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大约在信拜上帝后自行改名秀全，自此以秀全之名著闻于世。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1月1日）出生于广东花县官禄■。父洪镜扬，母王氏，兄仁发、仁达。
从应科举到拜上帝
清康熙中期，洪秀全的五世祖从广东嘉应州迁到花县官禄■，到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时，经历四世，时逾百年，家族繁衍，世代务农。洪秀全7岁入本村书塾，五六年间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和许多古文，很受业师称许。洪镜扬和族中人都期望和相信他会很快获得功名，光宗耀祖。
洪秀全虽聪明而用功，但在科举考场上却始终不得志。大约从十五六岁起，直到31岁的十几年间，他多次应考，但从未得中秀才。
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又一次应考失败后，仔细阅读了一本叫《劝世良言》的书。这是早年的基督徒、广东高明人梁发编写的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其内容是摘引新、旧约《圣经》的某些片断，加以中国化的敷衍讲解，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拜偶像邪神和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说教。洪秀全于道光十六年（1836）在广州应考时得到这本书，但当时只略一翻阅就置于书笥。这次细读后，他在思想上产生了强烈震动，“觉得已获得上天堂的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于是他和表兄李敬芳二人按书中所说自行施洗，向上帝祈祷，答应自此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守天诫。
此后，洪秀全首先向亲友“宣讲拜偶像之罪恶及拜真神上帝之要”，说服了父母兄嫂侄辈和友人同拜上帝，其中包括他的至好冯云山、族兄洪仁玕。
但洪秀全不是一般地信仰上帝，而是自认为负有向世人宣传拜上帝、斥偶像以拯救世界的特别使命。他之所以产生这种自我意识，是同他个人的内心经验有密切关系的。他在道光十七年（1837）病中曾连续地产生一系列模糊的幻觉，似乎有人迎接他到一处华丽而光明的地方，有一老人对洪秀全说，世人都是他生养的，但都忘记了他，反而去拜事妖魔；授给洪秀全一柄斩妖魔的剑和一枚治服邪神的印，要他放胆去做。这些幻象可能是他曾大略浏览过的《劝世良言》中关于上帝、天堂、邪神等片断印象的再现。这次他仔细阅读《劝世良言》，把当年病中的幻象同这些幻象所由产生的本源——《劝世良言》加以对照比附，“大觉大悟，如梦初醒”，认为自己的灵魂曾经升天，见过上帝，他自己就是上帝所派的拯救世人使人们回到敬拜上帝之路的使者。
梁发的《劝世良言》只是一本粗浅的基督教传道书，但他为了从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夺取阵地，却很通俗有力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弊病，并且许诺人们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纯洁灵魂，消除邪恶，达到“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实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由于自身前途无望而对旧世界、旧信仰产生失望、怀疑的洪秀全，接受了这种新的说教，相信这就是真理。从此，他抛弃功名仕进之途，为着反对世上之陋俗和拯救邪恶的社会而诚心诚意地作一名宣传上帝福音的使者。
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洪秀全、冯云山等以极大的热忱离开本乡去外县和广西传教。在广西浔州府贵县赐谷村洪秀全表兄王盛均家，他们停留了几个月，发展信徒百余人。但王家贫苦，难以久住，洪秀全于冬十月返回广东，冯云山不愿回来，独自到桂平县，辗转进入紫荆山，在那里做工、教书、传教。
洪秀全回家后，仍以执教为生，并继续在本乡和附近传教。他在广西传教时和回家后的道光二十五、二十六（1845、1846）两年中写了五十多篇文章。现在留存的有写于道光二十四年的《百正歌》和写于道光二十五年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
《百正歌》宣传“正”这样一种道德观念，要求君臣、父子、夫妇、男女和富人、贵人各色人等悉由“正道”行事，反对“不正”的言行。诗歌列举尧、舜、禹、稷、周文、孔丘等古圣先贤，说他们是君正、臣正、父正、子正的典范，列举桀、纣、齐襄、楚平等由于贪色，淫妹、纳媳、纵妻等不正的行为而受到惩罚。洪秀全在这篇诗歌中以正和不正为国家兴衰、个人祸福之根源。
《原道救世歌》首先宣传所有人应该只拜上帝，不拜邪神。但它的主要篇幅是较《百正歌》更为具体地提出“正道”的思想行为准则，以夏禹、伯夷、叔齐、周文、孔丘、颜回等人为例，宣传孝顺、忠厚、廉耻、非礼四勿、贫富有命等“正道”的思想行为准则；反对六不正即反对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吸洋烟、饮酒、看风水、相命等。如诗歌题名所示，这是洪秀全当时的救世方案。
《原道醒世训》谴责“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批判国家之间、省府县里乡各地区之间、族姓之间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现象。洪秀全提出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不应有此疆彼界之私、尔吞我并之念，憧憬唐虞三代之世 “天下为公”的大道。他以为，陵夺斗杀的原因在于“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在于人们不知道上帝是大家的共同父亲，“见小故其量小”。所以实现大道之途径在于皈依天父上帝和“心好”、“量宽”、“各自相安”。
洪秀全在乡间的传教活动为在广州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所闻知。从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1847年3月下旬）直到六月，除短期回乡外，洪秀全一直在罗孝全教堂学习。
罗孝全的教堂称为“粤东施蘸圣会”，成立于清廷对传教弛禁后的道光二十五年六月（1845年7月），当时在粤的著名传教士裨治文、吉勒斯匹和《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均任该圣会的教务评议员。
