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系统连年减负指令下,中小学课堂教学的知识点少了,考试少了,作业少了,但学生课业负担却从课内转向了课外,家长带着孩子从小参加各式各样打着“思维训练”“培优”等名号的培训班。来来回回的奔波、坐立不安的神态,折射出家长们深深的教育焦虑。

此外,老师们也经常很细致地为家长布置“作业”:从听写语文生字、练习英语会话到给小朋友摆小棍理解数学算式,都明确告知家长“需要您的参与”。有地方还出现了学生家长轮流替代老师进行监考、自习课值班的情况。不少家长表示“很受折磨”。

明知孩子不一定快乐,明知金钱和精力的付出未必能有相应的回报,为何还甘愿被裹挟前行?第28期“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多位教育界人士,试图探寻如何建立健康的家校关系,又如何让家长摆脱“高压教育”的应试焦虑,多给孩子一些自由选择和成长的空间。

一、攀比与焦虑:“别的孩子都在学”

教育系统内减负、小学零起点入学等一系列举措,并没有改变教育整体框架格局和中、高考选拔仍以分数为主要导向的现状。家长们需要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千方百计让孩子得高分,“抄近道”的培训机构自然就会大行其道

近年来,一些以小学数学培训、竞赛辅导为主的民间培训机构在市场上极为火热,不仅入学名额“一位难求”,好老师也需“秒抢”。公办、民办小学有大量学生课外在此类机构中上课。上课时,很多父母与孩子同堂听课,以便回家后能指导孩子复习功课。

一些家长看到孩子的周末被挤占殆尽,甚至视力明显下降,也会反思“这到底值不值”,但很少有人真正放弃,因为“别的孩子都在学”。

华东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教育学部教授吴遵民表示,一些家长的焦虑直接源于攀比,有时候并不思考自己的孩子适不适合,就盲目跟风,千方百计抢先出发,总是试图领先于人,于是在无休无止的自我较劲和竞争妄想中,不断给孩子加压。这种焦虑也来自“选择”,即到底是买学区房,还是择校民办;是尽早出国,还是参加国内高考,不少家长面对此类教育问题的选择往往“举轻若重”,甚至患上“选择恐惧症”,只好种种路径都尝试,从而给孩子巨大压力。

更本质的原因还是现行考试制度。吴遵民认为,教育系统内减负、小学零起点入学等一系列举措,传递了科学育人导向,也的确减轻了学生负担,但并没有改变教育整体框架格局和中、高考选拔仍以分数为主要导向的现状。家长们需要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千方百计让孩子得高分,“抄近道”的培训机构自然就会大行其道。

“一方面,中、高考命题有待规范,超纲考题、偏题怪题增加了老师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升学率高低仍是教育行政部门考评学校的最重要指标,‘指挥棒’压力不减,就会促使学生和家长把学校减的负,在校外又重新背起来,而学校没有动力去制止这种现象。”吴遵民说。

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军看来,教育的焦虑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缩影。他说,目前70后、80后家庭大都是4-2-1/2的家庭结构,在收入水平普遍提升后,父母有多余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一个两个孩子身上。这是焦虑的物质基础。

社会基础则有多种构成。尤其对于接受过优质高等教育、已经在大城市立足的年轻父母来说,他们深知自己奋斗的艰辛,但一方面仍有包括住房、医疗、养老、环境等在内的重重压力,一方面又有对下一代能否维持或争取较高生活质量的担心。这种焦虑只能传递给家庭和孩子。

“多数家长似乎认同这样的逻辑链:要让孩子获得优质教育资源,通过获得好的教育,继而让孩子成为升学的胜利者,完成阶层的上升。但由于优质教育的相对稀缺性,所以家长们为了‘卡位’,不得不让孩子参加培训,加入各种‘教育竞赛’。”文军说。

吴遵民表示,当前民办培训机构的火爆已经证明,减负光靠教育部门的文件和规定还远远不够,而出现搞超前学习、套路应试,甚至介入民办中小学招生环节的培训机构,更是教育界需要关注的新动向。如任由其超常规发展,将会使更多家长跌落其布下的压力“圈套”,学校正常教学也会受其干扰,最终受害的还是学生。

二、缺位与越位:多少家长成“助教”

家长主要职责应是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做好孩子的道德表率,在家庭中发挥学校教育的正向延伸作用。“必须厘清责任,学校的归学校,家庭的归家庭,两方教育互补所缺,否则只会苦了家长,误了孩子。”

有家长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学校布置的文化课作业少了,但手工、绘画、制作等任务却多了起来,一些“作业”凭孩子的力量难以完成,需要家长的全力投入甚至是亲力亲为。

此外,不少家长成了学校老师的“助教”,对于老师提出的“按时批改作业、监督修订”等要求,一些精力或学识有限的家长颇有压力。

“家校互动不能是越俎代庖。”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原所长、特级教师傅禄建说,一个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互动配合。家校互动的目的是让家长配合学校老师,营造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氛围,帮助孩子解决老师不在场时的难题,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等。无论是让本应由孩子完成的任务由家长“包办”,还是本应老师承担的责任由家长“代劳”,越俎代庖的结果都会加重孩子和家长的功利心,最终会消解家庭教育的功能。

