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烈士的牺牲，已往80余年矣，然而慷慨赴刑时的一节，却至今众说纷纭。
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从儿时起，就知道那个著名的“临刑前的演讲”。说是大钊烈士被处绞刑，二次均未死，都发表了激昂的演讲，直到三次讲毕，方才引颈就义。更似乎那句“试看将来之环球，必是赤旗之世界”的名言，也是大钊烈士于绞架前发出的最强音……
李大钊烈士临刑，真的发表过三通“演讲”么？其实绞架一侧，是有一个目睹者的，那就是时任京师高等审判庭推事的何隽。据这位李大钊崇拜者的证词，烈士“意气轩昂，胸襟爽朗”地进入刑场后，行刑官问：“你等对于家属如何处分事件，可缮函代为转交”，大钊烈士对曰：“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而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兮也，何函为？”遂延颈就环……
可见临刑当时，并没有“发表演讲”，也不可能“二绞不死”，再来讲三通道理，至于李大钊烈士那句关于“环球”和“赤旗”的壮语，更是他牺牲前十年在十月革命胜利时所写。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说“绞架前的三次演讲”呢？现在才算大白，据对这段党史深有研究的《北京日报》披露，原来当时“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而“推测编写的”。
这真的有必要吗？李大钊定名“共产党”的一锤定音，还不能表达他的“崇高理想”？李大钊一生的战斗经历，还难以体现他的“英雄气概”？便是何隽笔下记载的那一段平静的对话，难道还不足以表明一个共产党人“为主义而死”的伟大情怀？非要“编写”一个两绞未死的情节，非要“推测”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反而使后人疑点重重。
当然，我们历来，尤其是我们自少的教科书中，这样的事儿还真不是一例：为了告诉孩子们马克思的好学，就说大英图书馆的地毯，被卡尔踩出深深的脚印。似乎一部《资本论》，千万言的浩瀚经典还不够“典型”，还不足以刻画马克思的勤奋；为了教给后代恩格斯的“背叛家庭”，就来说他如何与资本家父亲“断绝关系”，似乎这个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一生斗争还不够跌宕，还不足以说明他的“阶级立场”。结果怎样呢？人们一查这些“被典型”了的情节，才发现出于“推测编写”，竟然要怀疑起我们教育的真实性了。
革命的历史教育，十分必要，伟人的故事逸闻，也应当拿来砥砺后人。但千万不要“推测编写”，不要为了“典型化”，就刻意地“戏剧性”，以为这才能打动人激励人——其实烈士有时的平静，其力量往往会超过他们的激昂。比如秋白烈士的就义，假如没有一路高唱，假如没有三呼的口号，便是那在刑场的一言“此处甚好”，难道不是已经坦露出一位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浩荡生死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