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即朱由检（1611—1644）。光宗第五子，天启二年（1622）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八月入继皇位。在位十七年，是有明一代最为动乱的时期。在各种矛盾激荡的漩涡中，他奋力挣扎，但明皇朝最终仍随着他的自缢而宣告灭亡。
“中兴”之梦
熹宗朱由校逝世，其弟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年仅十七岁的崇祯帝继承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皇朝，时局的危机令他不寒而栗。
崇祯帝入宫之时，朝政正把持在权阉魏忠贤之手，“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之辈遍布朝野，正直的官员迭遭杀戮、贬斥，就连皇帝本人也有自危之感。崇祯帝不敢食宫中之物，入夜不敢熄灭烛光。魏忠贤的专横，宦官的肆无忌惮，是崇祯帝即位后所面临并且急于解决的问题之一。此外，愈演愈烈的党争，整个官僚集团的日趋腐化，走向崩溃边缘的国家财政，以及土地高度集中，百姓供输不迭，陷入赤贫困境，由此引发的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等等，无不危及着这个政权的生存。与此同时，后金在东北地区的日渐强大也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内忧外患，积弊已久，如何走出执政后的第一步则是至关重要的。
崇祯帝稳稳当当地下了第一着棋：清除魏忠贤及其阉党。
在清除阉党的问题上，崇祯帝表现出相当的策略和少有的忍耐。他先从魏忠贤的爪牙入手，如：批准李朝钦、裴有声、王秉恭、吴光成等乞休；命阉党阁老黄立极归里；遣散内丁，新选一些宦官入内侍奉。当然，他也隐隐露出几分对魏忠贤的不满。魏忠贤觉得新天子不像熹宗那样可以任意摆布。天启七年（1627）九月，魏忠贤请求辞任，以试探崇祯帝的态度。崇祯帝认为时机未到，未曾允诺。十月，形势发生变化，阉党骨干、兵部尚书崔呈秀之父去世，崇祯帝当即令他回籍守制。同时，贡生钱嘉徵弹劾魏忠贤“井帝”、“蔑后”等十大罪。十一月，安置魏忠贤到凤阳，不久命逮治。魏忠贤在途经阜城时惊悸万分，自缢而死。消息传至京师，欢声雷动。为解民愤，崇祯帝下令寸磔其尸，悬首河间。客氏也被笞死于浣衣局。昔日不可一世的客氏、魏忠贤，终于被崇祯帝不动声色地剪除了。崇祯帝在朝野欢庆的气氛中第一次领略了行使至高无上权力的快感，于是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清除阉党和削弱宦官势力的行动。
首先，尽撤各处镇守内臣，边政由各地督抚专理。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令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这样，大大地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
清除阉党使崇祯帝颇费心计。监生胡焕猷疏请查究那些为魏忠贤建祠的总督、巡抚，但阉党御史杨维垣迅即上疏参驳，并且请将胡下法司究问，目的是想杀一儆百、钳制群言。崇祯帝谕旨：“不必苛求，以滋葛藤”，使阉党大失所望，气焰顿挫。此时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上《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旨在为东林翻案，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杨维垣则上疏，攻击倪元璐居心叵测，为害政纲。对此，崇祯帝倾向于倪元璐，但他害怕党争再起，因此更强调“化异为同”。然而，阉党与东林党的孰是孰非已是当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于是，当倪元璐再次上疏时，崇祯帝加快了清除阉党的步伐。随着朝野要求毁掉《三朝要典》的呼声越来越高，倪元璐第三次上疏，请废“魏氏之私书”。大学士来宗道票旨： “所请关系甚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崇祯帝批道：“《要典》着即行焚毁。”五月，《要典》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不久，又将杨维垣、徐大化革职，令速回原籍，不许在京逗留。崇祯二年（1629）正月，始命裁定逆案；三月，《钦定逆案》颁示天下，以魏忠贤为首，分为六等，或杀，或戍，或禁锢终身，共二百六十余人。阉党由此威风扫地。崇祯帝此举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拥护，同时也显示了果断、敢作敢为的性格。崇祯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做法，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呼为“明主”。
