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事略
龚自珍，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 年8月22日），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他出身于一个仕宦的书香门第，祖父龚敬身为乾隆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知府、道员等官；父亲龚丽正为嘉庆进士，曾任知府、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等官，是乾嘉时著名训诂学家段玉裁的门生和女婿；母亲段驯，在当时也颇有文名，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从小受到经学和举业的熏陶，8岁便读《登科录》。
嘉庆七年（1802），11 岁的龚自珍随父亲来到京师，先师事建德贡生宋璠，次年又随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说文》，接受了严谨的训诂训练。14岁即考究古今官制，撰有“汉官损益”等文。16岁开始通读《四库全书提要》。他不满足于私塾之学，曾逃到附近的法源寺去读书。21岁时，龚自珍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未几，又随父往徽州任官，参加了《徽州府志》的编撰，负责修撰“人物志”，并创立“氏族表”，初步显示了才华。然而，他的科举仕途却坎坷不平，27岁考中举人，以后五次参加会试考选进士，都落榜不第。十几年中，他随父亲升迁调任，往来于直隶、江苏、安徽一带，出入官场，目睹吏治的黑暗腐败、贪污横行。这些人间不平事与他胸中积聚的怀才不遇悒郁心情屡屡撞击，进发出改革弊政的思想火花。
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攻入皇宫的巨变震惊了朝野，嘉庆皇帝也不得不下“罪己诏”，然而同时却把责任推在群臣身上，斥责他们寡廉薄德。龚自珍借此机会，撰成著名的《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这一时期，龚自珍诗文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龚自珍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揭露重于说理，感情重于理性。他需要更深刻的思想理论来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
嘉庆二十四年（1819），28 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今文经学本是西汉的一个儒家学派，他们以五经推测人间祸福，以微言大义解释统治权术，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诸经中尤重《春秋公羊传》。古文经学则相反，注重铨释词义、训诂名物，不问政事，在诸经中推崇《周礼》。自魏晋以降，今文经学一直无立足之地。然而到了清中后期，作为对乾嘉汉学埋头考据、脱离实际的一种挑战，今文经学开始复兴，首倡者为庄存与，刘逢禄是他的外孙和学生。龚自珍从刘逢禄讲述的今文经学那里找到以微言大义、托古改制的形式来阐发自己改革思想的理论根据，他兴奋地在诗中吟道：“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从此，他便以今文经学家的继承者自许，“但举大谊，不为巵词矣”。
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张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在京中，与龚自珍密切交往的好友，除了魏源等常州学派的师友外，还有不少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如姚莹、汤鹏、张际亮、黄爵滋、包世臣等。他们常常在诗酒酬唱、赏花观月的聚会中抒发自己救时补弊的情怀。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湖广总督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龚自珍极表支持，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建议严惩烟贩，积极备战，并表示愿随同南下，共事禁烟。
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离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50岁。
政治思想
龚自珍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文学诸方面，都起到了振聋发聩、开一代风气的作用，其中尤以他猛烈批判封建黑暗、鞭挞混浊士林风气的政治思想最为激奋。
嘉庆、道光年间，虽已内尽隳坏，但官僚地主、士子文人却还沉醉在“盛世”的迷梦之中，文恬武嬉，歌舞升平。龚自珍以锋利的笔触，挑破了欺人外皮，无情地挤压着内中的污秽。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指出，嘉庆以来国势陵夷，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了：
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
然而，在这样危翳四伏的社会里，高踞于统治阶级庙堂之上的又是些什么人物呢？久居官场、出入士林的龚自珍看得很清楚：京师和地方到处充塞着昏庸卑劣之徒，他们只知道升官发财、封妻荫子。这些丑类互相勾结，盘根错节，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恶势力。在他们控制下，“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豺狼当道，正气不伸，鸦雀无声，黑暗凄凉的景象。龚自珍还指出，另一个使人才被压抑、摧残的原因是官场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和专重八股的科举制度。朝廷取士全看代圣贤立言、脱离实际的八股时文，因为内容空疏无以见高下，便用楷法工整作标准。一个有幸得中的士子又面临着以岁月的累积决定升迁的漫漫之路。自庶吉士至尚书，大约需30至35年，至大学士又需要10年，这时身膺重任的一品宰辅“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疲矣”，“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就像官府门口的石狮子，徒有其形，相向而坐。为了表示愤慨，龚自珍毅然将自己耗尽“华年心力”的2000篇八股文付之一炬。他尖刻地嘲笑，“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在这样的恶势力和制度的束缚下，整个社会各阶层都在倒退，思想窒息，人才枯竭。以至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地步。目睹这种衰世颓败现象，龚自珍晚年悲愤地呼出自己的心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大胆地预言，一场大的动乱为期不远了。果然，在他去世的前后几年，鸦片战争的战火和太平天国的风雷便无情地冲击着这个衰朽的皇朝。
