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最真挚的人言谈中也不免掺杂许多虚情假意，跟这个人说话的时候，总把对他的看法忘得一干二净，等他一走，又赶紧对他评头论足。我的长辈们同凡德伊先生一起惋惜斯万的婚姻不当，说它背离原则，不合规矩（他们甚至同凡德伊先生一起提到了那些原则和规矩，以表示他们跟他一样，都是规矩人），显然，言下之意，认为凡德讲先生家倒从没有类似的越规行径。凡德伊先生没有让他女儿上斯万家去玩。倒是斯万先生因此而感到遗憾，因为，每当他遇到凡德伊先生，临分手时总要问问某一位也姓凡德伊的人的近况，他认为那人准是凡德伊先生的本家。临了，他还总不忘记问一句要紧话：什么时候凡德伊先生准备带他的千金光临当松维尔？
由于去梅塞格利丝那边散步是我们到贡布雷镇外散步的两条路线中较短的一条路线，所以我们总在天气变化不定的日子才去，于是梅塞格利丝那边的天气经常是潮湿的，而我们的眼光也始终盯住鲁森维尔森林中的那片空地；森林里枝繁叶茂，必要时我们可以去避雨。
经常是太阳藏在一片云彩的后面，云彩使太阳的脸庞改变模样，太阳又把云彩的边缘抹上黄色。田野虽依然明亮，但没有光彩，草木生灵似乎都悬在半空，鲁森维尔那边的小村落在天边精致而细密地刻下一幅鳞次栉比的白色屋脊的浮雕。一阵轻风惊起一只乌鸦，它扑扑地飞到远处又重新落下，远处白垩垩的天空把树林衬托得更加清幽，象老式房子里点缀炉壁的釉砖，蓝得发亮。
有时候，眼镜铺厨窗里的晴雨表所预告的那场雨终于开始落下，雨点象列队飞翔的候鸟，密集成行地自天而降。它们彼此紧挨着，在迅速的飞驰中，没有一滴离队，每一滴雨水都不仅各守其位，还带动着后面的雨点紧紧地跟上，天色顿时象飞过一群春燕似的暗了下来。我们跑到林中去避雨。阵雨过后，偶尔还掉下几滴懒洋洋慢吞吞的雨点，我们也顾不得了，只管走出树林，因为那种雨点只在树叶间嬉戏。地上几乎已经干了，而树上倒还有不止一颗两点在叶脉间追逐，或者挂在叶尖休息，迎着阳光闪烁，冷不防地从它停歇的枝头落下，滴到我们的脸上。
我们还经常慌慌张张地跑到圣安德烈教堂的门廊下同圣徒和长老们的石雕塑像在一起避雨。那座教堂的法国风味多浓烈呀！门上的圣徒、国王、骑士，各人手执一枝百合花，或参加婚典，或出席葬礼，都维妙维肖地表现出在弗朗索瓦丝心目中他们所应有的那种神情。当年的雕塑师还刻画了亚里士多德和维吉尔作品中的故事场面，但是，手法上却与弗朗索瓦丝在厨房里随口提到圣路易往事的语气相仿，听她的语气好似她本人认识圣路易，对他的为人了如指掌，而且一般来说，提到他总是为厂把他跟我的外祖父母作对比，照她看，我的外祖父母不如圣路易“公正”。我们可以感觉到，中世纪的石雕艺术家和中世纪的这位（一直活到十九世纪为我们掌勺烹调）女农民对于古代历史或基督教历史的概念，显然都既不准确又朴实单纯，他们的历史知识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是直接来自古老的、在口头代代相传、世世接续的传说，原先的模样虽说已经难以辨认，但它始终具有活跃的生命力。我从中认出另一位贡布雷的人物，他也在圣安德烈教堂的奇特时代的雕塑群像中得到了预示，那就是加米杂货铺的小伙计，年轻的戴奥多尔。弗朗索瓦丝居然也感到他是本乡本士、古道热肠的牢靠人，所以，当我的莱奥妮姨妈病情加重，弗朗索瓦丝单独一人已无法帮她翻身，抱她坐到靠椅上去的时候，她宁可去叫戴奥多尔帮忙，也决不让帮厨女工上楼去“讨好”我的姨妈。而那位平日被人们公正地看作捣蛋鬼的小伙子，内心却充满了圣安德烈教堂浮雕里的精神，尤其是充满了弗朗索瓦丝认为对“可怜的病人”、对她的“可怜的女东家”应该怀有的那种敬爱之情。