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厚之君
永乐二十二年（1424）秋七月，明成祖病逝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炽继承皇位，是为明仁宗。这一年他四十七岁。
八月十五日，一个不同寻常的中秋节。隆重的登极大典在北京紫禁城中举行。因身体过胖而步履艰难的朱高炽，在人搀扶下登上了奉天殿宝座。略显疲惫的神色掩饰不住一丝成功的兴奋，在监国多年之后，他终于登上了皇位。但他依然是那么仁厚谦和。他让一名太监出来，传旨鸿胪寺，免去了原已安排好的百官表贺之仪。文武百官入殿行过五拜三叩头礼之后，便往承天门外，依照文东武西的仪制分列，等候着开读《登极诏》。
朕惟上天生民爰立之君主，仁育兆庶，咸底于太和，御统华夷，同跻于熙皞。
诏书开首不外这类惯用的溢美之辞，但是群臣却感到一种孕于无形的变化。这固然因为诏书中明确改革了永乐朝的诸项“弊政”：“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同时这也是出于他们对朱高炽本人的了解。肃穆静听这作为施政宣言的《登极诏》，仿佛在群臣面前展开了一幅治世蓝图。这位生性仁厚的新皇帝，要用仁政来统驭“华夷”了。”
“仁政”对于明初的士大夫们来说，实在有些显得陌生。自从明太祖朱元璋登极称帝，实行的便是“严猛之治”。那些曾将功臣宿将诛杀殆尽的大案冤狱，人们还当记忆犹新。明太祖死后，建文帝朱允炆登极，这位近于懦弱的青年皇帝也曾想实施“仁治”，但却被燕王朱棣发动的夺位战争所替代。当朱棣从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之后，那些追求“仁政”的士大夫们遭到了空前残酷的迫害，恐怖政治代替了理想中的“仁政”。
出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的朱高炽，几乎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而他本人的坎坷经历更加使他感到了“仁治”的可贵。洪武二十八年（1395），作为燕王长子的朱高炽被册立为燕世子。这时已是明太祖的晚年。太祖死后，燕王起兵夺位，与父亲性格迥异的朱高炽也被卷进了这场战争之中。
朱高炽虽然生性仁厚，却并不懦弱。他奉命居守北平（今北京），曾经抵挡住朝廷方面数十万大军的进攻。虽然上有母亲徐氏，下有道衍（姚广孝）、顾成等人相助，但仅以万人坚守孤城，也确实不易，可见其绝非庸懦之辈。史书中说朱高炽“善拊士卒”，而且擅射好学，“发无不中”，颇有些文武兼才的味道。但是朱棣却不大喜欢他。朝廷方面曾想利用他们父子间的矛盾，致函给朱高炽。朱高炽不启封，命人径送给朱棣，使朝廷离间之计落空。
朱高炽的胞弟朱高煦则是个悍勇无赖之徒。朱棣起兵夺位，他一直随同在军中作战。白沟河、东昌诸战役中，他拼死狠斗，史书中说他“成祖屡濒于危而转败为攻者，高煦力为多”。朱棣认为朱高煦勇武之气像自己，危急之中，得其出力，心里自然喜欢，相比之下，便不大喜欢朱高炽身上的仁儒之气，有时竟会抚着朱高煦的肩鼓励道：“勉之，世子多病。”朱高煦自然也便会意，这是许他日后为嫡的暗示。
夺嫡之争
待到燕师攻入南京，朱棣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后，真的要考虑选立太子的时候，却又有些拿不定主意了。他因此没有立即册立太子。君臣对此多有觉察，于是纷纷上言，请求建储。不少勋臣贵戚都支持立朱高煦为太子，理由不外其“靖难有功”，文臣则大都支持朱高炽，其代表人物是兵部尚书金忠和内阁学士解缙。金忠在朱棣面前列举历代立嫡故事，劝他册立嫡长子朱高炽。朱棣再去问解缙，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听罢低头不语，解缙知道朱棣平素最喜爱长孙朱瞻基，于是顿首道：“好圣孙。”朱棣终于点了点头。实际上这些文臣们所坚持的还不仅是立嫡长的旧制，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对皇帝的选择。文臣们渴望一个像朱高炽那样“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的仁君。