除去阉党，为恢复国家正常机制扫清了道路。早在即位之初，崇祯帝就为天启时遭陷害废黜的大臣平反，并加以任命。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对天下官吏进行考核；二月，举行会试；四月，廷试。目的是想通过考核、整顿吏治，通过科举为腐朽的官僚政治灌输新的血液。更为重要的是，崇祯帝注意中枢内阁的入选。黄立极、李国■阉党阁臣被迫致仕后，崇祯帝特点前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礼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为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求治的精神令这些大学士深为感动。每当经筵开讲之时，他总是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更是刻意访求治国良策。崇祯元年（1628）八月，他又下诏，“非盛暑祁寒，日御文华殿与辅臣议政”。
除此之外，崇祯帝深切关注边政。为此，他起用天启年间军功显赫的袁崇焕，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元年（1628）七月，他在平台召见袁崇焕，细问平定辽东的方略。袁回答：“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崇祯帝对于袁崇焕的每一项要求都一一应允。并钦赐尚方剑，以专事权。同时还告诫他，朝廷方面“卿勿疑虑，朕自有主持”。确实，对于袁崇焕的倚重与信任超过对当时任何一位大臣。袁崇焕本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思想，履任不久即开始布防，整顿兵备，成绩显著。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在双岛（今属大连市）诱斩总兵毛文龙。乍闻此讯，崇祯帝不觉惊骇万分，因为毛文龙毕竟对后金有很大威慑作用，但崇祯帝最后还是嘉奖了袁崇焕此次行动。
在西边，崇祯帝采纳了宣大总督王象乾的建议，对于势力最强的察罕部每年给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又命杨鹤为兵部左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并同意杨鹤“以抚为主”的思想。
鉴于前方各镇兵饷匮乏的情形，崇祯帝令户部尚书毕自严将新旧钱粮彻底查清，详细禀报。有人建议裁减驿站冗卒，每年可省银几十万两，他当即表示赞同。此时，只要能纾燃眉之急，于财政危机有所补苴，任何建议他都会赞赏。
从天启七年八月至崇祯二年七八月间，崇祯帝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寄希望于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精忠、能干，正如他自己所言：“朕御极之初，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但是，明末社会积弊已深，仅靠短时期内的一些措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的。以他最痛恨的党争而言，阉党余孽仍然活跃，并时刻准备翻案。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会推阁臣，名单上有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十一人，未在其中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利用崇祯帝厌恶朋党的心理，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果然，钱谦益被罢职；那些支持他的大臣，如吏科给事中周允儒、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被说成是“钱党”，而遭降职，乃至遣戍。慑于崇祯帝严威，内阁更不敢犯颜直谏。总之，事实渐已表明，崇祯帝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困难重重。
重宦官、轻文臣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崇祯帝对文臣集团的态度有了惊人的改变，愈来愈对他们表示失望；与此同时，宦官再次受到皇帝青睐。从而重新形成了“重宦官、轻文臣”的人事格局。
崇祯元年（1628）至三年，接二连三发生了几起令他恼火的事情：
一是大学士刘鸿训公然声称，“皇上毕竟是冲主”，且在朱批上擅自增改御言。
一是首次会推阁臣，温体仁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为“盖世神奸”，而群臣则纷纷为钱谦益辩解。
而崇祯二年（1628）十二月，袁崇焕的“叛变投敌”、“谋反朝廷”更是给崇祯帝重重的一击。这年十月间，皇太极率十万精骑，避开袁崇焕把守的锦州、宁远、山海关，绕道蒙古，入长城，攻遵化。袁崇焕闻讯，急驰入援，沿途分兵防守抚宁、永平、丘安、丰润、玉田、蓟州，并于后金兵之前赶到通州。后金军惧败，西犯京师。袁崇焕又不顾士马疲劳，飞抵京师，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兵展开了一场鏖战，最后打退了敌兵，胜利保卫了北京。后金于是用反间计，言袁崇焕与之早有密约，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信以为真，于是冤杀了袁崇焕。
崇祯帝当然不会意识到，真正的奸臣不是钱谦益，而是温体仁一伙。也没能想一下，后金之所以避开袁崇焕，绕过宁远，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入逼北京，正是因为袁崇焕防守辽东是后金不可逾越的长城，杀袁崇焕无疑是自毁长城。上述三件事，使崇祯帝认为：“外廷皆不足恃”。他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内臣监视。”“士大夫负国家”成了崇祯帝思维的一个新的症结与特点。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后金兵南下，崇祯帝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提督京营。这次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表面上是因边患而不得已为之，实际上是他对文臣集团轻视态度的必然结果。