他把我的姨妈的头扶上枕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既天真又热忱，跟浮雕中手持蜡烛围绕在虚弱的丝母跟前的天使一样，仿佛那些灰秃秃的石雕的面容跟冬天的树木似的，不过暂时处于一种休眠状态而已，早晚会在象戴奥多尔那样既敬畏神尊又透出狡猾、红得好比熟透的苹果似的千百张老百姓的脸上重新焕发出奕奕的生气。有一位女圣徒的形象，已经不再象那些天使一样依附在石头上了，而是从门廊的群像中脱身而出；她的身材比真人高大，端立在一座石基上，仿佛站在一张板凳上免得双脚沾到潮湿的土地似的；她的面容丰满，结实的乳房鼓起了胸口的衣衫，象装在麻袋里的成熟的果实；狭窄的脑门，短小而淘气的鼻子，深陷的眼窝，活脱是一副当地农家女的健壮、粗犷而泼辣的模样。造型上的这种惟妙惟肖，给塑像精微入理地注入一种我原先没有期望看到的柔美的情致。经常有几位村姑也象我们一样前来避雨，她们的音容体态更佐证了塑像造型的准确，正如在石刻的枝叶旁边的缝隙里长出的野枝野叶，仿佛有意要跟雕塑作个对比，以使人认识到艺术作品刻画得多么逼真在我们的正前方，鲁森维尔遥遥可见，那儿是一片乐土呢，还是遭到天罚的罪恶之地？反正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有时我们这儿的雨已经停歇，鲁森维尔仍继续象《旧约》里说到的那个村子一样受到暴雨的惩罚，如注的雨水象一条条鞭子抽打着城里居民的房屋，有时它又得到了上帝的宽恕，重新露面的太阳把象祭台圣器上反光一样的长短不齐的金色光芒流苏般地垂到鲁森维尔的城头。
有几次天气坏得无以复加，我们只能回家或者索性闭门不出。无论哪边的田野都阴沉沉、湿漉漉的，远远望去直如茫茫大海，几幢孤零零的房屋依附在黑暗和雨水半淹的山坡上，象一条条收起船帆的小舟在泛光，一动不动地停泊在茫茫夜海中，下一场雨，甚至下一场狂风暴雨更有何妨！夏天，恶劣的天气不过是晴朗天气的一时的脾气，表面的阴沉掩盖不住潜在的、固有的晴朗；同冬天的不稳定的晴朗大不一样，夏天的晴朗则在地上扎了根，化作茂密的枝叶；雨水滴在枝叶上，并不能损害枝叶的欣欣向荣，整个夏季，晴朗的天气把它的淡紫色或白色的旌旗插遍村里的大街小巷，招摇在房舍和花园的墙头。我坐在小客厅里读书，等着吃晚饭，听到如注的雨水从花园里的醋栗树上滴下，我知道瓢泼大雨只是使树叶更滋润、更油亮，那些树就象是夏天的抵押品，整夜经受着雨淋，为的是确保晴朗天气的延续不断；我知道，尽管下雨，明天当松维尔的白色栅墙上，心形的丁香叶依然会茂密地摇摆不停；我遥遥见到贝尚街的那棵杨树在暴风雨中痛苦而绝望地挣扎，我并不感到忧伤；我听到滚滚的响雷在花园那头的丁香树丛中驰过，我也不因此而惆怅。
倘若大清早就阴雨不止，我的长辈们就放弃散步，那我也无法出门了。但是后来我习惯于单独一人到梅塞格利丝那边去散步。那年秋天。我们来到贡布雷奔丧，因为我的莱奥妮姨妈终于死了。她的死既证明了认为她所采用的疗法只会使她的健康每况愈下最终致死的说法言之有理，也证明了始终认为她害的不是臆症而是器质性病变的观点才是真知灼见；她这一死，原来的怀疑论者才不得不在事实面前认输。她的死只引起一个人的巨大的悲痛，这个人偏偏是没有文化的粗人。在我的姨妈病重不起的最后十五天中，弗朗索瓦丝日夜守护在她的身边，她不脱衣睡觉，也不让任何人去帮忙照料，直到姨妈下葬，她才与她分手。原来姨妈对弗朗索瓦丝疾言厉色，怀疑她居心叵测，对她常发脾气，使弗朗索瓦丝成天提心吊胆，过去我们以为她对姨妈一定暗怀恨心，此刻我们才知道，她怕姨妈其实是敬畏，是爱慕。那是她的真正的女主人，她在世时，尽打让人无法预料的主意，施加让人难以抵挡的花招，但她天生的慈悲心肠，容易动情，如今，这样的女王，这样神秘莫测、至高无上的君主离开了人世，同她相比，我们在弗朗索瓦丝的心目中太渺小了。