文臣们不失时机地支持朱高炽，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据说一天朱棣命诸臣为一幅《虎彪图》题诗。解缙看到图中大虎与小虎，作讽谕诗吟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隆平侯张信是勋臣中为数不多的明确支持朱高炽的一个代表人物。朱棣曾直接向他谈到欲立朱高煦为太子。张信怫然道：“事干天常，岂易为耶？”因此激怒朱棣，被砍伤牙齿。
迫于压力，朱棣不得不于永乐二年（ 1404）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同一天，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被封为汉王和赵王。然而这场立储之争却并未因此结束，不仅汉王朱高煦一直图谋夺嫡，赵王朱高燧也在宦官黄俨等人支持下暗中活动，而在这场立储之争中的受害者主要还是那些支持太子朱高炽的文臣们。
册立太子后，朱棣便不愿再有人议论此事。解缙是个恃才自傲少有顾忌的人，看到汉王朱高煦有夺嫡阴谋而宠遇日隆，忍不住进谏道：“是启争也，不可。”一下戳到朱棣痛处，大骂解缙“离间骨肉”。朱高煦恨透了解缙，也趁机谮告解缙泄露禁中密语，于是解缙成为了这场夺嫡之争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事情发生在太子朱高炽第一次监国期间。永乐七年（1409），朱棣前往北京筹备北征事宜，朱高炽留南京监国。所谓监国，就是代理皇帝问政。但是对于朱高炽来说，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根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处理政务，因为与其说这次监国是朱棣对他的培养锻炼，不如说是对他的考验。
永乐八年，解缙已被贬官交阯（今越南北部）布政司参议，入京奏事，恰值朱棣前往北京，于是入见过监国的太子后便离京南去。朱高煦抓住这个机会奏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朱棣果然大怒，将解缙下狱。这个立储之争中的大案牵连到大理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李至刚等人。少詹事邹济也因此积忧成疾，不久病死。李贯、朱纮、萧引高、高得旸先后瘐死狱中，解缙在关押五年后被处死。
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北征回师，监国的太子朱高炽遣使迎驾稍迟，朱高煦再次乘机进谮，结果东宫官属几乎全部入狱。其中黄淮、杨溥等人系狱达十年之久，直到朱高炽登极，才被释出狱。
文臣们在这场立储之争中受祸匪浅，而他们也确实起到了保护太子的作用。永乐九年（1411），朱棣回师南京时，曾向阁臣杨士奇询问太子的情况。
“太子孝敬。”杨士奇抓住了朱高炽最突出的优点，这也是朱棣对其唯一满意之处，朱高煦等无法与之相比。朱棣于是让他再说具体些。
“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杨士奇举例说道：“去年将时享（祭祀），头风作（感冒），医言当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
永乐十五年（1417），梁潜、周冕等人侍从太子朱高炽监国南京，当时有个姓陈的千户因擅取民财被谪贬交阯，后又念其军功，改为输粟贷罪。宦官黄俨谋立赵王，于是诬告：“上所谪罪人，太子曲宥。”朱棣一怒之下，杀掉陈千户，将梁潜、周冕下狱，不久也一同处死。刑前朱棣曾亲自讯问过梁潜，明知事情真相，并对近臣杨荣、吕震说过：“事岂由潜！”但仍行肆戮，显然是出于对太子的责怪。牵连于此案中的还有徐善述、王汝玉、马京等人。
事后朱棣命胡■出巡江、浙、湖、湘诸府，实际上是让他去监视太子朱高炽。临行前密谕道：“人言东宫多失，南京可多住几日，试观如何。”胡■果然到南京住下不走。杨士奇对此有所怀疑，直截了当促其亟行。胡■以“冬衣未完”为辞，掩饰过去。待他离南京行至安庆，才将有关太子的情况写成密报，疏奏太子监国七事，称太子诚敬孝谨，朱棣看到后才决心不再易储。
