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与著述
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世称陶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人。生于刘宋孝建三年（456），卒于萧梁大同二年（536）。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有养生之志。及长，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二十岁时，得南齐高帝之器重，引为诸王侍读，“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永明十年（492）辞官，于句容之句曲山隐居，从孙游岳受符图经法。此期，他遍历名山，寻访仙药。东阳郡守沈约高其志节，每书邀之不至。永元初（499），于隐居处更建楼三层，自居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只家僮可侍其旁，几与世事隔绝。然性好著述，尚奇异，惜光景，老而弥笃。对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尤有研讨。梁武帝萧衍与弘景素有交往，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一时誉之为“山中宰相”。天监四年（505）移居积金，更以辟谷导引之法求养生长寿为好。卒年八十一岁，遗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
陶弘景从小即迷恋于葛洪的神仙、炼丹之术，但观其一生之学术研究，前半生或即隐居前，其著述多为古书之诠释以及天文、地理、历算之类；而后半生或即隐居后，则更侧重于医药学研究和炼丹、导引养生等。他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绩也多在其后半生。
化学、医药学及其他科技成就
陶弘景在炼丹术中积累和认识了许多化学知识和科学技术。陶氏的炼丹生涯深受葛洪的影响，有许多可贵记述都与葛氏有着密切的联系，或继承其法，或弘扬其术，或发展其长，或获新的认识，几乎无不息息相关。例如：葛氏明确指出：胡粉和黄丹（四氧化三铅）都是“化铅所作”。陶弘景则进而特别指出：黄丹是“熬铅所作”，胡粉是“化铅所作”，说明这两种铅化合物都不是天然的产物，而是人工制造的。又如：葛氏通过炼丹实验，观察到“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陶弘景在其认识的基础上，扩大了这一认识范围，他进而指出：“鸡屎矾不入药，惟堪镀作，以合熟铜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外虽铜色，内质不变”，使葛氏在铁表面涂抹硫酸铜溶液使铁表面与铜发生置换反应的方法扩大，而且不只限于此，这一反应的发现，奠定了宋元时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我国战国时已发现有鎏金器物，据检验有残汞，可能使用了金汞齐。汞齐的制作也是炼丹术中一项重要内容。陶弘景的记述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指出：“水银有生熟……今烧粗末朱砂所得，色小白浊，不及生者，甚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说明当时金汞齐、银汞齐已在生产、生活中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关于钢铁冶炼技术，也在陶弘景的炼丹实践中涉及并有所论述：“铁落是染皂铁浆，生铁是不破鑐（音柔），■（音铮）、釜之类，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这是中国科技史上最早记载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灌钢）的文献资料，说明我国在汉代炒钢和百炼钢的基础上，南北朝时期制钢技术已出现了新的突破。通过炼丹活动，陶弘景还在石灰的烧制及硝石的鉴别技术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如所记述：“石垩。近山生石，青白色，作灶烧竟，以水沃之，即热蒸而解”。说明他不但对石灰的原料已有正确认识，而且对石灰的烧制技术和方法观察细致，记述确切可信。在硝石（硝酸钾）的鉴别方法上，他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强调：“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消，云是真消石也”。使用燃烧的方法来鉴别硝石，开了近代化学用火焰法鉴别钾盐的先河。陶氏在制造浑天象、二十八宿度数、七曜行道的昏明等天文、历算的研究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成就，且多有专门著作。
陶弘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杰出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医药学的研究上，上述化学乃至炼钢技术成就，都记述在他的药学著作里。他在医药学方面的贡献，约可分为药物学研究、老年保健及医疗方剂整理等三个方面。