这以后，我们虽年年到贡布雷去度假，但要过好些年我们在弗朗索瓦丝的心目中才赢得我的姨妈当年享有的威望。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忙于办手续、同公证人和佃户们交谈，很少有空外出；况且偶尔有空，天公又往往不作美，所以就常常让我独自到梅塞格利丝那边去散步。为了挡雨，我披上一件苏格兰大氅，我有意把它搭在肩上，因为我感到弗朗索瓦丝一见到苏格兰花呢上的方格子就会生气，我们无法跟她讲这样的道理，说衣裳的颜色同孝服没有关系，此外，我们对姨妈的死所表现出的悲伤，她也感到不满，因为我们没有举办大规模的丧宴，我们提到姨妈时没有用一种特别的声调，而且我甚至于有时候嘴里还哼哼歌曲。我相信，倘若有哪一本书，根据《罗兰之歌》或者圣安德烈教堂里那些浮雕的场面，提出这类服丧的观点，我会跟弗朗索瓦丝一样，认为非常动听，而且欣然同感的。但是，弗朗索瓦丝就在我的左右，于是总有一个魔鬼唆使我故意气气她，我抓住一点借口，就跟她说：姨妈死了。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她虽然有些可笑之处，但毕竟是个好心肠的人，并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姨妈；倘若她虽是我的姨妈，但我觉得她很讨厌，那么她死了我也决不会难过。——这样的话，如果出现在哪本书里，连我也会觉得大逆不道的。
如果那时弗朗索瓦丝象诗人一样，对于悲痛，对于家庭的悼念，只有一种流动不定的、模糊的意识，对我的那套理论无从对答，只是说：“我也说不清楚，”那我倒会无愧于贝斯比埃大夫的指教，通情达理地对她的自认无知，狠狠地挖苦几句，自鸣得意一番；倘若她又说：“她毕竟跟您沾亲带故，对亲友总还得尊敬才是，”那么我会耸耸肩膀，独自咕哝一句：“我真是好心到家了，跟这样信口雌黄的文盲白费口舌。”就这样，我采取一般人的狭隘观点来判断弗朗索瓦丝的优劣，扮演了那些最卑视片面思想的君子们在生活中遇到婆婆妈妈的场面时最可能扮演的角色。
那年秋天，我觉得散步特别开心，因为我总是读了好几个钟头的书之后才出去散步的。整整一上午，我坐在大厅里读书，读得感到累了，我就把苏格兰大氅往肩上一披，出门散步去。我的身子经过长时间的静止，积累了充沛的活力，需要象被撒出手的陀螺一样，在转悠中消耗积聚的能量。房舍的外墙，当松维尔的花篱，鲁森维尔森林中的树木，蒙舒凡背后的灌木丛，都受到我的雨伞或手杖的抽打，都听到我的欢快的喊叫。这些喊叫，只是一些模糊的感触，还没有在光明中找到归宿，它们等不及得到缓慢而困难的澄清，宁可找一条立即宣泄的捷径。我们对内心的感情所作的所谓的表白，其实大多不过使我们借以解脱，让我们的感受以一种模糊的形式从我们的内心释放出来，而模糊的形式根本不能使我们认识到感受的真谛。当我试图总结一下我在梅塞格利丝那边究竟有何所得，我从意外的景色或者起码引起我感奋的原因中间究竟得到多少细小的新发现时，我不禁想起那年秋天，我散步走到蒙舒凡身后那片灌木丛生的山坡附近，第一次惊讶地发现我们的印象和我们习惯的表白之间有多不协调。我兴高采烈地同风雨搏斗了一个小时之后，来到了蒙舒凡池边一座瓦片覆顶的小屋前，那是凡德伊先生家的园丁放置园艺工具的小屋。太阳又重新露头，它的金色的光辉经过暴雨的洗涤，鲜亮地闪耀在天边，闪耀在枝头、小屋的墙上，以及依然湿润的瓦片和屋脊上。一只母鸡在屋脊上漫步。吹拂而过的风把生长在墙缝里的野草一片片拉平，母鸡身上的羽毛也全都竖立起来，象一簇没有感觉的、轻飘飘的东西似的，听凭来风直吹到羽毛的根部。阳光又使池水象镜子一样反照出池边的景物，小屋的屋顶在水面上形成一块桃红色的斑纹，过去我还从来不曾注意到有这样一块斑纹。我发现水面和墙面泛起苍白的微笑，同天空的微笑遥相呼应；我不禁激动万分，举起我已经收好的雨伞，啧啧地叫好。同时，我感到我不应该只限于叫出含义不清的啧啧声，而应该把我欣喜的根由弄明白。
