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房里挂有一副对联，写着：“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是我的开蒙塾师张树和在我 5 岁入学后一年给我写的，也是我幼年以来所留下的唯一可以纪念的东西了。至今我还把它挂在墙上，其原因有二：一是我之所以能认识几个字，多亏教师的谆谆教导，恩德难忘；虽然有时因为背不出书来，教师打我手板，以致手掌发肿，可是我并不怨恨他。一是我觉得这副对联虽很通俗，但意义深刻，这是老师教导我，要多读书，多阅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理论要与实践并重。
我从小喜欢浏览群书，当然不敢说“博览群书”，虽然那时有许多书我还看不懂。这是由于我的老家藏书很多，五间大厅沿墙堆满了旧式的方形书箱，一直到房顶，那时我拿上一层的书时，要蹬着两只叠在一起的凳子，方能够得着。我看了不少书，我最喜欢看的是历史、小说、农书等等。有一套金陵书局版的二十四史，其中我看过不少。我曾对照《三国演义》和陈寿的《三国志》读过一遍。小说，我看过《西厢记》、《红楼梦》、《今古奇观》等。前两种书在我家是禁止小孩看的，越是禁止，越是要偷偷地看。记得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在十一二岁左右，简直入了迷。读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那一回时，我痛哭流涕，连饭都不吃了，大人们还以为我病了呢，这一情景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至于农书，我读过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这些书都没有断句，读起来困难，似懂非懂。长大以后，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于是有了“救国救民”的思想。我之所以在大学里读农科，其原因就基于此。我想徐光启的农本主义对我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日本留学时，老师开的参考书目，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但正课并不讲这部书。我那时读的是大杉荣的日文译本，一读就着了迷，其后又读了《人类的由来》的日文译本。我接触达尔文的原著，是在日本投降以后。那时我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到一部《达尔文全集》原著，欣喜若狂。逛旧书摊是一种享受，可以买到许多好书，比如说我曾在旧书摊上买到了一部美国大园艺学家布尔班克（L．Burbank）的《全集》，这部书就是在美国也很难找到的。每得到一部好书，心情非常兴奋。话说回来，我读了《物种起源》的原著，便被其中大量的生物界现象、严密的推理以及雄辩的文风吸引住了。我又找来早年的马君武的中文译本，对照原文一看，发现译文诘屈聱牙，艰涩难懂，且误译和漏译之处甚多。于是我开始有了重译《物种起源》的念头，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