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之立
韩侂胄（1152 —1207），字节夫，北宋宰相韩琦曾孙。祖父韩嘉彦，元祐四年（1089），娶哲宗姊温国长公主（神宗第三女）；父亲韩诚，于绍兴初年娶高宗吴皇后（后定策立宁宗）妹；自己又娶吴皇后的侄女，还是光宗次子赵扩（后为宁宗）夫人（后为皇后）韩氏的叔祖父，世代为皇亲国戚。韩侂胄以父任入官，孝宗末，官至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传位给“英武类己”的太子赵悙，是为宋光宗，但光宗被李皇后控制。绍熙二年，光宗宠妃被李皇后杀死，光宗受惊发病，朝政遂受制于李皇后，“自是政治日昏”。李皇后又离间光宗与孝宗的父子关系，即使孝宗生病，光宗也极少前往探视。绍熙五年（1194）五月，宋孝宗病危，丞相留正等大臣，坚请光宗前往孝宗居处重华宫探望，仍被光宗拒绝；只允许其子嘉王赵扩探视祖父宋孝宗。六月初，孝宗病死，左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请光宗主持孝宗丧礼，仍被光宗以病拒绝，遂改由太皇太后（高宗皇后）吴氏代行祭奠礼。
左丞相留正请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监国，主持孝宗丧礼，终丧以后仍由光宗主政，光宗如想退位，可由太子赵扩即位。而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则主张，不管光宗是否立赵扩为太子，请太皇太后直接主持，由嘉王赵扩即位为皇帝，迫使光宗退位。留正认为：“建储诏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难处。”留正等大臣三次奏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光宗才表示同意，但给留正的御批却只是：“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并不提及立太子之事。留正又一再奏请立太子，而付出的“封题稍异，（留）正不启封，付之内降房。七月庚申朔，（赵）汝愚辄启封，（留）正视牍尾，色忧，始密为去计”。此次御批内容虽不详，但显然不仅不立太子，也许还否定了此前“念欲退闲”的御批。第三天上朝时，留正装病跌倒在地，随即奏请致仕，不待批复，即乘肩舆出城以逃避。而赵汝愚立即利用光宗曾批出的御批“念欲退闲”，加紧进行宫廷政变活动，为要得到统率殿前司亲卫军的殿帅郭杲的武力支持，他先派中郎将范任（一作仲壬）去见郭杲，范任先以“时事艰难告之，不应；又以忠义动之，又不应”；范任不得已，只得屏人说明这是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的意见，但郭杲“又不应”。此时，适值工部尚书、宗室赵彦逾也因时势不安，去见赵汝愚，赵汝愚即向他说明要拥立嘉王赵扩，赵彦逾也很赞成。赵汝愚“遂请彦逾往见杲谕旨”，因赵彦逾曾有恩于郭杲，“彦逾急责之，杲许诺”。于是，左司郎中徐谊说：“此大事，非宪圣太后（吴氏）命不可。而知閤门事韩侂胄，宪圣之戚也”。他的同乡知閤门事蔡必胜与韩侂胄同事，定计由他向蔡必胜说明此事，韩侂胄遂被引见给赵汝愚，赵汝愚即请他将策立嘉王赵扩为帝，迫光宗退位的事，设法请太皇太后吴氏下旨。韩侂胄与慈福宫（吴氏居住）的内侍张宗尹等关系密切，遂通过张宗尹先后两次奏请，但吴太后都未同意，又通过重华宫（孝宗、谢后居所）内侍关礼哭请后，吴太后终于同意，郭杲连夜进行军事布置以防不测。次日（七月初五），吴太后在孝宗灵前垂帘，主持了嘉王赵扩（宁宗）的即位事宜。
赵汝愚策划的这次宫廷政变，主要是通过韩侂胄、赵彦逾才能完成的，两人都希望以“定策”功晋升高官。但政变顺利完成后，赵汝愚竟对韩侂胄说：“吾宗室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韩侂胄只是落去阶官，由原先的遥郡防御使转为正任防御使，即是原先按阶官领取奉禄改为按防御使领取奉禄。赵汝愚又对赵彦逾说：“吾辈宗室，不当言功。”并被出为地方官，引起韩、赵两人的愤怨。赵汝愚排挤韩侂胄、赵彦逾的目的，是独占定策功勋。不久，即升为枢密使；八月，又升为右丞相，而且是独相，韩侂胄才又微升为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他所说的宗室、外戚不当言功，完全是欺人之谈。赵汝愚执政后，随即引进并重用一批理学人士，而朱熹、彭龟年又先后攻击韩侂胄，两人虽被罢官，但韩侂胄也以升一官后免职，任宫观闲差，更加深了他对赵汝愚的怨恨。得意忘形的赵汝愚，竟然在此前后散布，自己曾经“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以此说明他扶持嘉王赵扩即位的先兆。这种说法极其勉强，因为在光宗即位之初，已有李皇“后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孝宗不许”之事。如果将此解释成宋孝宗不同意嘉王赵扩即位登基，则宋孝宗向赵汝愚授鼎，应是另有含义，似乎更有道理。作为宋太宗长子、原嗣子汉王赵元佐的后裔，赵汝愚竟然 “数谈梦兆”，到底用意何在？不能不引起作为宋太祖后裔的宋宁宗的疑虑。赵汝愚被“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借）梦为符”。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被罢相，出为福州知州，随即又被改授宫观闲职。同年十一月，又被贬往永州居住。庆元二年（1196）正月，病死于贬途中。
