改为“匡谬”，作为“前录”，又将篇目调整为63篇，以《原学》、《订孔》始，以《解辫发》终。光绪三十四年（1908），《民报》封禁前后，章太炎着手编辑《太炎集》，所录以学术论文为多。不久，他又手改《訄书》，准备增加《原儒》、《原经》等学术论文，对重印本革命之作每加删削。
1914年，章太炎在被袁世凯幽禁期间，手定《章氏丛书》，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1卷，《刘子政左氏说》1卷，《文始》9卷，《新方言》11卷、附《岭外三州语》l卷，《小学答问》1卷，《说文部首韵语》 1卷，《庄子解故》1卷，《管子余义》1卷，《齐物论释》1卷，《齐物论释》重定本1卷，《国故论衡》3卷，《检论》9卷，《太炎文录》文录2卷、别录3 卷、补编1卷，《菿汉微言》1卷。有上海右文社铅字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刊本、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和上海世界书局石印本。右文社本刊行最早，多误字；浙江图书馆本刊印最精，收录较多。所收大都是学术专著，《太炎文录》也只收录了一些诗文，而先前登在期刊上的斗争文章竟被刊落，如发表在《浙江潮》的《狱中赠邹容》等诗，发表在《苏报》的《狱中答新闻报》、发表在《民报》的《复吴敬恒书》以及许多“时评”，《文录》多未收载。《检论》是他就《訄书》增删而成的，但《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和《解辫发》等篇也被删落了。
1933年，章太炎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校刊《章氏丛书续编》，收《广论语骈枝》1卷，《体撰录》1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1卷，《古文尚书拾遗》2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5卷，《新出三体石经考》1卷，《菿汉昌言》6卷，共7种，所收不多，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战斗之作。
章太炎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印《章氏丛书》三编， 1938年在武汉排印《太炎文录续编》，对《太炎文录》初编、补编不收之作，“不敢续录”，《华国》、《制言》所载书札也未阑入。
因此，《章氏丛书》初、续、三三编，并未曾把章太炎文章搜集完备，特别是有关政论性的诗文、演说辞、时评、函电等，刊落很多。
至于时人编辑或坊间流行的，则有《章太炎文钞》5 卷，静葊编辑，1914年3月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太炎最近文录》1册，钱须弥编辑，1915年4月上海国学会书室铅字排印本；《章太炎的白话文》1 册，吴齐仁编，1921年上海泰东书局铅字排印本；另有《章太炎先生尺牍》、《章太炎尺牍》、《章太炎文选》等。其中《章太炎文钞》出版在《章氏丛书》初编之前，掇拾《訄书》和《民报》、《国粹学报》诸文，间有《章氏丛书》未收之作。《太炎最近文录》一书，据编者称：“与右文社近刊之《章氏丛书》无一重复”，其实只是章太炎1911年到1913年间在报刊上发表的宣言、函电等的汇辑；“附录”虽也曾录有载于《民报》的文字，但数亦寥寥。《章太炎的白话文》都是章太炎发表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的讲演记录。至于《章太炎先生尺牍》等，则校印多讹，很少可取。
解放后，学术界曾注意搜集和整理章太炎的遗文。1979年，由有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章太炎弟子，分工编辑《章太炎全集》，已出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1977年曾出版了《章太炎政论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