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忆1999年5月9日。
如果中国人都没有忘记这一天的话，至少你会发现，这一天在多年后重新回顾，也仍然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相当重要的日子，是一个曾经改变过许多中国人理想与世界观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隔开了这样一些东西:对于美国的重新定义，对于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定位，愤怒与悲情后的理智，电视介入生活并影响国家、个人命运的奇迹……
这一天在中国人不同的心灵中打着深深的烙印，并间接地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与命运。
当然，这个日子对于凤凰卫视来说，几乎开启了一个新电视形态革命的阀门，创造开发了凤凰资讯类节目的一个分支——时事分析和时事评论的成型与诞生。
50多岁的曹景行则认为:这天的事件使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未来空间。
经历过这个日子发生的事件的凤凰卫视的员工，至今仍可以感受到当天的气息。
这天是星期六。一切如常。尽管在遥远的南斯拉夫，北约自1999年3月25日发动的空袭延续了将近两个月，但炸弹的声音仍然显得遥远而又渺茫。在中国，没有人会把死亡、流血与这个闲适的一天联系到一起。
1999年的凤凰卫视几乎就是新电视潮流的标志与推动者，在国内发挥着独特影响。伴随着这一战略的是，他们与国内电视台的合作。
这个周末，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与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带队来到长沙。这是凤凰卫视首次与地方电视台在节目方面的合作，凤凰的明星们基本上都到了现场，包括在人大会上受朱镕基关照提问而“一问成名”的吴小莉，因做《凤凰早班车》创出说新闻概念的陈鲁豫，在《锵锵三人行》中刚刚把“段子过成人生”的窦文涛以及许戈辉等。按约定，他们将与湖南电视台的《欢乐大本营》节目合作一台“一家亲，两地情”的特别节目。这个节目将在当晚9点的《时事直通车》后9点30分的档期发排直播。由于是通过内地“最新锐”的电视台亮相，凤凰的明星们显得格外重视这一机会。
吴小莉回忆说，她与同仁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在这个城市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但很快，这样的想法就被上万公里外的南斯拉夫传来的轰炸声给惊扰。
欧洲时间周五晚，北京时间周六的清晨5时45分，北约的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遇难，20多人受伤。幸存者《人民日报》驻南记者吕岩松在黑暗中摸黑于6点通过卫星电话报告了国内。9时25分，网上开始发布吕在南发出的第一篇报道。但这一消息传播的速度仍然代表了当时中国信息的阻隔。消息传播到长沙时，已是下午3点。大家的感觉就是有些惊呆，直觉这是件将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大事。老板刘长乐认为，凤凰在这样的时节再去直播原定的晚会已不适合。而在现场，这台节目录制的前期准备正在进行。
刘长乐与王纪言先生找到湖南电视台台长魏文斌商议，决定停止这台晚会的播出。当晚6时，湖南卫视在屏幕上打出了这台晚会停止播出的消息。而因这次事件的突发性，凤凰卫视成为最早更动电视节目的第一家电视台。
这样因突发事件而更换节目的事，凤凰至少遇到过两次。这种不得已的选择，最后都成为了他们转型的契机。最早一次是在邓小平去世时，凤凰卫视还是个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在这种氛围中，再放综艺节目，已不合时宜，于是他们临时决定加大资讯的报道。而这成为凤凰卫视中文台走向时政资讯台的重要开始。而这次临时更换节目，由于事发突然，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刘长乐决定当晚飞回香港总部，但长沙没有直飞香港的班机，只能等待第二天。
