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
唐玄宗（685 —762），名隆基，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因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又称“唐明皇”。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此时正是唐朝宫闱多事之秋。在他降临世间的前一年，他的祖母武则天与宰臣裴炎把他的伯父中宗废为庐陵王，其父豫王李旦被立为皇帝，是为睿宗。睿宗名为大唐国主，年富力强，却只能居于别殿，不许听政。而武则天年逾花甲，仍临朝称制，军国政事由她专断。武则天在镇压徐敬业起兵之后，兴告密之风，冤狱迭起，唐宗室及朝臣中的反对派不少人受到迫害。史称“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
李隆基三岁时被封为楚王。六岁时，武则天正式废唐改周。睿宗被降为皇嗣，仍回东宫。天授二年（691）初，年仅七岁的楚王开始出阁，建置官属。这年八月，因为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私自谒见皇嗣，武则天知道后，杀死二人，并严令禁止睿宗接见公卿大臣，玄宗兄弟与二伯父李贤的三个儿子再次入阁，“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长寿二年（693）腊月，玄宗被改封为临淄王。这一年，其母亲窦妃被户婢团儿诬谄为“厌蛊咒诅”，在正月初二朝后，与刘妃一起被秘密地杀死于宫中，不知埋在何处。这年八月，其父也被诬告有“异谋”，武则天命酷吏来俊臣审理，幸亏太常工人安金藏大义剖腹，“以证明皇嗣不反”，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李隆基在宫中被幽闭了七年之久。圣历二年（699）他十四岁时，才与诸兄弟再次出阁。这时武则天年事已高，经大臣狄仁杰等人的规谏，放弃立武承嗣为太子之念，李显被接回洛阳，仍被立为太子，皇嗣被封为相王。长安年间（701—704），李隆基先在亲卫府任右卫郎将，后任尚辇奉御，负责掌管皇帝的内外闲厩马匹。在此期间，以张柬之为首的朝臣进行政变，杀死了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兄弟，迫使她让位于中宗。弱冠之年的李隆基目睹了这场政变。
从平王到初登大宝
唐中宗复位，皇族子孙也得以“量叙官爵”。李隆基擢任卫尉少卿。不久兼任潞州别驾，主管一州军事。潞州治所上党（今山西长治），地连太行山脉。在兼任潞州别驾期间，有机会接触社会。他有一首诗《早登太行山中言志》：“野老茅为屋，樵人薛作裳。宣风问耆艾，敦俗劝耕桑。”反映了他有敦化风俗，劝课农桑，发展生产的意向。
唐中宗软弱无能，只知享乐游玩。韦皇后乘机掌握大权，重用武三思。专掌制诰的上官昭容与之相呼应。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是恃宠骄恣，野心勃勃，欲做皇太女。她们和外廷宰臣宗楚客、纪处纳、韦巨源等朋比为奸，排除异己，与武三思相勾结，形成了一个“韦武”集团。这个集团先是夺取了张柬之等“五王”的实权，继而又以各种借口把他们贬到地方并加以杀害。景龙元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矫诏发羽林军欲诛灭韦武集团，未能成功。事后，他们声称相王等也参与了此事，欲将他置之死地，赖大臣极力辩护而得以保全。
对于韦武集团篡夺皇位的阴谋，李隆基早已察觉。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他回京城参加郊祀，感到皇室又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决定留在京城，准备应变。他暗结万骑果毅葛思顺等人，以争取羽林军，成为决胜的力量。景云元年（710）六月，当韦皇后一伙毒死中宗时，他果断发动了宫廷政变，把韦武集团一网打尽。事后，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因安定社稷之功被封“平王”。
诛灭韦武集团，拥戴父王复位，平王在朝廷中骤然提高了政治地位，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因此，在确立皇太子时，身为嫡长的宋王成器一再声称“时平则嫡长，困难则归有功”，哭着恳让与平王李隆基。宰相刘幽求更是直言不讳：“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在大臣们的拥戴下，兄弟中排行第三的平王就做了皇太子。
平王被册封为皇太子后，很快形成了一个辅弼班子：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兼太子左庶子，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璟兼太子右庶子，侍中韦安石为太子少保，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瓌为太子少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兼任太子侍读。皇太子政治势力的增长引起了姑母太平公主的不安。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沉敏多谋略”，有政治野心，他曾参与推倒韦武集团的宫廷政变，为恢复睿宗帝位出过力，因此睿宗对她有言必从。每逢宰相议事，睿宗必先问：“与太平议否？”然后才问：“与三郎（李隆基）议否？”起初，太平公主以为李隆基年少，不放在眼里。立为皇太子后，又见他手下有一批得力的人，成为她干预朝政的障碍。她一方面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太子非长，不当主”，借以挑拨离间太子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拉拢朝臣，排除异己。景云二年（711）正月，她竟把宰相邀截到宣政殿光范门内，明目张胆地劝宰相更易太子，遭到宋璟的严词拒绝，阴谋才未能得逞。太平公主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愈演愈烈，睿宗对此感到不安。二月间，他听术士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更加感到局势严峻，遂颁下诏书，命太子监国。延和元年（712）七月，又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正式下制传位李隆基，改元“先天”。但在太平公主的劝说下，退为太上皇的睿宗仍“自总大政”。
