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天文学

明代远洋航行成就突出。在明永乐至宣德年间(1403—1435),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航行期间,曾采用天文定向和天文定位。明末茅元仪所著《武备志》收有郑和航海图,在其中四幅过洋牵星图上标有天体出水平线高度等沿途所见的天空景象和有关数据,如“北辰星一指平水”、“灯笼骨星正,十四指半平水”、“南门双星六指平水”等等。据今人研究,一指约在1°34′—1°36′ 之间,也有人认为一指相当于1.9°。此外,他们还用南北星高度及方位确定所在地大约的地理位置,并用四方星相对位置定航向。这些都是了解古代航海天文知识的宝贵资料,从中也反映了明代航海天文知识的进步。

西方天文学的传入

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与李之藻合写的《浑盖通宪图说》是早期传入中国的欧洲天文知识。此书分两卷。第一卷主要是讲星盘的构造、原理及其中坐标网的绘制方法,第二卷主要讲星盘的使用方法,另有一篇介绍浑象的专文。在这本书中有不少对中国天文学家来说是新鲜的内容,如第一次传入完整的黄道坐标系,即没有考虑黄极的黄道坐标;明确晨昏蒙影的严格意义,但将晨昏蒙影的原因归之于日大地小则是不正确的;讲述了中国古代极少论及的五星远近问题,并给出了数量结果;传入西方星等划分的概念,但将星的亮度差别仅归之于星大小不同是不全面的,此外还讨论了地理经度的测量等。

利玛窦和李之藻合写的《经天该》一书,是以西方星图为依据、《步天歌》为体裁的认星七言款词,其中包含了中西星名的对照工作。《经天该》的歌词颇为上口,例如关于猎户座的歌词为:“参宿七星明烛宵,两肩两足三为腰。参伐下垂三四点,玉井四星右足交。玉井下方曰军井,屏星二点井南标。四颗厕星屏左立,屎星一点厕下抛。丈人子孙各连二,老人最巨南望遥。”

利玛窦在十七世纪初还与徐光启合作将《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汉文。这是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翻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译自利玛窦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对欧几里得原书的注释本。西方早期天文学关于行星运动的讨论多以几何为工具,《几何原本》的传入对学习了解西方天文学是十分重要的。

另一位耶稣会士熊三拔依据星盘原理,制成专门测量太阳经纬度的简平仪,徐光启的译著《简平仪说》就讲述了这种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例如根据测得的太阳赤经与赤纬,怎样定时间与地理纬度等。书中论述大地为球形的内容也是新鲜的知识。阳玛诺编写的《天问略》,则对各种各样的天文问题逐条作了回答。在这本问答体裁的书中介绍了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月相成因,交食及交食深浅的原因,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新发现等等。虽然这本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许多天文学内容为中国过去完全不知道的。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与中国钦天监官员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在介绍伽利略及其发现方面比《天问略》更详细。这些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并不算晚,只是传播范围很小,影响还很有限。但当时一些接触到这些新天文学知识的人,已经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消化。如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王英明著《历体略》三卷,其中既有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也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知识,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外来知识并不生吞活剥,如不承认有上帝居住的第十二重天,也不承认有两重岁差天,融进了自己的见解。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日月星晷式》,是最早利用欧几里得几何作图法解决天球坐标在不同平面上投影的一本著作。

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际,正是中国天文科学的饥渴时期。当时接触到西方天文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介绍新天文知识弥补明代“大伤元气”的天文学,以便为中国天文学的继续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这一愿望在明末改历工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