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同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从此全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的政治格局。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总格局可以这样概括，即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种政权。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经过一年多的剧烈变化，这种总格局于1938年底形成。直到日本战败投降，这个格局才消失。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内部的演变，是在这个总格局中进行的。
一个战争
所谓一个战争，就是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它制约着各种政治力量的政策和行动。战争的胜败决定国家的前途。它是观察当时中国问题的总前提。
在论述史实之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需要先作些说明。
为什么提出一个战争这样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史上，对这样一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这样说：“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的时候起，国民党在长时期内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它的军事优势，长驱直入，占领了半个中国。在日本侵略者大肆进攻和全国人民抗日**的面前，国民党被迫参加了抗战，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抗日战争的重担，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身上。”“为什么一个弱国能够最后战胜强国呢？为什么看来似乎弱小的军队能够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实行了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
有人这样说：“武汉失守之后日寇与蒋介石的作战重心同时指向共产党。”“自从武汉失守之后，蒋日之间，已经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斗。那时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文件称：‘剿匪的重心必须指向共产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成为主要的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抗日的主力，日寇集中攻击的目标就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由消极应战的政策转移到观战与求和的政策，因此，重点也就由对外转移到对内，由联共的政策转移到‘防共’、反共的政策。”
有人这样说：“抗日战争八年，国共合作八年，也是蒋家王朝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的八年。”
大陆上的政治人物和历史学家作这类论述的人非常多，不必再举了。
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著作，则往往从相反的方面提出同样的问题，例如有人这样说：“共军改编后，即蓄意扩充实力，避免作战，不打敌人，专事袭击友军，据统帅部的统计，共军第十八集团军自29年11月至30年10月止，在一年之内，因袭击友军引起之战斗次数，即达395次之多。”“真正的抗日战争，一共是十四年，这十四年中，我们的国力、人力、经济资源，损失得非常重大，但是最使人愤慨的，我们中国的内奸和叛徒——中共，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国家，破坏我们的政府……”
上面摘录的材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否认了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包括各民族、各阶级、各政治派别（只有少数汉奸亲日派除外）共同进行的战争。仔细分析起来，那些资料中含有的对抗日战争的看法，有以下几种：
1.半个战争论。此论认为当时中国只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抗战。此论又分两种：
第一，一派观点认为：抗日战争完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至少在八年抗战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如此。“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我们党（指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这个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就是说，进行抗日战争的只有占中国少部分地区的解放区战场，而统治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在武汉失守之后， “蒋日之间，已经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斗”。这是一种半个战争论。
第二，另一派观点认为：八路军、新四军“避免作战，不打敌人”。甚至无根据地恶意中伤，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进行抗日战争的只有国民党。这是另一种半个战争论。
2.两个战争论。上面两种不同的意见各自承认自己在抗战。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那么中国就存在着两个战争了。此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着两个战争，一个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抗日战争，一个是中国国民党进行的抗日战争，各自打各自的。两个战争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和战略配合。这样中国也就不存在一个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了。
3.三个战争论。两个战争论认为，一个是共产党进行的抗日战争，一个是国民党进行的抗日战争；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再加上一个国共之间的战争。这第三个战争如有的书上所说：“抗日战争八年，国共合作八年，也是蒋家王朝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的八年。”这样抗日战争期间就存在着三个战争了。
上述各种意见认为：1937 年至1945年间，中国不存在一个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抗日战争，而是存在着半个战争、两个战争或三个战争。我们当然不是说抗日战争期间不存在两个战场（这一点下面就要说到）及其对立，甚至发生过武装冲突（如皖南事变）；也不是说国共之间没有原则分歧和斗争；也不是说蒋介石集团没有与日本谋和和反共活动，但不能说得过分，违背史实。
只有一个战争的论点是正确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里说的中日战争是“中国” 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不是哪一部分中国人同日本的战争。又说：“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这里说的都是全体中国人。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说过：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军队，不同国内民族之一个最广大团体”。朱德也说过：“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分阶级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一致奋起，义无反顾，与日寇做生死的决斗。”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这在那时是一种普遍的看法，许多报刊书籍大量宣传这种看法，例如当时广泛发行的《救亡手册》就这样说：“在民族危机高于一切，亡国奴的威胁要降临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时，不仅是广大的工农大众，就连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军阀也发生了他们的存亡问题，而逐渐改变他们犹疑畏缩的态度，走到救亡阵线中来。”“不分阶级、党派、信仰，也不分上层下层，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最凶恶的死敌，这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
