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发》，大禘也。大禘，郊祭天也。《礼记》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谓也。○长如字。禘，大计反。王云：“殷祭也。”王者，于况反，又如字。
[疏]“《长发》七章，首章八句，次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卒章六句”。○正义曰：《长发》诗者，大禘之乐歌也。禘者，祭天之名，谓殷王高宗之时，以正岁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诗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诗焉。经陈洪水之时，已有将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汤，受天明命，诛除元恶，王有天下，又得贤臣为之辅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咏天德，因此大禘而为颂，故言大禘以总之。经无高宗之事，而为高宗之颂者，以高宗禘祭得礼，因美之而为此颂，故为高宗之诗。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有天下之由，故其言不及高宗，此则郑之意耳。王肃以大禘为殷祭，谓禘祭宗庙，非祭天也。毛氏既无明训，未知意与谁同。○笺“大禘”至“是谓”。○正义曰：《祭法》云：“殷人禘喾而郊冥。”注云：“禘，谓冬至祭天於圆丘。”则圆丘之祭名为禘也。又《王制》及《祭统》言四时祭名，“春礿，夏禘，秋尝，冬烝”。注云：“盖夏殷制。”则殷之夏祭宗庙亦名禘也。又郑《驳异义》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义。”以为《礼谶》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然则祭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大禘为郊祭天者，以冬至为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为万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别代异姓曲有感助。经称“帝立子生商”，谓感生之帝，非天皇大帝也。且《周颂》所咏，靡神不举，皆无圆丘之祭。殷人何独舍其感生之帝，而远述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圆丘之禘也。时祭所及，亲庙与太祖而已，而此经历言玄王相土，非时祭所及，又非宗庙夏禘也。五年殷禘，郑於《禘祫志》推之，以为禘祭各就其庙。今此篇上述商国所兴之由，历陈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庙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彼诸禘者，皆非此篇之义，故知此云大禘，唯是郊祭天耳。祭天南郊，亦名为禘，故引《礼记》以证之。所引者，《丧服小记》及《大传》皆有此文。《大传》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谓汎配五帝也。”如彼注，则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纪，故以正岁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谓之大禘也。《易纬》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岁正月也。《郑志》赵商问：“此云案《祭法》‘殷人禘喾而郊冥’，又《丧服小记》及《大传》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为祭天皇大帝，以喾配之。然则此诗之禘，亦宜以为圜丘之祭，不审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则以祖配，其祖从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为祭天皇大帝，诗之大禘宜为圆丘之祭，探意大过，得无诬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是郑解此禘为郊天之事也。《小记》、《大传》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皆以为郊所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大帝，故云得无诬乎。《祭法》称殷人禘喾而郊冥，此若郊天，当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歌咏天德，言其能降灵气，祐殷兴耳。其意不述祭时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辞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马昭云：“《长发》，大禘者，宋为殷后，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异於先王，故其诗咏契之德。宋无圆丘之礼，唯以郊为大祭，且欲别之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说非也。何则？名曰《商颂》，是商世之颂，非宋人之诗，安得云“宋郊，契配”也？《谱》称“三王有受命中兴之功，时有作诗颂之”者，则是殷时作之，理在不惑。而云宋人郊天，虚妄何甚！而马昭虽出郑门，其言非郑意也。若然，《商》非宋诗，而《乐记》云：“温良而能断者宜歌《商》。”注云：“‘《商》，宋诗’者，以宋承商后，得歌《商颂》，非谓宋人作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