洪秀全在教堂参加了圣经班，每天接受教导两小时，学习了旧约、新约圣经。罗孝全对洪秀全似乎是满意的，说“他学得了比较完备的知识”，“其行为举止无可指责”。在此期间，洪秀全请求受洗并加入教堂。于是，罗孝全委派了一个委员会到洪秀全家乡作调查考核；考查报告是有利的，接着就在教堂进行口试。就在要接纳他的时候，洪秀全对教堂没有薪金表示了犹豫，这使罗孝全宣布无限期推迟洗礼。
洪秀全在罗孝全教堂受洗不成，决定不回花县，于六月初十日（7月21日）去广西寻找冯云山。这造成了洪秀全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建立太平天国
冯云山同洪秀全于道光二十四年在广西贵县分手后，辗转到了桂平县紫荆山内大冲曾家做塾师，同时向周围人民宣传拜上帝、去偶像。由于他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信徒日多，约至道光二十六年已形成了一个称为“拜上帝会”的团体。道光二十七年六月（1847 年8月）洪秀全到紫荆山会见了冯云山。他们分手已近3年，冯云山传教获得了这样大的成绩，使洪秀全喜出望外。于是，洪秀全常亲自向新信徒讲道，拜上帝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约在洪秀全会合冯云山前后，信徒人数已达2000，遍及桂平、平南、武宣、贵县、象州、博白等县。冯云山是团体的创建者，但冯云山拜上帝的信仰得自洪秀全，“洪先生”的名声在团体中早已众所周知，因而洪秀全到广西后立即成为权威的教主。
充满着救世、醒世愿望的洪秀全，几年来在广东家乡苦口婆心对世人的劝诫，只获得寥落的反应，也不能阻挡世风之日下。现在他的好友冯云山竟已取得这样的成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团体，并且人人尊奉着迄未识面的洪先生，这使他心中充满喜悦。他在罗孝全教堂请求受洗而不可得，到广西后竟成了拜上帝会的教主。他到紫荆山后一个多月，就同冯云山等商量寻找“隐固处所”栖身，这表明洪秀全的救世主意识正向打江山的帝王抱负发展，因而需要一个密议大事的隐蔽处所。
洪秀全思想的这一巨大转变，是有其主客观条件的。洪秀全信仰的上帝虽然是中西合璧的，但对于中国的既有文化传统，毕竟是一种异端，是对现有意识形态的触犯。而且，他不是一般地拜上帝、去偶像，而是同时不满于当时的腐败社会，憧憬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因而蕴藏着反抗现实社会的思想。他思想中的这种异端因素和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向革命方面转变。
广西的社会条件有利于洪秀全思想的这种转变。广西地处中国南陲，素称多盗之乡。鸦片战争后，“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至道光二十七八年间，楚匪之雷再浩、李元发两次阑入粤境，土匪陈亚贵等相继滋事，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浸成燎原之势”。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对付这种局面，竭力倡办地方团练。以下层人民和各种形式的起义势力为一方，封建官府和地主团练为另一方的对垒日益尖锐。这种形势促进了早已对现存社会不满的洪秀全走向反清革命的道路。
洪秀全到紫荆山后，曾偕冯云山等远征象州，捣毁当地群众信服的甘王庙，还进行了其他捣毁偶像的活动。这些行动激发了拜上帝会信徒的信心，同时也引起了本地封建势力的仇视。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紫荆山秀才王作新带团练拘捕冯云山，被拜上帝会群众奋力抢回。王作新向衙门控告冯云山等“结盟供拜上帝妖书，践踏社稷神明”，知县“严提两造人证质讯”，冯云山被解县羁押。冯云山先后向县、府反诉，结果以无业游荡之名被判解回广东原籍。但冯云山在途中说服解差信仰上帝，一同回到了紫荆山。
冯云山被羁押事件前后约历时半年。在此期间，道光二十八年三月（1848年4月），发生了杨秀清以上帝附体代天父发言的事。接着，半年后又发生萧朝贵以耶稣附体代天兄发言的事。这两件事使拜上帝会内部形势发生了变化。
洪秀全以教主的身份承认了杨、萧代天父上帝、天兄耶稣发言的地位，自此，杨、萧在会内分别取得了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地位，从而使洪、冯，特别是冯的地位受到削弱。杨秀清、萧朝贵都是紫荆山人，出身寒苦，但富于社会阅历和组织才能。他们两人，连同紫荆山麓金田村的韦昌辉和贵县那帮村的石达开，与洪秀全、冯云山逐渐形成了一个密谋起义的领导核心。
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间写作了《原道觉世训》。它强调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并从上帝的权能恩德方面论证人人当拜上帝。但另一方面，它鲜明地提出上帝的对立面，以“阎罗妖”为各种妖魔邪神的代表，指出阎罗妖是“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的敌人。这篇宗教历史论文曲折地反映了洪秀全决心与清朝统治对抗的政治态度。
道光三十年（1850）春，洪秀全等决定发动起义，在紫荆山连续举行了拜上帝会的骨干分子会议，确立起义大计，洪秀全并曾穿黄袍，这意味着太平天国起义一开始就以推翻清皇朝统治为目标。五月，洪秀全派人去广东接家属来广西，接着就通知各地会众到金田集中，发动起义。大约至迟从七月起就有起义的会众来到金田，此后四五个月内，来自贵县、平南、象州、陆川、博白等地数以千计的起义者，扶老携幼举家奔赴金田。这年的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他们在金田宣布起义，建立太平天国国号，洪秀全称天王。随即以杨、萧、冯、韦为正副军师，与石达开分领五军主将；稍后又封五人为东、西、南、北翼五王，以东王杨秀清总理军政，节制其余四王。经过在广西、湖南、湖北等地两年多的战斗，冯云山、萧朝贵先后阵亡，终于在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1853年3月21日）攻占南京，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的首都，称为天京。
社会经济理想和思想文化政策
