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国的经济与文化
西夏在我国西北地区统治一百九十年，在它的周邻，先后有宋、辽、金、吐蕃、回鹘。各民族间曾经不断发生过规模大小不等的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斗争，但在斗争过程中，各民族间也逐渐加强了相互的了解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党项族原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随着同汉族联系的加强和夏国领域的扩展，逐渐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并且在各民族间展开了商业贸易来往。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同开发了夏国统治的广大地区，丰富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夏国在党项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和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为具有民族特点的夏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经济概况
一、畜牧业
畜牧业是西夏的主要生产部门。党项人向北移居到今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地区以后，即主要从事游牧式的畜牧业。十世纪中，党项人居住的夏州只产羊、马。李继迁时，仍过着“逐水草牧畜，无定居”的生活。元昊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宋史·夏国传》）。说明西夏建国时，畜牧业仍是党项人传统的生产部门。
西夏的畜牧业地区主要在银、夏、盐等州及其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一带。此外，河西走廊的凉州，有“畜牧甲天下”之称。“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金史·西夏传》）
西夏牧民饲养的牲畜以马、驼、牛、羊为主，还有驴、骡、猪等。马是对宋贸易最主要的项目。阿拉善和额济纳的骆驼之多，在《元朝秘史》和《马可波罗游记》中都称道过。由于成吉思汗从西夏得到过许多骆驼，这种牲畜才在蒙古高原广泛繁殖。
西夏建国以后，兼并了邻境广大的农业区，部分党项人向农业过渡，牧民可以得到粮食和牲畜的冬储饲料，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狩猎业在西夏的山区、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仍很重要。继迁一次向契丹进贡沙狐皮一千张，可见猎获物不在少数。对辽、宋的贡品还有兔、鹘、犬、马等。乾顺时，御史大夫谋宁克任还说：“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成吉思汗征西夏时，他们也用“调教好的鹰鹘”作礼物，这都是用来狩猎的。夏景宗元昊每次出兵作战，都要先率领部落长狩猎。狩猎是生产部门，也有练习武事的意义。
二、农 业
农业是西夏另一个重要经济部门。继迁时，党项人多住在夏、盐等州荒僻地区，宋人说那里“地不产五谷”。后来发展到西南的洪、宥州，当地“多土山柏林”，住着自称为“南山野利”的党项野利部人，经营农业，“每岁资粮取足洪、宥”（《宋史·刘平传、宋琪传》）。十一世纪，继迁等占领了灵州、兴州，得到历代在此屯垦的沃野，农耕在西夏经济生活中比重逐渐增大。后来占领河西走廊，又扩充了凉、甘、肃州等地的农业区。
西夏的水利灌溉事业很发达。周春的《西夏书》提到共有六十八条大小渠道灌溉着九万顷土地。兴州是水利灌溉的中心，汉、唐以来就开始在这里兴修水利屯田。汉源渠长达二百五十里。唐梁渠长达三百二十里。其余支渠几十条，可以引黄河水灌溉。在灵州附近，有秦家、汉伯、艾山、七级、特进等五渠同兴州汉源、唐梁两渠相连。夏统治者很重视这些水利设施，役使民工整修了这些渠道，使它们互相沟通。甘、凉之间，也可乘祁连山雪水融化时，筑渠引河水灌溉。西夏文《天盛年改新定律令》载有夏国的灌溉制度，并严格规定了使用水利设施和使用水的办法（据克恰诺夫：《唐古特史纲》）。