更大规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祯四年（1631）九月至十一月间，主要的任命有：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徵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刘文忠、刘允中、吴直等分赴宣府、大同、山西监视兵饷；另外，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邵希韶等太监分别往关宁，蓟镇东协、中协、西协监军。自此，各地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在督抚之上。其中令人惊诧的是，崇祯帝派内臣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将堂堂的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种做法很自然遭到了文臣们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辱朝廷而亵国体”。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上疏，恳请裁抑宦官，却被削职。有一次，崇祯帝对大臣们说：“诸臣欲实心任事，朕也何需此辈？”崇祯六年（1633），阅视宣府太监王坤上疏弹劾大学士周延儒，使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宦官公开上疏，无所忌惮地攻击文官之首，这也是历朝罕见的现象。给事中傅朝佑、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疏极言其非，却被崇祯帝视为“沽名立论”，削职而去。奇怪的是，在这场斗争中，内阁持沉默态度。
宦官干政的种种劣迹，历朝屡见不鲜。他们的专横、暴戾、贪婪、无耻，令人切齿痛恨。前朝大珰魏忠贤更是臭名昭著。但崇祯帝为何又偏偏重用宦官呢？客观地说，所谓“原非得已”，即对士大夫的失望只是原因之一。此外，他还认为，宦官能否为害，关键在于皇帝的英明与否，以他自己的英明，宦官是会为自己所用的。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太监张彝宪进言征天下逋赋以佐军饷，颇得崇祯帝赞赏。崇祯六年（1633），太监王坤上疏揭发宣府巡抚马士英侵吞饷银六千两，崇祯帝喜不自禁，认为宦官能不顾情面，力除积弊。崇祯八年（1635）七月，崇祯帝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当时提督内臣即日前往。崇祯帝对阁臣们说：“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内臣耶？”然而，崇祯帝不可能完全摆脱士大夫集团，彻底委政于宦官。在内心里，崇祯帝在用宦官的同时，仍希望文臣们能振作、为明皇朝效力。这种矛盾心理的困扰导致了他对宦官与文臣态度的再次变化。
崇祯八年（1635）八月，崇祯帝终于下诏尽撤各道监视太监。他说：以前“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也欲诸臣自引罪，今经制粗立，兵饷稍清，诸臣应也知省，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从崇祯八年（1635）八月至次年（1636）六月间，基本上没有内臣外出监军活动。可以说，士大夫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但好景不长，七月间，清兵又一次南下，兵至居庸关。崇祯帝一看形势不妙，不假思索，即派太监李国辅、许进忠、崔良用分守紫荆、倒马、龙门诸关，勇卫营太监孙维武、刘元斌率六千人防马水一带。不久，清兵攻入昌平，直接威胁京师。崇祯帝令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诸路援军，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祖大寿、山海关总兵张时杰俱归属高起潜指挥。此后又以太监张云汉、韩赞周为副，提督巡城阅军；魏国征总督宣府，邓良辅为分守；卢维宁总督天津、通州、临清、德州，孙茂霖为分守。从这时中官的委任来看，已不仅仅是监纪，而且是总督、分守，直接指挥人马。兵部右侍郎仇维桢、工部侍郎刘宗周等上疏，请罢内臣督兵，崇祯帝对此不理不睬。崇祯十年（1637）间，永平兵备刘景耀、关内守备杨于国觉得对高起潜这样一个宦官行属礼实在是一种耻辱，于是上疏自请免官。刘、杨二人被认为是“徇私瞻顾，殊属藐玩”，降职三级。自此之后，各地文武大臣俯首屈膝，一声也不敢吭。
从崇祯九年（1636）至十七年（1644），皇帝对宦官始终宠信有加。但是，崇祯十三年（ 1640）间，崇祯帝对文臣与宦官的态度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这年三月，下诏撤回各镇内臣；次年十二月，又令停止内操，不准内臣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干预外政；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再罢提督京营内臣。崇祯帝这种反复无常的措施，反映了他对文臣从希冀到失望的心理变化。面对时局日蹙，他对文臣的偏见也就越深，以致最后发出“文臣个个可杀”的慨叹。