洪秀全从道光二十三年起信仰、宣传上帝，以后转变成为造反起义的太平天国天王，在后世看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角色，但对于洪秀全自己，两者之间仍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这就是要“恢复上帝之纲常”。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独特研究，认为中国古代也是信仰上帝的，这才有唐虞三代的盛世，只是秦汉以后邪教流行，致使世人沉沦，社会污浊，他奉有拯救这个世界重新回到上帝之道的使命。这使命，在他信仰上帝之初希望通过苦口婆心的劝诫去实现，如他自己所说，“婆心固结不能忘，言之不足故言长”。后来，他决心推翻清朝统治，因为清朝统治是一切邪教邪神的保障，所以要以剑与血来恢复上帝之天下。太平天国之具有宗教色彩，其原动力主要在于洪秀全。
与此相联系的，洪秀全在起义前后另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是恢复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他以为上帝之纲常与大同世界是并存的，而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他早年憧憬的“天下为公”的社会。太平天国内部的思想倾向是各各不一的，有石达开、李秀成等的爱民、济贫政策，有洪仁玕效法西方经济制度的主张，而居于思想指导地位的洪秀全则始终偏爱他自己的理想世界。
太平天国起义后，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洪秀全在所占领的地区不遗余力地打击佛、道“邪教”，摧毁庙宇，以简单的拜上帝的教义推行于军队和人民，实践着“为上帝争纲常”。建都天京后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正是洪秀全描绘的大同世界的一幅图景。
《天朝田亩制度》有这样一些主要内容：
1.“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田分9等，照人口（不论男女）均分，15岁以下减半。
2.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所有人户。每两25家，为基层单位。
3.每两设一国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4.每两人户所有婚娶弥月喜事所需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鳏寡孤独由国库供养。
5.每户养5母鸡，2母猪。凡25家的陶冶木石等匠，俱由本两人户在农隙担任。
6.每两设一礼拜堂。礼拜日各至礼拜堂颂祭上帝，听讲道理。童子逐日至礼拜堂听两司马教读太平天国刻印的圣经和洪秀全等的著作。
7.两司马处理本两内的争讼，对本两内各户是否遵守天条、命令，是否勤于耕作，每年逐级上报。
8.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由两司马逐级保举；诸官三年一升贬，各首领各保升奏贬其统属。
《天朝田亩制度》要求实现的，是一个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公有的小农社会。这是上帝的救世蓝图。《天朝田亩制度》在规定一切剩余生产物俱交国库后说：“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这对于洪秀全早先在《原道救世歌》中的救世方案是一个深化，对在《原道醒世训》中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具体化。
洪秀全的这些思想主张，局部地曾依靠战争的胜利而得到推行，如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人户和推举乡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施，但其主要的部分即关于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的规定却未能贯彻于社会。太平天国在军队中实行过公有共享制度，即军中所有金银财物都必须上缴公库，个人不得私藏；将领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库供给，供给大体平均。这种公有共享的圣库制度的基础是人无私财和大致的平均分配，其原则即是《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和“人人饱暖，处处平均”。但这一原则和基础在太平军中并未能持久坚持，起义之初洪秀全就多次下诏要求将士们上缴财物，违者处以重罚，直至斩首，反映出违反制度的现象之大量存在。随着军事胜利，克复城镇日多，财货来源丰富，将士们各有私财，高级领袖生活日奢，供给配额已无实际意义，公有共享名存实亡。在全社会实行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那是更复杂的问题。一切人都有土地，都在平均的原则下得到温饱的保障，在这方面，它代表了无地少地的穷苦农民的利益。但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农民不会愿意把自己劳动所得的剩余生产物都交给上帝去统一运用，在这方面它又不符合当时农民的要求。同时，在这个理想国里，每25家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虽然提到了银钱的存在，但没有商品交换的地位，事实上要求小农业和手工业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地结合，使社会固定在不要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缺乏实践的基础，难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据记载，太平天国曾有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的条例和告示。脱离分配土地而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自然更难被接受。“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这样，太平天国在实践中不得不另订他策。
太平天国在从广西北出的沿途征战中，普遍地以豁免钱粮为号召，军饷支应主要依靠对清朝官库的没收和对敌对分子财产的剥夺。建都天京后，事业发展，人员扩充，农民缴纳剩余生产物之规定既不可行，于是约在咸丰三年到四年间，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名提出“照旧缴粮纳税”的办法“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得到洪秀全的同意施行。这一办法是在大体上不触动原有的地权关系的情况下向土地持有者征收钱粮。以后，终太平天国之世都基本上实行这一政策。但太平天国在后期仍重新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说明洪秀全在思想上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理想社会。
