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政爱民，刚直不阿
寇準（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人。父寇相，五代后晋开运（944—946）年间为魏王记室参军。寇準晚年封莱国公，故人尊称为寇莱公。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在太夫人的严厉管教下，“由是折节从学”，精通《春秋》三传。19岁，举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后徙大名府成安县。初入仕途寇準就显示出才干，在理政时，不苛取百姓，以恩信为办事的准则，深得民心。征纳赋役时，官府不需出符移，只在县衙门前公布乡里姓名，百姓便主动按期交纳。不久，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又召试学士，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
寇準是宋朝极言直谏的名臣。他奉诏言北方边事的利与害，直披肝胆，无所顾忌，深得宋太宗的赏识，被任为枢密院直学士。
史书记载，寇準曾因奏事切直，太宗不愿听下去，很生气，起身要离开。寇準竟然扯着太宗的龙袍，请皇帝再坐下来，听其陈述。事情有了结果，皇帝才得以退朝。太宗也是求治的君王，他很欣赏寇準的耿直、认真和胆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宰相。”对左右朝臣说：“朕得寇準，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淳化二年（991）春，大旱，太宗召集近臣，问朝政得失，寇準借机说，天旱是因为刑法不公。寇準的话激怒了太宗，他要寇準说出刑法不公的事实。寇準要求召集中书门下与枢密两府执政人员，当着他们的面说出事实来。待二府执政到齐后，寇準说，祖吉与参政王沔的亲弟弟王淮都贪污受贿，而且王淮贪污受贿的数额远在祖吉之上。但祖吉人被诛，家产被籍没；而王淮只仗于私堂，且不久又仍复其官，用法这样不公，上苍能不发怒吗？太宗质问在场的王沔，王沔无法抵赖，只能向皇帝谢罪。据《宋史· 王沔传》记载，王沔弟弟王淮任殿中丞，掌香药榷易，坐赃当弃市，由于王沔的关系，诏杖一百，降定远主簿。寇準的敢说敢为，显示他疾恶如仇的勇气。通过这件事，太宗意识到对直臣寇準应当加以重用，即拜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寇準耿直，一些臣僚为之折服，但也开罪一些同僚，“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淳化四年（993），寇準被贬知青州，这是遭受不白之冤。枢密院副使张逊是一个“小心谨慎，徒以攀附至贵显”的小人。他与寇準观点不一致，每每奏事都遭寇準的反对，为此，张逊耿耿于怀。一日，张逊晚归私宅第，寇準与温仲舒也同出禁中，并辔而行，道遇狂人，狂人迎马首拜呼万岁。张逊嗾使与自己亲近的羽林将军王宾向太宗报告。寇準引温仲舒作证，表明此事纯系偶然；张逊则以王宾亲见事实，一定要陷寇準是犯了大逆之罪。为此，两人在太宗面前往复争论，互斥其短。太宗一气之下，寇準被贬知青州，张逊也被降为右领军卫将军。但是太宗知道寇準对自己忠心耿耿，不可能有犯上的行径。因此，次年就召回寇準，拜为参知政事。
安邦定国，河北退兵
宋太宗晚年时，有两件大事困扰着他，并直接影响着宋朝的安危。一是西夏与辽的扰边，不断威胁北宋；二是太宗迟迟拿不定主意确定自己的继位人。寇準被召回，不完全是太宗个人感情所致，重要的因素是想起用寇準，以协助稳住宋朝江山。
至道元年（995），冯拯、黄裳和王世则等上疏，请立许王元僖为太子。太宗晚年多疑忌，容不得臣下谈立储这样的大事。太宗一怒之下，冯拯被贬知端州。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再敢提继位人之事。太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立储内心也焦急。所以，寇準回朝，太宗还责怪他为什么回来这样慢。太宗问寇準，皇子中哪一个“可以付神器？”寇準说：“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宫，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人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低头仔细地考虑后，屏退左右，问立襄王元侃是否可以？寇準说，知子莫如父，这事当要果断地定下来。
在西北边事上，寇準主张要用安抚的办法解决。太宗同意寇準的意见，派他出使渭北。
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死，原襄王赵恒继位，是为宋真宗。真宗信任寇準，不断提高寇準的地位。先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阳，改同州，后又徙凤翔府；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真宗对宋初的制度作调整，合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寇準迁兵部，为三司使。
景德元年（1004）名臣毕士安任同中书门下章事，毕士安荐寇準，赞其“秉资忠义，能断大事，臣不如也。”真宗担心寇準刚直难独任，毕士安还是力荐，说其“忘身徇国，秉道疾邪”，不为流俗所喜，在契丹人不断南下时，正应当重用这样的大臣。真宗诏寇準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列毕士安之后。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与萧太后，率领大军南下攻宋。急书一日五至，寇準却平静如常。真宗得知后，震惊不已，质问寇準。寇準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并主张真宗亲征。真宗犹豫，面带难色，要回内宫。寇準劝陛下不要动摇，力促真宗成行。真宗这才决定讨论亲征事。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曾密请真宗去金陵；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请真宗“幸蜀”。真宗就此事问寇準，寇準晓得此中内情，佯作不知，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指出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王钦若、陈尧叟对寇準更加忌恨。
