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传染病控制工作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将灾害划分为突发性灾害,包括水灾,地震、火山喷发、海啸、台风等在短时期内造成重大损害的自然灾害;渐进性灾害,包括旱灾和已罕见的虫灾引起的饥荒等。后一类灾害由于没有对人类基本生活条件形成突然冲击,传染病防治工作可以更未有组织的展开。

流行机制:

1、饮用水供应系统被破坏

绝大多数的自然灾害都可能造成饮用水供应系统的破坏,这将是灾害发生后首当其冲的问题,常在灾害后早期引起大规模的肠道传染病的爆发和流行。

在水灾发生时,原来安全的饮用水源被淹没、被破坏或被淤塞,人们被迫利用地表水最为饮用水源。这些水往往被上游的人畜排泄物、人畜尸体以及被破坏的建筑中的污物所污染,特别是在低洼内涝地区,灾民被洪水较长时间的围困,更已引起水源性疾病的暴发流行。孟加拉国水灾时曾因此造成大量的人群死亡。

在地震时,建筑物的破坏也会涉及供水系统,使居民的正常供水中断,这对于城市居民的影响较为严重,而且由于管道的破坏,残存的水源极易遭到污染。海啸与风灾也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灾害时,由于许多饮用水源枯竭,造成饮用水源集中。在一些易于受灾的缺水地区,居民往往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取的饮用水。一旦这些水源受到污染,将会造成疾病的暴发流行。如四川巴塘曾因旱灾而发生过极为严重的细菌性痢疾流行。

在一些低洼盐碱地区,水旱灾害还会造成地下水位的改变,从而影响饮用水中的含盐量和PH值。当水中的PH值与含盐量升高时,有利于霍乱弧菌的增殖,因而在一些霍乱疫区,常会因水旱灾害而造成霍乱的再发,并且能延长较长时间。

2、食物短缺

尽管向灾区输送食物已成为救灾的第一任务,但当规模较大,涉及地域广阔的自然灾害发生时,局部的食物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加之基本生活条件的破坏,人们被迫在恶劣条件下储存食品,很容易造成食品的霉变和腐败,从而造成食物中毒以及食源性肠道传染病流行。

水灾常伴随阴雨天气,这时的粮食极易霉变。最近发生的中国南方数省的一次大规模水灾过程中,就曾发生多起霉变中毒事件。当灾害发生在天气炎热的季节时,食物的腐败变质极易发生。由于腌制食品较易保存,在大规模灾害期间副食品供应中断时,腌制食品往往成为居民仅有的副食,而这也为嗜盐菌中毒提供了条件。

食物短缺还会造成人们的身体素质普遍下降,从而使各种疾病易于发生和流行。

3、燃料短缺

在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中,燃料短缺也是常见的现象,在被洪水围困的灾民中更是如此。

燃料短缺首先是迫使灾民喝生水,进食生冷食物,从而导致肠道污染病的发生与蔓延。

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后短期内难以恢复燃料供应时,燃料短缺可能造成居民个人卫生水平的下降。特别是进入冬季,人群仍然处于居住拥挤状态,可能导致体表寄生虫的孳生和蔓延,从而导致一些本来已处于控制状态的传染病如流行性斑疹、伤寒等)重新流行。

4、水体污染

洪水往往造成水体的污染,造成一些经水传播的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如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但洪水对于水体污染的作用是两方面的。在大规模的洪水灾害中,特别是在行期间,由于洪水的稀释作用,这类疾病的发病并无明显上升的迹象,但是,当洪水开始回落,在内涝区域留下许多小的水体,如果这些小的水体遭到污染,则极易造成这类疾病的爆发和流行。

5、居住条件被破坏

水灾、地震、火山喷发和海啸等,都会对居住条件造成大规模的破坏。在开始阶段,人们被迫露宿,然后可能在简陋的棚屋中居住相当长的时间,造成人口集中和居住拥挤。唐山地震时,在唐山、天津等大城市中,简易棚屋绵延数十里,最长时间的居住到一年以上。即使迁回原居之后,由于大量的房屋被破坏,部分居住拥挤状态仍将持续很长时间。

露宿使人们易于受到吸血节肢动物的袭击。在这一阶段,虫媒传染病的发病率可能会增加,如疟疾、乙型脑炎和流行性出血热等;人口居住的拥挤状态,有利于一些通过人与人之间密切接触传播的疾病流行,如肝炎、红眼病等。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到冬季,则呼吸道传染病将成为严重问题,如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

6、人口迁徙

自然灾害往往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唐山地震时,伤员运送直达位于我国西南腹地的成都和重庆。在城市重建期间,以投亲靠友的形式疏散出来的人口,几乎遍布整个中国。而今的经济条件下,灾区居民外出并从事劳务活动,几乎成了生产自救活动中最重要的形式。

人口的大规模迁徙,首先是给一些地方病的蔓延造成了条件,并使一些疾病大流行,如中世纪的黑死病,中国云南历史上最近一次鼠疫大流行,就是从人口流动开始的。

人口流动造成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当灾区的人口外流时,可能将灾区的地方性疾病传播到为受灾的地区。更重要的是,当灾区开始重建,人口陆续还乡时,又会将各地的地方性传染病带回灾区。如果受灾地区具备疾病流行的条件,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地方病区。

人口流动到来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它干扰了一些主要依靠免疫来控制疾病的人群的免疫状态,造成局部无免疫人群,从而为这些疾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在我国,计划免疫已开展相当广泛,脊髓灰质炎、麻疹的控制已大见成效;伤寒、结核病和甲、乙型肝炎的发病率已开始下降。由于灾害的干扰,使计划免疫工作难以正常进行,人群流动使部分儿童漏种疫苗,这种情况均有可能使这类疾病的发病率升高。