建都天京以后，洪秀全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方面在独尊上帝的原则下进一步提出了激烈的政策，这就是彻底排斥孔孟和诸子百家、古人古书。
洪秀全青少年时代熟读经史，对孔孟儒学和诸子百家有很深的基础。信仰上帝后，排斥佛、道不遗余力，但对儒家仍持调和态度，除不承认孔子的教主地位以外，不少儒家典籍中的言论仍被称引于他的著作，以印证上帝之恩德权能。但在建都天京后，洪秀全发动了大规模排斥孔孟、焚禁古书的运动。这次运动的景象，当时身居天京的地主文人有所描绘：“尔本不识孔与孟，孔孟于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太平天国官员也曾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洪秀全对自己已出版的重要著作《太平诏书》（即百正歌、原道救世歌、醒世训、觉世训的汇编）和《天条书》等都作了删改，删去《百正歌》全篇，删去其他篇中一切称引儒家典籍的段落文句。从这些删改来看，这次运动所排斥的不只是儒家典籍、儒家和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包括了各种历史人物。
洪秀全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加强思想的统制。太平天国从建都时（或略早）起，就开始刻印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即旧、新约圣经），接着就实行新的印书制度，即把太平天国的出版物加以统一编目盖印，只有经过编目盖印的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和“天命诏旨书”（即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著作）才准阅看。排斥孔孟和古人古书、删除已出版著作中的所有儒家典籍中的章句的做法，是同以上几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作是加强思想统制的一部分。
洪秀全强暴地推行排斥孔孟和一切古人古书的政策，遭到杨秀清的反对。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方式明确指示不应当毁弃古书，对“四书”“十三经”，对历代史书和古代忠正人物作了肯定评价。二月，洪秀全下诏设立删书衙，宣布对古书进行删改后准人民阅读，对古人古书实行焚禁的政策有所缓和。但洪秀全接受天父的指示——也就是杨秀清的意见，是勉强的、思想不通的。删书的工作终太平天国之世并未实现，所谓删改后准读只是一句空话；他本人直到晚年仍坚持“有读圣贤书者父师并斩”，还禁止儿子读一切古书。他自己常看古书，但看完后就付之一炬。
洪秀全这种对待古人古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平天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太平天国立国之始就开科取士，其后制度日备，有会试、乡试、县试等，而且录取颇宽，这显然有吸引知识分子的用意。太平天国开科考试虽然仍用八股文，但题目却不准用旧时的“四书五经”，完全出自太平天国的教义。这些题目是只熟悉孔孟的读书人难以理解甚至望而却步的。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还由于人们对太平天国的偏见，虽然也不乏士子前往应考的事例，但多数是粗知文义的医卜星相之流。太平天国很多将领和下层官兵珍视读书人，用他们为“先生”。但所谓“先生”，只是司笔墨、任抄写书记工作，并不是用为谋主、备任政治军事之顾问。即使应考得中者，也大都只用为基层乡官，位高的，或用为考官。太平天国失败后，李秀成以“无读书人”为太平天国的缺陷，这可以说是他对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一个补充看法。
洪、杨内讧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军事上继续发展，长江中下游的两岸地区多入版图。在内部，基于洪秀全的以上帝为天下人共同之父的“天下一家”理论，以衣食与共、安老怜幼恤孤为伦理准则，起着鼓舞人心和团结互助的作用，使太平天国推翻清朝的事业具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发生于咸丰六年（1856）下半年的领导集团内讧，使太平天国的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内讧主要发生于洪、杨、韦、石四人之间，特别是在洪秀全、杨秀清之间。
洪、杨间的矛盾种因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政治体制。洪秀全为拜上帝会教主，起义后为太平天国天王，本应是太平天国第一人。但自杨秀清被承认为天父代言人后，洪秀全的地位事实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洪秀全称天父之次子，曾亲身上天受命，但一旦杨秀清天父附体时，洪秀全就必须俯伏听命。这样，洪秀全地位之得到尊重，洪、杨间关系之得到正常协调，就只能依靠杨秀清的善意，依靠他不滥用天父下凡的特殊权力。
但杨秀清的权势欲很大，不能谨慎使用自己的特殊权力。他获得天父代言人地位之初，天父下凡时所作的指示，有一些是告诫会众应确信洪秀全是他们的“主”，这起了巩固洪秀全地位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洪、杨间的一种默契。但“天父下凡”很频繁，所作指示的内容五花八门。根据现存的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否定洪秀全的主张、打击洪秀全的威信和地位的。如上述否定洪秀全排斥古人古书的政策即是一例。杨秀清还曾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否定过洪秀全建都于河南的主张，否定过洪秀全出版新旧约《圣经》的决定。这些都是事关重大的政策问题，无论天父的指示是否正确，都使洪秀全的地位受到了伤害。
更有甚者，杨秀清还常因一些细小的事情频频以天父名义使洪秀全难堪。如一次，因洪秀全待4名女官过严，天父竟下凡要当众杖责洪秀全。又一次，因洪秀全要求妻妾去问候婆母时应速去速回，天父下凡责备，告以此等事也应与杨秀清商酌。又一次天父在半夜下凡，直入金龙殿，召洪秀全之妻出来加以“教导”。如此等等，都是洪秀全所难以容忍的。