最大的难题是，由于停止播出这台晚会而空出的两个小时时段如何填补。敏感而又举重若轻的刘长乐与热情的王纪言成为一个不知疲倦的超级组合，他们的创意总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爆发，又在短时间内成就为一个新的形态。尽管事先谁也没有看清过他们所设计的那件产品的样子，但结果总是显出他们超人的预见性与出人意料的成功。
那个决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显得有些草率和准备不足。
老板刘长乐现场召集凤凰的创作人员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长沙的湖南电视台成为凤凰卫视临时的指挥部。这种扁平式的操作几乎就是凤凰卫视创作节目的传统。老板刘长乐敏锐地决定，利用这个时段做关于北约轰炸驻华大使馆的一个特别节目。谙熟中国政治与对局势的洞悉，使他认为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将在随后几天中显露出来，并将影响中国与世界。这
种判断在随后几天内得到了验证，但在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则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消息只是刚得到确认，中国政府还没有表态，国内的看法尚处在短暂的沉默中，国际上态度暧昧不明。给这个时段的特别节目取个什么名字，显得分外重要。因为这个题目将会决定这档节目随后的走向与内涵，还要显出其超前性与覆盖性。
一旁苦思的王酉年，提议叫“中国人可以说不”。
这是1996年一本热门的政论书的名字。老板沉思片刻，把手一挥:“我看要改两个字，就叫做‘中国人今天说不’吧。”这个名字也成为凤凰卫视随后长达一周的报道此事件的一个基调。基调定下后，王纪言发现，难题才刚刚开始。所有的精锐都在湖南，台里只有少数几个人值班。他把自己的指挥中心开设在了湖南电视台一个总监的办公室，大家就聚在这里，现场指挥改动并完成了一个节目的直播。
这个难题一分钟后从长沙就转到了香港本部。
当时在台里留守的现任资讯台副台长潘红星接到电话时，已是晚上7点。这位时任新闻主编的先生听完王纪言的安排后，第一个念头就是，他手里的东西根本就不够做一档专题直播节目，何况这档节目要长达两个小时。最让他为难的是，还剩两个小时，这个节目就要开始直播。而他手上，还正在操作即将于9点直播的《时事直通车》。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
潘红星几乎来不及叫苦，放下电话，就开始找人。当时只有一个值班的主播曾静漪，加上几个编译，不到五个人。
王纪言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打一个电话，告诉潘红星节目制作的想法。最初的确定是，曾静漪做主持人。但主持人不能光对着空镜头去说话呀，手里的资料不可能填满这么长的时段。思维快捷的王纪言对潘红星说，就让曹景行上，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用评论去填补。考虑到曹景行一个人对事件的整体评论会否单调，王纪言说，可以多找几个人来一起聊。
王纪言让曹景行上这个节目，有他的考量。早在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那几天，凤凰台几乎每天都做电视直播，为填补现场画面，也是请曹景行与主持人一起，用随时插评论的形式，做了下来，效果不错。王纪言坚信，曹景行的随机应变可以把这个节目做下来。
一个随机的决定，决定了一个新形式的产生。
但这些仍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节目概念。潘红星有些着急，但凤凰卫视的良好的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潘说，“这也成为了凤凰人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遇大事发生，大家都会自动赶回台里。当时任副台长的关伟和后因空难殉职的赵群力等人，都快速赶了回来。我这才放下心来。关伟负责搞特别节目的串联单，邱伟华则快速进行现场的技术准备和现场布置。”
潘红星打电话找到了曹景行与《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以及香港大学教授陈婉莹。曹景行赶到总部时，已是晚8点左右。曹近两个月一直追踪着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那天从早上开始，他就不间断地收看BBC、CNN等电视新闻报道，早有一些基本的准备。一个小时后，他们的说法便成为中国民众最早的观点来源，并且直刺中心。