吴遵民表示,家长成为“助教”或是“家庭警察”,会增加家庭成员间不信任感。家长主要职责应是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做好孩子的道德表率,在家庭中发挥学校教育的正向延伸作用。“必须厘清责任,学校的归学校,家庭的归家庭,两方教育互补所缺,否则只会苦了家长,误了孩子。”

但也应该看到,一些老师之所以“任性”对家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或给家长布置“家庭作业”,利用的正是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往往又只聚焦在学业上。

在师生关系中,家长的焦虑给双方都带来了无形压力。南京某小学教师葛某以微信群举例说,一边是群里家长对老师“热情过头”,哪怕是正常布置作业,都有大批家长回应:老师您辛苦了!老师注意身体!一边是家长的“纠结”:孩子受欺负了要找老师兴师问罪;孩子做值日,家长要来帮助扫地倒垃圾;动辄@老师,要求关照孩子冷暖饱饿;孩子考得不好,又要求老师开小灶补课……

《2016年中国家庭教育焦点问题调查报告》显示,即便在幼儿园(4-6岁)阶段,中国家长最关心的10项焦点问题中与学习相关的就占了4项,如孩子不愿主动学习、读书习惯差等。“从学前到小学阶段,第一是激发和培养兴趣,第二是养成良好习惯,再次是掌握一些学习方法,这些比掌握知识都重要。就人格塑造、品质培养、行为习惯养成等方面而言,若低龄阶段出现问题后不加以正确教育引导,这些影响将贯穿个人成长始终。”傅禄建说。

上海市特级校长盛裴说,学校教育以共性为主,家庭教育则应以素养、个性化培养为重,而非知识教育。道德的言传身教、平等交流的家庭氛围、良好的阅读环境、责任教育等,都对孩子的品性养成极有好处。家长需要关注和配合学校教育,但绝不提倡全程陪读,过度监督。

三、理想与现实:指挥还是那根“棒”

家长教育焦虑的背后,是对深化教育改革的呼唤。如不能将招录制度改革做足做透,不能将教育优质均衡化工作坚定推进,教育难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现状,就会变着花样地持续上演

近年来,在一些一线城市,教育行政部门不断规范民办学校招生政策,大多规定了民办中小学不得以奥数成绩、竞赛、等级考证书为依据选拔、录取学生,严禁学校招生与社会培训机构办班挂钩等行为。但政策的收紧没有阻碍校外培训班的疯狂,处于夹缝中的家长,内心的焦虑也在不断升级。有家长坦言:“在孩子升学问题上,为人父母的都输不起。”

吴遵民说,在许多新生代父母心中,以追求分数为单一目标的教育理念早已不是明智的选择,但现实的选择却不丰富。他们也想让孩子摆脱以分数定优劣的教育模式,拥有更多学习的快乐和自由,但如何能摆脱以高考成绩为主的升学模式,又如何摆脱看重优质文凭的社会竞争模式?

专家说,学校教育时常出现的“吃不饱”现象让一些家长不满,比如,在减负令下,有的知识点在教材中消失了,老师在课堂上也跳过了,但最后的考试却仍然会考。如此,家长只能用脚投票,即使知道过度培训会影响孩子学习兴趣,也不愿放弃拿高分的机会。

“但在培训班里,‘小学生上初中内容、初中生上高中内容’的超前学习、不培养创新思维只记解题捷径的‘套路学习’又能给孩子带来多少好处?”吴遵民说,生长发育规律,是重要的教育规律。违背这一规律的揠苗助长,只是一种充斥着功利主义和虚荣心的成人游戏,损害的是孩子的健康和持续学习的动力。

中、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整个社会的资源调度,就会朝向哪里。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招考制度改革中增加了一些综合素质选拔的内容,但唯分数论未从根本上改变,5%的高校自主招生规模也很难影响全局。今后需加快推行多元评价导向的招考制度改革,推进社会化、标准化考试,推进招考相对分离,大学依法自主招生,进一步淡化“分分计较”,建立全面而专业评价体系,让学生和高校拥有充分的双向选择机会。

吴遵民说,家长教育焦虑的背后,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是对多元化教育模式的期待,是对深化教育改革的呼唤。如不能将招录制度改革做足做透,不能将教育优质均衡化工作坚定推进,教育难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现状,就会变着花样地持续上演。

但另一方面,任何改革都需要改变人的观念,触动人的利益。许多家长和教师拥戴素质教育,但当改革真正涉及教育模式的转变、教育内涵的调整时,不少人却开始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生怕成为改革牺牲品,便打起了退堂鼓,甚至走向改革的反面。这种“叶公好龙”的心态不利于改革共识的凝聚和改革合力的形成。

教育改革需要每个人的切实参与和努力,在焦虑之余保持理性,在不如意面前多点宽容,才能走出焦虑,回归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