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门生
刘克庄（1187 —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嘉定二年（1209）以郊祀恩奏补将仕郎（阶官）入仕，任靖安县（今属江西）主簿。嘉定六年七月，父刘弥正（吏部侍郎）死，刘克庄辞官守丧。起复后任福州（今属福建）司理参军，改任真州（今江苏仪征）录事参军，应江淮制置使李珏召入幕。嘉定十二年，因持论不合，辞官，得请宫观闲差。嘉定十七年（1224）任建阳（今属福建）知县。
宝庆元年（1225）十一月，真德秀罢官回家乡浦城闲居。浦城为建阳邻县，刘克庄投入真德秀门下，“以师事（真德秀），自此学问益新矣”，成为真德秀的门生，从此大力宣扬理学。宝庆三年，刘克庄在建阳重修朱熹祠，以其大弟子黄榦配祀；又在建阳县学建四君子祠，祭祀朱熹的父亲朱松及朱熹的师友。刘克庄祖父刘夙从学于理学创始人程颐的再传弟子林光朝，真德秀因而称刘克庄“世以正学（理学）传其家”。刘克庄后因所作《落梅》诗，为史弥远鹰犬李知孝、梁成大攻击为谤讪朝政，幸得郑清之排解，改任潮州（今属广东）通判，但终于因此而降领宫观闲差。绍定六年末（1233），起用为吉州（今江西吉安）通判，未及赴任。端平元年（1234）正月，真德秀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刘克庄以将作监主簿任安抚使司参议官。同年六月，真德秀被召任户部尚书，刘克庄援例辞官，奉诏回京任将作监主簿本职，同年九月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后改任宗正寺主簿。
端平二年六月，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吏部侍右郎官，在理宗召见时抨击故相史弥远擅权误国，劝导理宗近君子远小人，虽为理学家魏了翁等称许，然而得罪了史弥远的党羽。同年十一月，曾从龙任枢密使兼督视江淮军马，拟辟刘克庄任督府参议官，后因曾从龙死而未及赴任。次年，中书舍人吴泳传闻刘克庄当初曾遏制他晋升之事，指使其弟御史吴昌裔攻击刘克庄，刘克庄遂被罢官降授宫观闲差。不久，又改为出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嘉熙元年（1237），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御史蒋岘攻击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时，与方大琮、王迈三人抨击朝廷处理前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事欠妥，刘克庄因而又改授宫观闲差，方、王二人也被贬降，时称“三贤”，徐鹿卿因向他们赠诗也被贬降，太学生为此作《四贤诗》称颂。
嘉熙三年，刘克庄被起用为江西提举常平公事；同年，改任广东提举常平公事，嘉熙四年初到任；八月，升任广东转运使。淳祐元年（1241），诏令回临安奏事，但受御史金渊攻击而罢召回之命，并再次降授宫观闲差。淳祐三年初，一度出任为吏部侍右郎官，又受到濮斗南的攻击而仍领宫观闲差。次年，起用为江东提举常平公事（一作提点刑狱），同年十一月，曾被任为将作监，又改直华文阁，但因“岁旱民饥，艰于择代”而留任原职。淳祐六年七月，召回临安，改任太府寺少卿。八月，宋理宗召见刘克庄，赐进士出身，改任秘书省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不久又暂兼中书舍人，参与奏罢宰相史嵩之。次年二月，出为漳州知州，刘克庄以母亲年高力辞，改为提举宫观闲差。淳祐八年，又起用为宗正少卿，再辞后改任福建提刑，九月赴任，母死，遂辞官守丧。
淳祐十一年初，起复回朝，以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但建议多不被采纳，叹道：“千辛万苦唤得来，又向那边去。”但仍不断升迁官职，十月升起居舍人，又兼侍读。刘克庄纵论国内外形势，批评朝政，认为蒙古军攻占四川，致使“五十四州遂成荡覆，岂非外重而不能御，内虚而无以守”，以致受到御史郑发的攻击。次年正月，出为建宁（今属福建）知府兼福建路转运副使，但郑发认为责轻而再次论奏，同年六月，再次以宫观回乡闲居。
开庆元年（1259）贾似道在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暗中向蒙古军乞降求和，而以战胜蒙古军闻奏，理宗“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但是，“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南宋中期以后，经历了长期对金朝、蒙古乞降、战败之后，对贾似道谎报战胜蒙古，迫使蒙古退兵，由于蒙古忽必烈汗一时忙于内部事务而无暇南顾，使得贾似道制造的假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迷惑着南宋朝野，举国上下并不知道贾似道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