在龚自珍的政治思想中，闪耀着特异光辉的是：揭露、批判腐败现象的矛头已经触及到了君主专制制度。他斥责封建帝王为了树立自己“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淫威，“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在这种威胁利诱之下，士大夫养成阿谀奉承的习气，“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因此，政事日坏，人才日鲜，也就是必然的了。龚自珍的揭露，实际上已把社会黑暗的根源归结于封建君主专制。尽管他的认识还不具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要求和意义，但他这种大胆淋漓的揭露，对后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每每有启迪作用。
龚自珍是一定时代和社会阶级的代表人物，时代和历史的进程，向中国封建社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作为这种时代社会要求的反映，龚自珍在揭露和抨击衰世弊政和士林风气的同时，还提出了救时补弊的改革主张，他大声疾呼，“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奈之何不思更法？”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淘汰冗员，将八股改为策试，加强大臣的权力，兴修水利等等。但是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他突破封建制度的门槛和地主阶级的局限，只好把这一切寄托在希望出现的圣君身上，劝说皇帝自动改革。由于他的企求仍建立在补救旧制度之上，因而其改革思想较之对旧制度的揭露和鞭挞颇为逊色，一系列具体主张也不外乎前人早已唱过的老调。
面对“外夷”强陵的时势，龚自珍产生了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和林则徐、黄爵滋一起主张严禁鸦片；建议林则徐赴广东禁烟，“火器宜讲求”，“多带巧匠”，“修整军器”。并申明这场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正义性质：“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而不是畏缩颟顸之流诬蔑的“开边衅”。龚自珍对鸦片战争的发展态势很有预见，据记载，直隶总督上奏请裁撤天津水师，“谓无所用，岁计费且数十万，上可其奏”。龚自珍闻知，急上书万言，“言不可撤状”，但不为所用。两年后，英国军舰果然北上攻打天津，“人始服其先识”。龚自珍对西北边疆也十分关注，曾协助历史地理学家程同文、徐松修撰《会典》“理藩院”一门，在研究西北山川地理、部落源流的基础上，较早地提出在新疆设省，开垦移民，防止外国殖民者入侵。龚自珍的早逝，使他的抵御外侮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内容中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学术思想
龚自珍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利用了“今文经学”这个旧的形式，使之与“经世致用”相结合，成为他关心国计民生，批评时政、改革社会的武器。
龚自珍并非清代今文经学兴起的首倡者，他之前已有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几代学人。庄存与生活在封建危势渐露的清中期，再度提倡汉代应变的公羊思想，企图以此调整旧的社会秩序，但他主要还是一个经学大师，与现实政治尚保持一定距离。刘逢禄虽然强调何休的“微言大义”，使公羊学逐步和实际相结合，由此可能引申出改制变革的新意，但他们都未脱出汉代以来今古文经学传统斗争的窠臼。龚自珍自幼吮吸的是清代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汉学浓郁空气，但面临腐朽颓败的社会现实，他对社会的认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从而对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封建末世的社会危机感和挽救这种危机的责任感，使他毅然离弃和抨击脱离现实的考据汉学和宋明理学，“言生平恶《周礼》”，指斥“著书只为稻粱谋”，“至竟虫鱼了一生”的迂腐学风。他认为，道和学、治，本是一体。得天下者为王，佐王者为宰、卿大夫，交租税者为民，民之有识者为士。王、宰、卿大夫与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这种把经学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认识，在清代今文经学中是一个新的发展。同时，龚自珍对汉代以来旧的今文经学也进行了改造和批判。
龚自珍十分强调人的作用，他批判董仲舒“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的公羊学天人感应论，指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而人也是“自造”，“非圣造，非天地造”。极力主张破除对自然现象的迷信和神秘观念，反对用今文经学对人间灾异作穿凿附会解释：“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建议根据钦天监中历来彗星运行的记录档案，研究其规律，撰成一书，“可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矣”。他打破了由来已久的今古文经学森严门户的拘束，吸收了“六经皆史”观点，认为《易》、《书》、《春秋》等，都是“卜筮”、“记言”、“记功”之史，从而将今文学家眼中涂有神秘色彩的诸经，还原为社会历史的记载。龚自珍虽然以服膺今文经学相标榜，但实际上他与汉代董仲舒诸人已相去甚远，既不主张寻章摘句、考据训诂的汉学，也不主张以谶纬迷信附会臆说的公羊学，而是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去阐发经世致用思想。在这个宗旨下，他又提出了朴素的辩证思想。
龚自珍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制度和朝代一样，都是新旧更替，不断变革的，已经陈旧过时了的制度、政令如果不自行改革，就必然被新势力强制改革所代。他引申了公羊三世说的“据乱世—— 升平世——太平世”，把社会历史解释为“治世——乱世——衰世”三阶段。从经世致用思想出发，他明确指出，当时的社会是“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必须对种种丑恶黑暗的现象和制度予以揭露和改革。但是，究竟怎样改革，他却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尽管龚自珍是那个时代、那个营垒的佼佼者，但他毕竟要维护封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立场的限制，就使他的辩证思想仍然跳不出封闭的循环的圈子。他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只承认现象的变异而否认质的变化，因此事物最终还要回复到原始的状态。这种认识反映在政治态度上，即是一方面对腐败现象嫉恶如仇，一方面又主张“风气之变必以渐也”。在抨击腐恶、开通风气斗争中表现为勇敢的猛士，在传统儒学和封建根本伦常面前却表现得迷惘和怯懦。这样，笃信今文经学的龚自珍，晚年又“犹好西方（佛教）之书”，校雠佛经，撰《龙藏考证》等。这种矛盾交织的现象，说明他在经世致用、开辟新路的挫折中，“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只好向域外去寻求一些精神安慰和解脱了。