西夏领域的扩大，很多是占领了宋朝一些经营农业的州县。继迁扩地至灵州时，就“籍夏、银、宥州民之丁壮者徒于河外”。以后对宋战事不断，凡俘掳的汉人，“勇者为前军”，“脆怯无他技者迁河外耕作”。所以兴、灵州等处居民，多是元昊时掳掠来的汉人。汉人在西夏农业居民中占相当比例，他们同党项劳动人民长期接触，特别是“沿边地区，蕃、汉杂处”，可以直接交流生产经验，使部分党项人逐渐熟悉农耕技术，转牧为农。所以宋人记载说，西夏境内，“耕稼为事，略与汉同”。
夏人使用的农具同宋西北地区大致相同。《番汉合时掌中珠》载有犁、铧、子耧、镰、锄、�、杴（音谦qi1n）、锹，还有碌碡、刻叉、车、碾、碓、硙等。西夏长期使用宋朝颁发的农历，并根据当地的气候确定农时，在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中有汉族农作节令的记载，如八月桃、葡萄熟时，就要收割大麻，烤麻子，榨油。……腊月末，要为来年备耕修好农具等等（引自聂利山：《西夏语文学》）。
夏国人民，包括从事畜牧业的蕃部人民，大多以农产品为主食。兴、灵一带，土地肥沃，水利发达，尤宜稻麦。其余地区，还种植大麦、荞麦、■（音迷m0）、粟、豌豆、黑豆、荜豆、青麻子等作物。
西夏境内缺乏已耕的熟地，粮食不能满足食用的需要，因此夏国大力提倡开荒。由于可耕荒地多在宋、夏交界地区，往往要由西夏官方组织人力，在它保护下开垦。如宋麟州屈野河西，“田腴利厚”，元昊时开始插木置小寨三十余所，发动开垦寨旁之田。没藏讹庞执政时，甚至在耕获时派军队保护，发动几万人用耕牛开垦。梁乙埋执政时，夏人又侵耕绥德城生地。元昊以后，夏、宋之间的战争常常因侵耕土地而起，原因主要是夏要扩大农田解决食粮问题。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党项、汉人外，还有吐蕃、回鹘、鞑靼（塔坦）、交河等族，他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和文化生活各不相同。一部分经过收编、迁徙，同党项族溶合。据刘涣《西行记》记载，贺兰山西北，回鹘么啰王子，邈拏（同拿）王子原来部落甚盛，自被继迁破灭，其地遂成沙漠。甘州、沙州的回鹘，有自己的“可汗”，可以直接向辽、宋两国朝贡，相当于附庸的地位。其他各族，有的比党项族落后，如鞑靼经常掳掠各部，继续向奴隶制发展。有的蕃部本来是汉族，如“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一）此外，长期从宋朝边州掠去的蕃部“熟户”，经济和文化也同汉族十分接近，他们同汉人一样，早已建立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吐蕃以及同吐蕃“风俗相类”的党项人，原是吐蕃王朝时期的奴隶或“奴部”。十世纪以来，吐蕃奴隶主受到奴隶起义的打击，“奴多无主，遂纠合为部落”。党项人迁往银、夏州等地后，在长期与汉族人民接触中，又发展了农业，不再以蓄养奴隶为主，而以剥削劳役地租为主了。
夏统治者经常发动战争，“一有征调，辄妨耕作，所以土瘠野旷，兵后尤甚”。为了事先备荒，夏人有“积粟”的习惯。宋元丰间对夏作战时，宋兵几乎每到一处，都发现他们有充足的“官、私窖谷”和粮草。这无疑只有国库和大地主才能有如此丰富的积储，劳动人民和士兵是没有份的。甚至战争发生时，士兵的粮饷也只是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广大劳动人民遇有灾荒，常年吃不上粮食，要靠采集野生植物充饥，曾巩：《隆平集·西夏传》说：“春食鼓子蔓、碱蓬子，夏食苁蓉（音从容c#ng r$ng）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柜霜、灰蓧子、白蒿、咸松子以为岁计”。
三、手工业
西夏的手工业以畜产品加工为其特色，如鞣皮、纺毛线、织造氆氇（音p（ lu）、毛褐（音贺h8）、毡、毯等。当时，这些手工业还没有从畜牧经济中分离出来，而是由牧民就地加工自己的畜产品。可是，夏国已有专门剪裁和缝制衣服的“裁缝”，可能也有专业的皮匠、织匠等，甚至在城市里还集中了一批熟练的工匠。元代初年，马可波罗曾途经额里合牙（即宁夏）的阿剌筛城，记载说：“这城里用骆驼毛制造驼毛布，为世界最佳美，白驼毛布是白羊毛做的，极精细，极好看。他们做出这种布很多。”由此也可想见西夏毛织业的水平。
早在十一世纪，西夏毛织品的产量就已可观。据说：“所产羊、马、毡毯，用之不尽，必以其余与他国交易”。成吉思汗初征西夏时，西夏就以特产的毛织品大量贡奉给蒙古人，请求罢兵。
