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主张团结、抗日、民主，但无力联合各派政治力量结成抗日联合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各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纷纷主张抗日救国。1931 年10月，青年党领袖之一陈启天在《民声》上发表《对日作战》一文，说：“自日本以武力占领东北以来，我们反对乞怜国际联盟、乞怜美国。因为国联已破产，中国不抵抗日本，美国也不会替我们乞怜。我们反对乞怜俄国，因俄国已与日本默契，平分满洲和内外蒙古。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时，只有自救，实行抵抗主义，积极对日作战。摆在我们面前的对日方略只有两条：一条是主和不抵抗，依靠国联，出卖满蒙，出卖中国；一条是主战，可以保全国土和主权，改造国民精神，提高民族意识，也可以消除内战，实行全国统一。主和不是卖国贼就是亡国奴的口号和法宝，主战才是起死回生的法宝。”青年党在其《我们的主张》中明确提出：第一，对日应断绝国交，立即宣战。第二，废除一党专政，组织国防政府。只有这样才能使四万万国民在精神上团结起来。
九一八事变刚一爆发，罗隆基就发表了题为《沈阳事件》的小册子，提出“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具体的救急办法，是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仿照1870年的法国组织国防政府。10月，王造时发表名为《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其救亡两大政策：一是“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二是“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
当时的《社会与教育》杂志刊登了大量抗日文章，并出版了“反日专号”，在当时影响较大。1931 年9月26日，陶希圣在“反日专号”上发表《我们应当觉悟的是什么》一文说：“中国处金融资本主义的次殖民地地位。广大民众是民族的支持者。买办阶级是不会抗日的，只有工农大众才能担当排除日本侵略的任务。”又指出：“民众要坚决反对所谓地方解决，即政府为本身利益而接受类似二十一条的行为。”此外，《社会与教育》上还发表了《五四、五卅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奇哉，所谓不抵抗主义》、《不抵抗主义就是亡国主义》等抗日文章。
1933年4月8日，章乃器在《申报》上发表《农村破产中之安内问题》，批评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指出：“自九一八以来，一般人主张抗日与‘剿赤’并重，又说攘外必先安内，因循以至今日，……对外则三省沦亡之后，又失热河，日寇所击，冀察又告紧张。对内则驻赣大军，屡折主将，迭失名城。事急矣，抗日剿赤能并重乎？攘外必先安内乎？……吾人认为安内非军事进攻之功，政治之成功在于利用环境，顺应大势。农村破产是因长期剥削而使革命条件成熟，除领导民众与日帝做殊死战外别无出路。作战虽有目标，牺牲需有意义，倘政府能够移剿共之师以抗日，其意远矣。”
1933年10月20日，章乃器在《申报》上发表《民族前途如何，吾人将何以自处》，反对消极抗日，主张攘外先于安内。
总之，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实现民主团结，实现国内和平，并提出了国防政府的主张。他们面向了历史发展的主流，顺应了历史的中心任务。客观地看，中间政派是最早倡导团结抗日的，是抗日联合战线的始倡者。但是，由于中间政派力量弱小，又不直接掌握武装，所以其主张不为国共双方所重视，反而因为他们的主张与国民党当权派和中共都不合，成为双方打击的对象。
中国的历史，在九一八事变后革命中心任务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情形。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违背了历史的中心任务。作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则坚持 “倒蒋是抗日的前提”，也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和革命的中心任务。中间政派坚决主张抗日、民主和团结，面向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但由于它自身的软弱性，很难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中国历史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中前进着。直到1935年下半年，中共和国民党开始转变各自的方针政策，这种状况才发生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