9点30分，一切都在仓促中开始。没有人会预想到这个节目的形式与样子。老板刘长乐与王台长他们，坐在电视机前，紧张地看着这个节目。
曾静漪，这位来自台湾的主持人，一身素衣，坐在台前，她说:“……凤凰卫视高层对事件进行了谴责，并制作了专题节目《中国人今天说不》，我们请来了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先生对相关事宜进行评论。”
节目在沉重的情绪中进行，悲壮与愤怒几乎成为当天的惟一主题。这样的情绪正与人们开始的愤怒相契合。人们已不会去关注节目中那些单调的画面与现场的简陋，观众需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得到他们关切的资讯。在这样的节目中，评论显得相当重要，甚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点燃作用。
最初的时候，三位嘉宾与主持人都有点局促。邱先生与陈婉莹女士略显呆板地僵直坐着
，但他们的论点却不僵硬。邱先生首先质询当天北约所说的误炸是不可信的，经不住推敲。这是最早发表对美国误炸解释的反对立场的声音。
事后，邱先生说:“消息传来，海内外华人除了愤慨之外，更想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关注未来的发展。我在仓促间上阵，凭着长期以来对西方国家的观察，拨开一些偏见的迷雾，指出误炸之说非常可疑，并指出中国的应变之道，必须不卑不亢，并要注意国内的局势稳定。事实上后来美军内部地图局的证据浮现，揭穿了旧地图的谎言，也证实了当时的预测。”
曹先生在评论中指出，这已是战争行为，因为美国公然轰炸代表中国主权象征的大使馆，不但违犯了国际公约，也是人道主义的一次历史性倒退。要对此事件进行全面的谴责。曹先生的论调明显地成为了当天人们期望看到的说法。因为在压力下的中国人都需要一个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愤怒。而此时，曹景行不经意间做了这样的代言人。
似乎为了把这个节目的容量放大到当天可以达到的高度，在新闻和评论的间隙，穿插了许多与情绪相关的片断。潘红星找出了原来给南斯拉夫事件所做的一个专题，这次也派上了用场。经过赵群力重新剪辑的片子，充分展示了他对于飞机的敏感与轰炸现场的把握。在长沙收看直播的王纪言看到那个片子时，拍掌说:“一看就是赵台剪的，你看那飞机航拍多长的镜头。”赵群力被称为中国航拍第一人，他对于航拍镜头的把握在中国无出其右者。曹景行在这个片断后，认为解决南斯拉夫的问题，一个是和谈，一个是回到联合国，需要用国际社会的力量进行。北约以为轰炸可以解决问题，但现在炸出的问题似乎更多了。
这种即时式的穿插评论，显示了曹先生的功底与现场掌控力。曹先生预测此事件对于中美关系影响微妙，中国一方面要加入WTO，而美国也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如何处理，才能体现国家利益就显得相当重要。
曹先生当天的评论得到了相当的关注。大家对于一个阅历丰富的老人所说的事件，至少有着本能的信任。事后北京大学的许多学生联名写信:“大家都聚在一起，观看了你的评论。能在当天就得出这样理智而又中肯的评判，几乎影响了我们的情绪。我们愿意听到真正的代表国家利益的声音。这也是我们的想法，相信也是更多的中国人的想法。”
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几乎就是一次受难。潘红星说，直播时，我们只有20多分钟的资料与新闻素材。但这个时间段也使我们受益，欧美国家的资料与声音也刚好开始传送过来。许多即时发生的事件就同步直播。实在没有信息了，王纪言打电话说，能否把国内不同地区的情况用电话的形式来播报。这个创意简单实用，几乎成为所有电视台其后模仿与实际运用的形式。凤凰的大胆与果敢，在此次的连线中，显得比以往更为粗放，但也更为实用。连线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人，甚至在成都的广告公司的会计，也操起电话到现场报告情况。当时董嘉耀正在广州休假，接到电话，马上就上街了。他跑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前，采访游行的人群。而香港总部临时找到的几个人，都充当了机动记者，采访了香港与澳门的人群，谈论对此事件的看法。这使全球华人的声音，在较短的时间内，都得到完整体现。王纪言在现场几乎不停地打电话进来进行指挥，同时也表明他对直播的担心。但节目直播到一半时，王纪言的电话就很少了。他说整个节目不错。