也是在那一次，我才知道同样的激动并不同时以预定的顺序在每一个人身上产生。这得多谢一位路过的农民；当时他脸色已经不很痛快，我手舞足蹈，差一点把雨伞打到他的脸上，他的脸色就更阴沉了。我高兴地说：“好天气，是不是，出来走走真痛快。”他的反应却很冷淡。后来，每当我看了半天书，有兴致想找人聊聊的时候，我所盼望同我聊聊的朋友总是谈兴已过，但愿别人让他安心看书。倘若我孝心勃发，想到我的父母，并决定做点最能博得他们欢心的事，他们总偏偏在那个时候指责我早已忘记的一件过错，他们偏偏赶在我打算扑上去吻他们的当口对我横加训斥。
有时候，除了孤独给予我的激动外，还有另一种我无法判明的兴奋心情，那是由一种欲望引起的，我盼望眼前突然出现一位农家女子，好让我拥进怀里。在许多完全不同的思绪中间，突然萌生这样的念头，而且我都来不及确切地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只觉得随之而来的快感不过是一切思绪所给予我的快感的一种升华。那时我所想到的一切——覆盖着瓦片的屋顶在水面上形成的桃红色的倒影，墙缝里的野草，我早就想去看看的鲁森维尔的村落，森林里的树木，教堂的钟楼，都由于我内心感受到那种新的激荡而具有进一步的价值，因为我认为正是这一切激起了我快感的升华，它象一股强劲的、神秘莫测的顺风，鼓满了我的风帆，仿佛要把我更快地送进这一切的怀抱。但是，盼望有姑娘出现的念头对于我来说固然给妖娆的自然增添某种回肠荡气的魅力，反之，大自然的魅力也让少女过于局限的妩媚得到了扩展。仿佛树木的婀娜也体现了姑娘的美，仿佛远眺所见的自然风光，鲁森维尔的村落，我那年所读过的书，都各有自己的精魂，而那精魂要由姑娘的一吻来传递给我似的，我的想象一经触及我的肉体感受，便取得了蓬勃的活力，它象电流传遍我想象所及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我的欲望再也没有局限了。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浮想联翩时经常有这种情况，那时习惯的作用暂时中断，我们对事物的抽象概念也都被抛到一边，我们由衷地相信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生命别具一格，自有它独特的个性，所以，我的欲望所召唤的姑娘对我来说并不是这类人物的一般典型，并不只是女性，而是这片土地的必然的、自然的产物。因为，在那时，凡身外之物，无论大地还是生灵，我都觉得格外可贵，格外重要，具有格外真实的生气；它们在成人的心目中就没有这么可贵、这么真实。而大地呀，生灵呀，那时与我紧紧相连。我想要见到梅塞格利丝或鲁森维尔的农家女，想要见到巴尔贝克的渔家女，正同我想见到梅塞格利丝的风光、巴尔贝克的景物一样。如果我随心所欲地改变她们所处的环境，那么她们可能给予我的愉快就会变得不那么真实，我甚至会对这种愉快失去信任。在巴黎结识一位巴尔贝克的渔家女或一位梅塞格利丝的农家女，简直就象得到我在海滩上从未见过的贝壳，收下一簇我在树林里没有遇到的蕨草，等于把环境给予我的愉快从她给予我的愉快中剔除，然而我想象中的她是被自然美景所簇拥的。倘若我在鲁森维尔的森林中徜徉，却碰不到一位可以拥抱的农家姑娘，那就无法认识森林隐秘的宝藏，无法认识它深层的美。我想象中只见那位姑娘周身披满树叶的投影，她在我的心目中本身就是一株当地生长的植物，只是在品位上比其它植物更高级，她的结构可以使我更深入地领略到当地的气息。