崇祯帝力图借用的宦官的能力是十分有限，而且贪赃枉法较之文臣有过之而无不及。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清兵入犯蓟昌，太监郑希诏与总督吴阿衡却饮酒百杯，烂醉如泥，置十万火急之军情于不顾。崇祯十五年（1642），太监刘元斌监军河南，杀良冒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农民起义的强大声势，监镇居庸关、宣府的太监杜之秩、杜勋竟开门投降；后来攻北京城时，杜勋入城进行劝降，守城太监曹化淳遂降。崇祯帝用宦官，并自信能驾御，却没想到用宦官则文臣丧气，用宦官则时局更乱，最后宦官献城，自己走投无路。总之，崇祯帝重宦官、轻文臣只能导致宦官集团与士大夫集团矛盾的激化，以及加速了士大夫集团的离心趋向。
急躁与褊狭的性格
国事乱如麻，崇祯帝则求治心切，究竟先从哪儿下手呢？他的看法是，什么问题最突出先解决什么问题。在剪除逆党之后，农民起义与清兵的威胁便是摆在他面前的两大问题。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要达到天下大治，必须注意培养元气，稳扎稳打。崇祯元年（1628），左副都御史杨鹤进言：国家“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崇祯帝在召见大学士成基命时，问他有何办法整肃纲纪。成基命认为，要理出头绪，骤然变更，只会越理越乱。崇祯帝却说：“慢则纠之以猛。”崇祯二年（1629），顺天知府刘宗周上疏，认为求治太急，不免于见小利而窥近功，劝崇祯帝首除新饷，以收拾人心为本，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崇祯帝又认为这是迂腐的空论。崇祯帝对民心、元气的忽视，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仍然加派不断，实行竭泽而渔，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使阶级矛盾更趋激化。
天启七年（1627），白水王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不久，府谷人王嘉胤、安塞人高迎祥等揭竿而起，攻城陷地。崇祯三年（1630）前后，张献忠、李自成也加入了起义队伍。崇祯帝任命杨鹤往陕西加以“招抚”，并以御史吴甡领库银十万两前往放赈，但起义军“旋抚旋叛”。崇祯帝并没意识到陕西“十室九空”、“人相食”的惨状并不是十万两银子所能改变的。崇祯三年（1630）十二月，诏令增派辽饷，于原来的亩征九厘之外，再征三厘，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税收。百姓怨声载道，该年二、三月间，山西从起义军的人为十之一，六七月间为十之三，入冬至十之五六。崇祯六年（1633），命悍将曹文诏节制山西、陕西官军对义军进行围剿。但是到年底，高迎祥、李自成等率义军突破黄河天险，进入明朝的腹心地区——河南。崇祯八年（1635），义军攻下凤阳，并焚毁皇陵京殿与龙兴寺，挖了朱家祖坟。崇祯帝闻知后，素服避殿，哭告太庙，下罪己诏。崇祯十年（1637），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专力剿杀农民军。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即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以剿为主；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以堵为主，张十面之网，对农民军围追堵击。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起义逐渐处入低潮。李自成部连连遭挫，处境艰难。张献忠、刘国能、罗汝才部相继受抚。但次年，张献忠于谷城再次起义，尤其是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由商雒山进入河南，成千上万的饥民纷沓而至。李部所向无敌，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至此，崇祯帝更是气急败坏。然而，他只是咒骂督抚围剿不力，唯独没有设法解决这种致乱之源。相反，崇祯十年（1637）十月，诏告天下，增剿饷二百八十万，允诺一年为期。可是一年过去了，“流贼”并没平定，只好续征剿饷。崇祯十二年（1639）六月，他又批准了杨嗣昌抽练边兵七十三万的计划，加征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三饷加派，多达一千六百余万两。八月二十五日，杨嗣昌以大学士之衔就任督师，节制督抚，前往征伐。崇祯帝对杨嗣昌此行寄予了厚望，赐宴饯行，面授机宜，并亲笔题诗相赐。诗云：“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但他万万没料到杨嗣昌因襄阳王、贵阳王被张献忠处死，自度难免，自杀身亡。