经济思想
龚自珍的经济思想，是其政治思想在经世致用过程中，思索衰世之源和寻觅救世之方的反映。
他看到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严重贫富不均现象，揭露了清统治者对人民血汗的无止境榨取，谴责开捐例、加赋、加盐价等政策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痛斥官僚大吏只知以苛捐杂税中饱私囊，致使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农村经济严重破坏，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透过种种社会经济凋敝现象，龚自珍力图从社会财富分配方面去寻找动乱之由。他在《平均篇》中指出：“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这里，他能够觉察到封建社会的兴衰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平均，并且觉察到由于分配不均而形成的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力图从经济根源上寻找皇朝治乱和新旧更替的原因，这无疑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他对造成严重贫富不均现象的进一步分析，则陷入了主观意识决定论，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人心亡，世俗坏”，因而官吏贪污无忌，商人“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不可能揭示封建制度的本质。所以，龚自珍头脑中的经济改革主张只是调整贫富悬殊的较大差别，保持“小不相齐”，防止“大不相齐”，即“富贵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统治阶级按其等级地位，应该占有较多的财富；“贫贱，天所以限农亩小人”，被统治阶级居于贫贱也是合理的，企图用调和的办法去缓和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具体到土地分配上，他在《农宗》一文中提出以西周宗法制度来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办法，将宗法组织中的成员分为“大宗、小宗、群系、闲民”4个等级，按此进行土地多寡的分配。这种以复古的办法来解决农民丧失土地、沦为流民的现实，显然是虚幻的。龚自珍一方面对土地兼并的积弊强烈不满，一方面又苦于公羊学的空洞，在古代经书中既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典章制度，在自己头脑中又设计不出重新规划社会秩序的有效方案，于是也像以前的今文经学家一样，只好从古文经《周礼》中向回归上三代社会那里去寻找出路。然而这是一条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不通之路。
任何先进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尽管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但到了龚自珍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仍然有了某些发展。晚年的龚自珍，也由早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向较为重视商品经济转化。他改变了商人是破坏社会经济因素的看法，提倡发展蚕桑木棉等商品原料生产，主张“且仿齐梁铸饼金”来抵制外国银元，并建议林则徐在抵御外侮的同时，发展有限的“互市”。当然，在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受到外来冲击之前，龚自珍的经济思想内容是比较浮浅的，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也是出于直观的现实感受。他的建立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原则下的平均思想，其积极意义在于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制度造成的“贫者日相倾，富者日愈壅”的社会现象，并从经济上寻找社会危机的原因，向统治者发出了“丧天下”的严厉警告。
文学成就
龚自珍的文学成就，如同其政治思想是鸦片战争前夕这个变革时期的产物一样，也以新的内容和风格在封建末世独放异彩。
他写成于南归旅途中的《己亥杂诗》，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总结了几十年来师友交游、仕宦沉浮、著书倡说的经历，也是对沿途所见社会凋敝、民不聊生景况所发的感慨。他的诗有意境清新、词语瑰丽、高言快语的特点，不过使他的许多诗作不胫而走，备受推崇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它对社会腐恶现实的无情鞭挞，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激赏。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护阿芙蓉。
这些慷慨、悲愤、掷地有声的炼句，深深地打动了迷惘而又不甘沉溺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意绪，喊出了久被压抑的人们的心底之声，因而使他的诗歌从清代诗坛王士祯“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里说”等专重形式的樊笼中冲跃出来，被后世誉为“三百年间第一流”。龚自珍的诗歌在艺术和思想、形式和内容的融合上，展示了一个新的境界，成为晚清现实主义诗歌的开创者。
龚自珍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他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文学等方面都反映出了对当时人间痼疾的强烈不满和深沉忧虑。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的抱负，促使他以开通风气、扭转颓世为己任，然而，重重的羁绊，黑暗的闸门，又使得他徒有雄心，无所用事；阶级的局限和传统思想的缠绕，更使得他实际上提不出改革时弊的有效办法。这种有志救国、无力回天的苦恼和四处碰壁仍奋击不止的生活实践，用他自吟的两句诗概括就是：“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一事平生无■帱龁，但开风气不为师”。还没有等到鸦片战争结束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位近代改革的先驱者就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