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史料，主要是人物传，其次还有人名录（表）。
人物传
人物传就体裁来分，有传记、碑铭、行状、年谱和弟子记，以及遗事、轶闻等。
年谱，是一种编年体的人物传。有自撰的，有后人撰的。自撰的，自己记述自己的生平经历见闻，史料价值高些。例如张集馨（1800 —1878）的《道咸宦海见闻录》（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又名《张集馨自订年谱》）；段光清（1798—1878）的《镜湖自撰年谱》（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对所见之官场黑暗、社会矛盾，记之甚详。但也并不是所有自己写的年谱，其史料价值就一定高。如潘世恩（1769—1854），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以状元出身，官至大学士，充军机大臣，前后服官60年，且久处机要，其政治经历可谓极丰富，而其《潘文恭自订年谱》，仅历述升迁，详记恩赏，大事如鸦片战争，竟无一语及之。
年谱于身后由别人撰写的比自撰的多。有由其后人编写的，如《湘绮府君年谱》，是由谱主王闿运的儿子代功编写的。有由其门生故吏编写的，如《曾文正公年谱》，编者黎庶昌是曾国藩门下有名的四弟子之一。而如《左文襄公年谱》，则是由左宗棠的后人请友人罗正钧编纂的，并为之提供家藏的左宗棠留下的全部材料。这样的年谱，编者和谱主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而且这样的年谱大都有纪念性质，编写者郑重将事，所以质量较高。
还有于其人死后多年为之编纂年谱的，这多系后世学者研究性的著作。如吴大澂（1835 —1902）的《吴愙斋自订年谱》（曾连载于《青鹤》杂志第1—2卷），记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叙述较简；又四十年代有顾廷龙编的《吴愙斋先生年谱》问世（1935年哈佛燕京社出版），广泛搜集材料，内容远比前者丰富清楚。林则徐逝世80年后，魏应骐编《林文忠公年谱》（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在就有关史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该书有一定价值，但限于史料，尚有考订不准处。又过了40多年，来新夏著《林则徐年谱》（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材料丰富，考核精详。
名公巨卿的门生弟子为之撰述生平行事，间有称“弟子记”者。阮元（1764 —1849）晚年退居扬州雷塘，其门生张鉴等及阮元的几个儿子撰《雷塘庵主弟子记》，按年代顺序记述阮元一生仕历、著述及家事甚详。此记又名《阮芸台相国年谱》，因为这实际上也是年谱。求阙斋是曾国藩的斋名，其门下王定安撰《求阙斋弟子记》，也是按时间顺序纪事的年谱。到了袁世凯，其门客沈祖宪、吴闿生也为之撰《容庵弟子记》，记事至宣统三年（1911），出版于袁世凯做大总统势焰正盛的民国二年（1913）。还有一种《抱冰堂弟子记》，分条记述张之洞的政绩，实际是张之洞写的自我吹捧之作，托名弟子记。
关于查找年谱的工具书，最新的有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详载年谱版本著录情况、谱主简历和对该年谱的评述。
重要人物传记，主要有《清史列传》，私家撰述的主要有几家《碑传集》，还有属于正史型的《清史稿·列传》。
《清史列传》80 卷，不署编纂人，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中华书局又出版王钟翰以此为底本的点校本。王钟翰在《点校序言》中认为，该书的稿本来源有三：（1）出于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2）小部分抄自《满汉名臣传》；（3）大部分抄自《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全书人物约3000，近代者几占一半，有较高史料价值。
嘉道间钱仪吉辑《碑传集》，收清初至嘉庆朝私家撰述的碑版状记之文。继之者有缪荃孙的《续碑传集》、闵尔昌的《碑传集补》、汪兆镛的《碑传集三编》等，近代散在各处的私家撰写的碑铭传记之文，主要收在这三种书里。
钱仪吉辑《碑传集》160卷，又卷首、卷末各2卷。有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内容共有2000余人，分类编次。
缪荃孙以《碑传集》止于嘉庆朝，乃继续搜集编成《续碑传集》86卷，卷首1卷，光绪末江楚编译书局刻本。共收录1099人的传，几乎全都是近代的，但未及收录死于光绪末和宣统朝的，间有重见者（如何秋涛）。援《碑传集》体例，也分类编次。
钱氏《碑传集》中，有一小部分“有删节而无点窜”。缪氏沿 其例，“亦或删节，而无改易”。但既删节文字，事实也就难保尽如原意。又经过抄写、刻印，总不免又多一些讹误。所以使用《续碑传集》，应再找该碑传的出处原文。