农民起义的浪潮日趋高涨之时，后金政权在东北日益强大，尤其是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意欲廓清宇内，取明代之。崇祯帝所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崇祯帝只是把辽东战场的失利归之于将帅的无能与胆怯。自然，他没有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此时的清政权已远不同于后金，更不是所谓“建部跳梁”，而是一个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明廷对峙的政治势力。他对收复辽东的艰巨性与长期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呈现出急功近利的特点。继崇祯二年（1629）十月，清兵攻击北京城后，于七年（1634）七月、九年（1636）七月以及十五年（1642）十一月三次大举进攻明朝腹地。最后一次入犯，共攻下城池五十多处，俘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许多地方简直是望风即降。每次清兵进攻，崇祯帝除了令边镇速速入卫之外，通常是令内臣监守城门，监军，催兵将快快出击。他丝毫不考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先稳固防守。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进攻宁远、锦州，总兵祖大寿坚守不出，清兵无可奈何，只得撤退。崇祯帝见宁、锦吃紧，即命总督洪承畴率兵十余万往援。宁锦副总兵祖大弼指出：清兵太强，难以与之硬拼，可用车营法，步步进兵，使清兵无机可乘，再慢慢逼迫清兵出塞。洪承畴采纳了这个建议。但崇祯帝以师久无功，命兵部职方司郎中方若麒去探视，审度机宜。方若麒认为清兵一鼓可平，催急速出兵。结果，全军覆没，洪承畴与祖大寿被俘。自此之后，明朝再也没有实力与清对抗了。
崇祯帝性格中褊狭、猜疑的弱点在施政中也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崇祯帝怀疑大臣们结党营私，贪贿、贰心。为了监视大臣，他采取的办法是，鼓励告发。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帝召见大学士薛国观，问他朝臣贪婪的原因何在？薛答道：“使厂卫得人，朝士何敢如是。”崇祯帝深以为然，并把外边的情况托付给厂卫搜集、侦访。户部尚书孙居相家居时，在给友人函件中有“国事日非，邪氛益恶”这几个字，不料被崇祯帝的侦探得知，崇祯帝二话没说，即把他逮捕、谪边。崇祯十五年（1642），行人司副熊开元、给事中姜埰皆因直言触怒崇祯帝。崇祯帝令锦衣卫将二人逮捕，并密谕卫帅骆养性将熊、姜二人杀死。左都御史刘宗周疏请释放二人，即使二人有罪也当付之刑部；以锦衣卫行刑，“终于国体有伤”。崇祯帝大怒：“法司、锦衣卫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伤国体”。将刘宗周革职为民。
崇祯帝在位期间始终感到人才的奇缺。人才奇缺，并不是说明皇朝缺乏人才，而崇祯帝也确实任用过一些人才，但由于他的急躁与褊狭，或用之不专，或刻薄寡恩，或严刑随其后，不仅使所用之人难以施展其才，而且内阁大臣与巡抚总督动辄遭咎，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崇祯在位十七年，所戮大臣不计其数，仅总督就有七人，巡抚十一人。总督袁崇焕之死成为千古奇冤。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也是有冤难言。崇祯十四年（1641），清兵围攻宁锦，陈新甲因杨嗣昌之推荐出任兵部尚书，主张和议。崇祯帝也以边兵不足恃，欲借和议暂缓危机。当时朝中之人多数是主张和议的，认为“倘肯议和，和也可恃”。崇祯帝便将此事专门委以陈新甲去办理。但陈新甲因保密不严，和议之事被外廷知晓。崇祯帝即将陈处斩。
内阁与七卿更替之繁也是前所未有。以刑部尚书言，崇祯帝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七任。有明一代，阁臣不过一百六十余人，而崇祯一朝即有五十人之多，占三分之一。与之相比，弘治帝在位十八年，用相只有七人。在内阁中，刘鸿训、钱龙锡、韩爌、李标、孙承宗、钱象坤、文震孟等不能说无才，且为人也较正直，但他们的任职主要在崇祯初年。这些正直之臣在阁中比例较小。阁臣较多的是一批庸碌之辈，如周道登、郑以伟、程国祥、刘宇亮、范复粹、吴宗达、方逢年、姚明恭、黄士俊、李建泰、方岳贡等，他们或拘于文墨，不通时变，或胆小怕事，委蛇其间，无所建树。在阁臣中，真正受崇祯帝宠信的却恰恰是一些正直臣僚所耻与为伍的人物，如：周延儒、温体仁、薛国观、王应熊、陈演等。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善于窥伺崇祯帝的心理，以排斥异己为能事，奸猾无比。温体仁因攻讦钱谦益而备受重用。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周延儒入阁；崇祯三年十一月，温体仁入阁，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学士韩爌、李标、成基命相继罢相而去，崇祯四年（1631）六月、八月，与周延儒一起入阁的何如宠、钱象坤也致仕而去，宣告崇祯初年所谓“东林内阁”的结束。温体仁在阁八年多，是崇祯朝所有阁臣中辅政时间最长的。他入阁后，即挤掉周延儒而成为首辅。温体仁胸无大志，才识短浅，生性猜忌阴险，且善于揣测上意，因此，尽管弹劾的章奏屡上，崇祯帝不以为动。刘宗周上疏指出温体仁有十二罪、六奸，但崇祯帝相反觉得温体仁在朝廷挺孤立，不结党，故常加安慰，而对于上疏的人每每从重处治。温体仁辅政期间，倪元璐、黄景昉、陈子壮、刘宗周以及大学士文震孟、何吾驺等都因为得罪首辅而降职、削籍。文震孟在阁时间只有三个月。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三人被当时人们讥为：“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温，乌程籍，归安人。王，巴县人。吴，因无所作为，人称“篾片”）居于文官之首的内阁大臣竟然被目同“乌归”、“王巴”，谈何表率百官？崇祯帝刻意求才，却求的是这种貌似忠诚、实则奸邪的才，既不能团结百官，为上选才，也不能在困难时有所作为，补益时局，相反却在危害朝政，使崇祯帝急躁、严厉的性格愈加偏执。崇祯帝任用这些平庸、奸邪之人，怎能求得大治呢？
