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把德国和整个欧洲分割开来的柏林墙是靠什么力量推倒的？这是一个需要多层面综合研究才能诠释清楚的问题。但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鲁品越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上发表的《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一文（以下简称《鲁文》）中如是说：“这个现代世界史中最大的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优越性’，而是科学技术与建立其上的生产力。……积蓄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内部，追求向全球市场扩张的资本的力量，借助于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力量，充分表达出来。它迟早要冲破由冷战格局设立的对世界经济流动的人为隔离。而前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致命缺陷，则提供了冲破这种隔离的条件。于是，冷战铁幕终于打开，柏林墙终于倒塌”。笔者认为，《鲁文》提出的资本力量推倒柏林墙说，虽然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缺乏实证材料，存在过于夸大资本作用的偏向，因而难以为读者所接受，甚至会对读者产生误导。
众所周知，柏林墙是战后民主德国政府为阻止其公民越境外逃于1961年8月构筑，历经28年后又于1989年11月被迫自行推倒的。因此，研究这一问题，无论如何不应回避分析战后的民主德国国情。遗憾的是，《鲁文》在第一部分“是什么力量推倒了柏林墙？”这一标题下，单纯强调全球化（从早期全球化至当代经济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属性及其扩张路径，未能援引任何一手资料来论述民主德国的经济政治发展情况。这种片面性认识问题的结果是：既无法揭示影响民主德国政府推倒柏林墙的国内动因，又无从考察西方国家资本力量，借助于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力量，对民主德国的具体影响。事实上，追求向全球市场扩张的外国资本（主要是联邦德国资本及技术），正如国内有学者十年前即业已指出的那样，只能作为影响民主德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外部因素”（外因）来对待。而民主德国国内因素（内因）才是推倒柏林墙的根本的或决定性力量。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内外因在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相同：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第一位的原因。它规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外因只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它对事物发展虽有影响，但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那么，影响柏林墙倒塌的内因何在呢？本文拟就此及其他相关问题作一梳理，以期能对读者全面、客观地解读柏林墙倒塌之谜有所裨益。不当之处，祺请鲁品越教授并学术界同仁指正。
一、民主德国人民对生活状况不满产生的“离心力”推倒了柏林墙
众所周知，随着冷战升级，1949年在原统一德国的版图上分别建立了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它们采取的经济体制迥然不同：前者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而后者则推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私营经济比重很小。求实说，这两种经济体制都曾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两德经济的长足发展。
先对联邦德国经济发展情况作一概观：1949年以后，其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很快。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方面，1950年至1960年联邦德国高于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8.6%。在人均社会实际产值的增长率方面，联邦德国同样高于所有西方国家，达到 5.6%，并在1965年以后继续保持3.9%的增长速度和世界领先地位。
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联邦德国从1952年的320亿美元上升到10年后的890亿美元，而在70年代后超过了6000亿美元，1980年达到8280亿美元，而1985年则达到了12300亿美元。
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1979年联邦德国为11730美元，1980年增至13590美元，位居世界第6位。1981—1985年，一直保持这一指数，超过美国，列西方工业化国家第一位。到1986年，平均每个工人年收入为39638马克，平均每个职员的年收入为50747马克。 这种经济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了德国自从进入工业化时代一百多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从而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新奇迹”。
再看民主德国，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其经济也是持续稳定增长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在4%以上。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1949年不到273.5亿马克，1971年增至1174.3亿马克，1980年上升为1209.4亿美元（1871亿马克），1982年增为 2011.4亿马克，1989年再增加至2735亿马克。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民主德国1980年已达7180美元，居世界第28位。 1989年增加到1.57万马克（合7850美元）。这一数字在苏联东欧国家中“是最高的”。