一个不得已的创意与即时性的人员的配搭，一个重要的节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到当晚11点结束时，这个节目的元素几乎决定了凤凰卫视后来直播节目的基本形态:主持人与评论员在直播中进行即时性的穿插评论。
曹景行的电视经验以及他本人的评论，事实上使他成为一个灵魂人物。在三个嘉宾组成的话语中，曹成为串联与主讲的灵魂。这次果断的决定，也为凤凰带来巨大声誉。当时国内
的电子媒体几乎全面失语，在没有搞清事实的情况前，媒体的沉默似乎再次给凤凰卫视制造了一个机会，使之成为一个亮点。
凤凰卫视的评论影响了当时事态
◎ 曹景行被观众称为“固执的知识分子式的孩子”
你打开了一扇门，问题是，你有能力再把门关上吗？这个话题可以如此解释，你如何使一把火按照你的设想燃烧、保持你想象的火苗，之后再安全地熄灭，而不使自己被灼伤？
如果说第一天的直播，只不过是把火苗拨开，让火焰显露出来，那么凤凰卫视随后七天的直播就是在创造着这样异想天开的举动。
首日的直播使凤凰的高层松了口气，同时也使他们下定了继续关注的决心。第二天，刘长乐带着大队人马辗转回到香港时，已是下午。他们直接回到了位于红的海滨广场总部。这个当时只有半层办公楼的地盘，被作家余秋雨戏称为他们“以一个县级电视台的设备，完成着一个国际大台的雄心”。雄心其实隐藏在坚忍的行动下面。为确保每天两小时的直播节目的顺利完成，王纪言立即部署，进行了分工。主编伍淑娴负责《时事直通车》的日常节目制作，钟大年和潘红星负责专门制作这个特别节目。而在主持人方面，则由曾静漪负责《时事直通车》，吴小莉接手与曹景行先生配搭特别节目。
在现场指挥的凤凰管理层刘长乐、崔强和王纪言认为，凤凰卫视以后的《中国人今天说不》特别节目直播，至少要在整体上体现这样几个因素，一是事实和突发的即时性的现场新闻，各地的反响与后续报道。再就是如何传达与控制情绪的传达。在当晚开播的片头上，加了一个香港籍导演制作的情景MTV。至于选择什么样的音乐，王纪言提出了用《红》《白》《蓝》三部曲中的片头旋律。曹景行的一个业余爱好发挥了作用。他在凤凰卫视属于出名的“碟王”，业余时几乎看尽了天下能找到的影碟。正好他那儿有这几部片子。那首曲子成为节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当人们听到那首曲子时，内心就会被深深的沉郁击中。
第二天的直播显得有备而来。吴小莉与曹先生在直播前，就统一了一个基本要素，当天的直播以报道国内外的反应为主，并以此为主题进行全面梳理。凤凰几乎是国内所有媒体报道游行队伍事件最为全面与彻底的。而那位成都的广告公司的会计，也因每天与凤凰卫视连线报告民众的情况，在当地成为一个名人。许多人主动提供信息给她，成为一个凤凰非专业队伍运用的极好标本。
经过30多个小时的发酵，内地的民众陷入到了愤怒中。学生们开始在使领馆前游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美国驻华使领馆、机构已开始放假。民间发出了“中国不可侮”的呼声。凤凰卫视对学生上街游行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报道。第二天仍然作为嘉宾的邱立本尖锐地指出:这次事件其实说明了，在国际游戏规则中，实力是第一位的。中国学生上街声讨，令我想到“五四运动”，当时学生上街也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曹先生则委婉地预见到，中国民间的强烈反应，对美国是一个警告，不要以为，中国是南斯拉夫。这对中美关系有影响，美英要承担责任。许多预见性的评论，为其后政治的走向与结果所印证。如他认为:“学生的反美行动，表明民气可用。学生是自发的，官方并没有去动员。但一定要运用得当。”同时他也警告，“20世纪最后几年发生这样的事，中国的学生运动警告，中国在国际事件中，要有自己的定位与形象。只有与自己相匹配的规则与国际地位，才会使中国在复杂的世界里，达到最大的赢面。”
这种边看边评论的方式，其实对曹先生是个考验。尤其是许多事件的发生，他是与大家同步在体验，同步接受到信息，并且要快速做出判断。这是件挺难的事。他事后感叹:“写新闻评论，再紧张，总有可能再改一遍，看几遍。而在电视镜头前做评论，事先只有些许腹稿，主要靠现场发挥。每次几分钟，每次都觉得话还没有讲完，觉得有些话还没有说清楚。而且一旦讲了出去，上亿观众都看到、听到，无所逃遁于天下，想改、想收回都不可能。不过，做电视评论的刺激也在这里。”