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的另一类内容是处分太平天国的官员、将领和其他犯罪人员。这类事很多，处分往往随意而严厉。如秋官又正丞相陈宗扬因犯天条——私自与妻同宿而被天父判决立即双双斩首；燕王秦日纲因作战失利获罪被贬为奴；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因未报告女官对杨秀清失敬的话而被即行处死；北王韦昌辉因天父下凡时未通告众人而被杖责四十，等等。
杨秀清在起义之初已被封为军师，但他获得节制西王以下各高级领导人的地位是在几个月以后，始于被封为东王之时。无论军师或东王，同天王之间是君臣关系，这是明确的，从现存的若干文书可知，一些大小事情如处决吸食鸦片犯、修缮天王府、实行照旧缴粮纳税政策等，均由杨秀清上奏天王批准，就可说明。军师、东王都是臣下，非近代虚君制之首相、总理可比。杨秀清之所以权倾上下，可以不经过洪秀全而任意处分诸事，甚至包括洪秀全的事在内，显然不是因为他是军师，而是因为他是天父代言人。天父的权力是无章可依的，一切都是任意的，杨秀清正是凭借这样的地位在很多问题上架空了洪秀全，侵夺了有司的职权并使洪秀全和许多高级官员难堪的。
洪秀全性格刚毅执著，又有浓厚的君尊臣卑思想，按常理是难以容忍杨秀清的侵逼；但杨秀清有大功于起义，“天父降凡”久已成为立国之本，所以只好长期隐忍不发，然而，杨秀清的权势欲没有止境，虽在“天父降凡”时可以为所欲为，仍不满于世俗地位上居于“一人之下”。他的部属早就公开扬言“四海之内有东王”、“护卫东王早作人王”。咸丰六年（1856）夏，击溃天京城下的清朝“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以为外患已除，就进一步威胁洪秀全天王的地位。这使洪秀全忍无可忍。于是矛盾剧发。
杨秀清威胁洪秀全地位的具体内容，据李秀成供词是“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太平天国沿封建旧制和民间旧习，洪秀全称万岁，杨秀清称九千岁，万岁和九千岁的区别是君臣间的分界标志，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颁布的《太平礼制》一书，对此规定很严。杨秀清也称万岁，至少意味着“君臣不别”，与洪秀全并为太平天国的君主。
杨秀清逼洪秀全去东王府的日期是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 年8月15日）。洪秀全不得不同意杨秀清的要求，但同时却密召其时在外督师的北王韦昌辉等迅速返京。杨秀清自以为计划将要实现，但他在此前对一些高级重要人物的错误处置，却孤立了自己，为洪秀全加强了对付自己的力量。咸丰六年三月初七日（1856年4月11日），杨秀清为了自作威福，杖责地位仅次于他的韦昌辉。六月十五日（7月16日），杨秀清锁押洪秀全次兄洪仁达。七月十五日即他召洪秀全到府的同一日，他指摘领导集团中的有力人物秦日纲、陈承瑢“帮妖”，又批评“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这几乎把所有领导人推向了对立面。
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1856 年9月2日）凌晨，韦昌辉和秦日纲的部队自外地回师包围东王府，袭杀了杨秀清及其亲属部众。次日，洪秀全以韦、秦杀戮过多，下诏处以鞭刑。杨秀清部属数千人前往观刑，当晚又遭袭杀。此后，忠于洪秀全的和韦昌辉、秦日纲等的部队同杨秀清的余众在城内交战，被杀者数以万计。
洪秀全因杨秀清逼迫而密召韦昌辉等回京，是否同时也密令韦杀杨秀清，这是没有明确的史料可以证明的。从杀杨以后洪秀全责备他们株连太多，仅处以鞭刑来看，杀杨是符合洪秀全的意图的，是为洪秀全解决了问题。
杀杨后不久，太平天国的另一重要领导人石达开自湖北前线赶回天京。石达开也是应洪秀全之召回京的，因路远到达较迟。他也久不满于杨秀清的专横，但他同时也谴责韦昌辉等滥杀无辜，危及国家。当晚他逃出城外，起兵靖难，要求洪秀全杀韦昌辉和秦日纲。石达开得到众多太平军将士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杀了韦、秦，石达开回到天京，众人推举他“提理政务”，时为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末。
这次血腥的内部斗争使太平天国失去了领导核心中的几位重要人物和至少两万名将士，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石达开富于谋略，深得人心，太平天国的前途仍大有可为。然而，不幸的是，洪、石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问题。
洪、石间矛盾的主要问题是洪秀全对石达开的猜忌。当时已担任中级将领的李秀成叙述双方的关系和将士的态度说：“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二王，安王即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王次兄洪仁达，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悦。”洪秀全封两位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但这两位兄长并无才干，议事时众人不听，石达开议事则“环绕以听”。石达开的威信越高，洪秀全的疑忌越深，牵制越多，以致石达开不安于位，于咸丰七年（1857）四月底逃出天京。自此，石达开独立行动，脱离了天京政权。
重建领导
经过杨、韦先后被杀和石达开分裂出走等内部大动乱，太平天国受到极大的打击。实力损失，包括被石达开带走的，减员近10万人。领导骨干或死或走，首义诸王只剩下洪秀全自己。这是有形的损失，还有无形的损失。太平天国以天下一家、互助友爱的宗教政治理论为号召，内乱和互相残杀，使人心涣散失望，使这种理论面临危机。这种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后果，是比有形的损失更为严重的。
后期太平天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严峻而复杂。杨、韦事起至太平天国七、八年间，武昌失守，湘军反攻江西，先后占湖口、九江，“江南大营”卷土重来，占庐州、镇江，再逼天京。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彻底消灭了“江南大营”，克复苏、常，一度取得辉煌胜利。但同时，太平天国面临的敌人是更为有力的曾国藩湘军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获得巨大利益的外国侵略者。
