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临对天主教、佛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使之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汤若望的优遇

福临亲政初期即认识了天主教耶稣会士汤若望。汤若望（1592 —1666），德国人。明万历末年到中国传教。他以通晓天文、历法、数学、机械等学，受到欢迎。入清后更受重视，多尔衮命其修历法、编“时宪历”，掌钦天监监印。顺治二年（1645）加太常寺少卿衔，成为正四品的清朝职官。福临亲政后，汤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当年即被封为通议大夫、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名 “通玄教师”，十二年授为通政使，十五年诰封光禄大夫，秩为正一品。这完全是福临重视信任的结果。最初，福临因母亲孝庄文皇后称汤若望为义父，而称其为 “玛法”，即汉语爷爷之意。在频频的接触中，福临深为汤若望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品德所折服。对各种知识都感兴趣而又好学的福临，向汤若望请教有关天文历算、社会人生等各种问题，他总是以获得新鲜的知识而感到惬意，并愈加尊敬汤若望。他下令汤若望见他时免除跪拜，并屡加厚赐。福临常常召汤若望至宫中，往往谈至深夜，最后“命四位或六位青年贵胄护送他到家”，并一再嘱咐其小心护送。福临还多次亲临汤若望住宅，“作较长之晤谈”，仅顺治十三、十四两年间就达二十四次。德国人在考察了当时的情况后说“皇帝亲到民宅，这是非常稀少的事件”。除此之外，这两年间福临“仅有一次出宫拜访一位皇叔于其府邸之中”。

汤若望在福临的心目中威信最高，福临对他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汤若望也确实在福临的政治生涯中发挥了不小的积极作用。福临有一种“火烈急暴”的脾气，易动肝火而不顾一切。作为封建帝王，有时“他略一暗示，就足够把进谏者的性命毁灭了”。当时朝中所有人对此都无能为力，而“唯独汤若望有胆量和威望，他不顾一切，敢向皇帝指示皇帝所应走的道路”。当时的汉大臣龚鼎孳评价汤若望说，他“睹时政之得失，必手书以密陈。于凡修身事天，展亲笃旧，恤兵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盘固人心，镞厉士气，随时匡建，知无不言。”这是说从生活到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向福临提出建议。而更有甚者“乃至猎阻相如，表抗韩愈，抵触忌讳，罔慑震霆，微闻拂耳，终谐纳牖。最后则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实在是贡献巨大。他曾向福临上三百余封奏帖，福临特“选择一批，藏皇帝个人文书库的另一格，在出宫游猎时，携带身边，以便阅读”。从魏特的《汤若望传》中，人们可知，顺治九年当五世达赖来朝时，谏阻福临出边往迎的，就有汤若望。那时他“特上一很长的谏书，并且又亲自向皇帝面奏”，而终于产生作用。还有一次，汤若望“听说有五位悉属汉人部中高级官吏，被判决发往满洲极边充军”，他“登时就去向皇上前替他们求恩”。结果又发生作用，五人“竟被赦免”。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张煌言海上抗清联军打进长江，攻到南京城下。当消息传至北京后，福临完全失去了镇静的态度，他初欲退走东北，经母亲斥责，继又宣称率兵亲征，随之暴怒起来，拔出宝剑砍碎御案，表示决不动摇，并在各个城门贴出布告。他不听任何劝阻，若果真如此，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引起极大恐慌。奶母前来劝阻，他也要劈砍。在此危急时刻，束手无策的“各亲王、各部臣和许多官吏，列为一长队，到若望馆中，迫切地请求他援助”。最后汤若望同同伴商计一下，写一封奏疏亲自递给福临，“登时皇帝底情调就转变过来”，于是罢出征之论。而福临在逝世前立三子玄烨为皇太子为帝位的继承人，也是采纳汤若望建议的结果。他提出玄烨已经出过天花，再不会被“这种可恐怖的病症”所伤害，当然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清初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最害怕天花这种病症）。这就是所谓“直陈万世之大计”的内容所在。后来福临由于完全被和尚所包围，才与汤若望有所疏远，但对其始终怀尊敬信任之情。