编著《本草经集注》：陶氏自序云：“于茅山岩岭之上，以吐纳余暇，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故撰而论之。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魏晋已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不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识智有浅深。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虽未足追踵前良，盖亦一家撰制，吾去世之后，可贻诸知音尔”。考之《神农本草经》诸家辑本和《神农本草经集注》残卷之研究，陶氏对药物学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首先，他淡化了方士服石炼丹以求长生不老术给予编撰《神农本草经》的影响，改变其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创造性采用药物自然来源和性质，将730 种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无用等七大类。陶氏新的药物分类法，在我国药物学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唐《新修本草》、宋《经史证类本草》、明《本草纲目》等等，其分类法几乎无不采用此法或仅加调整充实而已。在分类法上，陶氏还创用了根据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分类法，即“诸病通用药”。这是将若干有相同作用的药物集中在一起以便临床选用之参考的分类法，显然这一分类法较之前者又是一个进步。正如陶氏自己所讲“谨按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理亦有偏著。立方之日，或致疑混，复恐单行径用，赴急抄撮，不必皆得研究，今宜指抄病源所主药名，仍可于此处治，若欲的寻，亦兼易解。”这种按药物的临床功用进行的分类法为医学家们学习和临床治病处方用药提供了许多寻检和记忆的便利条件。陶氏在《神农本草经》仅365种药物的基础上又增加药物365种，使中国药物发展到730种，据研究陶氏所加虽然来自《名医别录》（有人认为该书亦系陶氏所作），但陶氏在辑录梁以前药物学成就以补充《神农本草经》之不足方面仍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集注得到梁武帝的关注和支持，所以现代本草学家赵燏黄认为《神农本草经集注》应该是我国第一部“药典”。此外，临床用药之剂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我国历代度量衡多有变迁，如不很好掌握，在学习古人医疗经验和处方用药就可能出现严重的过错。陶氏关于古今度量衡的考订也是很有成就的，他研究认为：“古称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又说：“但古称皆复，今南称是也。晋称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称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称，若用古称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称，悉用今者耳”。他的考证不但是研究古今度量衡的重要参考，更是历代医学家包括现代医学家必须了解的历史实际。陶氏对丸、散、膏、丹的制备以及各种药物入汤之工艺、生药加工炮制等，也都作了规范化要求，而且十分严格细致具体，其内容十分丰富。例如药物过筛即有多种要求：“凡筛丸药，用重密绢令细”， “若筛散草药，用轻疏绢”，“凡筛丸散药竟，皆更合于臼中，以杵研之数百过，现色理和同为佳”。
在编辑方面，陶氏采用朱、墨分书加注法，严格忠实资料之依据和原始出处。他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一书中，凡《神农本草经》之原文，皆用朱书，凡引用《名医别录》之内容，则用墨书。凡属陶弘景之发挥或注释，则用子注。这一方法沿用了数百年。本草书由抄写改为刻印后，则改为前者用阴文，后者用阳文，陶弘景注文作陶弘景云字样以区别之。该书于《七录》中已有著录，是唐《新修本草》的主要依据。现有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1908年敦煌写本（718）和古抄本残卷。
编撰《补阙肘后百一方》：陶弘景不单在炼丹上受葛洪影响很大，在医学上也以弘扬葛氏学说为己任，这集中表现在他对葛洪《肘后救卒方》的研究和补充阐发。葛洪《肘后救卒方》，一名《肘后备急方》，是一部颇富声望和影响深远的著作，在撰写完成后即得到医学界的肯定评价，言其“贫家野店，所能立办”，“卷帙不多，可挂肘后，以随行也”。其内容也十分丰富且多富有科学性，在许多疾病的认识上也明显高于前代。陶弘景曰：“抱朴此制，贵为深益，然尚阙漏未尽，辄更采集补阙，凡一百一首，以朱书甄别，为《肘后百一方》。”他将葛氏原有之86首并为79首，然后再加入自己补阙之22首，成101首，取佛教四大各一百一病之说而命名，使葛氏书更富盛名。
《养性延命录》是陶弘景论述养生养性以求健康长寿的专门著作，也是总结梁以前中国延年益寿经验的重要著作。分上下两卷，上卷叙述教诫、食诫、杂诫、祈禳之类，下卷则论服气疗病、导引按摩等，其吐纳咽液、行气攻病以及叩齿、握固、乾浴等气功导引要领和方法，均对其后有着较大的影响。书末所附华佗五禽戏，更是现存最早的五禽戏动作要领的文献。这些内容至今仍是人们锻炼身体和防治老年病的有效方法。
综上所述，陶弘景虽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终生执着追求神仙之术，但在其终生从事的炼丹研究，药物学的广泛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整理校勘，以及尽心为群众疾苦而总结编撰医疗方书方面，作出了许多可贵的贡献，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医药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评陶书“颇有裨益”，同时指出“亦多谬误”。而其谬误是因“南北隔绝”，“陶隐居不详北药” 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