在军事形势逆转和内部动乱损失了大批干部的情况下，选拔新干部是当务之急。洪秀全识拔了后起的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青年将领，以他们和韦志俊、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委以军务。又新设“掌率”职位，以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掌理朝政。但陈玉成等主要是在京外征战，朝政实际主要由在京的蒙得恩掌理。这样，到咸丰八年（1858），太平天国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都已重建，“稍可自立”。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支柱，选拔他们担当大任，是洪秀全用人的成就。
但洪秀全在重建中央领导的过程中有些做法也反映了矛盾和弱点。军师本是“朝纲之首领”，是实际处理军政各务的。洪秀全自兼军师，本来应该意味着亲自管理大事，在经过大乱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也只有他亲自掌握政务，才较能振奋人心、团结将士，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洪秀全却另设“掌率”一职，由蒙得恩担任。“掌率”的职任未见明文解释，据蒙得恩之子蒙时雍说，他父亲“升正掌率二千岁，爵同王位，数年以来，掌握重权，总理国事”，可见“掌率”是负责国事的，是军师以下的又一军师。这说明，洪秀全虽自兼军师，但并不真正作为军师实际处理国事。
洪秀全不乐于亲理政务和猜忌外姓，是他后期重建领导核心和任用干部方面的两大弱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于咸丰九年（1859）春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洪秀全很快就封他为精忠军师、干王，卸去自己的军师兼职，让洪仁玕担负总理国事的名义和责任。
洪仁玕幼年曾从洪秀全学，又是最早的拜上帝信徒之一。但他没有在广西参加过拜上帝会的活动，也没有赶上金田起义。他在香港流亡多年，接触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文化较多，咸丰九年历尽艰辛到天京，决心效忠太平天国。洪秀全见洪仁玕到来，“彼此悲喜交集”，称他“志同南王（冯云山），历久弥坚”。但由于洪仁玕与太平天国渊源较浅，骤封为王和军师，引起宿将不服。洪秀全坚持原议，说“风浪暂腾久自息”，特聚集众将众官，让洪仁玕登台受印。另一方面，洪秀全接着先后封战功最著的陈玉成、李秀成为英王、忠王，以调整新老关系。洪秀全“曾当众饬谕，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这表明了洪秀全对于二人的倚重，但同时也表明洪秀全不乐于亲理政务的态度，因而把京内京外的事都交臣下处理。后来，他还借天父梦中传言说，天父叫他不要亲理庶务。这样，他自己就不免愈益脱离实际。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洪仁玕虽居军师之位，但实际上不可能像前期军师那样统理军政。这主要不是军师职位的功能有什么制度上的改变，而是由于实际的形势与前期有所不同。内乱以后，除了洪秀全本人，已很难有人发挥集中统一领导如同杨秀清那样的作用。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家天下思想影响，洪秀全多任用兄弟子侄。他原封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以牵制石达开，后因朝臣不服，撤去王封，改封安、福爵，但仍以王长兄、王次兄名号位居群臣前列，后又封信王、勇王之位。据“李秀成自述”，洪秀全在朝中第一重用的是幼西王萧有和，掌一切本章是否上奏之权。其次重用的是长兄、次兄和驸马钟万信、黄栋梁等。这些人或缺乏才能和威望，如长兄、次兄；或年幼无知，如萧有和是洪秀全的外甥，只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居于高位，既不能提高中央领导的水平，反而加剧了将士的离心倾向。于是洪秀全“加恩惠下”，大量加官晋爵，以固结人心。这收到了暂时的效果，“各又振作同心”。但此种办法一发而难以收拾，不少人“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统兵将领甚至对下属“私铸印信，私给官凭”。这不但进一步助长了各各据地自雄的分散主义，而且使官职越封越多，越封越大，一直封到2700个王，简直成为儿戏。洪仁玕到天京后，打算加强中央集权，抑止滥施爵赏的局面，但毫无效果。这样，终太平天国之世未能重建真正有力的领导。
对外关系
太平天国起义，正值鸦片战争爆发外国势力侵入中国。因此，它要对付的不只是清朝封建统治，还有外国侵略者。早在咸丰三年（1853），英、美、法等就先后派它们的驻华使节到南京访问，窥探太平天国的虚实和政治、军事、宗教状况。太平天国内乱后，英、法等国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的权利，包括中国开放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口岸城市。深入的外国侵略势力同后期的太平天国短兵相接，使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面临更为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
咸丰八年五月（1858 年6月），清廷和英国签订天津条约，规定英国船只可到“长江一带各口”通商，但当时南京、安庆等沿江大埠都在太平天国统治下，英国要获得条约的权利，必须和太平天国打交道。十月（11月），英国侵华军统帅额尔金率舰自上海溯江航行作实地探测，在南京江面遭到太平天国炮击，双方交战半小时。太平天国后来向他们道歉、赠礼，并给他们一份洪秀全写的诏旨。这件诏旨中有一些关于中西关系的话，如：“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万事爷哥朕作主，弟们踊跃建万功”；“西洋番弟把心开，……替天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所谓“灭臭虫”、“杀妖魔”，都是指消灭清朝官兵。洪秀全这些话的意思，是在褒奖“番弟”对清朝的打击。
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是站在英国一边的。早在（1853年）英国使节第一次访问太平天国时，镇守边境的大将罗大纲致书英使：“伪清猖獗，盗据宗邦，内毒生灵，外拒与国。此前此贵邦创义入境，良有以有也。”这不是由于策略上的需要而造成的错误，主要的原因在于太平天国错误的基本理论观念——不以满族人为中国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太平天国很关心战况，曾在招贴板上公布英法联军在大沽、天津战胜清军的消息，并在消息之末写上“杀尽妖魔”的口号。地方守将与英、法打交道时认为联军入侵是由于清朝“曾欺尊国”，“去岁天津叛议，以致复劳征战”。