曹先生很快就开始享受这种即时的评论感觉。他的评论开始显得自如、轻松，高举高打，收放自如。在评论中，他运用大量的信息来讲述他的观点，讲述了外电谈到的关于内地学生上街游行的看法与报道，同时也引述了许多港台的媒介信息。他觉得提供信息，也是提供一种观点，甚至比观点更重要。
当然，适当的文才与真情，是评论的另外境界，也更应成为评论家的法宝。曹先生与吴小莉在节目进行中，突然讨论起了母亲节。这个温暖话题背后的沉重深深击中每个母亲与儿子的心。曹先生的动情显出一个老派男人深藏的怜悯与愤怒。但他还需要适时地控制自己。因为他正在面对着电视前的每双眼睛与心灵说话。
他说:“今天是母亲节，本来是个温情的日子。但克林顿送给中国的母亲的是夺走了她们的孩子，也夺走了孩子的母亲。”
更善于使眼泪从人们的眼眶中滴下来的吴小莉，则把电话联通到了邵云环的儿子曹磊。她伤感的声音，丝丝入微地击中人心。曹景行这时回忆起另外一件关于美国人对自己孩子的态度。
讲起那个号称美国铁娘子的奥尔布莱特在自己的三个国民被扣为人质时的哀伤，但现在美国人提起死去的三个中国人，则像是谈论一桩遥远的与己无关的往事。
态度决定一切。曹先生与吴小莉共同打造的这样的情境评论，其实更多的是让中国人了解到美国式民主与救世主心态的双重标准。
这样的解释至少会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美国人的傲慢与无礼，甚至缺失基本的人道精神。但曹景行更清醒的地方在于他在香港这个自由港，得到的关于海外对于中国的整体理解与预期。他也更明白，身处内地，不能更多、更直接地看到国外媒体对于中国的评判的民众，如何不在这次的愤怒中失去自我，失去讨价还价的本钱。
他仅仅在第二天，就发出评判，认为这次的民间自发进行的游行属于“民气可用”。国人对美国可以说已到了忍无可忍。政府默许了民众表达自己的权利。曹先生提出，这对中国政府与民众的成熟是一次机会。政府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因为在国际交涉中，民意的支持显得非常重要。这次的游行至少从形式上，让国际间感到了一种中国人的真实的力量。《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在发给本社的报道中说:“看来中国人真的愤怒了。”
曹景行提醒，除了愤怒，我们的出发点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诉求点。中国除了要让北约为此事负责、道歉外，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本国的事务。如何达到我们国家的强大，这都是一次机会。实力的强弱，决定了一切国际游戏的规则。中国要在这一轮新游戏规则中胜出，就要用自己的实力去撰写这个规则。
曹景行的清醒对于许多收看这个台的观众显得格外重要。决策层、包括政府高官和更多的上街游行的学生，都把观看这个节目，当成了解信息的重要来源。任何不负责任的挑逗都可能会是一次爆发的导火索。当知道这个节目无意间扮演的角色时，曹先生觉得浑身沉重，有点后怕。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总会在相当的层面上成为潜移默化的导师。凤凰卫视连续两天的直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与官方的媒体相比，它显得更自由、更中立、更粗糙——现场学生声嘶力竭的呼喊，震荡人心的罕见场面，尖锐自由的评论，几乎可以指出方向的报道要点。凤凰高层刘长乐、崔强和王纪言在如潮的收视与来电中，感到压力。几乎每天，老板刘长乐都会守在电视前，观看他们直播，直到结束，然后立即与大家进行讨论，寻找第二天要讲述的要点。下意识中，凤凰卫视的高层选择了理性的论调，当然也是更为理智的处理方式。
如果说第一天只是应急的判断，亦或在不明就里中做出了明智的判断，那么第二天就是在一把火中扔进了盐，到处都是他们溅起的火花。到了第三天，他们已开始向着事件应当的走向前进，并且在快速地寻找出口。
5月10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胡肯定了学生游行的爱国热情，坚决支持符合法律的学生游行活动，但提出要防止不法分子进行破坏。政府考量的稳定问题的
担忧，悄然隐现。
曹景行再次邀请了邱立本先生与自己一起进行解读。曹感到这是一个新动向。这个动向表明通过胡锦涛代表国家讲话，表明了国家的态度，但同时也对正在展开的民众游行的热情，开始有所警觉。
