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其散文《端午的鸭蛋》和《胡同文化》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一、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傍晚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 父亲汪菊生（1897－1959），字淡如，多才多艺。生母姓杨，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第一个继母姓张，后也死于肺病；第二个继母姓任，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汪曾祺对她很尊重。
求学经历
汪曾祺1925年，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人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人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人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汪曾祺的大学生涯本应于1943年结束，但因体育、英语成绩不佳而延宕一年。次年，虽两科皆已补考过关，但当局要求这一年的大学毕业生须任“美军翻译官”职，否则作开除学籍论处。汪曾祺没有到任，故没有取得大学文凭。
解放前夕
手稿《羊舍一夕》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
解放至文革
汪曾祺在书房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晚年岁月
京剧《范进中举》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4年，汪曾祺发表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小说《金冬心》（《现代作家》，2月号）、《日规》（《雨花》9月号）及散文《沈从文的寂寞》仍引起读者、评论界的注意。散文《老舍先生》获1984年度“北京文学奖”。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6年，相对于前两年创作的沉寂，这一年汪曾祺发表的作品又多了起来。秋，汪曾祺又一次回到故乡高邮。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沙家浜 剧照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
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
二、主要作品
作品类型
作品一览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
三、文学特点
散文写作
作品集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欢乐情绪是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息息相通的。《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为之敬佩，文中描写的锡匠形象尤为鲜明。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民族的传统中。
汪曾祺然而，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
四、社会评价
贾平凹：“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沈从文：“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沈从文：“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有思想也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黄裳：“他的一切，都是诗。”
五、轶事典故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汪曾祺被誉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身上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闲适、恬淡和从容。他不仅是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而且是书法家、绘画家、美食家。
汪曾祺素有美食家之称，他每到一处，专走小街偏巷，品尝民间小吃，每每陶醉其间，自得其乐。不仅如此，他还有一手精湛的烹饪手艺。拌荠菜、烧小萝卜、塞肉回锅油条，这都是他的拿手菜。他说：“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场，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汪曾祺深知美食三味，那些寻常小食一经他的点睛之笔，无不令人垂涎，感慨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汪曾祺笔下，美食不再是寻常的果腹，而是一种文化、一种境界、一种艺术、一种态度。
汪曾祺是上世纪40年代初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他的文学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是他大量发表作品，包括成名却是在六十岁以后。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沈从文在给施蛰存的一封信中谈及昆明的一些人和事时说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1962年10月，沈从文在致程流金的信中替汪曾祺鸣不平：“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有思想也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在汪曾祺几十年的笔墨生涯中，有一部十分奇特的作品———《中国马铃薯图谱》。1961年春天，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一时没地方去，就留在了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协助工作。所里交给他一项任务，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接到任务后汪曾祺每天一早起来就到马铃薯地里掐一把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画它。他曾写过一首长诗，记叙这段漫长单调的生活，其中有两句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他居然真的写成了《中国马铃薯图谱》，可惜的是书稿在文革中被毁了。否则，他也可以留下一部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所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那样的传世之作。我们不难想象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汪曾祺经历了怎样的剧痛。身处逆境不以为苦，反以苦为乐，达观潇洒，随遇而安，这就是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