虽然，战后40年民主德国 “创造了高于苏联东欧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跻身于世界十大发达工业国的行列”，人民生活水平亦跃居世界第24位。但是，它与毗邻的联邦德国相比，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还存在很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前述主要经济指标上，而且表现在日用消费品的供求矛盾上。长期以来，民主德国居民购买力的增长一直大于消费品生产的增长。消费品特别是高档日用消费品，高质量的食品和侈奢品供不应求，甚至一些生活必需品也不能经常按需供应。居民有钱买不到东西。在首都东柏林的大商场，人们几乎看不到录像机、录像带，更别提高级组合音响、激光唱机和唱片了。商店里虽有彩电供应，但价格昂贵，品种极少。要买一辆轿车需要预订10至20年方可得到。许多人没有这份耐心，只好花三倍以上的钱去黑市上买车。想要安装一部住宅电话，可能成为一辈子的事情。虽然医疗是免费的，但它的物质基础不断老化。住房建设有成效，“但住房政策是错误的，年轻人的许多希望在房管所变成了泡影。” 然而，来自联邦德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物质诱惑，却每天都在陪伴民主德国人民。“它们来自电视广告、包裹、带来的小礼品和外汇商店的供货。连孩子也问他们耸肩的父母：‘为什么我们没有联邦德国那样的钱？’”通过每天收看电视并与联邦德国的情况对比，很多民主德国人经常问起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为什么就不能解决极为明显的供应问题呢，高级消费品，水果蔬菜、零部件……这 些在资本主义是不成问题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理想，但是为什么今天的生活水平上不去呢？”诚然，造成民主德国居民生活水平落后于联邦德国居民的原因有许多方面：比如，民德曾多次进行经济改革，但未能坚持下去。再比如，两国经济体制、领土大小、人口多少、资源贫富、原有工业基础、所有制不同，等等。但是，笔者以为：民主德国长期推行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是其中最主要原因。从本质上说，这种所有制（民主德国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只把劳动者看做是活劳动的体现者，而未成为它的真正主人。名义上，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实际上人人都没有。在高度集中管理国家财产的条件下，这种所有制的空洞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财产的分配以及财产的有效使用和增值，与生产者没有现实的利害关系。这样，就直接影响了劳动者劳动以及创新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换言之，人的劳动潜能（含创新力）没有、也不可能实现最大化。长此以往，民主德国的生产力发展受到了生产关系的束缚，并使其进步速度逐步放缓。于是，两德边界以及柏林墙两边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差越来越大。这种差距长期存在，缩小无望，必然引起生活在东部的民主德国人的不满和对联邦德国同胞富裕生活的向往。为“追求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纷纷要求移居联邦德国。从1988年初起，出现要求出境者的示威游行。据不完全统计，到 1988年9月初，“至少有25万民主德国公民以书面方式向当局提出了迁居联邦德国的申请，而不断为这支申请大军补充新人员的预备队甚至有500至600 万人左右，约占民主德国总人口的1/3。”这对民德领导人产生了巨大压力。它导致了旧领导昂纳克的辞职、勃兰登堡大门被打开以及柏林墙被推倒。可见，人们群众对生活状况不满产生的“离心力”是冲垮柏林墙的重要动因之一。
二、民主德国人民要求实行政治改革的力量推倒了柏林墙
由于效法苏联，民主德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出现了苏化倾向。从战后民德国体及其根本制度上看，它的宪法载明：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的工农国家，是由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一条中指出：“一切权力为人民的福利服务，一切权力保障人民的和平生活，保卫社会主义社会，保证公民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人的自由发展，维护人的尊严。”但是，在这个国家里，长期实行的是民德统一社会党一党专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成为定式。党长期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这就存在着一个专门从事的特殊职业——从事管理的干部阶层。由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公有化，由于党对社会的一切领域都要实行严格的管理和领导，这个干部阶层变得越来越大。如何防止这个管理层打着“代表人民”、“为公”的旗号谋取特权与私利呢？这就需要构建一套具体的制度。这种制度只能是法律化的民主制，即民主的选举制度、任期制度、罢免制度和监督制度。然而，在民主德国，选举制度却长期流于形式。不管是党内选举，还是人民议院代表的选举，社会团体的选举，均“不是真正的自由选举”。对于广大选民来说，让他们参加的选举，“只不过是把选票叠好投入票箱，在这种气氛下，选民失去了对选举内容和趋势的关心，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很明显，这“是阉割了社会主义民主实质的选举。”
如果说上述选举办法已属于在政治上**民意，那么，“越来越多”的县、专区党政干部为取得“选举中完全一致同意”的结果，而篡改地方选票的舞弊事件频频发生，则令广大群众感到“格外痛心”。这种完全“歪曲”了社会主义民主真谛的“假选举”，进一步使人民的民主思想“受到无法忍受的侵犯”。同时也使民主德国“在世人面前名誉扫地。”对于选举工作中存在的诸多违规舞弊问题，前民德领导人埃贡·克伦茨分析认为：问题“不在于个别人的错误态度，更不在地方一级，而在于40年来形成的选举制度不允许作出真正的民主抉择。”惟其如此，民主选举变得有名无实，领导干部任命制与终身制大行其道。加之监督制度和机制十分薄弱，这就难以保证人民的代表、党政干部甚至群众组织的领导人真正对人民利益负责，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掌握干部人事大权的顶头上司对自己的态度看法。因此，奉承拍马，漠视群众，便成为这种体制下的官场常态，而老百姓对于以权谋私，仗势欺人的官僚则往往无可奈何，敢怒而不敢言。一批庸才、奸人、恶人便心安理得地活跃于政治舞台上。至于党政领导，特别是有权威的最高领导人，他们身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几乎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这是民主德国党群、干群关系长期不正常的体制上的原因。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缺失，必然导致各级领导干部，“经济上错误决策，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滥用权力；贪污腐败。”正因为这些缺点错误长期存在，所以“使一部分人失去了把民德作为自己祖国的觉悟。”