孤独的勤政者
崇祯帝自即位之日起，试图一改多年积弊。最初两年里，厘革、规划、擢拔，确有成效。他勉励各地督抚“提起精神，殚靖忠画”；恢复官吏久任的制度；告诫大臣摈弃门户之见，化异为同。他决心要改变大臣们萎靡的精神面貌，他要整个官僚机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围绕自己的旨意拼命地运转。为此，他总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崇祯帝习惯于早起，他要思考几个问题，以便早朝时考一考他的大臣们。他经常利用召见群臣，或给不测之恩，或施不测之威。一次，他读了给事中韩一良“劝廉惩贪疏”，点头称是，马上传令召见。但大学士刘鸿训认为此疏“有交际”、“有纳贿”两事不实。崇祯帝则言：“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但他还是要韩一良将“纳贿”之事解释清楚。韩含含糊糊，只是回答听说而已。这下，崇祯帝可火了，骂道：“岂有纸上说一说，就给个都御史？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坏，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崇祯帝对这一手挺得意，这既是对不负责的奏对的一个警告，却又表示皇恩浩荡，不加深责，让大臣更实心为自己办事。
疆域多事，奏章也繁。崇祯帝往往自己亲自批阅奏章。崇祯九年（1636）二月，武举陈启新上疏，言当今有三大弊病。一是科目取人，一是资格用人，一是推知行取科道，并提出了停止科目，荐举孝廉，蠲免灾伤钱粮，专拜大将等建议。当时内阁不敢接纳此疏，于是他携疏在正阳门前连跪三日。后来内臣发现，将此疏转呈崇祯帝。崇祯帝读罢，认为陈启新的奏疏虽然不合进呈惯例，但他指出了时弊，还是可取的。特命外廷授职。陈启新被升为吏科给事中。崇祯帝对于那些纸面上娓娓动听，却无实际价值的奏疏则非常反感。曾应遴在兵科任事，他上疏总是喜欢从一至数十的罗列，分不出轻重。崇祯帝特地召见，专意诘责。崇祯帝每天不知批阅多少奏疏，碰上这种空洞无物的奏疏也真够他受的。其实，别说奏章，即使是阁臣的拟旨也是难以对付的。崇祯帝遇事自有主张，阁臣们的票拟如果与之相违，那他还要通读原疏。崇祯九年（1636）秋，清兵入犯，命大臣上策，张作楫上疏中有“提兵十万，逗遛不前”等话，崇祯帝即令张作楫回话，这是指谁？张作楫本来是夸大其词，没料到皇上如此精细，于是只好参劾总监高起潜，纵兵殃民，还涉及到兵部尚书杨嗣昌。见到此疏，崇祯帝怒不可遏，在原疏上大笔涂抹，以致“皇上”二字也加上了一个大“×”。张作楫被革职。同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痛恨时艰疏》，劝崇祯帝不要徒倚风雷，不要轻率改作，应当“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泮涣之心”。崇祯帝大怒，命阁臣拟严旨治罪，但每次拟旨都不合意，改拟达四次之多。崇祯十年（1637），吏部尚书郑三俊因曲庇侯恂下狱，卢象升等十余疏言冤，内阁先后拟旨“回话”、“为民”、“提问”，三改，崇祯帝都不满意。于是亲批：“可将三俊罪状，一一讲明，不必更处奏事官。”内阁再拟旨，当晚即下。同年六月，内阁票拟议罢首辅温体仁，拟旨中有“人夫、禄米”等项，但崇祯帝将这些抹去，只批了三个字：“放他去。”
尽管案牍堆积如山，但例行的经筵与日讲仍照常举行。经筵是皇帝繁忙政务之外，学习“四书”、“五经”及《资治通鉴》等典籍的重要机会。崇祯元年（1628）二月首次开经筵；崇祯七年（1634），日讲官由六人增为七人。每次经筵，崇祯帝显得和蔼可亲，先是恭听，讲后则常向讲官提出许多问题。有的讲官进讲颇合皇帝口味，则常会破格擢拔。譬如，少詹事文震孟讲《春秋》，深得皇帝喜欢。崇祯八年（1635）六月，正逢增置阁臣之时，崇祯帝召廷臣数十人试以票拟，结果文震孟虽然未至，仍被特擢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日益把日讲与经筵变成召对了。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十二日，经筵刚完，即召礼部左侍郎顾锡畴等二十余人，问保举与考选哪种方法最适合选拔人材？诸臣唯唯诺诺。黄景昉进言刑部尚书郑三俊含冤下狱。十六日，正逢日讲，崇祯帝面谕黄景昉，郑三俊即使清白，也办不了事。十九日上朝之后，崇祯帝先是严厉斥责了一番郑三俊“欺罔委卸”，接着说：“但念别无赃贿，姑作回家听拟。”其实，崇祯帝也知道此案错了，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威德，才改系狱为回家听拟。崇祯帝重视经筵、日讲，是因为他寄希望于能从先圣与古史中找到一些治国之策。
每逢殿试之际，崇祯帝更是十分认真。崇祯十三年（1640）二月会试，大学士薛国观、蔡国用为考试官，取士三百名，名列前茅的有邹式金、杨琼。到三月廷试时，崇祯帝召考其中的前四十八人。崇祯帝问：“边隅多警，何以报仇雪耻？”魏藻德对曰：“以臣所见，使大小诸臣皆知所耻，则功业自建”，并陈说自己曾戍守通州的情况。崇祯帝认为可用，即拔为第一名。而邹式金被抑为二甲，杨琼被抑为三甲。薛国观因此失去了崇祯帝的恩宠，六月份就被罢职。
