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底，我有幸参加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的编纂工作。当时已是我跟随瞿林东教授读博士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末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对该书的出版非常重视，为参加编纂工作的每位同志都发了聘书。这部大型丛书的体例是瞿林东召集编委会成员和出版社的同志开了几次会才最终确定的。要求丛书有一个总序，每部名著各有前言。

“总序”是由清史专家戴逸所作。戴逸当时担任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在史学界有着很高的威望，让他来作总序，可以说是最佳人选。当瞿林东向戴逸提出这一想法时，他很痛快地答应下来。但戴逸工作很忙，总是抽不出时间来写。每次瞿林东向他催“总序”时，他都有难言之苦。后来，只好采取由戴逸来讲，我们来整理的办法。记得那天又阴又冷，瞿林东带着在北京的几位编纂工作委员会成员和他的博士生、硕士生，专程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请戴逸讲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戴逸虽然没有写成文章，但已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侃侃而谈，讲了一个上午。讲谈过程中，不时与瞿林东交换意见。我们一边录音，一边作笔录。讲完之后，我们感到，戴逸对20世纪史学的评述，高屋建瓴，概括得全面客观，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很深刻。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后，录音由我整理，瞿林东要求把录音全部变成文字，不作修饰，让戴逸过目、加工和润色。录音整理出来以后，罗炳良送交戴逸，戴逸作了修改，以后又修改了几次，但基本结构和基本观点都没有大的改动。

“总序”首先肯定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认为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世纪相比，无论是产生的大史学家的数量，还是新史料的发现和拓展，20世纪史学的成就都是极其辉煌的，并概括出三个特点：一是进化史观的引进；二是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三是理性精神的张扬。戴逸把一百年的中国史学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史学家之间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第一代史学家处于转型时期，他们的使命是促使中国传统史学转向进化史观与理性主义史学。通过第一代史学家的努力，中国传统史学过渡到近代史学。第二代史学家处于创新时期，其主要任务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把历史学作为客观的有规律的对象加以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第三代史学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处于继承时期，不但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学，接受了唯物史观，而且也承认进化史观和理性主义的历史地位。他们的重大成就，是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史学队伍，在学术上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史学体系。第四代史学家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经过十年“文革”，历史学从文化废墟中走出来，发展很快。第四代史学工作者积极吸收国外各种史学思想，引进和借鉴他们的史学方法，试图探索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史学理论体系。

“总序”在回顾20世纪史学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述了一些理论问题，给人以启迪。其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有相通之处，那就是进化史观、理性精神和爱国主义。指出，不应简单地突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对立，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实证主义史学的优点并进一步加以发展。用阶级属性看待一个学者、一种学术，并不科学。历史智慧任何阶级都可以借鉴，不能说这是资产阶级智慧，那是无产阶级智慧。实际上，历史智慧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随意把学者、学派和学术画上阶级符号，从而确定其阶级属性的做法是有害的。其二，关于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史学和现实既很密切，又有距离；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历史学要真正成为科学，应有一定的独立性。对历史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终究会走到邪路上去。在这一点上，20世纪史学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其三，关于对待传统问题。20世纪的史学总是在离异传统和回归传统之间来回摇摆。任何一种学术，都脱离不开它的根基，都必须从它以往的成果中汲取营养，无论对传统的超越还是回归，都是一种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是整个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一种表现形式，是否定之否定的不断进步的过程。其四，关于历史中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问题。20世纪历史学研究方法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用宏观的方法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另一种是实证主义史学家擅长于微观研究。宏观研究应该以微观研究为基础，微观研究同时要以宏观研究为指导，为最终目的和归宿。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这两种方法不一定在每一个史学家身上都完全具备，但从整个历史学来看，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应该并重，不应偏废。这两种类型的史学家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支持。

戴逸的“总序”，基调是对20世纪的史学进行总结，这与该套丛书的编纂宗旨非常一致。“总序”对20世纪各家史学流派的看法很平实，很公允，没有丝毫的狭隘和宗派习气；“总序”立论高远，抓住了关键性的问题进行论述，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不回避缺点和失误，给人一种大气的感觉，显示出作者认识问题的视野之开阔、见解之精辟。“总序”语言通俗流畅，娓娓道来，读来感到十分亲切，着实为这部丛书增色不少。

丛书编选的每一部名著都写有前言，主要是介绍著者生平、著者的学术成就、所选著作的写作背景、学术价值及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前言作者是经过编委会反复研究确定下来的。他们都有很高的学术修养，对著者十分熟悉，对所选作品有精深的研究。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每篇“前言”对读者阅读该著作具有很好的导读作用，反映了当代人对20世纪学术史的研究成果，也为后人研究20世纪史学提供了参照。