十多年后，当年幼的明英宗登极时，仁宗的皇后张氏已是太皇太后。她在便殿中召杨士奇、杨荣、杨溥、张辅和胡■等人，让他们同心协力，辅佐幼帝。她又特别对杨溥说道：“先帝每念卿忠，屡形愁叹，不谓今日复得见卿。”杨溥伏地而泣，太皇太后也忍不住落下泪来，左右皆悲怆无言。史书中记：“盖先是永乐中，上巡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谗故，官僚大臣辄下诏狱，陈善、解缙相继死，而溥及黄淮一系十年。仁宗每与后言，辄惨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后为言。”
九个月的仁宗之治
朱高炽与文臣们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与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登极后的政策。
朱高炽与建文帝朱允炆同属朱明建国后的第三代。他们既不同于祖父朱元璋，也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朱标、朱棣，他们在君主独裁和统治集团内相对民主化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后者。
朱高炽即位后所推行的仁治，实质上就是一种宽松政治。这也正代表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利益与追求。
早在洪武时代，当时作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和作为燕世子的朱高炽这堂兄弟身上便已明显表现了这种趋势。太祖最初让太子朱标省决章奏，朱标对刑狱多有减省。朱标死后，皇太孙处理此类事务，更加宽大，“尝请于太祖，遍孝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几乎与之同时，燕世子朱高炽与秦、晋、周诸世子受命分阅军士，朱高炽归来最晚，问其缘故，回答说：“旦寒甚，俟朝食而后阅，故后。”当他奉命分阅章奏时，只取那些关切于军民利病的内容上奏，有些章奏中出现文字谬误，则不予挑剔上闻。太祖阅读时发现，指着那些谬误之处问：“儿忽之耶？”朱高炽回答道：“不敢忽，顾小过不足渎天听。”再问他：“尧、汤时水旱，百姓奚恃？”回答说：“恃圣人有恤民之政。”恤民之政者，仁政耳。这堂兄弟二人，何其相似乃尔。他们在推行仁政方面，也同样不顺利。朱高炽仅仅登极一年，便不幸病故，他们推行仁政计划均未及展开。
严格算来，朱高炽在位时间尚不足九个月。短短九个月，他能做些什么而使后世颂之为一代治世呢？
除去在他登极诏中所说的罢西洋宝船，停止迤西市马和云南、交阯采办外，他还施行了一系列善政以及致治的措施。多年监国丰富了他的政治经验，他在监国时无法推行的政治主张如今能够付诸实施了。
朱高炽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对那些儒臣委以重任。
夏原吉被释放复官，他是因为反对永乐十九年（1421）的北征而入狱的。
系狱多年的黄淮、杨溥也被释出狱，黄淮被授官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杨士奇被授官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侍郎，均兼大学士如故。
这一切都是在朱高炽即位后三天之内完成的。足见其对此早已有所考虑了。
这一年九月，即朱高炽即位的第二个月，吏部尚书蹇义及内阁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都得赐“绳愆纠缪”银章，“谕以协心赞务，凡有缺失当言者，用印密封以闻。”此时的杨士奇、杨荣等人已经兼职侍郎、太常卿，不再仅仅以翰林入直内阁，地位发生明显变化。十一月，夏原吉也得赐“绳愆纠缪”银章。一个以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为核心的文臣执政班子基本形成了。这个班子在洪熙、宣德两朝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这便是儒臣治国。
朱高炽即位后的另一惊人之举是为建文遗臣平反。所谓建文遗臣，指的是那些忠于建文帝朱允炆，不肯迎附燕王朱棣的官员，这实际上是围绕在建文帝朱允炆身边的文臣集团。他们在朱棣夺位后遭到亘古未见的迫害屠杀，并被榜列为“奸臣”。