我之所以那么轻易地认准这一点（而且相信她为了使我体会更深而给予我的爱抚也是别具一格的，除了她之外，别的姑娘不可能让我体会到那样的愉快），因为我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很幼稚，还没有把赢得各种女人的心、从不同的女人那里得到的愉快加以抽象，还没有把这种愉快概括成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把不同的女人只看作取得同一愉快的工具，彼此可以任意变换。可是当时，我思想中的这种愉快甚至不是孤立地、与其他事物无关地、自成一格地存在着的，既没有为追求女人而追求的目的，也没有事先感到心乱如麻之类的经验。好似一想到它就能唾手可得；把它称作愉快倒不如称作姑娘的魅力更妥贴；因为我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如何超脱自己。这种暗自期待的、内在的、隐秘的快感，只在某些时候达到**，那就是当我们身旁的哪位姑娘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们，吻我们，引起了我们另外的愉快的时候，那种愉快在我们的感觉中，尤其象一种感激涕零的冲动，感激她的由衷的善意，感激她对我们令人心醉的惠顾；我们把这种善意、这种青睐比作恩典，比作使我们得到满足的幸福。
唉！我枉然地恳求鲁森维尔的塔楼，就象请求我唯一的知心朋友似的，请它让村里的姑娘到我的身边来，因为我在贡布雷家中楼上那间充满菖蒲花芳香的房间内，在那扇半掩半启的格子窗中间，只见到那座钟楼的塔影，我把最初在我内心萌动的种种欲念，都告诉了它；我本象探险的旅行家或者绝望得要自杀的人一样，在做出壮烈举动之前不免踌躇再三，而终于心灰意懒，想从自身中另辟蹊径，却又自以为面临山穷水尽的绝境；忽然，我发现，除了垂到我眼前的那株野生的黑加仑树的枝叶外，还有这样一条象蜗牛行迹似的大自然的脚印。而现在我哀求它，它却不予理睬。我白白地把我眼前的一大片田野盯住不放，我用我的眼光挤压这片田野，想从中挤出一位姑娘来，结果枉费精神。我虽然可以一直走到圣安德烈教堂的门廊下去碰运气，但是我从来只有跟外祖父一起去的时候，才能有把握地遇到农家姑娘，而那时又无法跟她交谈。我心神不定地盯住远方一棵树的树干，盼望从树后走出一位姑娘来；被我目光搜索的远方却始终不见人迹。天色渐暗，我无望地把注意力紧紧地贴住这片贫瘠的土壤，这片枯竭的大地，仿佛要从中吸出可能隐藏着的生灵；我不再兴高采烈、而是恼恨万分地敲打着鲁森维尔森林里的树木，从这些树木间不会走出什么活人来了，仿佛它们只是画在一片环形画布上的形象。我虽然不愿意在没有拥抱到我那么盼望拥抱的姑娘之前就甘心回家，但我毕竟不得不返回贡布雷；我无可奈何地认识到；半路上意外邂逅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再说，即使半路上遇到她，我敢同她攀谈么？我想，她或许会把我当作疯子；我不再相信我在那几次散步中所产生的不现实的欲念会得到别人的共鸣，不再相信这样的欲念在我的内心之外仍是真实的。我只觉得这是我的气质的产物，是纯主观的、无能的、幻觉的创造。这些欲念与大自然、与现实没有任何联系，于是现实失去了它的一切魅力和意蕴，只成了我的实际生活的一个沿袭的框架，正等于坐在车厢里的旅客为了消磨时间看一本小说，车厢就是那本小说的幻想世界的框架。