冷静的邱立本先生提醒，胡锦涛在讲话中，其实已确定了中国政府希望解决此问题的解决方式。而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所有的一切动乱与外部局势均不能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大局。但他们仍然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邱立本直斥克林顿仍然没有正式道歉，同时批评布莱尔的 “误炸论”，认为其作为一个国家首脑“说话不像话”。最后他还提醒中国政府防止“克林顿们”利用外交手段，用入世做一个筹码，来交换这次误炸的结果。
曹先生则再次提醒，这个看似单一的事件，却把所有的人与国家都联系到了一起，在20世纪末的最后两年，可能成为影响到全球的一个走向问题。中美关系的好坏，将会影响到全球的问题。说到许多学生砸麦当劳并呼吁抵制美货时，他认为现在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力量，不能再以简单的抵制商家为目的，而是要把目标对准美国当局。
当天中国政府的立场强硬。江泽民与叶利钦通电话，俄罗斯表示支持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则在接受ABC采访时反问美国人:“你们一直在谈你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不问我在南斯拉夫受伤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情况，为什么不问你们在贝尔格莱德杀害中国人的行动？”李肇星说:“过去两天，每一分钟对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痛苦的，整个中国都因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而沉浸在悲伤之中，全国人民都很愤怒。”
不待李肇星讲完，ABC的唐纳森又急着追问在华美国人的安全。李肇星说:“你们从电视上已经看到中国武警如何努力保卫你们大使馆的安全。现在的事实是，这么多无辜的中国人在自己的使馆内被炸死炸伤，我们要求展开调查。”
《中国人今天说不》特别节目把李大使的访谈片段公开。吴小莉把方向转到了美国媒体的对于中国不公正的报道中来。她问曹先生:“我们的使馆被炸成这种样子，我们的记者死得那么惨，他们的电视画面上一点都没有，连死者的姓名都不报道，而对我们的学生的游行和那一点点过激行为却大肆渲染，煽动民众对中国的不满，这就是他们关心的人权？！”
这样的相互“运球”的过程，在吴小莉与曹景行随后的主持中，显得相当默契。吴小莉主持新闻以及提问的能力正合曹先生的胃口。一个好的评论员，需要一个好的提问者。
吴小莉回忆了他们工作方式的改变。“一个星期，每晚和中国各地守在美国驻华使领馆外的中国人一起呼吸，一起脉动。许多事，我们当晚谈，第二天网上、传真机上反馈不断，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在香港做电视像做广播，可与各地观众即时互动。”他们与节目组开始把题目引向深处，尽可能地集中讲述一个问题。这就需要他们在开播前，把当天发生的大事，总结出几个题目，进行预先的有目的的评述。
为使这些话题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甚至还在直播时，打上一行小标题。曹先生试图引导大家回到理性思考的方向上来。这是一种下意识的选择，事后曹先生反思自己做出这样的决断，在于自己的大陆经历以及在香港多年后对于中国局势思考的选择。
第一天与第二天，曹先生都是激愤的，甚至带有一定的鼓动性。但到了第三天，他就开始显得低调、理性。在事件到了最纷乱的时候，曹先生最先提出了“能说不，但我们不乱”的想法。
他警觉到失控的爱国热情可能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他疾呼学生用一种成熟的理念来支持政府，把爱国主义的东西变为真正有效的武器。他建议中国学生应回到国家富强的层面，因为国家富强才是这次展示爱国力量的根本目的。当然，在话题的讨论与走向上，老板刘长乐与台长王纪言每天都加入自己的想法，有相当多的点子与话题出自老板刘长乐的创意。他对于政治的敏感与事件走向的把握保证了话题的完整与引导性。这正是凤凰卫视连续七天的直播，显得与每天的形势丝丝相扣，但又能够指出方向，并把握要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曹景行与嘉宾们提出的一些建议，至今仍显出超前的预见性与准确性。如他认为，美国的霸权主义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游戏规则，值得中国进行研究。美国今后将仍然会信奉自己的这种现实主义与方式，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自己要改变的事情。事后的近五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证实了他的判断。
