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天祚帝（1075—1128），即耶律延禧，字延宁，契丹名阿果。辽道宗之孙，昭怀太子耶律浚之子。 6岁封梁王，9岁进封燕国王。大安七年（1091）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寿昌七年（1101）道宗死，延禧即位，号天祚皇帝，改元乾统。保大五年（1125），被金军俘虏，降封海滨王。金天会六年（1128）病死，享年54岁。皇统元年（1141），改封豫王，葬广宁府（今辽宁北镇）闾阳县乾陵旁。
延禧出生不久，父母相继遇害，虽在直臣和亲属的保护下得以保全，却没有受到良好教育。辽朝自钦哀皇后执政，国舅少父房得势，左右朝政，宗室间的争权斗争已变为后族对皇权的操纵。道宗朝奸臣耶律乙辛擅权达14年之久，老成正直的官僚被排挤、压制和打击，统治集团元气大伤。天祚帝即位时，辽朝已陷入政治日益腐败、治国人才匮乏的境况。
天祚帝对辽朝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内外矛盾激化和人才匮乏的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反而一味游畋享乐，辽朝的政局更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地步。
邪正不辨，任人唯亲
宣懿皇后和太子浚的冤案是辽朝后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彻底清除乙辛党羽和他们对辽朝政局的影响，平反大康年间的冤案，起用勇于抵制乙辛的官员、将领，是争取人心、振兴朝政、扭转世风的关键。天祚帝没有把握住这一时机，他沉湎于游畋，不恤政事，亲佞人而远正直，拒听忠言。北府宰相萧兀纳，是两次冤案洗劫后的硕果仅存者，曾冒险保护延禧，力主以他为嗣，有保护和辅导之功。延禧即位前，他因屡进直言而招致怨恨。天祚帝即位后，虽被尊为太傅，却不得不离开朝廷出任辽兴军节度使。
因厌恶乙辛的行为而被流放镇州的耶律石柳，乾统初被召回，他上书天祚帝，请“尽收逆党以正邦宪，收四方忠义之心，昭国家赏罚之用”，还详细地记述了太子浚被害和乙辛擅权等事，希望天祚帝了解实情。天祚帝却不予采纳，使“闻者莫不叹惋”。
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有才而贪”，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他“将为祸基”，天祚帝竟将清查乙辛余党这件关系辽朝前途命运的大事交与他负责。阿思贪赃枉法，制造冤案的首犯因行贿得免，而一些胁从者却往往被罗织罪名受到惩罚。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得里底附会阿思，敷衍塞责，使得贪墨之徒继续用事，阿谀奉迎者得以提升。佞臣萧胡笃见天祚帝“好游畋，每言从禽之乐，以逢其意。天祚悦而从之。”萧胡笃因此自永兴宫太师升为殿前都点检，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奉先、保先、嗣先兄弟以外戚居中任事，他们无军政才干，专以“阿谀取容”，为固宠保位，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排挤打击忠直人士，引荐逢迎取媚、贪污误国之辈，使辽朝的政局每况愈下，一发而不可收拾。
边备松弛，对女真事务处理失当
自道宗朝授女真完颜部首领乌古迺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以来，女真完颜部迅速崛起。由于辽朝统治集团的腐化奢糜，对猎鹰海东青和东珠的需求大增，加紧了对女真人的搜括和勒索，加重了女真人民的负担。辽朝吏治日益败坏，出使女真的官员为所欲为，激起了女真各部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反辽情绪日益高涨。辽朝贵族日益骄横，争权夺利斗争愈演愈烈，有的甚至勾结、联合女真，更助长和鼓励了女真贵族的抗辽情绪。自阿疎逃往辽朝和女真助辽平定海里之乱后，女真人不但了解了辽朝的虚实，而且找到了与辽朝讨价还价和武力抗辽的理由，坚定了武装抗辽的决心。
女真的崛起引起了辽朝一些守边将领和有识之士的警觉，他们认为女真将对辽朝形成严重的威胁，因而不断向天祚帝反映这一情况，希望采取措施，加强防备，但未引起重视，而他却偏信专事迎合以谋求私利的萧奉先兄弟，以致对女真问题的处置一误再误。天庆二年（1112），天祚帝至春捺钵。“生女真酋长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后患。’奉先曰：‘麄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假有异志，又何能为？’”此议于是作罢。天祚帝不能杀阿骨打，却因其弟、侄等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而骤加官爵。
天庆三年，阿骨打继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积极修边备，做抗辽的部署。而天祚耽于游猎，任命之使迟迟不至，更令阿骨打疑心。他遣使入辽以索阿疎为名观察动静，刺探辽朝边境军事部署情况。辽东北路统军司向天祚帝报告了女真兴兵，宁江州可能将遭到攻击的军情，天祚帝正在庆州秋猎，不以边事为意，只遣海州刺史高仙寿以渤海军为援。四年，阿骨打趁辽守备空虚之际，誓师励众，向宁江州进发，大败渤海军，乘胜一举攻下了宁江州。