几年之后我在蒙舒凡附近所产生的印象或许也是这样的，那时印象还很模糊，隔了很远我才猛然想到施虐狂这个概念。最终你会看到，这个印象对我一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出自别的理由。那一天，天气很热，我的长辈们有事出门，白天回不来，就对我说，我愿多晚回家随我的便。我一直走到蒙舒凡的池塘边，我爱看池水中屋顶的倒影，我躺在以前我父亲拜访凡德伊先生时我在外边等他的那片灌木丛生的山坡上，居然睡着了。等我醒来，天几乎黑了。我正打算爬起来，这时，我看到了凡德伊小姐（至少我当时认为自己认出是她，因为我在贡布雷难得见到她，而且当初她还是个孩子，那时她已经开始长成一位少女了），她准是刚回家，离我才几厘米远，就在我的眼前，就在她父亲曾经接待过我的父亲、她用来当作自己的小客厅的那个房间里。窗户半掩着，房间里已经亮灯，我能看到她的一举一动，她却看不到我；但是我倘若踩响灌木丛的枯枝，她会听到声响，以为我有意躲在那里偷看她呢。
她穿着孝服，因为她的父亲去世不久。我们没有去看她，我的母亲出于一种美德才不愿意去看她，对于母亲来说也只有这种美德才能限止她善良的宽宏，那就是廉耻心；不过她还是打心眼儿里可怜凡德伊小姐的。我的母亲念念不忘凡德伊先生凄凉的晚年，他对女儿既象母亲又象女佣那样照顾得无微不至，他的余生，先是为女儿操心，后来又陷入女儿给他引起的痛苦之中；老人在最后几年中满脸愁苦的情状，我的母亲一直历历在目；她知道，凡德伊先生放弃了把自己最后几首作品完整地记在乐谱上的计划，那些虽只是一位钢琴老教师、乡村教堂的管风琴演奏师的惨淡经营之作，本身想必没有多大价值，但我们并不小看它们，因为这些作品对于他来说意义重大，在他为女儿作出牺牲之前，它们曾是他苟活人世的理由，其中大部分甚至连音符都没有记下，只保留在他的脑海中，有一部分则分散地记在一些零碎的纸片上，笔迹不清，肯定要失传了。我的母亲还想到凡德伊先生无可奈何地放弃的另一件事，那就更惨不忍言：他不得不放弃对女儿日后取得既正派又受人尊敬的幸福前程的期望；这件事最伤透我的姨祖母们以前的这位钢琴老师的心，我的母亲一想到事情的来龙去脉，总不免扼腕叹息，她想凡德伊小姐一定也恨恨不已，当然苦涩之情完全不同，凡德伊小姐的伤悼中应夹杂着悔恨，因为她的父亲几乎是被她害死的。“凡德伊先生怪惨的，”我的母亲说，“他为女儿活着，也为女儿而死，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答。既然死了，他还能得到什么报答？怎么报答法？只有他的女儿才能报答他的恩情。”
在凡德伊小姐的客厅靠里面那一头的壁炉架上，放着一帧她父亲的遗像。她一听到大路上传来辚辚的车马声，就赶紧过去把遗像拿过来，然后坐到长沙发上，拉过一张小茶几，把遗像放在上面，那情景跟当年凡德伊先生把他想演奏给我的父母听的曲谱放到自己的手边一样。不一会儿，凡德伊小姐的女朋友走进客厅，她打了个招呼，却没有起身，两只手还枕在脑后，而且把身子往沙发的另一头移了一移，仿佛给来客腾出地方坐似的。但是她立刻意识到她似乎应该对来客采取一种也许她自己认为是多余的态度。她想她的朋友可能更愿意坐得离她远些，她感到自己有失检点，敏感的心灵于是警觉起来；她又躺靠在整张沙发上，闭上眼睛，连打哈欠，表示她之所以躺下只是因为她想睡觉了。虽然在她跟那位女朋友的关系中不加掩饰的亲热占了上风，但是我发觉她的言谈举止，仍带有她父亲讲究繁文缛节、闪烁其辞的特征；她经常欲言又止，突然拘谨起来。她刚闭上眼睛，又立刻起身，假装想去关窗，偏偏又关不上。
“让它开着吧，我热，”她的女友说。
“开着多别扭啊，人家会看见咱们的，”凡德伊小姐回答说。
她一定猜到她的朋友会怎么想；她的朋友知道她这么说无非是有意逗她接话，说些她想听的话，但出于谨慎她又不便挑明，而是要对方主动地说出来。所以，当她急急忙忙地补充下面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神一定出现了当年我的外祖母特别赏识的表情，不过当时我还分辨不出来罢了。她急忙补充的话是：
