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新的政治形势，需要解决新的重大的全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国”问题。这个问题在抗战期间就提出来了，这时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中国人面前。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就必须实行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同时又存在着战争独裁对抗分裂的严重危机。但是在一段短时间内，全国各党派毕竟在一起召开了正式的解决建国问题的政治会议，并且通过了决议。这是民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期。共产党人曾把它叫做“和平民主新阶段”。可惜这个“和平民主新阶段”如“昙花一现”就消失了。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了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包括以下内容的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声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十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纲领、政治报告、宣言和章程。前三个文件体现了民盟的基本政治理论和主张。政治报告认为战后时期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在“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它认为英美和苏联的制度各有优缺点，要“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是民盟关于民主政治的基本思想。纲领主张“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国家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并确立国有及公有财产”。大会宣言就政治协商会议、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军队、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民盟的主张和政策。宣言说：“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同时亦是全国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建国的唯一途径。”

1945年12月16日，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民主建国会。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政纲。民主建国会以“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它在宣言中提出了自己的各项主张：在国际上，对美苏两国采取平衡政策。对于国内政治，主张和平统一；各政党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达成军队的国家化；直接普选产生各级议会，由议会行使各级政权。在经济方面，主张要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在计划指导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在目前阶段，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能以节制资本的名义消灭资本；用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在社会方面，主张政府须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奠定劳资合作的基础；“工会农会应鼓励其自由组织”，但“工农以外的政治社会力量”“不应加以控制与操纵”。宣言表示“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和平奋斗的典型”。

此外，洪门致公党在国外发表宣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先后正式成立并发表政治主张。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在中国保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和实现民主政治。

这些党派及其成员，为了把握千载一时的良机，建立长期追求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作着不懈的努力。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他们同共产党联合。他们在促进政协召开，维护政协路线和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决定中国政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扩大官僚资本是它一贯的方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大量敌伪产业。至1946 年8月底止，经济部接收的厂矿企业共2849个单位，其中大部分由经济部直接接管复工。国民党政府的四行二局接收了敌伪的正金、住友、朝鲜、中央储备等银行。通过接收，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空前膨胀，骤增至200亿美元之多。维护这种经济制度和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制度，是国民党政策的基本点。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它不得不打出和平建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旗号。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编的《战后新中国》中说：“民主立宪乃国民革命之预定目标，外应世界潮流，内应国民要求，不可缓亦不能缓。战后新中国之政治，此其主流也。”但和平建国、民主宪政的口号，不过是搪塞人民民主要求、坚持反动统治的一种手段。蒋介石一方面说 “民主宪政不容再缓”，但又提出种种“先决条件”，阻挠民主政治的实现。他在1946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说：“除了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国家的统一不容损害，根本大法不容变更，政府基础不容动摇以外，其他无不可以容忍，无不可以协商。”这就是说，蒋介石集团是不容许改变买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国家实质的。这是国民党对待战后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

战后的中国政治同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是分不开的。美国要以国民党政府作为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蒋政权要以美国援助做靠山。在这个基础上，美蒋进一步勾结起来。由于国际形势、美国国内情况和中国内部矛盾发展状况的制约，美国的援蒋反共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战后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着三种抉择：一是完全摆脱一切牵连。这在美帝国主义是不会采取的，因为它不能放弃对中国的侵略。二是大规模地在军事上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产党。但美国慑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对，也由于美国国力的限制，在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需要和平的时候，还不敢冒巨大风险，直接出兵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三是一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面鼓励国共双方从事协商，达成妥协。美国选择了第三条途径。在这条途径上，美国企图采取一种临时办法，以便将共产党人以一种类似西欧共产党所居的地位，纳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轨道，使国共两党及民主党派参加一个亲美的、以蒋介石为首的、经过改组的联合政府。当时美国估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办法和途径，是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因而不断受到共产党的揭露和抵制；同时也不完全符合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需要，因而受到国民党内法西斯势力的反对。美国预计的办法无法实现。抛开蒋介石政府，由美国干预另外组建一个代表美国利益的政府，又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对华政策逐步走上了支持蒋介石反人民打内战的道路。1945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会议，“以促成中国之统一”；同时又说，共产党军队的存在，是“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的。同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执行美国对华政策。他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政府发动内战，1947年1月离开中国。马歇尔的活动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演变过程。

苏联也是影响中国内政的一个重要国际因素。1945 年2月美英苏三国签署的《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恢复日俄战争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同时三国达成协议一致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1945年 8月14日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协定，国民党承认了苏联要求在我国取得的权益，以换取苏联的支持。苏联领导人则一再向美国和国民党表示：与美国一致支持由蒋介石统一中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同时又暗中支持中国共产党。

在以上这些国际国内条件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斗争尖锐而又曲折复杂的短暂时期。这个时期中国问题的中心是政治协商会议；而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是当时国内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