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朝廷鼓励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繁荣。北方地区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西交流，则主要活跃于11世纪以前。有关中外交流的遗迹遗物时有发现，它们主要分布在上述丝绸之路沿线。

泉州港宋代海船

在福建泉州南门外和法石、后渚等地，常发现有古船的桅杆、船索、船板、船钉以及石砌建筑基址和石塔等物，结合附近的大量石刻资料，可以确定这是一处宋代海港遗址。1973 年发现于泉州湾后渚港的沉船，出土时仅存底部，上部结构已损毁无存，残长24.2米、残宽7.15米，海船为尖底，头尖尾方，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状。底有龙骨，由两段松木料接合而成，全长17.65米。连接龙骨的艏柱用樟木制成，长约4.5米。船板用柳杉制成，舷侧板为三重木板结构，总厚度为18厘米。船板相接处大多采用榫合的方法，缝隙塞以麻丝、竹茹和桐油灰，再以铁钉钉合。船体用12道隔板，隔成13个互不渗水的船舱，最深的舱达1.98米，最浅的为1.5米。船上还有为了竖立前桅杆和中桅杆的底座，以及尾部为设置船舵的洞孔。此外，船中还出土有一些构件和附属工具如绞盘、船浆等。有人据出土木船进行复原研究，认为船的排水量为370吨左右。船中所载的货物有湿重达2350千克的香料木，还有航行人员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陶瓷器和竹木藤器等，并有宋代货币504枚。又有上系细绳的木签牌96件，原来当系在货物上。泉州海船结构坚固、稳定性好，适宜远洋航行，是研究当时航海技术及对外贸易的重要实物资料。

1982年泉州法石出土的南宋古船，由于船体前、中部为建筑物所压，未能全面揭露，只清理出古船后部的4个舱位，出土了一些船舶物件和其他遗物。这是一艘底部装有松木龙骨的尖底船，底板用单层松木，舱隔板用杂木，与上述后渚古船相比，船体造型、结构、工艺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色，在古船上发现了大片系有绳索的竹编，从其厚度和折叠状况看，当是竹帆的残存（而不是用于遮盖的竹篷）。文献中提到船帆时常将帆、席并举，法石宋船证明了这一点。竹帆的发现，补充了文献的不足。

泉州宗教石刻

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外来宗教也十分活跃。广州、泉州、扬州等开放港口都遗存有不少宗教石刻，尤以泉州大量各种文字的碑刻最为著名。

泉州伊斯兰石刻主要有墓碑、墓顶石和石墓，以及礼拜寺内壁龛石刻等。墓碑发现较多，有两种形制，一是竖直的长方形碑，顶部多作双重弧曲的尖拱状，除碑文外多无雕饰。碑文多为阴刻的阿拉伯文，少数在碑阴刻有汉文。另一种碑体作横长方形，上下缘刻纹饰带，碑体下有莲座。石墓一般用整石雕成，平面呈长方形，下设须弥座式基座，其上依层内收，呈阶梯状，常多达5层，最上一层为尖拱状顶，前端雕云月图案，顶下一层侧面为阴刻阿拉伯文。

古基督教石刻有墓碑和墓顶石两种，墓碑形同阿拉伯文墓碑，上刻叙利亚文，并多在碑额处刻云朵或莲花承托的十字架，有的在十字架两侧还雕有带翼天使。墓顶石多尖拱状，浮雕有莲花承托的十字架。

现存的印度教石刻主要附属于建筑物的石雕，最著名的是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檐石柱上的浮雕图像，其中有不少题材取自印度教的神像和传说。

泉州九日山上的祈风石刻，是自北宋末至南宋末150余年间，举行海舶祈风典礼的铭记，是海外贸易发达的明证。从石刻中的官职题名中可以看出，当时宋朝廷在这里设置了庞大的管理机构，抽收关税，直接干预海外贸易。