“我说看见咱们，意思是看见咱们读书学习，想到人家的眼睛在瞅着咱们，咱们干什么他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有多别扭呀。”
她本性宽厚，更出于一种不自觉的礼貌，她没有把事先考虑好的话说出口，虽然她认为这些话是圆满实现自己愿望必不可少的。在她的内心深处，任何时候都有一位羞怯而恳切的处女，在哀求一个占了上风的粗鲁的兵痞子不要对她无礼，不要逼近她。
“对了，这么晚了，在这样人头挤挤的乡下，倒真会有人看咱们的，”她的女友挖苦道，“看见又怎么样！”她接着说（同时她认为在好心地说出这番话时有必要狡猾地挤挤眼睛，就好比在读一篇她明明知道凡德伊小姐爱听的文章，她偏要拿腔作调，读得玩世不恭），“谁爱看谁就看好了，这不更好吗？”
凡德伊小姐哆嗦了一下，站起来。她那既拘谨又多情的心眼儿不知道该由衷地说些什么话才符合她七情六欲所需要的宣泄。她尽可能地超越自己真正的天性，找些风骚姑娘才说得出口的话来，她真巴望自己是这样的人；可是她自以为说得很自然的话到她嘴边却显得虚假不堪。她敢于说出口的那几句话，口气倒不小，其实很牵强，一向腼腆的习惯使她仅有的一点儿泼辣也无从发挥。只听她讷讷说道：“你既不冷，也不太热，你不愿意一个人呆着读什么书吧？”
“我觉得小姐，您今天晚上有点儿春心荡漾。”她终于这样说道，大概是重复她曾经从她的女友口中听到过的一句话。
凡德伊小姐感到她的女友在她的乔其纱胸衣的叉口处吻了一下；她象挨到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似地轻叫一声，便闪开了。于是两人跳着蹦着地追逐起来，宽大的袖子象翅膀一样在扇动；她们叽叽格格笑得象两只调情的小鸟。后来凡德伊小姐终于倒进沙发，她的女友立刻压在她身上，但是这位女朋友有意把背部扭向放着已故钢琴教师肖像的那张小桌。凡德伊小姐心中有数，除非她提请注意，否则她的女友是决不会理会那帧肖像的。所以她装作刚刚发觉似的对她的女友说：
“啊！我父亲的肖像在看着咱们呢！不知道谁又把它放在小桌上了。我说过多少遍，那儿不是放照片的地方。”
我记得当年凡德伊先生关于琴谱也对我的父亲说过同样的话。那帧肖像一定习惯于被她们当作亵渎仪式的工具，因为那位女友的答话看来就是这类仪式的唱和；她说：
“让它呆着吧！反正他不能再讨咱们的嫌了。你以为那老东西看到你在这儿，看到窗户敞着，还会哭哭咧咧地来给你披上外衣么？”
凡德伊小姐答道：“得了，得了，”这句稍有遣责之意的答话倒证明了她天性的宽厚，她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人家用那种口吻谈论她的父亲她听了生气（显然，不知出于什么奇奇怪怪的逻辑，每逢这样的时候总有一种感情她是习惯于埋在心里而不予表露的），而是因为这么说等于给自己一个约束，她的女友在想方设法给她提供快乐，她为了不显得只顾自己就有意给自己来点约束。然而，这种对亵渎言行的温和的折衷，这种娇声娇气的假怪嗔，对于她坦诚的天性来说，显得特别卑鄙，简直象男盗女娼之流的甜言蜜语；她偏偏想精通这类无耻之道。但是，她无法抗拒快乐的诱惑；有人对她温柔备加，她感到由衷地高兴，偏偏这人对无力自卫的死者如此刻薄。她跳起来坐到她的女友的腿上，天真地把头伸过去给她吻，好象她是她的女儿似的；同时她心花怒放地感到，她们俩这下子要狠心到底，一起到凡德伊先生的坟墓里去盗走他的父爱了。女友捧住凡德伊小姐的脸庞，在额上吻了一下，吻得那样温顺，因为她对凡德伊小姐非常疼爱，她想给如今成了孤儿的少女的凄楚生涯增加一些消愁解忧的乐趣。
“你知道我想给这老怪物来点什么吗？”她拿起肖像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