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自鄂州入朝任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年过七十的一代文宗刘克庄再次被起用。同年十一月到临安后，以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随后又升为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直学士院，次年升为权工部尚书仍兼两制，日夜为草诏而忙碌。后人不理解当“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情况下人们的欢快心情，当群臣对时相贾似道歌功颂德时，不明真相的刘克庄也参与其中，因此受到后人责难，其情形与当年陆游与权相韩侂胄的关系受后人责难类似。这年（景定二年）八月，回朝不到一年的刘克庄急流勇退，请求致仕，这也许是他对贾似道的面目有所认识以后决定的。同年外调回家乡建宁府（今福建建瓯）任知府，实际是告老还乡，“优游觞咏”，并不多过问府事。景定五年秋，以“目眚”（白内障）致仕。咸淳五年（1269）病逝，享年83岁，谥文定。积官至龙图阁学士（职）、正议大夫（阶）、莆田县伯（爵），世称后村先生，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传世。
南宋末年的文坛宗主
刘克庄是南宋陆游、辛弃疾之后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词人。南宋林希逸称：“西山（真德秀）诸老既没，公（刘克庄）独岿然为大宗工”。洪天锡亦称：“过江号大家，数无虑六七公”，刘克庄为其中之一，其诗词“流布海内，岿然为一代宗工”。刘克庄的诗早年就受到叶适的称许，“水心（叶适）评公（刘克庄）诗曰：是当建大将旗鼓者”。刘克庄推崇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称许他的“诗倍太白（李白）、子美（杜甫）”，而且是“三百篇（《诗经》）寂寂久，（陆游诗）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
刘克庄是个多产作家，作诗约4500 首，数量之多在宋代仅次于陆游，是南宋末年，也是当时江湖诗派中最著名的。他所处正是南宋末年的危亡之际，爱国之情溢为诗词，“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正是他的自我表白。当史弥远杀害主张抗金的权相韩侂胄向金乞降求和，于嘉定元年（戊辰年，1208）完全按照金朝的要求，增加岁币并出“犒军银”300万两订立“嘉定和议”后，当时还未入仕的刘克庄在《戊辰即事》诗中写道：“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在《梦丰宅之》诗中更对爱国人士称颂：“老犹奋笔排和议，病尚登陴募救兵”，“残胡仍在王师老，宝剑虽埋愤不平”。
刘克庄还是南宋后期最有成就的豪放派词人，他也推崇爱国词人辛弃疾，称赞辛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刘克庄不仅与辛弃疾词风相似，而且同样充满爱国主义与忧国情怀，如在《沁园春·梦孚石》词中叹道：“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而反映抗战的《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词中，更惊呼国势危急，“国脉微如缕”，激励友人投笔从戎，“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快投笔，莫题柱”。
即使被后人称为阿谀贾似道的诗词，也多出于爱国忧民的情怀，如《凯歌十首呈贾枢使》诗中，歌颂抗蒙将士，“残党分兵尽扑除，游魂多不返穷庐，肃清执至龙颜喜，又奏淮西有捷书”。《汉宫春》（丞相生日，乙丑）词中也说：“但管取三边无警，活他百万生灵。”这些都是在“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而不知道贾似道暗中向蒙古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下写出的。