其实，民主德国政府限制公民自由的做法，不仅表现在选举工作中，而且表现在限制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以及出国旅行等方面。克伦茨承认：“如果民主德国公民向往改善生活质量，旅行便是他们的头号愿望。”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几十年来，民德政府又“侵犯了一种重要的人权，这大大加速和扩大了出境浪潮”。人们对政府限制旅行感到不可思议：第一，“地球仪上的大部分地区为什么竟成了民德公民的禁区呢？”第二，政府强调，旅行限制是因为存在难以克服的经济障碍：国家拿不出必要的外汇数额。但同时又强调，民主德国属于世界十大工业国。“这种说法（软弱无力的论据）遭到了越来越大的反对，特别是年轻人提出问题：这怎么能同民主德国属于世界十大工业国的事实一致起来呢？”第三，当缓和时代开始时，政治家们的旅行通过新闻媒体的传播变得家喻户晓，“但是公民本身却不能享受缓和政策的这一好处。”
人们的困惑不无道理。他们认为，“人的生命从生物学上来说是有限的，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在最有活力的时期过得像个样子，而不是作为领养老金者拿到一本渴望已久的私人旅行护照时再去享受。人们不愿再去迁就现有状况，而是最终要独立自主地去参与塑造未来。” 政府长期限制公民自由，令公众对党政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感到厌恶。”他们反感的是：“从幼儿园起一切步骤都是预先计划好的；他们向往拥有个性的活动余地；面对被剥夺了的决定权利，他们感到是无力的；他们产生了想解决官方认为根本不存在的矛盾的兴趣；他们想说一些同报纸上冗长的讲话不同的话；他们想发现和经历一些事情，但却好像被国家禁锢了似的；他们的旅行癖在增加。”然而，实现公众的这些心愿谈何容易！不得已，一些人喊出了“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煽动性口号。年轻人则高呼：“柏林墙必须消失！”因为它不仅是一道“把百姓关进了狱中”的高墙，而且它还是“不容异说，与世界隔绝、狭隘的思维和清一色的想象”的象征。然而，在1971至1989年的整个昂纳克时代，“任何关于拆除柏林墙的要求都被视作反革命行为。”受到政府“压制”。
显而易见，“从政治自由的角度看”，民主德国的情况的确“不能令人满意”。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肇始于苏联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又使民德公众对于本国“严厉的制度越来越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不满。”那么，有没有平息公众不满、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办法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当权者顺应人民意志、时代要求，“在民主德国实行政治变革”。但是，长期担任民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埃里希·昂纳克却缺乏对正在变化的现实的洞察力，“越来越独断专行”。他既“不理解改革，也不接受改革”，顽固坚持“执行教条主义般的‘强硬’路线”，昂纳克反对改革的真正原因是，“想千方百计地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任何改革都可能使他失去这项乌纱帽。”但他公开反对政治改革时却讲出的是另一番理由：民主德国不仅“是欧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搞得最好的国家。苏联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民德“根本不存在，或是还不那么明显。”言下之意，改革没有必要。这种僵化保守思想与人民群众的意愿完全背道而驰。人民群众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需要好的形式与载体加以体现。但社会主义的民德却“不能赋予社会主义以民主的内容和民主的结构，这种存在的社会主义不能表明是令人信服的，真正有生命价值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逻辑的选择。”加之根据党章规定，不管是谁都可以向领导机关直至向中央委员会揭发缺点。党员对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失误不能保持沉默和漠不关心。所以，有识之士强烈地要求革新社会，“要求实行民主和自由选举，要求党政分离，建立法制国家和出国旅行自由。”然而，“党的领导不但不听他们的意见，反而把他们当作政治上的敌人，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对党和政府不满，千方百计逃往西德。”据统计， “在柏林墙修建后的28年里，先后有187868人逃跑成功，但也有254人在逃跑时被击毙。”不难看出，民德人不顾生命危险逃离自己的国家，确如昂纳克所云“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不过，这一原因并非他所说的因为逃亡者有“法西斯历史”，而是因为他们“要求人权”并“寻找自由”。 从这一意义上说，1989年民德政府开放边界、推倒柏林墙，本质上又是“民主德国民主运动的结果。”
三、苏联影响是推倒柏林墙的不可或缺的外部力量