这部丛书的前言作者大致由这样一些学者组成：一是对著者的学术非常熟悉，又是著者的助手或学生。如刘乃和是陈垣的学生，长期担任陈垣的助手，这次请她为陈垣著作写前言。其他如黄烈是郭沫若的助手，王煦华是顾颉刚的学生，蔡美彪是范文澜的助手，何兹全是傅斯年的学生，张传玺是翦伯赞的助手，张岂之是侯外庐的学生，陈得芝是韩儒林的学生，毛佩琦是尚钺的学生，漆侠是邓广铭的学生，苏双碧担任过北京历史学会的秘书而与会长吴晗关系密切，张寄谦是邵循正的助手，葛剑雄是谭其骧的学生，朱雷是唐长孺的学生。他们分别为他们老师的著作写了前言。二是著者的后人。如齐文颖是齐思和的女儿，她为《中国史探研》写了前言；李光谟是李济之子，他为《安阳》写了前言。三是对该著者及其研究的领域均研究有素的专家，如王钟翰为孟森的《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写前言，李学勤为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写前言，耿云志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前言，郭齐勇为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等书写前言，蒋伯勤为岑仲勉的《隋唐史》写前言，瞿林东为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李守常的《史学要论》写前言，吴怀祺为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写前言，陈其泰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写前言，桂遵义为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写前言，姜义华为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写前言，荣新江为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写前言，陈连开为白寿彝的《民族宗教论集》写前言，王世民为夏鼐的《考古学论文集》和陈梦家的《尚书通论》写前言等。上述作者都是在当今史学界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故各书前言很具可读性。

就笔者所知，一些作者为写好前言，是花了大量心血的。如北京大学的张寄谦写的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一书的前言，是在病榻上完成的。邵氏该书虽是公认的名著，但过去只是内部印行，流传不广。张寄谦为这部书的出版做了许多整理工作。她对该书写作过程的叙述和内容的评介，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完全可以作为学术史资料来使用。瞿林东为写金毓黼《中国史学史》的前言，听说辽沈书社出版了金氏的《静晤室日记》，特地托人买了一部，并从中发现关于《中国史学史》写作的详细记录。他运用日记中的材料，弄清了金氏写作是书的经过。这些材料对准确揭示金氏的写作旨趣也极有说服力。40年代，白寿彝、齐思和先生均对金著《中国史学史》发表过书评，指出该著具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是有意无意地用一个考据家底立场来写的”。瞿林东在《静晤室日记》中发现，金氏不断称其著作为“史学考”，这就为白寿彝的论点提供了直接的证据。金氏在1938年3月4日的日记中，将中国史学史分为六期，即萌芽期、成立期、发展期、中衰期、复兴期、革新期，表明金氏对史学史的分期问题是有思考的，尽管前后有所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言虽属介绍和评述性质的文字，但里面常有最新发现的资料，包含新的认识成果。

有的前言是人们研读该著不可或缺的。如齐思和的《中国史探研》是著者的一部论文集，由于前言作者是著者的女儿，对其中每篇论文的写作经过都十分清楚，因而在介绍和评述中，能够准确地指出所选论文的贡献和价值之所在。李光谟对李济的为人之介绍，对《安阳》一书写作目的的揭示以及对该著译本修改之说明，对人们了解著者和研读著作，都很有帮助，是不应忽视的。黄烈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定位，十分准确。他说，郭沫若在理论上下过大工夫，20年代他翻译过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深厚基础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史而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郭沫若应是第一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写出的中国古代史著作。蔡美彪对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写作经过的叙述和八种版本的介绍，是一般人写不出来的，读后令人增长不少有关的知识。苏双碧对吴晗撰著《朱元璋传》的过程做了梳理，指出各个时期的不同版本以及各版本的不同特点，认为1965年出版的新版本在理论分析的科学性和史料分析的准确性上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澄清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混乱。

前言作者不管与原著者有无师承关系，他们都能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比较公允的评述。如胡适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在从事教育与学术文化的同时，不能忘情于政治。他反对独裁专制，也反对阶级斗争；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但在国共决战中又选择了国民党。在思想文化界，他的观点也很有争议，有人说他主张全盘西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罪人。前言作者耿云志对胡适的这种两面性均有论述，并把他置于中国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认为胡适在同保守主义者论争中有时不免失于偏激，说中国“百事不如人”，中国人“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等等，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胡适相信中国文化中一切优秀的东西，经过与西方文化的切磋和交融，最终都不会丧失它们的价值。因此，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和了解胡适有关思想文化的主张。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有着很大的影响，他说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被许多人奉为圭臬，甚至被作为反对理论指导的根据。作为傅氏弟子，何兹全说，这话听来好像很对，但深入追寻一下，也是有问题的。他通过傅氏本人研究周人历史的事例，说明不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而是同一分材料在不同人的脑袋里、不同时代的人的脑袋里可以出好多分货。指出，在历史研究中，理论和史料应该并重。何兹全对傅氏非常尊敬，称他是自己的 “恩师”；同时，他又引用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前言作者对著者的写作背景大都作了深入的挖掘和研究，这为读者认识20世纪的学术史提供了直观的材料。比如，郭齐勇对钱穆著作写作背景的说明就很有代表性。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是通过编年的形式考辨事实，驳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提出的刘歆伪造古文经之不通，目的是扭转当时盛行的疑古风气，匡正学风。因为由康有为所开启的怀疑新学伪经之风，是疑古辨伪之风的源头，致使人们对经史古籍存疑不信，进而怀疑一切固有的学术文化，钱氏认为这是十分有害的。揭示这一点，对认识钱氏的学术文化观，对全面认识古史辨派以及当时的各种学术思潮，都是很有意义的。又如，张传玺对《历史哲学教程》写作背景的论述，对认识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均有启示意义；对著者一些重要论文的介绍，又使我们看到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左”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表现出惟真理是从的大无畏的精神的。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虽然不可能包括20世纪中国史学全部名著，但其所编选的每一部著作都是当之无愧的名著。它们或在20世纪的史学发展中具有开拓性意义，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学所达到的高度。无论是研究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还是从事具体的历史研究，它们都是值得重视的。而这部丛书的 “总序”和“前言”，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这些名著的学术影响和和学术价值，相信会起到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