在一个整体的抗日战争大前提下，中国各阶层的人们最广泛地动员了起来，形成了规模空前的抗日运动和抗日战争。这样在抗日战争的敌我力量对比上，“敌小我大”更加突出，“敌强我弱”则被大大减弱。
这个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存在了。
抗日战争是全国一致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它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全体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它表明了中国格局的整体性，它以我为主包括了战争双方，整体制约局部。在抗日战争期间，各种政治纷争都受它的制约。尽管国共之间的斗争很尖锐，但都没有超出这个整体所制约的范围。它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表现形态。这个“一个战争”最大限度地动员了集中了全中国的抗战力量，这个事实是中国胜利、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
两个战场
抗日战争期间存在着两个战场，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大特点之一。抗战期间之所以存在着两个战场，是由于解放区战场的存在。它的存在是决定因素。
解放区战场的存在、两个战场的存在，是1927 年以来，中国政治军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延续和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这是三四十年代具有中国特点的进步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增加了抗战期间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是我们考察抗战时期中国格局的重大因素，它也极大地影响了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局和中国前途。
解放区战场的形成，也就是两个战场的出现，过程如下：
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8 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军部下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3个师。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红军改编命令，随即出发开赴前线。1937年10月，南方八省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2月军部在汉口成立，随即赴前线作战。
1937年10月下旬，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察南、冀西、五台等地区展开。11月7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1938年1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4月建立了冀中军区，广泛开展平原地区的游击战。同年夏开辟了冀东游击区。
1937年9月下旬，一二○师进入晋西北地区，1938年初，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9月初，一二○师一部进入大青山地区，随后开辟了绥中、绥南、绥西3个游击区。
1937年11月，一二九师主力一部在晋冀边区开展游击战。4月下旬成立了晋冀豫军区。与此同时，一二九师一部和一一五师一部挺进冀南，8月成立冀南行政公署。晋冀豫部队还向豫北、冀西、晋南发展，开展游击战。
在山东，1938年12月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军。同月一一五师一部开赴山东，加强了该地的游击战。
新四军组建以后，第一、二支队进入苏南开展游击战，到1938年12月底初步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第三支队进入皖南抗日前线。第四支队进入皖东，以藕塘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
在日军战略进攻、国民党军战略退却阶段，从1937 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000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000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000多人，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末，敌后解放区战场已经形成。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就存在着两个战场。
两个战场的存在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两个战场的战略地位不同。国民党军处在日军战略进攻的正面，负责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日军的后面或侧面，负责敌后战场的作战。解放区战场是独立存在的。国民党军在敌后也有游击军，但起的作用不大。
第二，两个战场是各自独立的。解放区战场形成后，两个战场在战略上互相配合，战役上的配合也是有的。两个战场的敌人是一个，作战目的相同。两个战场的命运息息相关，但主要是各自与日军作战，各有各的作战区域，总的说是一个战争的两个部分。
第三，两个战场实行不同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军作战，主要是正规战、阵地战，为此而制定了一套作战原则和战术。八路军、新四军则以游击战为主，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由此而产生一套作战原则和战术。国民党军事当局未尝不想扩大敌后的游击战，但由于它的军队的反人民性质，而未能长久坚持。
第四，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随国共关系的恶化而加大。国共两党关系恶化以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供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由解放区政府筹集和仰赖人民直接供给。这一方面增加了解放区战场的困难，但另一方面更增加了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战场。二者存在着矛盾与斗争，有时斗争很尖锐，发生过华北的武装冲突和皖南事变。但在整个抗战时期，中日矛盾是决定一切的。两个战场虽有冲突，但未完全决裂。二者的配合是主要的。从整体上和抗战全过程来看，中国是进行着一个全民族的战争，而不是同时存在一个外战，一个内战。过分夸大二者的对立是不正确的。
两个战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难免要消耗一部分中国军队打日军的战斗力；但主要地是由于两个战场的存在而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形态。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种特殊的战争形态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解放区战场的存在。由于这种情况就使敌我之间，作战的内线外线不分明，出现了几重包围与反包围。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非常困难，不论前方或后方都处于中国军队的攻击之下和困扰之中，日夜疲于奔命。这是日军失败的重大因素之一。这种犬牙交错的包围与反包围的战争形态，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大优点，是中国胜利的一个重大军事因素。
三种政权
抗战时期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沦陷区政权。