一位名叫洁克的观众来信说:“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发现你很固执，是那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固执。有时候像个孩子，不过也蛮可爱。”
曹先生珍藏着这封邮件，以及其他所有的观众来信。他认为这封信至少接近他所追求的基本的评论员气质。七天的节目下来，所有人都惊奇地发现，曹先生竟然在电视上有这样好的表达能力。
一个良好的表达能力与自我写作是两种层面。曹先生虽然写过专栏文章，做过著名的《亚洲周刊》的副总编辑，但一开始，他的屏幕能力并不能获得称许，如他的紧张，对于镜头本能的闪避，眼神的躲藏。但这七天，对他是一个真实的磨砺，他的思维与表情，几乎得到了快速的整合，这次特别的直播节目把他的时事评论员形象基本上立了起来。
某种程度上，这次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他在毫无防备中做出了最佳的表现。
七天的直播成就了曹景行评论员的权威
◎ 曹景行被媒体评为“中国时评第一人”
◎ “曹式评论”开创了中国一种新的电视媒体形式
所有的电视节目形式，都是组合拳与集体的表演。一个人的胜利其实总是与整个团队的力量密不可分。对于一个电视台来说，更是如此。
《中国人今天说不》直播到第四天时，老板刘长乐与节目组的创意者们判断，克林顿政府很可能要在15日前到中国大使馆进行道歉。这次直播已进行了将近四天，效果已远远超出一个电视节目的容量，各地反响巨大，成为收视一景。单一的新闻报道并不能对这个事件有一个整体的完成，他们的想象力已超过了这个节目本身。在克林顿道歉前，他们设想在火上放一点油，为这次活动增加点新的气质，完成一次媒体行为。他们决定举办一台晚会声援全国民众的抗议活动，以此来反映凤凰卫视作为一家华语媒体的价值观。
这个晚会再次体现了凤凰式创意的随机与大家气质。从这个创意到现场演唱会的实施，只有30个小时的时间。而对于老板刘长乐来说，这个时间已经足够。他对自己领导下的团队信心十足。两个小时都可以成就一档两小时的现场直播节目，足以说明他们也有能力在30 个小时内创造出这个奇迹。
这台晚会委托给了时任深圳影视基地总裁的周军先生制作，那时他刚加盟凤凰。这台晚会的创意实施充分展现了他的运作能力。上万人的观众，即时的华侨城超大舞台。还有上百名来自两岸三地不同地区的华语巨星。一切充满简单与可操作的气息，甚至像是拼凑起来的一个即时作品。但现场的愤怒与悲愤却是真实的。这个音乐会，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来自海内外相当多的人的关注。晚会汇聚了包括著名歌星田震、台湾歌手文章及重金属乐队“梦回唐朝”，还有腾格尔和臧天朔等巨星。用摇滚的形式来反战，在西方已成惯例，而在中国，则是首次。它是现场气氛惟一的发动机。眼泪、沉重的鼓声、对于美国的反讽和歌手们的悲情，仅这些元素，放在一起，就是一切成功与圆满的法则。
担任现场主持人的窦文涛忆起当初的情景时，说:“现场几乎乱成一锅粥。因为从来没有彩排过，也来不及彩排。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办。台长这时候出现了，他站在高处，说:所有的人都停下来。然后发表了他惯常的‘战前演讲’:灯光灵不灵、主持人说什么，到现在，我也还不知道。上了现场，声音推不上去，不要怕，镜头没有切过去，也不要怕。记住，你是现场惟一的主角，一定要控制现场。所有的人都记住了他说的那句话，‘我们一定会把活练好。’这个风格给大家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事实上，那台晚会，老板刘长乐端坐在台前，陪贵宾观看。台长手持对讲机，现场指挥，后台乱成一团，但前台干净有序，几乎看不出痕迹。现场的几个小时，几乎完美地直播出去。
这台晚会与凤凰卫视大容量的连续报道，完成了“一个媒体行为”。这一事件本身，几乎就是某种“行为艺术”的翻版。这就是凤凰卫视做时事与新闻的超人之处，果断而又超越所有人的意料，但主题只有一个，寻找到一切最佳的表达方式。