宁江州之役失败，天祚帝才开始注意女真情事，召开群臣会议商讨对策。汉人行宫都部署萧陶苏斡建议：“女真国虽小，其人勇而善射。自执我叛人萧海里，势益张。我兵久不练，若遇强敌，稍有不利，诸部离心，不可制也。为今之计，莫若大发诸道兵，以威压之，庶可服也。”而萧奉先却认为：“如陶苏斡之谋，徒示弱耳。但发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天祚帝竟舍陶苏斡而信萧奉先，以奉先弟嗣先领兵屯驻出河店，结果又被女真击败。
天祚帝认为宁江州、出河店两次失败，是枢密使萧奉先不知兵所致。于是他改用汉人张琳、吴庸主东征事。辽朝的汉人官僚历来不主兵事，二人更不知兵，且庸碌不任事，只得以广招兵丁，分道进讨之策塞责，不意又败。
辽军三战三溃仍没能引起天祚帝重视，他仍以上国自居，认为只要遣一介之使，便可谕令女真降服。于是又改军事进剿为遣使谕和。而对如何加强军队的训练，提高其战斗力，整肃军纪，振作军威却不做任何部署。出河店败将萧嗣先，本应受到严厉处治。而其兄枢密使萧奉先却想方设法为其开脱，向天祚帝反映：“东征溃军逃罪，所至劫掠，若不肆赦，将啸聚为盗”，建议赦东征溃军。天祚帝居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萧嗣先仅免官而已。诸将对此反映强烈，他们议论说：“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议和也绝无进展，徒为自取其辱。东北军事重镇黄龙府又被女真攻陷，从此，辽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战斗力急剧下降。
偏听偏信，众叛亲离
以天祚帝为首的辽统治集团，不图进取，对各族人民的不满情绪漠然处之，官僚将领中普遍存在麻痹轻敌思想，而一切加强边备的建议都被斥之为怯懦。萧奉先兄弟“缘恩宫掖，专尚谄谀，朋结中人，互为党羽”，专以球猎声色取悦于天祚帝，却得到了绝对信任。天祚帝的无能与拒谏，贻误了战机；对萧奉先兄弟的偏听偏信，又令群臣失望，部分将领萌生了废天祚帝另立新君的想法。
天祚帝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对双方的形势和战斗力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了解辽方军心不稳、将士离心的致命弱点。对女真人反辽情绪的日益高涨也一无所知。天庆五年九月，在没有足够思想准备和周密战略部署的情况下，贸然决定率军亲征，并盲目相信辽军数量众多，限定数月内翦除女真势力。结果，战斗还没有打响，就发生了耶律章奴叛归另立新君的事件。亲征的部署被彻底打乱，天祚帝仓卒回军讨叛，又遭到女真轻骑的邀击。
章奴谋废立是部分契丹贵族将领对天祚帝失去信心的反映。他的行动又进一步削弱了辽朝的军事力量，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使天祚帝与群臣的隔阂更深，对萧奉先等更加信任不疑；萧奉先利用天祚帝的信任肆无忌惮地谋求私利，导致了辽朝的又一场灾难——耶律余覩降金。
余覩出身皇族，有一定威望，素为萧奉先所忌。余覩妻萧氏与天祚帝文妃为姊妹。文妃生子敖鲁斡，有人望，封晋王，当天祚帝的表现日益引起群臣不满时，他却因得人心而遭到疑忌。萧奉先妹为天祚帝元妃，生秦王定、许王宁。奉先担心天祚帝以敖鲁斡为嗣而己甥不得立，遂千方百计陷害敖鲁斡。保大元年（1121）他利用文妃与余覩妻姊妹曾相会于军中一事，诬陷耶律余覩谋废天祚帝立敖鲁斡。文妃善歌诗，对天祚帝“游畋不恤，忠臣多被疏斥”的现象曾有所规谏，因而也招致天祚帝的不满。刚刚经过章奴废立活动惊魂未定的天祚帝，对废立事颇为敏感，对萧奉先的谗言不作任何调查分析，就将文妃赐死。耶律余覩无以自明，遂率众降金。至此，更无人愿为天祚帝效力。余覩降金后任女真监军，领兵追袭天祚帝，又给萧奉先陷害敖鲁斡提供了口实，天祚又赐敖鲁斡死。至此，“中外莫不流涕，人心益解体”。
由于天祚帝与萧奉先不以国事为务，在女真的连续进攻面前拿不出整军御敌的方略。东京、乾、显诸州失陷后，他不做防御中京的部署，却一路南下，作逃亡的安排。正因他“恶闻女真事”，所以萧奉先连上京失陷的重大军情都不上报。后来天祚帝虽得知战败的消息，仍然是既不追究战败责任，也不做防守中京的准备，却一路南逃至南京、中京、西京，致使中京、西京相继失陷，最后只好逃入与外界信息难通的夹山。此时，他也只认识到一系列问题都与偏信萧奉先有关，于是将他逐出朝廷，而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仍无任何自责。自入夹山后，数月间与外界信息不通，于是南京蕃汉诸臣共立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帝，史称北辽，贬天祚帝为湘阴王，辽朝一分为二。保大二年底，南京失陷。三年，被金兵俘虏的林牙耶律大石带领部分兵力逃出，到夹山见天祚帝。天祚帝又想出兵收复燕、云，大石力谏，不从。四年，大石率众北上，后自立为王，建立西辽。天祚帝遂率军出夹山，攻克天德诸州，后为金兵击溃。
保大五年（1125）天祚帝在逃往西夏的途中被金兵俘虏。天祚帝即位于辽朝统治每况愈下之时，本人缺少治国的雄心和能力，只对名茶、古画、音乐、美姝兴趣浓厚；又信任非人，处理军国大事失当，其亡国甚至早已在宋朝有识之士的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