太平公主的阴谋活动仍在加紧进行。她利用玄宗虽即帝位却未能全面掌握国政之机，逐步排斥异己，尽力安插亲信。开元元年（713）六月，在朝廷中她占了优势：“太平公主依太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太平公主公然提出要废掉玄宗，因遭陆象先反对而未遂。后又密谋定于七月四日发动政变。
玄宗获悉后，决定先发制人，七月三日率羽林军袭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太平公主闻讯仓皇逃入南山，后被赐死。太上皇睿宗遂退居百福殿，“高居无为”。至此，朝廷军国大政才真正转移到玄宗手里。
除旧布新，开元之治
玄宗登上皇位后，针对当时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多方面措施，以解决这些弊病。
安定皇位
为了安定皇位，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出刺诸王、严禁朝臣交结诸王和抑制功臣等措施。
出刺诸王的动议最早是在睿宗朝由宰相姚崇、宋璟提出的，但未能实行。这时，玄宗的兄弟仍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再加上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邠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由于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身份，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在宰相姚崇等人的赞助下，于开元二年（714）六、七月间，玄宗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邠王出为虢州刺史，岐王出为华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史。
玄宗还规定这些出为刺史的诸王，“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上佐是指州长史、司马。诸王虽名为一方牧守，但并不能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条件。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接触的机会，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
玄宗还抑制功臣权势。一些曾参与诛灭韦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势力的朝臣，这时也都加官晋爵，身居高位，有的居功自傲，难以驾驭，这也是造成政局不稳的因素之一。因此，玄宗或罢免他们的宰相职务，或出任地方。如刘幽求因“郁怏散职，有怨言”，被罢知政事，贬为陆州刺史；时有“内宰相”之称的户部尚书王琚，因“谲诡纵横，可与履为，不可与共安”，被出为泽州刺史；太子詹事钟绍京也“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被贬为梁州刺史。
玄宗在即位之初所采取的解除诸王禁兵兵权，并出刺外州以及抑制功臣权势的措施，对于频仍的宫廷政变来说，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它消除了动乱隐患，使唐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
整饬吏治
开元三年（715），玄宗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他决心选贤任能，量才授职，整饬吏治。
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裁汰冗员。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十分紊乱，王妃、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而且不经吏部大搞“斜封官”，请托之风日盛，致使员外、试、检校等官名目繁多，冗官滥吏充斥官府。开元二年，玄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试、检校官，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结果“大革其滥，十去其九”。这样，既克服了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又减省了国家开支。
在裁汰冗官的同时，又提拔重用了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宰弼，协助治理国事。
