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秦汉时期，经济重心乃在河济之间，按现在的地理来说，是在黄河下游。由于黄河的不时决口泛滥，也由于黄河流域累次发生战争，社会不安，原来经济重心的繁荣景象不复存在，甚至显得经济萧条。在这期间，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经济却有所发展，见重于世。三国时的吴国以一隅之地与中原的曹魏相抗衡，东晋和南朝也都以半壁江山和北方诸政权相较量，正是由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发展中的经济的支撑，才能够较长时期存在下去。
这种局面到隋统一南北之后，才有所扭转，黄河下游经济的发展，使经济重心得以再现。不过南移的趋势并未完全消泯，到后来还是移到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去了。
隋唐以前黄河流域的乱离与经济萧条
黄河下游能够发展成为经济重心的所在，是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的。我国的气候自古迄今虽不时有所变化，但在黄河下游大体还是温和时较多，适于农业的经营。而雨量又多适中，间有亢旱，也并非过于频繁，尤其可以称道的是土壤较为肥沃。在无垠的平原旷野里，纵横的河流更可资利用，如果能够开渠引水，随处灌溉，就可不虑旱魃的为虐。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的社会里，只要是不起兵革，社会较为安定，农民安心处于畎亩之中，经济还是能够得到发展的。
在隋统一南北以前，黄河流域的争战相当频繁。且不说较远的汉魏之际，由西晋末年肇始的十六国起伏的乱离，黄河流域就已残破不堪，汉魏以迄西晋的都城洛阳竟成为废墟，无一霸主愿在其地再建都城。这样乱世一直延长到北魏统一黄河以北各地。东晋末年，刘裕北伐，灭掉后秦和南燕，与北魏隔着黄河相互对峙。当然黄河侧畔仍为争战的场所。其后南风不竞，起先还是防河，逐渐变为防淮，最后只能防江。这是说在南朝转变为防淮之时，黄河下游已经平静下来，可以渐次恢复生产了。虽然北魏分裂之后，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之间仍时有兵争，所涉及的地区并非过于广大，到了北齐的邺都时候，已经近于尾声了。
经济地区人户的增多
经济地区的发展，固在于有优良的自然条件，尤在于有充足的人力，从事经营。我国最初的完整户口的记载，始见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其时共有户超过了一千万。魏晋以后，战乱频仍，户口大为减少。隋代统一南北，顿告升平，人户就显著增多，其最盛之时，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虽不及两汉之时，较之南北朝时增益确是很多了。《隋书·地理志》依《禹贡》九州之制，综记全国各郡、各州的人户超过百万的仅雍、豫、冀三州，而冀州且超过两百万。这三州恰又都在黄河流域。当然各州广狭不一，属郡多寡又复不尽相同，未可一概而论。若按各郡所属的每县平均户数来说，则最多的为恒山郡（治所在今河北正定），每县有户二万二千，其次为清河郡（治所在今河北清河），每县平均为二万一千户，再其次为襄国（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济阴（治所在今山东定陶）、武阳（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河东（治所在今山西运城）、京兆（治所在今陕西西安）、荥阳（治所在今河南郑州）、信都（治所在今河北冀县）、武安（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东面）、襄城（治所在今河南临汝）、汝阴（治所在今安徽阜阳）、汲郡（治所在今河南卫辉）、河内（治所在今河南沁阳）、赵郡（治所在今河北赵县）、河间（治所在今河北河间）诸郡。多者有户一方六千，少者亦不下一万三千户。这些郡大都在黄河流域，更多聚集在黄河下游，仅襄城和汝阴两郡在汝河流域，不过襄城郡就在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和荥阳郡之南，与黄河流域还是有一点牵连的。隋唐之间的乱离，促使全国人口都有所缩减，贞观中，仅得三百零四万一千八百七十一户，与隋代盛时比较，相差殊甚。当时十道中各州的每县平均户数，只有京兆府和汴州为一万一千户，其他各州殆皆不及万户，已难侈言经济重心的所在。经过百余年的休养生息，至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计帐，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天宝元年（742），有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已与隋时差相仿佛。天宝十四载（755）有户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则较之隋世略有增益。