处于非常之世的崇祯帝，处理具体事物也往往打破常规，违背封建礼教。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起义的烽火正旺，崇祯帝所倚重的杨嗣昌、陈新甲、方一藻虽均有家丧，但也予“夺情”起用。少詹事黄道周针对此事连上三疏，指责此三人不守丧、不忠不孝，并诘问皇上为何用这种人？崇祯帝责问黄道周用心何在？不料黄言正辞严，毫不让步。崇祯帝一气之下，将迂腐的黄道周连贬六级，发配江西。崇祯十六年（1643），给事中郝昌、御史蒋拱宸疏劾吏部文选郎吴昌时贪赃枉法，勾结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内阁机密，崇祯帝对于外臣结纳内臣之事尤为忌恨，于是召文武百官，亲自审讯，并用刑打断吴的大腿，犹不解恨，将吴论死。阁臣奏：“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崇祯帝说：“吴昌时这厮，也三百年未有之人。”
即使皇亲国戚，对于崇祯帝的所作所为同样是意见纷纷。为了筹饷，崇祯十二年（1639），崇祯帝开始向皇亲筹借。首先找的是他曾祖母家的武清侯李国瑞，数目是四十万两。但李国瑞死活不肯交，相反，拆毁房屋，把器皿什物摆在大路上变卖，以示自己一无所有。许多国戚也为他说情。崇祯帝并不罢休，立即逮李国瑞入狱，李惊吓而死。正当此时，崇祯帝最宠爱的五皇子慈焕不幸因病死去，令他痛苦之极。崇祯帝令戚贵们助饷之事随之化为泡影。
崇祯帝心中的疙瘩几乎无人能解。内宫嫔妃自然不少，但难以令他心悦。他不喜欢周皇后，比较喜欢的只有田妃与袁妃二人。其中田妃不仅姿色过人，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连骑马也在行。她是在江南长大的，入宫后把江南的一些生活习俗也带过来了，崇祯帝颇觉新鲜。于是，他的衣鞋之类也都用南方的。但是，田妃与周皇后争风吃醋，被崇祯帝违心地罚入启祥宫省愆，三个月不召幸。崇祯十三年（1640），田妃染上大疾，两年后亡故。崇祯帝悲痛欲绝，隆重葬之。爱子与爱妃的相继逝去，崇祯帝所受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形容日渐憔悴，脾气愈益暴烈，动辄呵斥，踢打宫女。宫廷生活的风波，对时局的感伤，使崇祯帝的内心更感孤寂。他本是个极敏感的人，极度的空虚、愤懑乃至绝望朝他猛烈地袭来之时，有时竟不由得泪水纵横。上天也偏不作美，很少有过风调雨顺的时候，年年兵燹之外，不是干旱，就是蝗灾，且疾疫流行。为此，他不停地反省，有时斋居在文华殿或永寿宫，撤乐减膳，崇祯八年（1635）十月、十四年（1641）二月、十五年（1642）闰十一月、十七年（1644）二月四次下诏罪己。他多次去祭祀太庙，希望祖宗保佑。有时，他只有把这种孤独与绝望之情转为对母亲的思念。崇祯十二年（1639）他请人画了他母亲的遗像挂在奉先别殿，不时去瞻仰，本来他想借此排遣心中的苦楚，但每当此时，思绪更乱，更感凄楚。为了解除苦闷、寻找希望，他对天主教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西方著名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常被传入宫内，讲解天主教义。崇祯帝心向往之，下令将宫殿内所雕佛像尽行撤除，放在外面的寺院里，或销毁。他还把大臣有名“天”者悉改之。崇祯十三年（1640）慈焕之死，据说是得罪了九莲华娘娘的原因。崇祯帝即改对天主的祈祷而为对佛祖的忏悔，深感无限的惆怅与理想幻灭的痛苦。一个外强中干的勤政者正怀着诸般苦楚沿着孤僻的小径走向他生命的终点。
煤山自缢
崇祯十五年（1642），这个曾立志“中兴”的皇帝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二月，清兵克松山，洪承畴投降，祖大寿也以锦州降于清。四月，李自成再次围开封。八月，安庆兵变。九月，开封城陷。十一月，清兵入关，攻陷蓟州，深入畿南，破城八十余座，并杀宗室鲁王。在所有对农民军和清廷的作战中，明朝军队几乎无抵御之力。六月份，陈新甲被处决后，与清和谈的大门也关闭了。继任兵部尚书冯元飚不愿为灭亡在即的皇朝作殉葬品，一日上朝时，伪称疾病发作，昏倒在地，因力辞尚书职。尽管崇祯帝下诏罪己，并诏举有堪为大将军者，但根本不见成效。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府，张献忠部陷蕲州，湖广这个“九省通衢”、天下咽喉的地方已在农民军的掌握之中。崇祯帝忧及献陵失守，派大学士吴甡往湖广督师，吴甡只得应允。他提出的条件是崇祯帝给他三万精兵，从南京趋武昌。由于京兵难以抽调，吴甡到四月还未出京。崇祯帝大怒：“受兵督师讨贼，自当星驰受事，乃三月以来，迁延不进，未出都门，筹画莫展，若在行间，何以制胜？”令吴致仕。最高统治集团已人心离散，悲观失望，这给崇祯帝以深深的刺激。六月，悬立赏格：擒李自成来献者赏银一万两，封通侯；能擒张献忠者赏银五千两，官极品，世袭锦衣卫指挥。其他也按功行赏。崇祯帝希望因此而出现奇迹。但正当官军畏缩不前时，李自成兼并罗汝才部及革、左五营，号众百万；张献忠也连克汉阳、武昌、岳州、长沙、宝庆等城。八月，崇祯帝只好把最后一张王牌打出去，进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以及应天、凤阳、江苏、安徽、河南、湖广、四川、贵州等地围剿，铸督师七省之印，与农民军决一死战。孙传庭亲率白广恩、高杰等部十万人马出潼关，檄左良玉驱兵西上，总兵陈永福、秦翼明分别将河南与四川兵互为犄角。此时，李自成也调集在湖广的全部精锐于河南，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使孙传庭一败于河南郏县，死亡四万余人；十月，再败于潼关。渭南、商州、西安均为李自成攻占。不久，总兵白广恩、陈永福降于李自成。至年底，榆林、固原、宁夏等重镇尽归李自成所有。次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以陕西为根据地，对北京发起最后总攻。