姚崇是玄宗即位后首先启用的政治家。在武周、睿宗朝已两次入相，办事干练，素有“救时宰相”之称。开元元年十月，玄宗将姚崇由同州刺史召回京师，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委以枢衡，凡军国大事都由他赞助裁决。姚崇富有改革思想，“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鉴于当时弊端丛生，他曾向玄宗建言十事，如不贪求边功，宦官不得参与朝政，外戚不任台省官，拒绝贡献，杜绝营造佛寺道观，允许大臣犯颜直谏，法行自近亲等。姚崇的“十事要说”，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玄宗开元初年的施政提供了依据。所以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另一位宰相宋璟与姚崇并称为贤相，为人刚正不阿，遇事敢于犯颜直谏，玄宗既尊敬他又惧怕他。还有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他善用人才，进用文儒名士。辅政期间，首倡开集贤院置学士，修太宗之政，有助玄宗以成文治之功。又如张九龄出身寒微，以文学进身，继张说之后为相。他常给玄宗敲警钟，还进《金镜录》5卷，论述前代兴衰治乱之道，多所裨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玄宗开元时期所任用的宰相评论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玄宗选用宰辅的特点是选贤任能，人尽其才。
玄宗以前，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玄宗开元二年特颁下制令，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均，永为恒式”。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暂且让赴任就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问”。同时，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分为最、中间、殿三等，依次定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
玄宗所采用的精减冗官，进用贤能及整饬等措施，进一步改革了吏治。
发展经济
玄宗也较注意发展经济。玄宗即位不久，即率先禁绝奢靡之风，这对发展生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把人力更好地集中到农业生产中去，开元二年下诏说：“天下毋得更采珠玉、织锦等物。”对于违令者处以杖罚。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他还把乘舆服御、金银器物销毁，并把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用珠玉锦绣。
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玄宗采取了一些具体改革措施：
一是检田括户，抑制兼并。自武周末年以来，贵族及地方豪强兼并有所发展，他们在均田制以外，大量地侵占了农民的小块土地，称为“籍外占田”。失掉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佃户、浮户、流民，逐渐沦为依附于大地主的“私属”，总称为客户。这样既影响了国家租庸调的正常收入，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开元九年（721），玄宗任命监察御史宇文融为复田劝农使，具体主持检查土地和搜括户口事宜。后颁下了《置劝使安抚户口诏》，号召在农村组织“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并规定，“雨泽之后，种获忙日，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以使“丁壮就田”、“人无遗力”。
这次检括土地和户口，历时四年，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年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并括得众多的籍外田，分给贫民耕种。这一措施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对于增加国家赋税的收入，安定农民与发展农业生产起有积极作用。
二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玄宗在《春中兴庆宫酺宴》的诗序中写道：“所宝者粟，所贵者贤。故以宵旰为怀，黎元在念。尽力沟洫，不知宫室之己卑。”表达了他对水利的重视和关心。他大力表彰兴修水利的官员。陕州刺史姜师度素“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修复通灵陂，引洛水、黄河水灌溉，种稻田二千余顷，“收获万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又擢升为将作大监。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全国共兴建了五十六项农田水利工程，相当于有唐一代水利工程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是组织垦荒，扩充屯田。唐初建置过一些屯田，规模较小。开元时有了较大的发展。屯田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种，由屯田郎中掌管屯田政令。军屯多在边疆，“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民屯设在内地，生产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至开元末年，各道屯田共计一千零四十四屯左右，其中关内道就有二百五十八屯之多。