天宝十四载各州的具体户数已无由得知。两《唐书·地理志》皆记载天宝元年的户口数，这一年黄河流域各府郡中，每县平均户数最多郡当推河间郡，具体户数为一万九千。其次有一万八千户的为京兆府和陈留郡。陈留郡即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再次景城郡（即沧州，治所在今河北沧州东南，隋为渤海郡）有一万七千户。济阴郡和邺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隋为魏郡）皆有户一万六千。广平郡（即洺州，隋为武安郡），有户一万五千，平原郡有户一万三千。这些郡中，京兆、陈留、景城、邺郡、广平诸郡的户数较之隋时，皆有增多。当然还有一些郡有所减少。不过能够有所增加，也并非易事。
黄河流域农田水利的开发
人户众多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条件。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人力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但取得农作物的丰收，还有赖于农田水利的开发。隋时重视开凿运河，而且获致相当的成就，可是对于农田水利，竟未多所致力。唐时在这方面的经营远远超过隋代。唐时黄河流域的农田水利为数不少，关中和太行山东尤为繁多。关中本是郑白渠灌溉的旧地，唐时有所谓三白渠，其在高陵县界的各渠段，其中最短促就有三十里，最长的可达四十里。当时长安城中的用水，是开凿渠道引用由南山流下的浐河和潏河等河道的水流。其中有的渠水就可用来灌溉。引自义谷水开凿的黄渠，就有一条分支，流入樊川灌溉稻田。关中土地素称肥沃，灌溉所及的地区应是当时粮食的主要产地。
然而最应称道的则是太行山东的河北道。唐代前期，河北道不少的州县都有农田水利的设置，这是当时其他地区所少有的。灌溉地区范围的广大和相关的灌溉地区的密集，也是其他各地所少有的。太行山下相州属县中有邺县，远在战国时，史起和西门豹引漳河水灌田，有声当时，泽及后世，这是史起、西门豹措置得宜，也是当地的地势宜于引水。唐时相州所属六县，其中安阳县（为相州治所）有高平渠，邺县有金凤渠，尧城（在今安阳东）有万金渠，临漳有菊花渠、利物渠。而天平渠兼灌邺县和临漳两县的农田，仅临漳县境这条渠道就屈曲流经三十里，实为巨大的工程。就是渤海岸旁的沧州也是一样的。沧州的清池县（为沧州治所）就有引浮水流注毛氏河的渠道和流注漳河的渠道，另外还开凿有无棣河和阳通河。相州、沧州之间的冀州（即隋信都郡）和贝州（即隋清河郡）的农田水利也都可以称道。冀州所治的信都县有葛荣陂，南宫县有通利渠；衡水县（今河北衡水）有羊令渠，堂阳县（今河北新河）的渠则自邢州（即隋襄国郡）巨鹿县流来，下游流入南宫县，应该不是短促的。贝州的清河也有一条张甲河，同样用于灌溉。这里所举的只是部分例证，应该说太行山东各州像这样的农田水利工程还是很多的。
人户增多，农田水利有了具体措施，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自然环境的因素，再加上社会稳定，不虞猝起兵革，农业就会得到发展。关中虽亦号称富庶，然以都城所在，仓廪就不易丰登。还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为此颁下诏书，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充实京师。汾、晋两州（治所分别在今山西汾阳和临汾）在汾河流域，关东自是泛指黄河下游而言。征集漕粮众多的地方，其经济应该是相当发达的。
唐初都城长安用度不广，水陆漕运，一岁不过二十万石，这是容易取给的。这样的现象并未能较为长久地显现下去。直到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主持漕政的时候，遂益漕晋、绛（治所在今山西新绛）、魏（隋武阳郡）、濮（治所在今山东鄄城）、邢（隋襄国郡）、贝、济、博（治所在今山东茌平和聊城）的租赋。这几州除晋、绛两州外，其余全在黄河下游。开元时的规定较之开皇时更为明显。这是说，黄河下游在当时仍然是皇朝漕粮主要的取给地区，是其他各处所难于比拟的。
黄河流域的产绢之州
隋唐时期，田土所出，粮食而外，兼重桑麻，而桑尤为重要。
隋时征调，桑土以绢絁，麻土以布。唐时亦有蚕乡和非蚕乡之分。其调绢、絁、布，各随乡土所出。绢絁虽同为户调的主要物品，而绢尤见重于当世。因为绢还可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使用。唐时虽曾规定：“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合皆通用。”而绢尤为习见，不与其他诸种相同。这样的规定始见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亦只是以皇朝的制诰，明确久已流行于民间的惯例。绢有精粗的分别，实际价值亦当有所差别。据《大唐六典》所载，全国所产的绢共分八等。一等为宋、亳两州；二等为郑、汴、曹、怀四州；三等为滑、魏、陈、卫、相、冀、德、海、泗、濮、徐、兖、贝、博十四州；四等为沧、瀛、齐、许、豫、仙、棣、郓、深、莫、洺、邢、恒、定、赵十五州；五等为颍、淄、青、沂、密、寿、幽、易、申、光、安、唐、随、黄十四州。六等至八等还有三十八州。当时全国列入等第的产绢之州共八十七州，其中位于黄河流域的为三十二州，居全国的三分之一强。当时蒲州的常贡绫绢，虽未列入等第，也是蚕桑的地区。这样众多的产绢之州，而质量都属上等，其他各道是难于比拟的。