开禧北伐
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升为保宁军节度使衔，虽仍是提举佑神观的宫观闲职，但通过向宋宁宗荐用其亲信等手段，掌握实权。由于不少理学人士上疏论救赵汝愚，理学人士朱熹、蔡元定等，遂不断受到贬窜。庆元三年二月，下诏：“自今权臣（指赵汝愚）、伪学（道学，即理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九月，又“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勿用伪学之人”。十二月，再“诏省部籍伪学姓名”。庆元四年五月，下“诏禁伪学”，史称“庆元党禁”，以赵汝愚、朱熹等59人被列伪学逆党。
庆元二年七月，韩侂胄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四年五月，又加少傅；五年九月，又加少师、封平原郡王，但始终没有担任具体职务。嘉泰元年（1201）十月，“以韩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馆”，表明韩侂胄的权势已巩固。次年二月，伪学党禁才被解除，列入党籍的人士逐渐恢复官职。
此时，金朝北边的蒙古逐渐兴起，不断攻金。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1203），金朝境内又不断发生小规模农民起义，金下诏加强镇压措施。“是冬，金国盗起，惧朝廷（宋）乘其隙，沿边聚粮增戍，且禁襄阳府榷场”，宋朝以为金兵将南侵， “朝廷闻其事，即起参政张岩帅淮东、枢密程松帅淮西，……又起侍郎丘崈守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防海道；起大卿辛弃疾帅浙东”，全面进行防御。但南宋不久就知道真相，主战派终于看到攻金复仇的希望，有人就劝韩侂胄乘金内乱起兵攻金，收复中原以建盖世功勋，收复中原的舆论日益高涨。嘉泰四年，辛弃疾“入见，陈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不少官员也表示了相似的意见。同年二月，建韩世忠庙于镇江；五月，又追封岳飞为鄂王，为北伐中原制造舆论，鼓舞士气。韩侂胄终于从后台走上前台，开禧元年（1205）七月，由万寿观使的宫观闲职，出任平章军国事，权位在丞相之上，并开始作出兵部署。同年十二月，在对待金使傲慢无礼的问题上，韩侂胄也采取了当年虞允文的态度，请宁宗回内宫，并让金使次年元旦朝见，以示对金不屈服。
开禧二年四月，全面进行北伐部署的同时，追夺奸臣秦桧的申王王爵，取消原谥的忠献，改赐恶谥（后谥谬丑），以表示否定对金乞和的旧国策。北伐战争也在陈孝庆收复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时，实际已经开始。五月初，陈孝庆又收复虹县（今安徽泗县），数日后即正式下诏伐金。韩侂胄主持的北伐，虽然遭到一些人反对，但确实燃起了主战派人士恢复中原的希望，不仅时年82岁的爱国诗人陆游写诗称颂：“日闻淮颍归王化，要使新民识太平。”即使前些时作为赵汝愚党羽而遭打击的章颖，也表上所撰《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传》，称颂宋宁宗“怒发冲冠，雄心抚剑”，他所撰写的《四将传》，在于“庶几耸动于四方，张大国家之威，发舒华夏之气，……几成功于今日”。
但是，金朝还没有到内忧外患交织之时，韩侂胄北伐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仓促北伐攻金，选择攻金的时机也过早。东线战场上，虽然毕再遇迅速崛起，几乎是战无不胜，但宋军总的情况，却是败多胜少。更严重的是，由于韩侂胄当初用人不当，他寄以重望的西线主帅吴曦，被金招降。不但导致东西两线攻金计划的破灭，而且震动朝野，也动摇了韩侂胄北伐胜利的信心，遣使议和，但因金的无理要求而中断，战争继续进行。韩侂胄的一度动摇，助长了投降势力的气焰，在礼部侍郎史弥远的策划下，同年十一月，宋宁宗以御笔将韩侂胄罢平章军国事职事，与在外宫观。使得奸臣史弥远于次日，背着宋宁宗，指使夏震杀死韩侂胄的阴谋得逞。以致在韩侂胄死后的第二天，宋宁宗还下诏，“责为和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第三天又下诏“改送英德府安置”；又诏“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阳军安置”，直到第四天，才以韩侂胄已死，向宋宁宗报告。但史弥远仍不敢公开宣称是奉密旨杀死的。韩侂胄死后，被史弥远函首送金朝，并订立了宋金和议史上最为屈辱的嘉定和议。
由于韩侂胄实际控制政权时期，曾实行“庆元党禁”，将理学定为伪学。所以，在韩侂胄的生前死后，一直受到理学人士的攻击，在他们所修的《国史》中，被称为奸臣。元代修撰《宋史》的理学人士，并将韩侂胄与卖国的秦桧，都列入《奸臣传》。但是金朝君臣对于韩侂胄却另有评价，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记载：韩“侂胄首将入伪境，彼中台谏交章言，侂胄之忠于本国，乃诏谥为忠缪侯，以礼袝葬其祖魏公（韩琦）茔侧”。不论是评价，还是处理的方式，远比南宋朝廷和理学家们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