屯田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以开元二十五年为例，玄宗诏令各地屯田官叙功，丰歉为上下，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余万斛。按《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盛时国家每年收租粟为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来计算，屯田的收入约占总数十分之一。可见，玄宗实行的屯田制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同时还招抚了大量的流散农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兴文治
玄宗统治前期，社会安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唐人郑棨说：“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这为大兴文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玄宗本人崇尚儒学，爱好坟典。有人说玄宗“锐意政理，好于观书”，“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因此兴起了文治之风。
这一时期，整理古籍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开元三年，一次宴会上，玄宗因内库书“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提出让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等人进行整理。开元五年十二月，马怀素提出了具体建议，时玄宗正行幸东都，他立即表示赞同，命国子博士贺知章、桑泉尉韦述等学者二十人于东都乾正殿编校群书，刊正经史。并以马怀素为修图书使，总领其事。
此后，又诏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都暂借给官府缮写，并于著作院里设置修书院，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又创置集贤书院，由学士刊正失误。并召集学者通撰古今书目，取名为《群书四录》，用了一年的时间撰成上奏，凡书48169卷。
开元十一年（723），玄宗设置丽正书院，召集文学之士徐坚、贺知章等学者著书立说，或讲经论道，并以宰相张说总管院事。玄宗提倡著书立说，诏令起居舍人陆坚于集贤院修撰《六典》，并亲自写了六条类目：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全书历时十几年撰成。《大唐六典》全书30卷，把唐代的律令加以简括，分别系于官吏的职责之下，保存了唐代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选举等典制。
由于玄宗的提倡与重视，经籍整理与著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宋人欧阳修高度评价说：“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
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
开元五年，玄宗听说一行和尚学问渊博，尤其精通天文历法，即征聘他到京师。为了备顾问，特意将一行安置在皇宫光太殿内，并多次去看望他，询问治国安民之道。
开元九年（721），玄宗诏令一行改造新历，以纠正旧历的失误。一行先制造了黄道游仪，以确定黄道的进退。接着，一行用它测量二十八宿与天体北极的度数。在实际测量中，发现了二十八宿的位置与古籍记载的不同，从而证明了恒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学说早了将近一千年。
一行另一科学成就是首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命太史监南宫说等进行实测南北各地晷影和北极高度，测知影差与距离的比例并不固定，证明了过去“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学说的谬误。一行又使用自己设计的“覆矩图”仪器，利用勾股图计算，得出了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约合今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一行等人实地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不仅在中国天文史上是一次创举，在世界上也属首次。所测子午线长度虽不十分精确，但和近代测定的数字（111.3公里）相近，方法也是科学的。
《大衍历》的撰成是唐代天文历法领域所取得的一项新成就。一行在研制成黄道游仪的基础上，参考了历代历法，考其得失，于开元十五年（727）写成了草稿。一行病逝后，由特进张说、历官陈玄景继续编次，翌年撰成上奏，十七年开始颁行新历。《大衍历》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定气”概念，推算出与农时相应的二十四节气。自汉初《太初历》至唐高宗《麟德历》共有二十三家，虽然与天体的运行比较接近，但都不如《大衍历》精确，“其倚数之法固无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
总之，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局面，国力达到了鼎盛阶段。“自开远门（长安城西边北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至，人情欣欣然”。这是唐代文人所勾画的“开元盛世”图景。
骄侈怠政，盛世转衰
拒谏饰非