他们在短短的几天内的作为，使凤凰卫视成为当时事件中最重要的声音来源与评判源地。此后，克林顿赴中国大使馆道歉及赔偿事件走向暗淡与结束，都得到了完满的解读。据消息来源证实，美国驻北京与驻港相关方面呈送给美国的简报中，认为凤凰卫视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独特角色。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则夸张地证实“凤凰卫视在‘对美国说不’的情绪中，超过了所有的亚洲媒体。许多学生上街打着的标语上，所写的就是这个电视台的节目名字《中国人今天说不》。而他们用新闻、评述与晚会的形式，表达一个主题的做法，几乎是一个媒体所不可想象的一件事。但他们做到了，并且达到了控制舆论的可能。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影响了事件的进程，主宰了人们的情绪与思维。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创举与不可思议的事件”。
随着事件的渐次深入，许多人开始追看这档由吴小莉主持，曹先生做评论的节目。吴小莉的明星气质与机敏亲和同样成就了她。她在直播中，与邵云环的儿子曹磊联线时，眼含热泪、抑住悲情的形象，触动了无数收看节目的观众。小莉的FANS，追看节目，当然也使她与这档节目紧紧地联在了一起。相比之下，曹先生则是用自己的评论引起观众的注意。他对事件的新鲜看法与个性化表达，引起大陆民众相当的兴趣。他的观点往往很快就会决定人们的取向。甚至他一丝不乱的白发、凝重的表情、港人背景，包括他的50岁的履历，都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一些内地报刊在好奇地寻找关于曹景行的一切新闻，甚至他是前著名报人曹聚仁先生的后代，也被挖掘出来。他的大幅照片刊载在最有影响的国内报章上。谈论时事的人被当成明星，至少在国内，还不太现实。但内地媒体似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新的榜样。曹先生被观众自发地公认为时事专家，那时候他擅长的部分还没有显露出来。但这次演练，已让内地公众感到新鲜的力量，以及事实真相的切近是如此不同。
一部分观众因此追看他的节目，甚至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当然，这种收看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一位他的观众评价他:“每次听你的评论，或与一位本地出身，或来自台湾的评论人相比，我的感觉是你的态度要稍稍偏左一些。但你在校正立场，把握距离方面却很有分寸感，收放有度。但我最喜欢的是你个人角度评判的立场。”
曹先生感到电视超乎寻常的影响力。他惊叹上亿观众会在同时接受你的思想。电子媒体的快速与传播威力甚至令他不安。在这次“救场”中的临时表现，似乎让他发现了自己的表现力。因为那些“信件与观众的热情，让我感到了做这个节目的快乐”。
这台节目的成功，曹景行的评论至关重要。评论员替代了以往直播中的空档与缺陷，同时起到了领风气之先的作用。因为之前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从来没有评论员这一称谓，至于时事评论员，则几乎就是一个首创。
老板刘长乐在政界、商界的朋友，也在不同的场合，提到曹先生。刘长乐乐观地认为:曹先生从业务角度，开始走向成熟。这个成熟表现在，他正在通过这个连续的直播节目，褪去身上惯有的专栏作家的气质。屏幕上的真实表达能力与现场的控制力，思维与表情，提升到了一个高度，把自己的评论员的形象基本上树立起来了。
先声夺人是最可怕的一种创造，人们第一次看到的东西，将会成为评判今后事件的一个
标准。台长王纪言在进行这个节目的总结时，隐约感到，这样一个形式的创造，似乎还没有完，但延续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则好像在远方的迷雾中躲藏。他们觉得自己很快就会抓住那个想象中的创造。他们认为，到了适时为曹景行打造这样一档同类的节目的时候了。
这个即时性的想法，造就了一个新节目的诞生，甚至改变了中国电视评论业的形态。
重述一个这么遥远的节目，并且不遗巨细地说明当时的每个细节，只想说明凤凰卫视对于一个节目的起源与一个人的使用的过程。
简单实用，尖锐另类。
最重要的是能够创造风气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