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的精神折磨其实是光绪帝的主要病因，即便如此，我们却不能说慈禧太后是直接谋害光绪帝的凶手，光绪帝也不是被人谋害而暴死的。因为从光绪二十五年前后，光绪帝的疾病突然恶化，日趋沉重，从未好转。到光绪三十四年春季以后，已是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不必他人谋害，也是必死无疑。这有光绪帝临死前的“脉案”和他自书的“病原”等大量医案可以作证。
如从御医曹元恒在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九日所写的医案内可知，光绪帝在临死前半年内，病势已十分严重，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在治疗上已是寒凉药及温燥药均不能用，医生们已束手无策。到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御医陈秉钧更在“脉案”上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之语，说明御医们对光绪帝的沉疴已无能为力。延及当年九月，光绪帝的病情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全部失调，死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光绪帝本人对自己病情日益加重也十分着急，在他亲书的“病原”中，一再指责御医们无能。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因自己的病虽“屡易方药仍属加重”而斥责御医们“总系药不对症”和“草率立方”。七月初八日，他诉说自己：“病势迁延，服何药总皆无效，且一症未平，一症又起”。七月十七日，他责备御医“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八月初七日，他更申斥御医是：“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等等。这些斥责言词反映出他当时焦躁绝望的心情。
当时的江苏名医杜锺骏，在他所写的《德宗请脉记》一书中，也对光绪帝的病情有详细记载。杜锺骏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以后，被征召到京专为光绪帝治病的。他在七月十六日第一次入诊后，立即对吏部尚书陆润庠说：“我辈此来，本来是满以为可以治好皇上的病，来博取微名，今天看来多半是徒劳无益，只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可见早在此时，杜锺骏就认为光绪帝的病已救治无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