玄宗在励精图治，取得成就以后，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过去焚锦绣毁珠玉，矢志俭朴的作风被抛在一边，在生活上渐渐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他越来越崇道好仙，以为可以安享太平了。
玄宗的骄惰荒政大致发端于开元后期。开元二十一年（733），守正不阿的韩休为相，玄宗“小有过差”，他即据理力谏，弄得玄宗“殊瘦于旧”，玄宗虽然口头上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但内心却很厌恶，因此韩休只做了七个月宰相，即被赶下台去。开元二十四年（736），要用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极力劝谏，玄宗对张九龄的谔谔之言更是不耐烦，勃然大怒：“事皆由卿邪？”张九龄也被罢免相职。
宠信奸佞、宦官
玄宗在拒谏饰非的同时，却提拔重用奸佞之臣。“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因善于迎合而擢任宰相。李林甫惯于耍阴谋。为了自专大权，他威吓谏官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一些朝臣明哲保身，钳口不言。这样的奸佞人物却深得玄宗信任。天宝三载（744），玄宗曾对高力士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经高力士劝谏而止。在李林甫当权时期，排斥了李适之、韦见素等贤能大臣，制造了韦坚、杜有邻、杨慎矜等冤狱。因此，他在相位十九年，朝政乌烟瘴气，致使天下大乱。
王鉷原任户部郎中，他见玄宗用度奢侈，遂投其所好，敲剥百姓，每年于租调之外征敛巨亿万，供天子私用。玄宗却以为王鉷有富国之术，宠遇日厚，遂擢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又兼任二十余使职，宠任仅次于李林甫。他在居第旁建大院办公，“文书丛委，吏争入求署一字，累数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赐遗相望，声焰薰灼”。
杨国忠是个奸邪小人，因远房堂妹杨贵妃的专宠而屡被擢用。他先是趋附李林甫，以监察御史兼领十五余使职。后来代林甫为相，“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以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至此，凡领四十余使职。
玄宗在重用奸佞之臣的同时，还懒懒散散，把大部分政事交给宦官去处理。他打破了唐太宗“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的成命，对称心如意的宦官往往授任三品左右监门将军，穿朱紫之服的高级宦官竟多达千余人。这时的宦官已不再是宫中受人驱使的家奴，已开始干预政事了。
在诸宦官中，高力士是玄宗最宠信的人物。高力士善于骑射，在诛灭韦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党羽时曾建有大功，因迁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玄宗对他深信不疑，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安。”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送高力士，力士除了大事上奏玄宗，一般事则自行处理，几乎成了玄宗的代理人。因此，李林甫、王鉷、安禄山等多“因之而取得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
纵情声色，追求享受
玄宗把军国大事交付李林甫之手，左右又有宦官代理，从此便怠于政事，追求享受。
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去，他终日闷闷不乐。高力士献殷勤，说玄宗的儿媳、寿王妃杨玉环“姿色冠代”，玄宗一见钟情。开元二十八年（740），先以女道士之名召入宫中，后又册为贵妃。杨贵妃时年二十一岁，不仅“姿质丰艳”，还精通音律，能歌善舞，“智算警颖，迎意辄悟”。这正中玄宗心怀，遂“三千宠爱在一身”，终日沉醉于声色之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对于军国大政，他已无心过问了。
玄宗还极力追求物质享受。大造离宫别馆，开元二十六年冬，在两京建行宫、殿宇各千余间。他每次进餐，“水陆珍羞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他还鼓励公主进食，为此还特命宦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每次外出，都由杨贵妃姊妹随从，其奢侈豪华，无不惊人。
为了益寿延年，玄宗崇道好仙。开元二十二年，把“自言有仙术”的张果迎入宫中；开元二十九年（741）他梦见玄元皇帝，把老子画像迎置在兴庆宫。此后，一些投其所好的奸人或诡称见到玄元皇帝真容，或扬言听到玄元皇帝谈话，他也不辨真假，一律给予奖拔。这就更加荒废了朝政。
天宝之乱
唐玄宗在位的天宝后期，政乱刑淫，封建统治渐趋腐朽，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朝廷是奸臣当道，上层的内部矛盾斗争也很激烈。李林甫尸骨未寒，杨国忠就诬告他与人谋反，因而剥夺了其官爵，清洗了其党羽。杨国忠与安禄山也势若水火，他奏请哥舒翰为河西节度使，以与安禄山相抗衡。均田制已破坏，官僚、商人大地主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开元之季，天宝之末，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帝）之间”。为了防御外敌，曾在沿边地区设置了节度使，至天宝元年（742），全国拥有57万多军队，而分布在军镇的就多达49万