中国领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在七七事变以前已经出现了。1927年以后，中共在南方各省建立了若干小块苏区政权，到“七七”以前只剩下了一块陕甘宁苏区，面积不大。1932年3月9日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它的范围是相当大的。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之下。
在1932年“满洲国”建立之后，虽然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个政权，但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因而还不需要从三种政权并存的角度去观察中国的总形势和总格局。三种政权鼎立的格局是七七事变以后形成的。
1.沦陷区政权。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并且是重要地区，在这些地区相继建立了伪政权。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
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
1938年7月1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归绥成立。
1939年9月1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
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伪政权的统治区域到1938年冬就基本上定下来了，伪政权的权力机关也建立起来了，以后的变化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变化。
1940年以后，伪政权名义上有三个，一个是南京汪伪政权，华北伪政权在汪伪政权建立后名义上归属汪伪政权，实际上汪伪政权是管不着的。二是“满洲国”。三是伪蒙疆政府。三个政权名称虽异，但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性质是一样的。多个傀儡政权并存是日本“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它们统治的地区都是日本的殖民地。
沦陷区政权的日本统治性质、傀儡性质、殖民地性质，在那些伪政权伪组织发布的文件中说得非常清楚。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宣言”声称，该政府的成立“旨在恢复民主国家，湔涤污秽党治，同时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方道义，辑睦世界友邦”。1937 年12月24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新民会”，该会成立时发布《新民会大纲》五条，它们是：“一、护持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二、开发产业以安民生；三、发扬东方之文化道德；四、于剿共灭党旗帜之下参加反共战线；五、促进友邻缔盟之实现以供献人类之和平。”南京“维新政府”于成立时发表宣言说：它的“唯一使命，即使领土主权恢复战前状态，与邻邦折冲樽俎，以期敦睦，使国民脱离兵燹之苦、同种息阋墙之争”。
如果说那些宣言大纲只规定了一些原则，并羼杂着冠冕堂皇的言词，那么一些阐释性的文章就更为露骨了。例如《新民会大纲说明》中这样说：“人民呻吟暴政之下，十年之久，欲推翻之而苦压于暴力不能得伸。今也友邦举兵西来，在友邦则谓为吊民伐罪，在吾辈民众观之，勿宁谓为友军代吾人而举政治革命之义帜。故七月七日夜卢沟桥之事变，与法国大革命，七月十四日黎明攻下巴士提尔之性质略同，不啻中国人民对党府革命之开始也。人民虽痛恨党府，如不藉友军之助，实无自行革命之实力。今友军西来甫及半年，华北华中相继肃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政府联合委员会先后成立于北京，五色国旗飘扬于各地，民国由此苏生，民意由斯得伸，是以民国新政权，虽由于友邦之协助，亦合于人民之期望，谓为友邦膺惩党府之成功也可，谓为吾辈政治革命之成功也亦可，即谓之为友军将党人窃据之民国复取而还之吾辈人民亦无不可。此一般民众所不可不深切认识之事实也。新政府既成立于此种形势与意义之下，其必能体友邦之善意，依人民之期望，以树立其建国之新猷，可断言也。其必本诸东方之文化，王道之正轨，力图振奋，痛除积弊，刷新庶政，与民更始，亦可预卜也。是以吾辈人民于党府十年暴政之后，今乃得于新政权下而见光明之来临，诚有拨云雾而见天日之感，此一般民众所以应竭诚拥护新政权也。”“今日渝汉之党政府，其躯壳虽为国民党，其灵魂则已变为共产党矣。是以吾辈民众，尤须认清，剿共即须灭党，灭党即须剿共。吾亲爱之民众乎，如欲免除赤祸，复兴中国，其速加入反共战线，而负起神圣之使命来。”“亲人善邻，古有明训，唇亡齿寒，势所必至。日本吾国之仁邻也，吾国唇齿之邦也，党府竟忘亲善之义，而昧唇齿之势，岂不谬哉。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同教，同立国于亚洲之东，相距不过一衣带水之隔，此天然应互相提携之兄弟邦也。”这里伪政权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
2.解放区政权。
七七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抗战，到1938年冬已经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解放区，建立了新的政权。这些地区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
各个解放区政权，在名义上是隶属于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但实际上不存在隶属关系，只是在施政纲领上不超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允许的范围。各解放区的上面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机构，从这一点看是各自分立的。但它们都在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之下，各解放区的基本政策是统一的。中共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规定必须严格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因此解放区政权实际上是用共产党的组织和政策联结在一起的统一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之下的解放区政权，不论在对敌斗争上还是在国内政治斗争上，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和作用。
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当时是中国一部分地区存在的政权，但却是整个新中国的雏型。毛泽东曾说：“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3.国民党政权。
由南京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掌握着大量军队。它是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尽管它不能对解放区政府直接发号施令，它是世界各国承认的政府。在抗战期间它的国际地位有很大提高，这个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所把持。“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个政府，不管多么不得人心，在抗战期间仍然坚持着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是这个政权的经济支柱。这个政权在本质上是虚弱的。
抗战期间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基本上形成一个鼎足而立的局面。三种政权的存在首先表现为各有各的统治区管辖区，同时也表现在它们各自的根本性质不同上面。三者的并存和相互间的矛盾与斗争是抗日战争史的基本内容。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在中国内地以完全的形态存在着三种不同性质政权的局面，只有抗日战争时期才有。三种政权代表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它们的性质不同，作用和命运也就不同。国民党政权和解放区政权之间既统一又对立，关系非常复杂。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同伪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但后者对前两者的政策则由“剿共灭党”变成只“剿共” 不“灭党”。各种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也将是绝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