黄河流域的都会
《隋书·地理志》的撰者遵循《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 地理志》的旧规，于各州的后序中也曾提到都会。其所称的一都之会有太原、京口、南海、交趾，还有蜀郡等所谓“蜀之旧域”。能够称为一都之会的不外乎当地人物殷庶，货物杂凑等原因。《隋书·地理志》没有提到长江下游的扬州，至于黄河下游则更未有所涉及。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其主要的原因应是羡慕扬州的繁荣，并欲亲临其地。扬州与京口隔江相对，可能其繁荣程度尚不及京口，故未见道及，京口于当时隶属丹阳郡。丹阳为东晋南朝的旧京。隋初平陈，曾拆毁殆尽，然为时未久，市廛列肆，即已埒于二京，也就是说和长安、洛阳相比拟了。北周灭北齐时，也曾摧毁了邺都，并迁其人户于安阳，因为人户尽迁，邺都遂未能像丹阳那样，复现其繁荣的景况。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助长了扬州的繁荣。由于通济渠的畅通，也促成其沿岸都会的兴起。隋炀帝还开凿了永济渠，同样取得了效果。通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汴州和宋州（治所为今河南商丘），永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魏州和贝州。宋州为隋梁郡。魏州和贝州为隋武阳郡和清河郡。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汴州为唐时所设置，其治所浚仪县于隋时为荥阳郡的属县。可知当时通济渠和永济渠虽已凿通，这几处都会尚未都能繁荣起来，所以《隋书·地理志》未能皆以一都之会相称道。
这几处都会于唐代前期都相当繁荣。唐人称道汴州，曾说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大梁就是汴州的旧称。称道宋州的话是“名今亚陈留，剧则贝魏俱”。陈留就是汴州的郡名。这是说，宋州的繁荣仅次于汴州，和贝、魏两州并驾齐驱了。贝州在当时曾被称为“天下北库”，因为江淮州郡输往北方的租布按制度都要运储到清河郡，而魏州的繁荣也是能通江淮之货。前面说过：邺都自北齐灭亡后，即遭到拆毁，未能再恢复起来。这固然是人户尽行迁走，无力恢复，也是由于邺城所恃的交通要道白沟随着邺都的被毁而湮塞了。永济渠的开凿代替了白沟，因而魏州也就代替了邺都繁荣起来。
由于隋炀帝所开凿的运河的畅通，沿岸兴起的都会不仅汴、宋、魏、贝四州，不过像这几州都在黄河下游，而且彼此相距都不甚悬远，还是少有的。就是加上《隋书·地理志》所提出的几个“一都之会”，和长安、洛阳东西两京，黄河流域的都会还是比较多的。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经济的发展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说就人口较为稠密的州郡的众多，粮食较为富饶的产地的广大，绢类丝织产品的精良，以至于繁荣都会的集中而论，都可以说明其时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而且是在黄河的下游。这样的重心由隋初开始形成，中间一再发展，直至唐代，规模就更为具备。事物是经常在变化，这样经济重心的变化也是在所难免，到后来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就代之而起。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使这种变化更为明显。不过远在安史之乱以前已经有了南移的趋势，就是没有安史之乱，这样的重心还是会向南移徙的。
如前所说，唐代前期由贞观年间到天宝年间，黄河下游各州的人户大都皆有所增加，有些州增加的更多，宋州和曹州就都增加了十倍，相、贝、沧、洺、魏各州亦依次增加九、八、七、六、五倍。汴州增加较少，所增加的还不到一倍，当然还有不如汴州的。在相同的环境下，长江下游及其以南的一些州也在增加，江南道的婺（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宣（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常、润（治所分别在今江苏常州和镇江）四州天宝元年的户数都在十万以上。婺州有十四万四千零八十六户，宣州有十二万一千二百零四户，常州有十万二千六百三十七户，润州有十万二千零二十三户。与贞观十三年的户数相较，宣州和常州都增加了五倍，婺州和润州也都增加了四倍。就是江北的扬州，天宝元年有户七万七千一百零五，也较贞观十三年增加了三倍。这样的增加倍数虽然不能和黄河下游人户稠密的州相比较，却还不至于不如作为通济渠畔都会的汴州。这就说明了黄河下游的经济有了发展，长江下游也有可能在后面紧紧追随，已经逐渐可以攀比得上了。