这一切表示出太平天国对英国的侵略是没有认识的。额尔金宣告他们此行是“履行条约权利”，今后还会有其他船舰来往于长江一带，洪秀全的诏旨没有涉及，太平天国的官员在会谈中也没有拒绝，只要求事先告知，以免发生如这次炮击的误会。
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重整旗鼓，消灭清军江南大营，洪秀全亲自主持确定了东取苏杭上海，然后购买轮船沿江上取湖北的大战略。太平天国于四月十三日（6月2日）占领苏州，半个多月后李秀成即致书在上海的英国公使，表示愿与各国友好，“结为兄弟之国”，现即将收复上海，为避免误犯，邀请各公使来苏面商。其后李秀成、洪仁玕又一再去信，都未得复。李秀成于七月（8月）进军上海，出乎意料地遭到在上海的英、法军队炮击，失利退回。这是太平天国同外国的首次军事对抗。
洪秀全幻想着“番弟”为上帝出力，但“番弟”却用大炮回报了他。这是因为英、法等国已从清廷手中获得巨大利益，尽管清廷在《天津条约》换约时有所抗拒，但普鲁斯已认定必须帮助清朝免于解体。于是，咸丰十年七月（1860年8月）当英法联军正在北方打击清军、压迫清廷就范之际，他们在南方却协同清军和太平军作战。这是侵略者自身的利益决定的。这使洪秀全从自身的体验中逐步认识到他们与“番弟”并无共同的目标。
咸丰十年九月（1860 年10月），英法联军在火烧圆明园以后，同清廷签订《北京条约》，获得了更多的利益，长江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都开放为通商口岸。他们迫切希望这些利益在太平天国统治区落实。咸丰十一年正月（1861年2月），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及其政治助手巴夏礼一行自上海率舰队执行这一使命。他们照会太平天国，声称他们已获自由航行长江的权利，要求不干涉持有护照的英国船只，还要求太平军不进入上海及其他开放口岸百里以内地区，其条件是清廷不从这些地方派军进攻太平天国。他们同时又声称这是为了保护商业，对中国内战仍保持“中立”。
洪秀全同意了英船可自由航行长江，拒绝了不进入上海等口岸城市百里以内的要求。咸丰十一年一月（1861年3月），巴夏礼等与太平天国赞嗣君、蒙时雍等几经会谈，巴夏礼等竟闯到天王府要求面见洪秀全。二月二十三日（4月2日），洪秀全终于同意在本年内不进入上海百里以内地区。
洪秀全以为这次妥协只是有限的让步，因为进取上海本不在本年的军事计划之内，而对方则没有坚持太平军不进攻汉口、九江，还声称愿守中立，不助清廷，因此误以为这对双方有利，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协议。洪秀全因此发表诏旨，称“中西永遵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但事实上，在南京协议之前不多天，英国人已悄悄地干扰了太平天国进取武汉的行动。二月初八日（3月18日），陈玉成占领了湖北黄州府，武汉旦夕可下，巴夏礼面见陈玉成，劝诱他不要进攻已向英国开放的武汉，陈玉成改变了进军方向。
在本年内不进攻上海的协议即将期满之际，李秀成经略浙江，占领了杭州，准备再次攻取上海。这时，英国官方对太平天国的敌意已日益明显。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61年12月27日），英国舰长宾汉奉何伯之命，提出了几项蛮横的要求，主要是：
1.称英国臣民在太平天国地区遭抢劫，要求立即赔偿；
2.不仅英国船只，悬挂英国旗的木船，也得自由航行长江，不受检查；
3.应无限期不进入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的百里以内地区。
几天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1862 年1月1日），蒙时雍等复照宾汉，全面拒绝英方的要求，指出：所谓抢劫，事无凭据，不能赔偿；前已同意英船可自由航行，但不能同意英国雇用的中国木船也有此权利；太平天国志在光复全国，不能允诺不进攻上海等地；倘上海等地没有清兵或英国愿负责驱逐清兵，太平天国可以不用武力，只派员进驻安抚。
这篇有力的复照对英国的动机和立场提出责问，指出，正当太平天国攻克杭州和派军进取长江下游之际，“贵国欲我军勿攻该地，目的何在？”“贵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派兵驻守彼等重地，箝制我军行动，宁非怪事？”
英方当日致书太平天国，威胁说：“贵方对我总司令提议之拒绝，……我国必将相应对待之。”自此，太平天国政府同外国不再有官方往来，英国急剧地走向武装干涉太平天国之路，包括公开支持“常胜军”与太平军作战。
据洪仁玕忆述，洪秀全在起义前就有各国和平相处、友好交往的思想。但他这种观念可能是朦胧的。他并不了解当时世界之形势，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些主要国家。起义后他自称天下万国之真主，其意义虽然主要是宗教上的，但却容易和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相通。太平天国前朝英、法、美使节来访，杨秀清等在文书往来中，以归顺、来朝、进贡视之，引起了若干礼仪上的争执。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以宗教相同，同拜上帝，概以“洋兄弟”、“番弟”称外国人，表现出“傲慢和兄弟情谊的奇特混合”。后期，洪秀全给额尔金的诏旨，虽仍自居真主，但只称额尔金是来“朝上帝”的，没有直接说是来朝拜真主本人，这在外交的方式上是一个进步——虽然把额尔金之来意当作“朝上帝”也是误解。几个月后，洪仁玕来到天京，建议外交来往中不用“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洪秀全同意。自此，太平天国在外交的观念上抛弃了旧日的落后传统，但对外国侵略的实质仍然没有认识，仍然幻想着同拜上帝的“洋兄弟”和他们有同一的目标。
从自居天朝上国、幻想外国和自己有共同的目标，到指斥英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根据实际的体验而产生的认识上的变化和进步。太平天国拒绝不进攻上海等地的要求，同外国侵略军和雇佣军浴血奋战，他们的战斗具有反侵略的性质。
但他们的反侵略斗争是依据怎样的原则？或者说，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太平天国所强调的是国家领土的完整。以赞嗣君蒙时雍等的名义拒绝允诺不进攻上海等地的照会中再三申述的理由就是疆土，说：“我军肩负重任，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于不顾”，“我国以疆土为重，……所欲恢复者中国也”。由于坚持光复全部疆土，洪秀全在晚期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不与外国武力合作以平分地土。这件事是“李秀成自述”中提及的，他说：