辽军攻岢岚军、莫州、瀛州等。十月，瀛州城下，萧太后亲自擂鼓，宋辽大战，矢集如雨，辽军死伤3万余，也无法破城，乃退师。
十一月，真宗启行亲征，军至韦城，朝臣中一些人再一次劝真宗南幸金陵，真宗又犹豫。寇準说，辽军迫近，四方危急，只可进一尺，不可退一寸。寇準并请太尉高琼进言真宗。真宗这才决心至澶州。
到了澶州城南，真宗驻跸，又不愿再进。寇準、高琼固请真宗过河。寇準说，此时不过河，则人心危。各地的赴援之师日至，不能再犹豫了。到了渡河口浮桥处，真宗又停下来。高琼以锤击驾真宗御车的辇夫的背，迫真宗渡河。当真宗登上澶州的北城门楼，城楼上飘起黄龙旗，城下宋军，大受鼓舞，齐呼万岁，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十二月，东京留守雍王元份暴疾，真宗回驾，把抗辽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準。
宋辽两军相持十余日，辽统军萧挞凛督战，宋军的床子弩机发矢，萧挞凛中箭身死。辽军秘密派人来求和，真宗本来就无意攻打辽军。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年1月），宋辽议和，宋许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尊辽萧太后为叔母，这就是“澶渊之盟”。
宦途险恶，远窜南荒
澶州一战，寇準的声望更高，景德二年（1005），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这更引起王钦若等朝中大臣的忌恨。三年三月王钦若对真宗说，寇準逼着皇帝亲征，澶州一战，订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寇準哪里能说是对社稷有功呢？真宗当时虽没有计较，但此后，对寇準的疑忌加重。不久，寇準罢相出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后宋辽关系又紧张，真宗乃诏寇準还，以兵部尚书权东京留守。
天禧元年（1017），寇準改山南东道节度使。后又镇永兴军。时真宗大力崇道教，“百姓不服”，朱能诈言天书降，真宗访诸大臣，有人提出，只有平素不相信这种活动的寇準出面，才能使百姓折服。寇準不愿参与，但他的女婿在一些人的授意下，致书寇準。寇準门人也反对，但在时势的逼迫下，寇準陷入圈套，遂上天书。此事颇为时议所非。
上天书后，寇準被拜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天禧三年（1019），进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寇準性情刚烈，行事无顾忌。早在太宗朝时，他序迁官员，“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恶不及知者，退序进之”。得以进秩的官员，多为贤能之士，但也有平庸之辈，未得序迁者更是不满，因而引发一场争端。太宗问及此事，寇準为自己辩解，太宗已是老大不高兴，但寇準不服，“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太宗更是不高兴，很有感慨地说：“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由此，寇準被罢，出知邓州。
真宗朝，寇準在相位，用人不拘一格。习惯于按例升迁的同列，对此颇为不满。寇準不顾这些，说，宰相的职责，就是进贤退不肖，如果墨守成规，那是一个小吏都能做的事。他厌恶丁谓、钱惟演、林特及曹利用这些佞人。
丁谓为寇準起用，官至参知政事，丁谓奉事寇準小心谨慎。史载：“尝会食中书，羹污（寇）準须，（丁）谓起，徐拂之。準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丁）谓甚愧之，由是倾构之日深。”丁谓为寇準擦去口边的汤羹，却为寇準借机奚落一顿，由此，结下深怨。丁谓权盛时，钱惟演附之，通婚姻；钱惟演又是真宗身边刘皇后的姻亲。林特为三司使时，催缴河北岁绢甚急，寇準素来讨厌林特，他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与林特对立，因此积下了深怨。这些人相互结交，成为陷害寇準的政敌。
真宗得风疾，刘皇后预朝政于后宫。寇準乘机向真宗进言，要选择方正大臣来辅佐太子，对丁谓、钱惟演这些佞人不可委以辅佐大事。真宗同意，寇準密令杨亿草表，请太子赵祯监国，以杨忆代丁谓。寇準“性豪侈，喜剧饮”。酒后失言，泄露机密。寇準被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
内侍周怀政在朝内权势尤盛，以妖言惑众。在朝廷崇尚道教的氛围中，他无所顾忌，掠取国库钱财，托神造符，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附会者益众。朝中一些大臣不断告发周怀政，真宗却不忍加以斥逐，只是逐渐疏远；寇準在朝时，因其顺从自己，也没有追究。寇準被罢，周怀政更是惶恐不安，以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谋杀丁谓，复相寇準，奉真宗为太上皇，罢皇后预政，传位太子。事泄，周怀政被诛，寇準虽未预事，但也被牵连。降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真宗不知寇準被贬出朝，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寇準，很奇怪，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情，左右不敢告知实情。真宗在离世前，还说只有寇準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乾兴元年（1022）二月，再贬雷州司马。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準在贬所雷州（今广东海康境）病卒，后归葬洛阳。仁宗朝追谥忠愍。著作有《寇莱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