刘克庄还是南宋最有成就的诗词评论家，所著《后村诗话》论诗兼评词，“论诗则具有条理”，“采摘菁华，品题优劣”，“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也”。
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者
刘克庄不仅祖父刘夙是理学创始人程颐的三传弟子，而且其父刘弥正也是家传理学人士，对于理学崇尚备至，尤其称颂朱熹集理学大成之功。嘉定三年（1210）十二月，在为朱嘉赐谥时，考功郎中刘弥正反对谥文忠的太常寺初议，而大谈儒学自“孟轲之死，此道几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至公（朱熹）而圣道灿然矣”。进而提出谥以和唐代韩愈相同的“文”，被朝廷采纳。刘克庄不仅少得家传，后又师从儒学宗师真德秀而且备受器重。但是，作为理学人士的刘克庄，在他思想中占首位的是爱国，而不像其他理学人士那样，对理学一味盲从。他对于朝廷不顾国家安危，热衷于打击新学等其他学派，盲目推崇理学，深为不满。
淳祐六年（1246）八月，刘克庄在《召对札子》中指出：宋理宗首要的失误是，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打击新学等学派，树立理学为统治思想。宋理宗的有关活动，被刘克庄讥讽为 “薄物细故”，而群臣“纷争不已”；但对涉及国家安危的“急政要务”，即“谦逊未遑”，以致使得人们觉得“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接着他还不点名地指出，北宋末年以二程弟子杨时为首的理学家们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于是，宋钦宗在金军兵临城下之际忙于罢王安石配享孔庙、重设《春秋》博士等，因而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批评。刘克庄进而认为，罢斥新学等学派及崇奉理学派的举动，“于时（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
刘克庄还借元祐之初，副相刘挚提出调和新旧两党关系但被太皇太后高氏所拒绝，终于引发新旧党争的不断加剧，从而导致奸臣蔡京擅权后北宋走向灭亡的悲剧。随即指出“今庙谟暌异”，只重用理学人士，排斥其他学派人士，以致遭到“邪党（当是指新学派等人士）挪（揶）揄”，实在不知道今后将如何发展，以此作为宋理宗的第二个重大失误。刘克庄并提出，理宗是想把图存之权托付给像秦桧那样乞降求和的人呢，还是托付给像张浚那样始终坚持抗战的人？刘克庄早在端平二年（1235）时，就将（把宋理宗扶上皇帝宝座的）权相史弥远毫不客气地比作奸臣秦桧那样的小人。刘克庄的这些言论既不会受到宋理宗的欢迎，也不会为表面上似张浚，实际是秦桧的奸相史弥远所喜欢。然而他们对于在理学宗师真德秀等死后，“独岿然为大宗工”的刘克庄，不得不进行笼络，但并不授与大权，而是以宫观回家乡闲居达七八年之久。
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言行，不断受到其他理学人士的攻击，“人言排诋，无所不至”。景定元年（1260）冬，七十多岁的刘克庄重新被起用，主要担负起草诏书的工作，但仍不忘提醒宋理宗致力于国家大事，而不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崇尚理学排斥异己方面，在同年召对时指出：“王羲之讥诸贤以清谈废务、浮文妨要。先朝（北宋末钦宗朝）用杨时为给（给事中）、谏（谏议大夫），或者尚有不言‘防秋’、不言‘炮石’之诮。然则先急政要务，（后）薄物细故，非士大夫责乎。臣虽老悖，一念忧爱，狂言望择。”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精神，可说是至老不变。
元代理学信徒在修撰《宋史》时，吹捧“自帝（宋理宗）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的所作所为，并予以完全肯定。对于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味扶植理学、排斥异己，将南宋送上灭亡之途的宋理宗，认为只是“身当季运，弗获大效”，而且认为：“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宋理宗）始焉。”这与刘克庄的观点，实在是大相径庭。所以，作为南宋末年文坛宗师的刘克庄，在496卷的元修《宋史》中，竟无一席之地，而为刘克庄请谥的门生洪天锡却有传，这就是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