闵尔昌搜集缪荃孙未及见之碑传，编成《碑传集补》，以补《续碑传集》为主，《碑传集》所未收者间亦补之。1932 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共60卷，又卷首、卷末各1卷。共收834人的传（间有重见者，如戴熙），分类编目。《碑传集补》所收人数虽不如《碑传集》和《续碑传集》多，但对两集特别是续集作了重要的补充。例如张之万、李鸿藻、王文韶、翁同龢、孙家鼐、荣禄、鹿传霖、张之洞、陆润庠、瞿鸿?等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龚自珍、魏源为近代影响很大的思想家，《续碑传集》均缺，《碑传集补》给补上了。
汪兆镛编的《碑传集三编》意在续《碑传集》和《续碑传集》。他在《自叙》中说：“近有补编别出，采及时流，以媚浊世，此则非愚瞀所敢知矣。”所谓“时流”者，主要是指《碑传集补》中革命党人诸传，他是不承认补编且要取而代之，才辑录此三编的。《碑传集三编》50 卷，卷首1卷。汪兆镛生前仅编成清钞稿本，1978年由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影印出版。此书共收450人的传，也是分类编目。所收集不如前几种丰富。但毕竟又多搜集到了一些人物传，其中也不乏重要的和有用的人物传，如丁日昌、邓世昌、盛宣怀、陈宝琛，如《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左文襄公年谱》的作者罗正钧、《镜湖自撰年谱》的作者段光清，以及监督第一批赴美留学生的陈兰彬等。
以上几种碑传集中，还有一些从方志中钞来的传，也算是公家立传，但为数不多，主要的，绝大多数是私家撰述的碑传事状。它们都是为使传主留芳后世而作，充满了尊敬的称呼和颂扬的词藻，不免虚夸，若传主有不光彩的事，或曲为掩饰，或根本不讲。而其褒贬标准，除少数几篇清末党人传之外，几乎全部都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来立言的。不过，这些私家撰述的碑传毕竟记载了大量的近代人物事迹，是清国史馆传所不能代替的又一类近代人物史料群。
《清史稿》536卷，是记载有清一代历史的大型断代纪传体史书。自1914年设清史馆，由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馆长），延聘清朝遗臣及旧文人100多人先后参加编写，1920年写出初稿，至1926年始着手修订定稿，而“以馆长病故，北伐日亟”，北洋政府摇摇欲坠，修订工作尚未完成，即于1927—1928年仓促印出。出版后曾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因它站在清朝立场上反对和污蔑革命党。有的批评者则认为它撰述不合史法，内容未经考核，等等。然而它毕竟汇集了有清一代史事成此一部大书，没有别的书可以取代它。六十年代台湾出版补充修改本，删去“稿” 字，径名“清史”，但仍不能取代原书。1981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出版《清史稿》的影印本。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中华书局组织史学专家整理“二十四史”，同时也按同一规格整理《清史稿》，并且采用“二十四史”同一版式于1977年出版，这就是中华新版标点本，这是此书问世50年来最好的版本。
《清史稿·列传》部分（不包括土司、藩部、属国等传）中之人物约一半属于近代，有1500多人。这些人物传，特别是重要人物如高级官员的传，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清国史馆传稿，也参考私家撰写的碑传事状。但若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人物的根据来说，它不是第一手史料。近代距今不远，比这些列传更原始的记载尚不难寻见。
其他传集，有朱孔彰撰的《中兴将帅别传》30 卷，收曾国藩等60余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辽宁刻本；又续编6卷，收李鸿章等后死者10余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宁刻本。此书内容主要是湘淮军将领的传，又有僧格林沁以及华尔、戈登、勒伯勒东等洋将的传。出版以后，一时风行。上海书商改名翻印，有名《咸丰以来功臣别传》者，有名《中兴名臣事略》者，后者又与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合为一书名为《续先正事略》。
所有上述人物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点，即作者很少反映近代中国的新思想、新事物。例如冯桂芬传中不谈他的《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根本无传，他如唐廷枢、朱其昂虽也已官至道员，亦均无传。
其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人物传集，如徐世昌编的《大清畿辅先哲传》，马其昶撰的《桐城耆旧传》，杨昌濬等撰的《甘肃忠义录》，王国均等纂的《沧城殉难录》等，为数不少。而地方性的人物群传，更大量地存在于各省府厅州县的地方志中。
人名录
人名录不同于人物传，它不像人物传那样记述传主生平事迹，而只记录人物的姓名、籍贯，或再加上其人的简历，至多包括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人物传一般单独成篇，人名录则必须是某方面、某范围的人物群，能向人们提供该方面、该范围的人事信息。