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自然环境是有利于农业经营的。当地河道纵横，本已易于引水以灌溉农田。就在唐朝前期还不断有农田水利的兴修。见于记载的就有昇州（治所在今江苏南京）、湖州和杭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和杭州）以及扬州，其附近各州也都有所兴修，因而相得益彰，促成农业的发展。唐代初年，踵行隋时旧规，漕运租米，主要取给于黄河流域，特别是在黄河下游南北各州，并未多仰赖于江淮各处。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始陈漕政，以江南户口多，可以多送租、庸、调物。并陈阶级转运的方法。当其总绾漕政之时，虽是更多地漕运晋、绛、魏、濮、邢、贝、济、博的租输，如前文所曾陈述过的，然重视江淮租米，却是超越其前人的见识。当然，如果江淮农业没有发展，也是难得有这样见识的。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聚江南诸郡船只于长安广运潭中，陈列各郡所产的宝货诸奇物，然船中皆有米，足证漕粮还是大宗。这一年漕山东粮食四百万石，江南租米应有相当多的数量。
韦坚所陈列于船上的宝物诸奇物，绫锦等物实为其主要的部分。广陵（即扬州）、丹阳（即润州）、晋陵（即常州）、会稽（即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吴郡（即苏州）诸郡的船只都有所装载。绫锦在当时虽不如绢的贵重，韦坚以之奉陈于唐玄宗之前，足证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及其附近地区丝织业的发达。杜甫诗中有句说：“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稉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越罗和楚练能够和东吴的稉稻一同由海上转输到渔阳，而且舆台之人都能用上，应非等闲的物品。
这里还应该提到扬州作为都会的繁荣。唐代称道扬州的繁荣，说是“扬一益二”。这是说：扬州的繁荣居全国第一，其次才是益州。这是唐代后期人士的口头禅，不过唐代前期，甚至隋代，扬州的繁荣已见重于当世。前面曾经提到隋炀帝的开凿通济渠，就是迷恋扬州的繁荣。扬州的繁荣在隋代以前已经有声望于当世，通济渠的开凿成功，更促进扬州的繁荣。天宝初年，韦坚在长安广运潭中所聚集江南的船舶，固然有扬州近旁广陵、丹阳、晋陵、吴郡、会稽等郡的船舶，还有更远的南海（即广州）、豫章（即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始安（即桂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宣城（即宣州）诸郡的船舶。这些船舶都是经过扬州城下，再北进入邗沟，广通渠才能够达到长安的。这是说扬州的交通不仅借邗沟和通济渠达到长安和洛阳东西二京，还可借长江及其支流赣江和湘江，达到长江中上游和岭南各地，有这样广泛的交通网络，扬州当然就会更加繁荣起来，也带动了扬州周围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发展，再加上人户的滋长和自然条件的优越以及农田水利的不断兴修，就显得蒸蒸日上，与前不同。扬州既地冲要，自多富商大贾，也多珠翠珍奇的货物，因而出任当地的封疆大吏，莫不罗致数万，偶有清廉者还受到称誉，这也可以显示扬州繁荣的具体情况。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更大发展，乃在安史之乱以后。安史乱起，中原板荡，人户南迁，促成这样的发展，浸假代替黄河下游成为经济重心的所在。若追溯其间的渊源，由隋代以迄唐代前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逐渐明显，已为其奠定了基础。这是不容漠视的。当时人户南迁，固多趋往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迁往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的也非少数。据说：“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升邑，十倍其初。”可是后来经济重心的所在，并非移徙到荆南江湘等处，其间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