如果说经济下滑、政治倒退是民德推倒柏林墙的主要内因，那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所起的作用，则是产生这一后果的重要外因。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民主德国一直是苏联的卫星国，并被当作是39万华约军队的前线驻地，同时也是苏联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更为重要的是，对东德的控制一向是苏联的要害问题，也是它防止一个强大德国复活的保障。”因此，当1987年6月联邦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时，后者强调：他在原则上“不排斥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但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提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并且有害。”至于“100年以后将会怎样，那要由历史来决定。……目前存在着两个德国，这是国际条约公认的现实。任何一位现实的政治家只能尊重它。”可见，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反对态度是十分明确而坚决的。不过，1987—1989年，戈氏的态度大有改变：他逐步理解了“德意志这样的民族被分成两部分是不正常的。” 影响其思想变化的历史及现实因素有以下几点：
首先，德国分裂后，联邦德国政府（从阿登纳到科尔）一直致力于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柏林墙修筑前，民主德国政府亦然，只是此后才放弃统一旗帜。但是，民德人民却一直“不愿再隔着（柏林）墙生活下去。”而是“非常强烈地希望到操有同一种语言的邻居那里去。”这证明民族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其次，民德领导人昂纳克，对于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从一开始就不像东欧其他国家领导人那样高兴。其后，对于戈氏推行的内政措施，他又“有保留”，并“持怀疑和疏远的态度。”
第三，如上已述，昂纳克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迟迟不肯进行改革。对此，戈尔巴乔夫“当然也不是瞎子”，他“对当时以昂纳克为首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有自己的看法。那里发生的事使他忧心忡忡。”为此，1985年以后，戈氏曾多次“小心翼翼”的尝试说服昂纳克，“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
最后，1988年10月24日，戈尔巴乔夫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莫斯科举行首次历史性会晤，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一次“非常坦率而严肃的对话。”通过会谈，两国领导人在一系列问题上逐渐建立起政治上和人际间的相互谅解。从此，“开创了苏德关系的新篇章”。
然而，与此同时，苏联与民德的关系相反有所降温。1989年10月6日，民主德国迎来了其国庆40周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作为首席贵宾参加了庆典并在6日晚的庆祝会上发表了讲话。随后，又与民德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举行了会谈。本来，民德领导人是希望戈氏的光临，能有助于安定人心，稳定政局。但出人意料的是，戈氏不仅大谈他的“政治新思维”，宣传苏联的“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自由，并且郑重告诫民德领导人要改革，再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节火车”。10月7日，他与昂纳克会晤时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谁跟不上形势，谁就会受到现实生活的惩罚。” 在民德领导看来，这无疑是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也无异于给这个国家已在冒烟的动乱之火浇了一筒燃油。随之，上街游行和借道匈牙利、奥地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前往联邦德国的人数迅速增加。人们的游行口号也在不断升级：从要求“改革”、“旅游自由”、“新闻自由”迅速变为要求反对派组织合法化，实行真正的多党制，举行“自由选举”。戈尔巴乔夫形容当时的民德“很像一只烧得滚开而盖子又扣得紧紧的锅。”面对险情，戈氏头脑中 “从未想过违背‘新思维’的基本政治原则——选择的自由和不干涉内政。”他“没有偏听那些想使事态激化的人的话”，而是向民德领导人明确表态：苏联政府不会像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爆发反政府暴乱时那样，应其请求动用部署在民德领土上的苏军坦克进行武力干涉，旨在“尽一切可能让各种进程沿着和平的轨道发展，不损害苏联、（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也不损害欧洲和平。”这一立场，对于民德统一社会党领导人采取明智的理性态度：放弃对人民的骚乱进行血腥镇压，“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他们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军队都始终留在军营里。”基于上述种种情况，民主德国部长会议被迫于1989年11月9日作出决定：开放“柏林墙”，宣布民德公民从即日起经由民主德国边界出国旅行和多次往返，不必申述特别理由，凭身份证就可去西柏林。旋即，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支持民主德国领导人这一最新决定”。至此，历经28年风雨、象征着德国和整个欧洲分裂的“柏林墙”终于“名存实亡”，不再起作用。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民德人民向往联邦德国富裕生活、对本国政治状况倒退强烈不满以及戈尔巴乔夫支持民德改革诸因素互动形成的整体合力，才是冲垮“柏林墙”的根本动力所在。事实证明：“柏林墙”倒塌与被扭曲的民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联邦德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优越性”并非无关 ，而是有着直接的、深层的因果关联。鲁品越先生在文章中无视并否认这些重要史实，只看到西方发达国家资本扩张对柏林墙的冲击和影响力，当然不可能全面、客观且令人信服地揭示“柏林墙”倒塌的真正动因。笔者撰写本文不仅旨在对《鲁文》相关论点补苴罅漏，更是为了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那种为提出某一新观点，采用以偏概全或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形而上学（用片面的观点看世界且认为事物变化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于事物外部）的研究方法，有悖于这一科学原则，因而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