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及（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
此事不见于其他中外文献记载。李秀成以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提到这件事，其真实性是无疑的。
光复全国，不能弃置寸土，或者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这正是洪秀全坚持的原则。这一原则不论是否可以称为“民族主义”，但在道光、咸丰年间外国入侵的年代，却指导了太平天国作出了反侵略的业绩。
后期的政策和失败
洪仁玕到天京受任精忠军师干王后，向洪秀全呈递了一篇《资政新篇》的重要文件。它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社会、文化、宗教，提出了全面的政策见解，洪秀全几乎完全表示同意。
《资政新篇》主张兴车马舟楫技艺之利，鼓励制造轮船火车和各种器皿，准许专利；兴银行，准富民集资设立，以利于商贾士民；兴宝藏，准民探矿开矿；兴邮亭、书信馆以通公私书信；兴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兴市镇公司以司工商水陆关税；兴士民公会，由民办理救济、教育事业；兴医院、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等以济民间疾苦，等等。这是一幅发展资本主义和使中国近代化的蓝图，与洪秀全早年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的旨趣大不相同。
洪秀全虽然赞同洪仁玕的纲领，批准镌刻颁行，但一年以后他又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说明了他思想上的矛盾，说明了他对古代大同世界的偏爱胜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乐园。然而，如前所述，他的大同理想由于不切实际，并不能刺激农民的积极性。洪秀全没有找到其他的真正出路，于是只好转向轻徭薄赋以吸引、团结人民的传统政策。
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克复苏州和苏南各属州县以后，洪秀全发布了一道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的诏旨。这是存世洪秀全诏旨中少有的直接涉及民生问题的文件。诏旨首先表明太平天国关心民生疾苦：“民有饥溺朕饥溺，痌■在抱秉至情”，“上帝基督带朕幼，照见民困发政仁。酌减征收舒民力，期无失所安众心”。它宣布：“朕格外体恤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今（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洪秀全的诏旨在苏南各县得到了宣传、执行。诏旨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颁刻，十一月，常熟县“堂然伪天王黄榜，抚恤民团，起征粮米”。这一年减征的成数不详，但存世的两件东珊县（今吴县东山）民人辛酉十一年、壬戌十二年地丁银完纳执照，均钤有“奉令减免一成，遵照九成完纳”的印记，可见减免政策一直实行了几年。苏南主要是李秀成的辖区，李秀成有强烈的仁政、爱民思想，他贯彻减征政策是尤为突出的：“苏州百姓应纳粮税，并未足收，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不深追”。
获得民心，争取人民的拥护，是太平天国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清朝有识见的统治者也明白这一点，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与太平天国对抗的同时，先后在长江流域各省推行“减赋”，其重点“在裁减浮收，剔除中饱”，其用意之一，即在与太平天国争夺民心。洪秀全“减征”，减及田赋的正额，比清朝的政策更进一步，而且太平天国虽允许业主收租，但在若干地区又有限租、减租之规定。这本来应更有利于太平天国争取包括自耕农和地主在内的土地所有者以及佃农的支持，但事实却不然。太平天国版图内人民的负担，田赋仅是其中之一。后期疆土缩小，但征战频繁，军需日殷，更非田赋收入所能支持。因此，各统兵将领、基层官员经常向地方派征银两、物品，各种捐税名目繁多，其负担甚至远超过田赋的正额。如驻在安徽旌德县的一名将领给乡官下令，要每旅筹办饷银1000两，食油1000斤，盐1000斤。按规定的编制，一旅只有500户，要他们负担1000两饷银，就相当于上万亩的田赋。又如浙江桐乡县征收军需捐，是田赋以外的附加税，但高出正额1倍以上。这些捐税的名目，有些似乎是统一规定的，如田凭费、店凭费、门牌费、田捐等等，另有不少则系地方将领或乡官自定。捐税和摊派大多按田亩计征，使土地所有者的负担远甚于正额减征得到的好处。还有一些是按户计征的，更波及了无地的贫民。洪秀全的轻徭薄赋政策最后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太平天国的斗争就成了一种单纯的军事斗争，在清朝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不能不陷于失败。
后期太平天国虽曾取得占领苏南、浙江大部分地区的胜利，但好景不长，自同治二年（1863）后又相继丧失，而后天京被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曾国荃军包围。在形势逆转并且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即放弃天京，经江西、湖北与在西北的太平军会合，另图发展。“这确是当时太平天国唯一的救亡良策”，但洪秀全坚持死守南京。城中被困缺粮，饿死者日增，洪秀全命“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甜露是旧约圣经神话中上帝从天降下的一种食物，洪秀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草。他自己久食此草，因而得病，于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四月十九日，1864年5月24日）去世。十多天后，天京城破，太平天国灭亡。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