一些在儿童和青年中多发的疾病,人群的自然免疫状态的疾病的流行中起着重要作用。无论是灾区的人口外流,还是灾区重建时人口还乡,都会使一些无免疫人口暴露在一个低水平自然流行的人群之中,从而造成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上升。

媒介影响:

许多传染病并不只是在人群间碾转传播,除了人之外还有其他的生物宿主。一些疾病必须通过生物媒介进行传播。灾害条件破坏了人类、宿主动物、生物媒介以及疾病的病原体之间旧有的生态平衡,并将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生态平衡,因此,灾害对这些疾病的影响将更加久远。

1、蝇类

蝇类是肠道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他的孳生与增殖,主要由人类生活环境的不卫生状况来决定。大的自然灾害总是会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卫生条件造成重大破坏,蝇类的孳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地震过后,房倒屋塌。死亡的人和动物的尸体被掩埋在废墟下,还有大量的事物及其他有机物质,在温度的气候条件下,这些有机成分会很快腐败,为蝇类提供了易孳生的条件。因而,向唐山地震那样大的地震破坏,常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数量惊人的成蝇,对灾区居民构成严重威胁。

洪水退后,溺死的动物尸体,以及各种有机废物将大量地在村庄旧址上沉寂下来,如不能及时消除,也会造成大量的蝇类滋生。

即使在旱灾情况下,由于水的缺乏,也会存在一些不卫生的条件,而有利于蝇类的滋生。因此,在灾后重建的最初阶段,消灭蝇类将使传染病控制工作中的重要任务。

2、蚊类

在传播疾病的吸血节肢动物中,蚊类的最主要的,与灾害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在我国常见的灾害条件下,疟疾和乙型脑炎对灾区居民的威胁最为严重。

蚊的孳生需要小型静止的水体。因而,在大的洪灾中,行洪期间蚊密度的增长往往并不明显。但在水退后,在内涝地区的低洼处往往留有大量的小片积水地区,杂草丛生,成为蚊类最佳繁殖场所。此时如有传染源存在,就会使该地区的发病率迅速升高。

旱灾可使一些河水断流,湖沼干涸,而这些河流与湖泊中残留的小水洼,也会成为蚊类的良好孳生场所。

在造成建筑物大量破坏的灾害如地震与风灾中,可能同时造成贮水建筑和管道的破坏。自来水的漫溢,特别是生活污水在地面上的滞留,也会成为蚊类大量孳生的环境。

灾害不仅会造成蚊类密度升高,还造成蚊类侵袭人类的机会增加。被洪水围困的居民,由于房屋破坏而被迫露宿的居民,往往缺乏抵御蚊类侵袭的有效手段,这也是造成由蚊类传播的疾病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3、其他吸血类节肢动物

在灾害条件下,主要表现为吸血节肢动物侵袭人类的机会增加,蚊类有时会机械的传播一些少见的传染病如炭疽等。人类在野草较多,腐殖质丰富的地方露宿时,容易遭到恙螨、革螨等的侵袭,在存在恙虫病和流行性出血热的地区,这种对人类的威胁大量增加。发生在森林地区的灾害如森林火灾迫使人类在靠近灌木丛的地区居住时,会使蜱类叮咬的机会增加,并可能导致一系列的疾病如森林脑炎、莱姆病和斑点热等的流行。

4、寄生虫类

在我国,现存的血吸虫病的分布多处于一些易于受到洪涝灾害的区域,而钉螺的分布,则受到洪水极大的影响。

在平时,钉螺的分布随着水流的冲刷与浅滩的形成而不断变化。洪水条件下,有可能将钉螺带到远离其原来孳生的地区,并在新的适宜环境中定居下来。因而,洪涝灾害常常会使血吸虫病的分布区域明显扩大。

5、家畜

家畜是许多传染病的重要宿主,例如猪和狗是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猪和马是乙型脑炎的宿主,牛是血吸虫病的宿主。当洪水灾害发生时,大量的灾民和家畜往往被洪水围困在其为狭小的地区。造成房屋大量破坏的自然还海,也会导致人与家畜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这种环境,会使人与动物共患的传染病易于传播。

6、家栖及野生鼠类

家栖的和野生的鼠类是最为重要的疾病宿主,其分布与密度受到自然灾害的明显影响。

大多数与疾病有关的鼠类,在地下穴居生活,他们的泅水能力并不十分强。因而,当较大规模的水灾发生时,会使鼠类的数量减少,然而,部分鼠类可能利用漂浮物逃生,集中到灾民居住的地势较高的地点,从而在局部地区形成异常的高密度。在这种条件下,由于人与鼠类间的接触异常密切,便有可能造成疾病的流行。

由于鼠类繁殖能力极强,在被洪水破坏的村庄和农田中通常遗留下可为鼠类利用的丰富的食物,因而在洪水退后,鼠类密度可能迅速回升,在其后一段时间内,会出现极高的种群密度,从而鼠类促使间疾病流行,并危及人类。

干旱可能使一些湖沼地区干涸,成为杂草丛生的低地。这种地区为野生鼠类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使其数量高度增长。曾有报道说这种条件引起了人群流行性出血热的流行。

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的房屋破坏,一些原来鼠类不易侵入的房屋被损坏,废墟中遗留下大量的食物使得家栖的鼠类获得了大量繁殖的条件。当灾后重建开始,居民陆续迁回原有的住房时,鼠患可能成为重大问题,由家鼠传播的疾病的发病率也可能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