如果认为朱高炽身边的文臣集团是朱棣扶植起来的新的集团，而与建文朝臣无关的话，显然不符合事实。且不说夏原吉这样的建文要臣曾险些名列“奸党”，便是当初迎附的诸臣，对于自己同僚那触目惊心的惨祸，也实难无动于衷。
朱棣在对建文遗臣及亲属追治杀戮十余年后，于永乐十一年（1413）“敕法司解建文诸臣禁令”。但这只是稍有缓和而已，追治“奸党”并未停止。永乐十四年（1416）文渊阁大学士胡广奔母丧自江西还朝，朱棣向他询问地方上的情况，问到“百姓安居”时，胡广说道：“安。但郡县穷治建文时奸党，株及支亲，为民厉。”朱棣听后，传旨停止追治“奸党”。不过实际上此后依然经常发生与所谓“奸党”相关的株连，没有人敢出来为建文遗臣们讲话。第一个出来为建文遗臣讲话的就是朱高炽。
“方孝孺辈皆忠臣。”朱高炽曾不止一次对廷臣这样谈及建文遗臣。史书上看不到当时诸臣的言论，但在这一年十一月，这种宽宥终于以正式诏书下发了。朱高炽在御札中写道：
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显戮。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并习匠及功臣家为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可宥为民，给还田土。凡前为言事失当谪充军者，亦宥为民。
这虽然是写给礼部尚书吕震的御札，但是作为一个重大历史问题的重新定论，朱高炽不可能不征求近臣之议。到十二月初二，“上闻建文奸臣齐、黄等外亲全调戍边者，有田在乡，悉荒废。令兵部每家存一丁于戍所，余放归为民。”仁宗之所以能够闻知建文诸臣外亲的情况，显然有人向他谈及。此即史书所称，永乐末诏礼部尚书吕震，尽赦诸臣家属，给还田产，“于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这里所说的“永乐末”，系指成祖死后，仁宗即位尚未改元洪熙之时，并非成祖晚年。虽然还在口口声声称之为“奸臣”，但个中的变化，人人都已感觉到了。
登极之初的几个月，就这样在忙碌中匆匆而过，转瞬便是洪熙元年（1425）正月。正月初一，改元的正旦大朝，朱高炽御奉天门受朝，但不举乐，以示孝俭。然后是敕内外群臣修举职业，再后是建弘文阁，命儒臣入直，杨溥掌阁事。朱高炽亲手把印授给杨溥，对他说道：“朕命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识以进。”与此同时，加黄淮兼官少保户部尚书，杨士奇兼兵部尚书，金幼孜兼礼部尚书，都再次得以晋官。
朱高炽按照既定的方针一步步地前进，不久发生了这样两件事。
兵部尚书李庆因考虑民间养牧官马蕃育，分送军伍后尚余数千匹，于是奏请“令朝觐官领之，太仆苑马，岁课其息。有亏，罚与民同”。杨士奇认为这有悖于求贤养士的原则，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负此名于天下，“岂贵贤贱畜之意乎？”李庆对杨士奇的反对感到忿然，不肯采纳。朱高炽起初答应罢止，但此后便无消息。次日上朝，杨士奇又言及此事。朱高炽答曰：“偶忘之。”过了些时候，朱高炽在思善阁召见了杨士奇，对他说道：“内批岂真忘之！朕闻吕震、李庆等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为众所伤，不欲因卿言而罢，今有名矣。”说罢，取出一份奏章，是陕西按察使陈智言畜马不便的上疏，让杨士奇以此为题草敕罢止官员养马。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杨士奇顿首说道。“继今令有不便，惟密与朕言。李庆、吕震辈不识大体，不足语也。”朱高炽对杨士奇表示了最大的信赖。
其实朱高炽这个评语有欠公允。李庆其人“清介有执”为列卿之良者。吕震虽为人“佞谀倾险”，但“有精力，能强记，才足以济其为人”。凡有事陈奏，千端万绪，背诵如流。据说有一次他随成祖北征，见沙碛中立有一碑，与诸从臣读过。一年后，成祖与诸臣语及此碑，欲派人往录。吕震称无须遣使，当即笔书全文。事后成祖命人拓来碑文相对，无一字脱误。这样的才干确是难能可贵。
显而易见，李庆、吕震均属于干吏之列，而不同于那种典型的儒臣。干吏乃治世中必不可缺者，纷杂事务主要依赖于他们。不久发生的弋谦言事之事，更说明李庆亦颇识大体。
弋谦是永乐朝的御史，因言事忤旨，贬为知县，又被免官归乡。朱高炽即位后，知道他是骨鲠敢谏之士，召授大理少卿。但不久弋谦便又因直言，词语太激召致朱高炽的不快。吕震、吴中、吴廷用、虞谦等人纷纷弹劾弋谦 “诬罔”。都御史刘观让众御史合疏纠劾弋谦。一时间形成众臣声讨的局面。大臣中只有李庆和夏原吉一无所言。