伊斯兰玻璃器

这一时期的外来玻璃器，数量较多，主要是产于西亚的伊斯兰玻璃器。伊斯兰玻璃器继承了罗马和萨珊玻璃器的传统，到9世纪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代表作品如内蒙古辽代陈国公主墓、辽宁朝阳姑营子耿延毅墓（1020）、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朝阳北塔等辽墓和塔基中出土的部分玻璃器，还有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直壁玻璃杯和安徽无为北宋塔基（1036）、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基（1043）出土的刻花玻璃瓶，它们多是伊斯兰玻璃手工业兴盛时期较典型的产品。这些器物大都十分精美，保存完好，年代下限清楚，与世界各国的伊斯兰玻璃器藏品相比，更具研究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及伊斯兰玻璃工艺东传的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7 件伊斯兰玻璃制品，包括2件带把杯、1件刻花瓶、1件乳钉纹瓶、l件乳钉纹盘和2件高颈瓶，其造型装饰常见于伊斯兰玻璃制品中。静志寺塔基、无为塔基、瑞安塔基及蓟县独乐寺白塔出土的伊斯兰刻花玻璃瓶，与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出土的10世纪的刻花玻璃水瓶相似。辽宁朝阳耿延毅墓出土的把上带有翘首的绿色把杯的造型，更具有伊斯兰玻璃器的特征。这些玻璃器均属钠钙玻璃，质量较高。

从已发现的地点来看，这一时期伊斯兰玻璃器输入中国大约有两条路线，静志寺塔基、独乐寺白塔、陈国公主墓、耿延毅墓等出土者是从陆路输入的；安徽无为和浙江瑞安塔基出土者则应是从海路输入的。西方玻璃器在辽地成批出土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北方通往中亚、西亚的交通路线仍然繁荣。由于这些器物上可见到8至11世纪埃及、叙利亚、伊朗等地区玻璃器的特征，而且时代下限明确，因而是研究西方玻璃器及中西文化关系的重要实物证据。从这些器皿中，可以了解到外来玻璃器制造中贴丝、贴花、釉彩、刻纹、刻花、模印、印压和描金等诸多工艺，有的堪称稀世绝品。如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乳钉纹玻璃盘，腹壁所饰一周28枚小四棱锥状乳钉，系采用砂轮手工打磨而成，盘壁、圈足也经过砂轮打磨，器壁又经抛光处理。其装饰特征在西方萨珊、拜占庭玻璃制品中曾有发现，而其器形则为国内外所罕见。

宋代外销瓷器

这一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瓷器成为当时数量最大的外贸产品，因而由当时的四大港口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通向海外的海上航线已被习称为“陶瓷之路”。为了适应当时海外贸易的需要，沿海各地如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窑业蓬勃兴起，不少新兴窑场专门生产外销瓷器，国内出土很少，而在海外却有大量发现，如广州的西村窑产品。

自从瓷器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外销货物，广州便是主要的瓷器输出港，宋代著名的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等产品多是从这里输出的。广州外销瓷器的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等地。

泉州也是当时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涨海声中万国商”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瓷器外销的盛况。从这里输出的景德镇的青白瓷、浙江的龙泉青瓷，以及以德化窑、建窑为代表的当地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据宋人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当时泉州输出的瓷器远销24个地方。

根据国外陶瓷考古发现，宋代瓷器在亚洲的日本、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非洲的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甚至远到津巴布韦都有不等数量出土，其中尤以日本、菲律宾发现最多。

日本许多地方发现了宋代外销瓷器，最主要的出土地点集中在历代旧港博多及其附近、京都和内海旧港福冈。宋代瓷器不仅在非常特殊的遗址中出土，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城址、寺庙和神龛遗址、墓葬甚至乡村遗址中也常有发现。绝大多数出土标本属于北宋后期到南宋时期。出土瓷器以青白瓷、青瓷为主，此外还有黑釉、褐釉及低温绿釉三彩等。

东南亚地区出土的宋代瓷器更是不计其数，菲律宾出土的主要为龙泉窑青瓷，泉州、德化窑刻花青白瓷以及建窑黑瓷等；马来西亚出土者多为福建德化、泉州，广东潮安，广州西村窑的青白瓷，福建、浙江地区生产的青瓷、黑瓷以及磁州窑刻花瓷器。

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出土有很多中国瓷器，其中宋代瓷器以龙泉青瓷为主。

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是一处陶瓷地下博物馆，中国瓷器数以万计，其中宋代的有龙泉窑青瓷，福建、广东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德化窑白瓷及定窑系白瓷等。非洲其他各地出土的宋代瓷器，也以龙泉、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产品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