夏国也有专业的木匠、泥匠、瓦匠、石匠、铁匠等，屡见于记载。夏州以东，国家设有铁冶务，以生产兵器为主。据榆林窟壁画，夏国已使用当时比较先进的竖式风箱。战甲经冷锻制成，坚滑光莹，为宋人所赞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
一九七二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宁夏银川市西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进行发掘。已发掘的夏神宗遵顼陵园，出土有各种石雕、金银饰、竹雕、铜器、铁器和瓷器的残片。这些出土遗物和王陵的建筑显示出西夏手工业在各方面的成就。石嘴山西省嵬城遗址和灵武县石坝还先后出土了瓷器和银器。
甘肃敦煌西夏壁画:酿酒图（上）、打铁图（下）
西夏王陵出土的金带饰
西夏王陵出土的镶绿松石鎏金银饰
盐州有盐池，盛产青白盐，质量甚好，夏国常用来与邻近的蕃、汉民交换米麦，生产规模很大，每年有畦夫数千人。青白盐生产是西夏手工业的重要部门。
西夏的手工业在民间怎样组织生产及生产关系如何，史料中都很少反映。但在国家管理下，的确有一批专业匠人从农、牧民中分离出来，成为国家作坊的官匠。夏景宗元昊时，就先后设置夏州铁冶务、茶山铁冶、酒务等。仁孝时，立通济监专司铸钱。据《天盛律令》记载，官府中还有制金司、织绢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造车）等，还有专门刻书的字刻司（见苏联《亚洲各族研究所简报》第六十九期）。这说明有许多手工工匠集中在官营作坊中，分工的专业性强，生产技术也决非不脱离农牧业生产的家庭手工业所可比拟。一九七五年，银川市西夏陵区的正献王墓出土丝织品残片，包括罗、绫、锦等多种。夏国曾经以“变革衣冠之度”为理由，遣使向宋朝求匠人，西夏国内当有不少来自宋朝的汉人丝织工匠。
西夏历朝建筑了许多宫室、佛寺、仓库、驿舍等等。德明定都兴州，即建造门阙、宫殿。元昊又在城内修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晋王察哥、权臣任得敬，都有自己的园宅或宫殿。十一世纪末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时，碑文形容说：“众匠率职，百工效技，杇者（杇音污w&，泥瓦匠）、缋者（缋音会hu@），画匠），是墁（音慢m4n，涂饰）是饰，丹雘（音护h））具设，金碧相间，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莫能名状”。这些建筑反映了西夏各种手工艺的技术水平。
四、商业贸易
商业贸易在西夏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继迁以前，党项人居住在银、夏之北，千里不毛，只能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羊、马及畜产品可供交换的也不多，贸易百货都要靠中原供应。宋太宗淳化四年（九九三年），为了压制继迁，采取“绝其青盐不入汉界，禁其粒食不及蕃夷”的措施。宋执行禁令几个月后，造成了意料不到的被动：一、沿边私市长期互通有无，禁后犯禁者更多；二、党项人得不到粮食，相率在边境掳掠；三、引起内属熟户不满，万余帐叛宋归附继迁；四、关陇汉族人民得不到食盐，也在境上“骚扰”。宋朝又只好解除禁令（《宋史·郑文宝传》）。此后，宋朝依据对夏斗争的需要，又多次实行禁盐和禁市的措施。
盐是宋朝国家垄断的商品，山西解县等地盐池的收入，是陕西财用的重要来源，而鄂尔多斯的“青盐价贱而味甘”，解盐不能同它竞争，所以宋朝最不愿意进口的是盐。德明屡次请求宋朝放行青盐，都遭拒绝。元昊同宋朝言和，首先就要求岁卖青盐十万石，也因为是他“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于青盐”（《包拯集·论杨守素》）。而青盐又“出产无穷”（《宋史·孙甫传》），所以夏最需要出口的也是盐。宋始终不答应西夏销盐的要求，又无法割断沿边熟户与夏人历史的联系，边臣只好“宽其禁以图安辑”，只对汉户犯者处刑，但犯禁者始终不断（《韩魏公集·家传》）。盐的交易在民间通过私市进行。
德明继位，停止对宋作战，派遣使臣商谈同宋朝恢复贸易。一○○七年（真宗景德四年），宋朝正式允许通市，宋朝官方的货品单中，收购的有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输出的有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德明每年派人以羊、马在边界与宋人贸易，规定按交易数量为赏罚，有时还杀死贸易不力的使人（《东坡志林》）。