佛教的影响

福临是从顺治十四年开始接触和尚，并立即被其包围，成为佛教信徒的，这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生活道路。

这年深秋，福临驾幸南海子，在太监的怂恿下幸海会寺，见到了临济宗龙池派和尚憨璞性聪，与语甚觉投契，因对佛教产生了兴趣，遂于十月四日于南苑万善殿召见憨璞，以后又不断召见，详细询问佛教界的耆旧。他得悉龙池派内许多著名和尚的情形，心向往之。十五年九月，福临遣使赴江南湖州报恩寺召名僧玉林琇来京，玉林琇清高自持，多次辞谢不应召，使者不许，最后才于次年二月勉强入京面帝。福临尽管曾对玉林琇的怠慢耿耿于怀，但会面后对这位禅宗和尚却完全折服了。他当即封其为“大觉禅师”，并以禅门师长礼待玉林琇，自称弟子，请其起法名。玉林琇不敢起而再三推辞，福临不许，并“要用丑些的字眼”。玉林琇书十余字进览，福临自选“痴”字，下用龙池派中的“行”字，即法名行痴。于是福临又自号“痴道人”，以后钤章还有“尘隐道人”、“懒翁”、“太和主人”、“体元斋主人”等。从此，凡请玉林琇说戒或致信札，福临均称弟子某某。玉林琇住万善殿凡两个月，多蒙对问。他是一位谙通世故的和尚，“语不及古今政治得失、人物臧否，惟以第一义谛启沃圣心，“绝不接触实际，尽为谈禅谈玄，这与汤若望迥然不同。但这些却使这位日理万机已弄得疲惫不堪的年轻皇帝感到慰藉，于是福临对佛教的信仰愈加虔诚，盼识更多名僧之心亦愈加迫切。四月，玉林琇请求回还，福临赐黄衣、银印，遣官送归，并令使者召玉林琇弟子茆溪行森至京。就在封玉林琇的同时，福临又封憨璞聪为明觉禅师。由于憨璞聪的推荐，福临在玉林琇离京前一月即闰三月遣使往浙江宁波天童寺召龙池派另一位名僧木陈道忞进京。这年七月茆溪行森应召到京。福临是从玉林琇语录中发现茆溪行森偈语最好，特指名召来。福临在万善殿接见茆溪森，问答佛法过程中，福临不断地“点首称善”，而大慰平生。九月，木陈道忞携其弟子旅庵本月、山晓本皙等到京。

木陈忞的到来使福临对佛教的信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时龙池派中的许多名僧大都云集京师，除上述外，其中还有木陈忞弟子天岸本升、玉林琇弟子慧枢行地、骨岩行峰、木陈忞侄孙玄水超杲等。福临不时召见问对，在众多僧人的包围下，福临陶醉在佛家意境之中，木陈忞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能言善辩，词锋犀利，深得福临激赏、敬重，到京不久，便被封为弘觉禅师，受到优礼。他不时被福临召入内廷，福临对他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木陈忞不仅以高深的佛学造诣更以其特有的深厚文化功底，使福临倾倒。这是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天子与年过花甲的老和尚的忘年之交，但福临丝毫没有因年岁差距带来的思想交流的隔阂之感。木陈忞把谈诗谈艺谈禅融为一体，妙趣横生，福临最愿与之交谈，心情也最为舒畅。他与木陈忞接触中无所不谈，无拘无束，显示了这位青年天子的博学与多才多艺。