眼望官军分崩离析，三秦尽失守，崇祯帝心中惶恐之极，缺兵、缺饷、缺将的情形令他一愁莫展。为了练兵，他曾与大学士蒋德璟商议良久，可当他听说：正统朝时兵饷数万，万历朝时不过三百余万，而今兵饷二千余万，而兵反少于前，尽皆耗蠹；过去京卫有四十七万，畿内有二十八万，今皆虚冒时，也丧失了信心。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大臣一听皇帝要御驾亲征，便纷纷请代。大学士李建泰请提兵，崇祯帝大喜，即加封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便宜行事。不久，崇祯帝于正阳楼按古礼设宴饯行，并召集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营文武大臣侍坐，礼仪之隆，前所未有。崇祯帝亲自为李建泰斟酒，举卮说：“先生此行，如朕亲征。”李建泰誓死以报。席散，崇祯帝久久地目送他出京。崇祯帝没料到这个代皇帝亲征的大学士在畿辅之内的定县、广宗县等处却吃了闭门羹，一听说李自成部已攻陷宁武关、正朝北如潮水般涌来时，只好北窜逃命。这时的内阁首辅陈演一见大势不好，疏言“赞理无效”，请告病回家。崇祯帝骂道：“汝一死不足蔽辜。”
二、三月的京城，人心惶惶，崇祯帝切身感受到了众民离叛的气氛。这段时间，他作了最坏的准备。一方面下诏罪己，妄想稳定人心；一方面起用亲信太监前往各地监督。如，高起潜总监山海关、蓟州、宁远，卢惟宁监通州、德州、临清、天津，方正化监真定、保定，杜勋监宣府，王梦弼监顺德、彰德，阎思印监大名、广平等，并征诸镇兵入援勤王。其实，在正月，崇祯帝就想征调宁远总兵吴三桂入援，但吴三桂西援，实际上无异于拱手将辽东最后一镇让给清兵。由于内阁反对意见较大，因而至二月底吴三桂始终未见动静。此时，李自成部已攻陷太原。三月初一，大同总兵姜瓖及监守太监杜勋举城投降农民军；初六，李自成部又陷宣府。十五日，明总兵唐通以居庸关降，农民军直接对京城形成包围之势。崇祯帝知大势已去，遂谋划南迁。他曾密召力主“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并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崇祯帝意在要大臣合力劝请他南迁，体面地离开京城。但是，又有人建议，固守京师，仿永乐朝事，让太子监国南京。为了顾全面子，崇祯帝慨然表示“国君死社稷”。
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召对群臣，商讨对策。人人默然无语，君臣只有相对大哭而已。昌平失守的消息传到时，君臣大惊失色。
十七日，农民军围攻北京城。城防已从根本上失去了抵御的能力。崇祯帝只是“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
十八日夜间，大顺军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农民军一拥而入。太监张殷劝崇祯帝只要投降便无事，被崇祯帝一剑杀死。此时的崇祯帝已是精疲力竭，感情从愤恨、失望转向了疯狂，他把周皇后和袁妃叫来，连呼左右进酒，一口气饮了几十杯。他不能看着他的爱妃陷入敌手，于是挥剑将袁妃砍死。皇后急赴坤宁宫自缢。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崇祯帝悲叹道：“汝为何生我家！”一剑砍去，公主挥臂遮挡，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接着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及几个嫔妃。但他越绝望，求生的本能则越强烈。于是，他换上了便服，准备出城。他混在太监中出东华门，至朝阳门，假言王太监奉命出城，但守门的人请天亮时验明再出。太监夺门又不成，便忙派人到负责城守的戚国公朱纯臣家，朱的家人说朱赴宴未归。崇祯帝又赶到安定门，门闸实在是太沉重了，怎么也无法打开。求生的路被彻底截断了。
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相尧以宣威门投降，大顺军将领刘宗敏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朝阳门的朱纯臣也先后开门迎降，北京内城被攻陷。崇祯帝得知这个消息，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再响也没召来一人。于是，他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寿皇亭，这里曾是崇祯帝检阅内操之处，可如今成了他要去面见列祖列宗的地方。山穷水尽的崇祯帝卸下皇袍，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样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依其所言，与王承恩相对而缢。
两天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僵死的国君。四月初，由大顺政权派人将崇祯帝与周皇后草草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
南明弘光时，谥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清入关后，谥为端皇帝，庙号怀宗，后改为庄烈愍皇帝。其陵随其庙号思宗称为思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