朱高炽召见杨士奇等人询及此事。杨士奇劝道：“谦不谙大体，然心感超擢恩，欲图报耳。主圣则臣直，惟陛下优容之。”
弋谦因此没有获罪，但朱高炽每见到他，总是词色甚厉。杨士奇看在眼里，找机会进谏道：“陛下诏求直言，谦言不当，触怒。外廷悚惕，以言为戒。今四方朝觐之臣皆集阙下，见谦如此，将谓陛下能容直言。”
“此固朕不能容，亦吕震辈迎合，以益朕过，自今当置之。”朱高炽像是明白了点。传旨免去弋谦每日朝见，让他专门管理大理寺事。
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但朱高炽很快便感到言事的人愈来愈少了。他再次召来杨士奇，说道：“朕怒谦矫激过实耳。朝臣遂月余无言。尔语诸臣，白朕心。”
杨士奇却认为此事不应由自己转达。“臣空言不足信，乞亲降玺书。”
朱高炽于是在榻前写下了一份引过自责的敕书。
朕以眇躬，处亿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务之繁，殆难独理，是以数诏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实心也。自即位以来，臣民上章，以数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言之而当，即与施行，苟有不当，未尝加谴。群臣所共知也。间大理寺少卿弋谦所言，过于矫激，多非实事，朕一时不能概之于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卖直，请置诸法，朕皆拒而不听。今谦就职，但兑朝欤，抑怀自全之计而退为默默欤？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阴阳愆和，必有其咎，岂可言，而为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为忠？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文武解（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掠其嘉谋猷，凡于国家军民利有未兴，弊有未革，乃政令有未当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为戒而有所讳，庶几君臣相与之议，弋谦朝参如故。
说是自责，其实也是一种自诩，朱高炽力图使自己保持一个仁德圣明皇帝的形象。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也正因为如此，有时过激的否定上言，便会招致他无法遏制的恼怒。中年多病，又使他一改宽谨的性格而时常显得躁怒。他虽以自责求直言，只是在表示君主的大度。可是偏偏会有一两个迂腐的儒臣不识时务，终于导致了第二次直言事件。
这一年五月，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再次上疏言事，他以过激的言词批评朱高炽“土木遂兴，重劳民力”，用宦官“折辱郡县，棰楚小民”。“大孝尚未终，正宫尚未册”便选取侍女，惊动远近，“恐乖风化之原”。如今天下并非大安，“飞蝗蔽天，民食寡乏”，不能像太祖高皇帝那样未尝见日而临朝，“或旭日已旦，朝仪方肃”。非勤政之君。并引程子之言，劝朱高炽加深涵养，务正学，求帝王经世之要、古人治乱之由，除逸乐无益之事、佛老异端之说。
疏入，朱高炽勃然大怒，将李时勉召到便殿质问，李时勉却倔强不屈。朱高炽命武士用金瓜扑打，李时勉被打折三根肋骨，曳出后险些丧命。罚他为交阯道御史，每天问一囚犯，上言一事，三天后逮入锦衣卫狱。
经过这场风波，朱高炽也气得病倒了，他临终前对身边的夏原吉说：“时勉廷辱我。”说罢忿然不可遏，当天夜里病发而死。短短九个月的帝位就这样结束了。尽管他在位时的一些事情的结果似乎有悖于仁治之道，但后人却给予了他过高评价，所谓“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这虽然只是假设，但却不曾有人提出异议。因为朱高炽确实在推行一套治世的计划，只不过未及展开。而明朝政治脱离君主独裁的轨道，真正形成文官治国制度，这一切到宣宗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