人名录主要分两大类：一是职官录，一是科名录。前者是政府官员的人名录，后者是科举中式的人名录。近代学堂兴起，又有毕业同学录。
职官录 职官录有全国范围的，有地方范围的，也有只是某某衙署的。其中，以全国范围的职官录为最重要。
清代全国职官录的正式名称为《爵秩全览》，这是吏部官刻本的名称。坊刻本或名《大清缙绅全书》，清末还有题名《大清日新职官录》、《大清最新百官录》等。这类开列全国官员名单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具体的职官志，能使我们一目了然地了解各衙署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各省的行政区划及其隶属关系。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民国，“爵秩”、“缙绅”之类的称呼已不合时宜，于是继之而出的名为《职员录》，由中央政府的印铸局负责编印。书内开列除大总统和副总统以外的自中央的国务总理到各省县知事的全国文武官员名单。开始由于编制未全，常有空缺。后来由于政局动荡，北洋政府不能控制的省份，也常常空缺。到北洋政府后期，因经费拮据，已不能按时出版了。
以上是全国官员人名录，尚有各省官员的人名录，当时大都名之为“同官录”。但也不是作为一种制度按期编印，而是或有或无。就现在各图书馆收藏来看，尚不能说各省皆有，更不能说每年皆有。
衙署题名录，一般是记载本衙署自清初到编纂当时的官员名单，按到任先后排列，注明字号、籍贯、出身及简历，兼有注明后官至某官者。
这类衙署官员的题名录，也不是定制以内的事。有的记载本衙署全体官员，有的只记载该衙署的某一类或某一小单位的官员。例如《枢垣题名》是军机处全体官员题名，而《国朝御史题名录》（又叫《谏院题名》）则只载历年补授的御史名单，不载都察院正副都御史，也不载六科给事中，即不载“谏院”（都察院）的所有官员。
辛亥革命以后，直至现在，陆续有后人编的清代或晚清某些衙署重要官员的年表。
首先是《清史稿》中的重要官员年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交聘年表（上编为中国遣驻使，下编为外国遣驻使）。
1932年出版《清代征献类编》，严懋功纂，其中有年表四种：宰辅年表2卷、八卿年表、总督年表3卷、巡抚年表4卷。
建国后出版的有：钱实甫编的《清代重要职官年表》、《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章伯锋编的《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年表》，最后钱实甫编的《清代职官年表》四册于1980年出版，可谓有清一代重要官员人名录的总汇了。
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于1985年出版，备载中国派驻外国的使臣和外国派驻中国的公使，兼载中外领事，可为《清史稿·交聘年表》和《清代职官年表·出使各国大臣年表》之补充。
建国后新编出版的还有刘寿林的《辛亥革命后十七年职官年表》，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的职官年表，包括中央和各省中级以上各衙署官员的人名录。
所有以上建国后编印的诸职官年表，后面都附有“人名录”，注明各该官员的简历，还附有“字号索引”。
科名录 通过科举制度的各级考试取得功名的人，如秀才、举人、进士等等的人名录，总称之为科名录。
同科考中的人彼此称“同年”，把他们编在一起的科名录，一般称之为《同年录》。最低一级的院试考中的新秀才，地位尚不高，编刻同年录者尚不多。新科举人通常都有《乡试同年录》，内载名号、籍贯、生辰、简历、三代及家世情况。最高一级的考试是各省举人齐集京师参加的会试，包括殿试和朝考。会试发榜后，中式者称贡士，官方照例刻印本科《会试录》。新贡士接着应殿试，成进士，官方及书坊随即刻印本科《登科录》。再经朝考，然后授职，照授职情况编印《同年官职录》。还有一种《会试同年齿录》，按年齿（龄）大小排列。
还有地方性的历届科名录全编，单独成书者不多，但大量存在于各省府州县的地方志中。
明清两代历科进士题名碑，现仍存于北京国子监。近由朱保炯、谢沛霖编成《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备载明清两代201科取中的51624名进士名单。道光朝以后的共39科，进士9980人。每科一碑，分科列名，下只注籍贯，在各种科名录中这是内容较简略的，但也为我们查找人物材料提供了线索。
民国年间，最后一科即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榜眼朱汝珍辑的《词林辑略》出版，有清一代历科翰林全收在这里。所记除姓名、字号、籍贯外，并记始终官阶、封爵、谥号以及著作，较以前诸书为详。
清末学堂渐兴，学生毕业时有编印《同学录》。
近代人名录，包括职官录和科名录，在传世的近代人物史料中占有很大的分量，除有很多单独成书的以外，还大量存在于近代地方志的职官志和选举志中。它们虽然不像人物传那样为我们提供比较完整的记载，但却可以提供人物生平线索。近代人物之留有传记的和在各种人名录中之留有姓名及简单记载的相比，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占有数量优势，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足资利用的人物史料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