安禄山，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胡人，开元末年曾在幽州藩帅张守珪部下任捉生将，后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等职。他迎合玄宗好大喜功的心意，屡次挑起边事，以邀功赏，得到了玄宗的赏识，先后担任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
安禄山见玄宗春秋渐高，不理政事，纲纪废毁，精兵悍将多集中在边镇，朝廷力量空虚，于是便蓄有政治野心。他罗致了一大批文臣武将，于范阳筑造雄武城，贮藏了大量兵器，又从同罗、奚、契丹人中精选了八千强健者，作为他的“假子”。当他准备就绪后，遂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率十余万大军南下，以诛杨国忠为名，发动了武装叛乱。由于承平岁久，中原武备松弛，兵不习战，叛军一路势如破竹，至十二月十三日即攻陷了东都洛阳。
“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时沉湎于声色中的玄宗如大梦初醒，顿时慌了手脚，匆忙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赴东京募兵；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率兵东征。同时还起用在京养病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让他率大军讨伐安禄山。
各地军民奋起抵抗叛军。河北平原郡太守颜真卿组织河北军民抗战，有力地打击了叛军，一时失陷的各城纷纷脱离了叛军；唐将李光弼率兵出井陉，连下数城，与颜真卿遥相呼应，严重地威胁着叛军的后方。张巡率兵扼守睢阳，与叛军血战数百次，阻止叛军不得南下江淮。哥舒翰也镇守潼关，叛军不能西进。这样使叛军一时处于困境之中。
但在至德元载（756）六月，昏庸的玄宗被叛军的假象所迷惑，屡次催促哥舒翰出关收复失地；杨国忠因害怕哥舒翰图谋自己，也极力赞成此事。结果在灵宝一战，唐军溃败，潼关失守，玄宗连夜仓皇出逃。在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扈从的六军将士痛恨杨国忠的祸国殃民，发生了哗变，射杀了杨国忠，逼迫玄宗，缢杀了杨贵妃，这才平息了众怒，才得以逃往成都。京都长安也很快落入叛军之手。
安禄山的叛乱，使唐朝的半壁河山陷入兵荒马乱之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繁华的都市变为废墟，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此，唐朝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了。
忧郁孤凄度残年
在玄宗起驾马嵬驿，逃往成都之时，太子李亨在一些人的支持下与玄宗分道北上灵武（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担负起反击叛军、光复两京的重任。这时中原群龙无首，在军民的拥戴下，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称帝，改元至德，是为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
肃宗从河西、安西征调了万余名精兵，又调回了河北前线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北节度使李光弼所部五万军队，灵武一时军威强盛。接着又任命了朝官与将帅，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系统，对抗击叛军也作了全面部署。应肃宗之请，回纥也派来精锐骑兵助战。这时又适遇叛军内讧，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部下不服，战斗力也随之削弱，形势急转直下。至德二载（757）十月，唐军先后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十二月，玄宗被迎回京城，安置在兴庆宫。
玄宗不再过问政事。他居住在兴庆宫，偶尔也去大明宫。侍卫他的仍是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与内侍监高力士。另有玄宗的亲妹玉真公主与旧时宫女、梨园弟子为他娱乐。
玄宗对杨贵妃之死一直是耿耿于怀。他从成都回来后，即派人去祭悼她；后来又想改葬，遭宦官李辅国反对而停止，却密令宦官将贵妃遗体移葬他所。宦官献上了贵妃的香囊，玄宗把它珍藏在衣袖里。又让画工画了贵妃的肖像，张挂于别殿，“朝夕视之而欷歔焉”。
上元元年（760），宦官李辅国为了立功以固其恩宠，上奏肃宗说：“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喻不能解，不敢不以闻。”这年七月，李辅国乘肃宗患病之机，矫诏强行把玄宗迁居西内。在途经夹城时，李辅国又率射生将五百骑，剑拔弩张，气势汹汹地拦住去路。玄宗胆战心惊，几乎坠下马来，幸亏高力士挺身而出，玄宗才安全地迁居甘露殿。事后，肃宗没责怪李辅国，反倒安慰他几句。
不几天，玄宗的几个亲信也遭到清洗：高力士以“潜通逆党”的罪名，被流放于巫州；陈玄礼被勒令致仕；玉真公主也出居玉真观。剩下玄宗只身一人，茕茕独处，形影相吊，好不凄惨。之后，肃宗另选后宫百余人，到西内以备洒扫。
宝应元年（762）四月，唐玄宗在郁闷中，溘然逝世。终年七十八岁。葬于金粟山，名为泰陵。
唐玄宗是唐代在位最久的皇帝。他统治时期曾锐意改革，使唐朝进入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后期骄惰怠政，奢侈淫靡，酿成了天宝之乱，从明主堕落为昏君。正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他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但也给人以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