宋朝缺乏战马，需要买进西夏的马。一○四五年，宋仁宗出内藏库绢二十万匹买马于府州、岢岚军。一○五五年，又以银十万两买马于秦州。以后岁以为常。西夏因战争的消耗，有时也要向吐谷浑及其他党项人买马。德明卖马给宋，元昊说：“以马资邻国，已失计矣”。不过并未禁止输出马。
宋朝输出的商品中，粮食是大宗，但主要通过沿边农、牧民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茶也是大宗，大多通过岁赐和交换马的方式输出。西夏很需要宋的金属品（铜、铁、锡、钱币等），但宋朝常加限制。
西夏同宋贸易有多种形式。一种是通过进贡的形式。夏以名义上称臣的方式，向宋进贡马、驼等，换取宋的回赐。一○○六年，宋朝一次赏给德明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元昊称臣，宋的岁赐达银七万二千两，绢帛等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这实际上是一笔数字巨大的贸易。德明派进奉使赴东京，同时要求购买所需货物，实际上是以进奉为名做买卖。起初，使者出入民间没有限制。元昊时宋规定设馆舍招待，由官方主持贸易。金朝也采取相似的办法，使人入境，可以同富商交易；到了京师，可以留在会同馆互市，甚至金朝的外戚大臣也参与买卖，贸易大为开展。
夏、宋商民的大量贸易是在官方设立的榷场进行。一○○二年，继迁自己在灵、夏二州蕃族屯聚的赤沙川和橐驼口，分别置会（市场）同熟户贸易。一○○七年，宋朝正式在保安军置榷场，除官市者外，其余货物民间可自由交易。一 ○二六年，并、代部署司也开设了西界和市市场。一○四四年，元昊要求恢复夏、宋通市，宋朝开放保安军和镇戎军的高平寨市场。两年后，迁保安军榷场于顺宁寨。次年，又通河东银星和市。此外，还有绥州界内的抚宁和市场、环州以北的折姜会市场等。一○六○年，宋朝在秦州古渭、永宁寨、原州、德顺军置场买马，由京师每年支银四万两，绸绢七万五千匹充马价，每年买良马达八千匹，仅古渭寨一地每年就用钱十余万缗。宋朝在这些地区购买的马匹主要当来自西夏。每逢西夏发动侵掠和边界纠纷时，宋朝常以封闭市场和禁通贸易相威胁。和好时，夏遭饥馑，宋朝也取消粮食出口的禁令。市场的开闭，常常是为了适应宋对夏政治斗争的需要，经济上并不看重它。夏国依赖和市“如婴儿之望乳”，所以宋朝能以此胁制夏国。宋、夏通好时，双方人民都欢迎开市，出现“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的盛况。
另一种是私市。宋、夏关系恶化时，宋就禁绝一切贸易。但法禁稍一松弛，夏人就同边民私下交易，日夕公行，所以西夏即使失去岁赐，靠互市之利还可维持。宋朝的诏书也承认，累戒陕西、河东诸路禁止边民同夏人交市，但“颇闻禁令不行”。甚至边防军官也同夏人贸易，无法断绝。夏人一般是驱牛、马到边境博籴米谷。禁令严格时，就将大段牛、羊肉、青盐包裹，私下换取粮食。德明时，还常派人携带违禁商品从小道到边境私市。麟、府州汉民也有带轻细货物直接去夏州境内所设榷场贸易的。
夏对辽的贸易比对宋规模小得多，市场在西京西北的东胜、天德、云内、银瓮口等处，后来金朝也继续开放这些市场。在关陇地区，金开设了环州、保安军、兰州、绥德等榷场。辽禁止夏国使臣沿路私市铜、铁，后又禁止边民卖铜、铁给夏国，并严禁夹带交易。
夏国在西边同回鹘贸易。回鹘的商品主要是珠、玉，还有棉织物、丝毛织品、药材、香料、镔铁刀、乌金银器等。这些货物主要是通过夏国贩往宋、辽和金境内，夏国边将和官吏从中取十分之一的过境税，然后又以珠、玉交换中原的丝帛。
五、货 币
西夏起初没有自己的货币，贸易是通过实物交换或使用宋朝的货币。夏景宗元昊时开始铸钱。现在见到最早的钱是天授（一○三八——一○四八年）通宝，此外还有大安（一○七五——一○八五年）、贞观（一一○一——一一一三年）、大德（一一三五——一一三九年）、乾祐（一一七○——一一九三年）和天庆（一一九四——一二○五年）等。又有番汉字并列的天赐（天赐礼盛国庆，一○ 六九——一○七四年）和大安宝钱。
夏崇宗乾顺时开始铸造汉字钱，元德（一一一九——一一二六年）通宝。仁宗以后，陆续铸造天盛（一一四九——一一六九年）、乾祐、天庆、皇建（一二一○——二一一年）、光定（一二一一——一二二三年）元宝。一一五八年，仁宗仁孝正式建立铸钱的专门机构通济监，大量铸造天盛元宝钱。天盛钱传世较多，铸钱技术也超过了辽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