福临曾与木陈忞谈论古今词赋，他说：“词如楚骚，赋如司马相如，皆所谓开天辟地之文。至若宋臣苏轼前后赤壁赋，则又独出机杼，别成一调，尤为精妙。老和尚看这两篇前后孰优？”回答说：“非前篇之游神道妙，无由知后篇之寓意深长。前赋即后赋，难置优劣也。”福临说：“老和尚论得极当。”于是当即背诵一遍《前赤壁赋》，接着，福临又说：“晋朝无文字，惟陶潜归去来辞独佳。”说罢又背诵一遍。接着他背诵《离骚》。福临不仅熟知《西厢记》，还对木陈忞说：“西厢亦有南北调之不同。”可见，他对当时的文学作品还很有自己的见解。他对木陈忞评论《红拂记》说：“红拂词妙而道白不佳。……不合用四六词，反觉头巾气，使人听之生趣索然矣。”福临很了解也很关心当时文坛情形，他曾说江南的慎交社“可谓极盛，前状元孙承恩亦慎交社中人也”。他特别赏识当时的文学家尤侗，并多次向木陈忞询问尤侗情况。他称赞尤侗“极善作文字。”要人拿来尤侗的近作，“亲加批点”，“称才子者再”。他更要求取来 “全帙，置案头披阅”。他还将极富文彩的《讨蚤檄》一文展示给翰林院学士们说：“此奇文也。”他对尤侗所著的骚体赋“益读而善之。令梨园子弟播之管弦为宫中雅乐，以为清平调比之也”。福临很同情尤侗的遭遇，“叹其才高不第，屈居下僚，复为上官论斥”，并当木陈忞面表示准备“擢升”他。福临还欣赏当时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他问木陈忞说：“苏州有个金若采，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回答说：“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福临说：“正是其人。他曾批评西厢、水浒传，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木陈忞又说：“与明朝李贽同一派头耳。”

福临对木陈忞的书法十分欣赏，他说：“朕极喜老和尚书法。”这是惺惺惜惺惺。其实福临既擅长书法又善于绘画，且很有造诣。他书法学钟、王、颜、欧，“笔势飞动”，而“山水小幅，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真得宋元人三昧”。木陈忞的评价是“池临晋帖，画仿元人，莫不汲幽造玄，深臻大妙”。福临在“万几之余，游戏翰墨，时以奎藻颁赐部院大臣”。“每图大臣像以赐之，群服天纵之能。”仅《天童寺志》所载他赐给木陈忞等人的书法绘画藏于天童寺的，就达二十余卷轴。

木陈忞的子弟们均多才多艺，机锋敏捷。一日福临与木陈忞共同欣赏尤侗以《西厢记》情节所作的一篇制义文：《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福临看到兴致高昂之时忽然合起书卷来说：“请老和尚下。”木陈忞说：“不是山僧境界。”这时天岸升首座在席，福临便说：“天岸何如？”天岸升说：“不风流处也风流。”说得福临大笑。福临从禅宗和尚处找到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和尚们也以自己的思想影响着福临。上行下效，此时宫中众多的太监、宫女乃致嫔妃也纷纷奉佛。其中包括福临最宠爱的董妃和太监吴良辅。在僧徒的包围中，福临萌生了出家的念头，他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常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但木陈忞却不同意，并劝他“保持国土，保卫生民，不厌拖泥带水，行诸大悲大愿之行”，告诫他只有“现帝王身”才能“光扬法化”，请他“万勿萌生此念”。福临接受了。木陈忞在京八个月，于十七年五月告辞南还，福临非常留恋，请其留下弟子以早晚说话，木陈忞遂留旅庵月与山晓皙住持善果、隆安两寺。福临特书“敬佛”两个大字及绘山水、蒲桃画各一幅赐赠。十五日道忞离京南下。木陈忞离去后，福临念念不忘，当年又两次遣官专程探问。是冬他又亲自书赠唐诗人岑参诗一首，诗云：“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望依恋之情跃然纸上。木陈忞去后，七月福临再召玉林琇进京。福临已完全离不开和尚，和尚们一直影响着他的生活，直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