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也就是妈妈的会客日,安德烈来看我。她时间不多,因为还要去约希塞尔,她很想跟希塞尔一道吃晚饭。

“我知道她有不少缺点,不过她毕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我最喜欢的人。”她对我说。她甚至好象有点惶惶不安,唯恐我提出要跟她们俩共进晚餐。她总是贪婪地想把朋友占为已有,象我这样一个过分了解她的第三者在场会妨碍她推心置腹,从而妨碍她体味与朋友在一起时的完美乐趣。

她来时我确实不在房间里;她等着我,我正要穿过小客厅去会她,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便知道还有别的来客。我因急于去见我房间里的安德烈,又不知道另一位来访者是谁(此人显然不认识安德烈,因为仆人把他安排在另一间屋子),便在小客厅门外听了一会儿;我的客人在说话,他不是单独一个人;他在对一个女人讲话:“呵!我亲爱的,那是在我心田里!”他低吟道,引的是阿尔芒·西尔费斯特的诗句。“是的,你永远是我的亲爱的,尽管你曾那样对待我:

如同死者在大地的怀抱中安眠,

熄灭的感情该深深埋葬在心田,

心儿珍藏的纪念也有它的骨灰,

别用手去触摸那些神圣的遗骸。

这有点老一套,可是写得多好!还有下面这首,本来第一天见到你就该念给你听的:

你会让他们哭泣,美丽可爱的孩子……

怎么,你没读过这首诗?

……所有的顽皮小伙子,未来的堂堂男子汉,

已将自己青春的幻想,

挂在你那明眸娇媚的睫毛上。

啊,我一度曾经以为可以这样说:

他来这里的第一个夜晚,

我将傲气抛到九霄云外,

我对他说:‘你会爱我,

爱我直到地久天长。’

在他怀抱里我才睡得香。”

我十分好奇,想知道这滔滔不绝的诗句是奉献给哪位女子的,于是顾不得与安德烈的紧急会面可能给推迟片刻,我推开了门。原来是德·夏吕斯先生在向一位军人朗诵这些诗句,我一眼便认出那位军人是莫雷尔,他正要去接受服役前的13天训练。其时他与德·夏吕斯先生已不似过去那样打得火热,但间或还因有事相求来看看他。德·夏吕斯先生在爱情上一向表现得颇富阳刚气概,可也有缠缠绵绵的时候。况且早在童年时,为了真正理解和体味诗人的作品,他必须假想那些诗句不是写给一个朝三暮四的美人而是写给一个青年男子的。我尽快走开了,虽然我感觉到对德·夏吕斯来说与莫雷尔相会是一种极大的满足,因为这能暂时给他再度结婚的错觉。而且在他身上皇后们的附庸风雅与下人们的赶时髦兼而有之。

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已变得如此支离破碎,它再也不会引起我伤感,只能成为我过渡到新的欲念的桥梁,如同为乐章的变换作准备的一声和弦。而且因为我仍然忠实于阿尔贝蒂娜,一切逢场作戏的肉欲之念已被排除在外,因为我甚至认为即使奇迹降临,阿尔贝蒂娜重新回到我身边,我也不会象现在与安德烈在一起这么幸福。安德烈能对我讲很多有关阿尔贝蒂娜的事,比过去她本人对我讲的还要多,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阿尔贝蒂娜的温情虽已消逝,她这个人在我脑中却仍然是个谜。想了解她的一生与想要她呆在身旁这两个愿望相比,现在是前者比后者强烈。因为前者从未有过稍减。另一方面,她可能曾和一个女人有过爱情关系这一想法现在只能使我也想和那个女人发生关系。我一面抚摸着安德烈,一面把这种心情告诉了她。她似笑非笑地说:“哦!是吗?但您是男人,所以我们两人在一起不可能做我和阿尔贝蒂娜在一起做的那些事。”此时她一点也没考虑如何把这番话和她几个月之前说的话一致起来。接着,也许她是想刺激我的情欲(以前,为了套出她的心里话我曾对她说过,我很想和一个与阿尔贝蒂娜有过关系的女人发生关系)或增加我的悲伤,也许是以为这样能打消我在她面前的优越感,她可能以为我有这种优越感,因为我自认为是唯一和阿尔贝蒂娜有这种关系的人,她又说:“啊!我们俩在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刻,她是那么温存,又那么富于激情。再说她也不是只喜欢跟我一个人取乐。她曾在维尔迪兰家遇到一个名叫莫雷尔的漂亮小伙子,两个人立即互相心领神会。他负责——当然,在她的允许下,他自己也可从中取乐,他专喜欢找那种不通世事的年轻姑娘,而且一旦把她们引入歧途,就丢下她们不管了——他负责勾引远处海滩上的渔家姑娘,还有年轻的洗衣女工,因为这些姑娘可以迷上一个小伙子,却不会答应一个姑娘主动亲近她们。等上钩的姑娘完全受他控制后,他就把她带到一个非常稳妥的地方,交给阿尔贝蒂娜。因为怕失去莫雷尔,再说莫雷尔也参与好事,姑娘总是听凭摆布,不过她终究还是失掉他,因为他一则害怕事情引起的后果,二则觉得玩一两次就够了,往往留下个假地址就溜之大吉。我相信,住在您家的那段时期她抑制了这种情欲,把这类寻欢作乐的事一天天往后推。再说她对您一往情深,不能不有所顾忌。毫无疑问,一旦离开了您,她会故态复萌。不过我想她离开您以后虽然重又恢复了这种疯狂的情欲,事后却百倍地悔恨。她指望您拯救她、娶她。其实她也感到这是一身罪恶的疯狂行为,我常常想,她是不是因为她的行为导致了一个家庭的一起自杀事件,自己才寻死的。应当坦白告诉您。她刚住到您家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和我的玩乐。有些日子这简直成了她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是那么强烈,有一次,就在您家里,她竟然要我先在她身边睡一会儿然后才肯和我分手。那次我们的运气不佳,差点被逮住。她趁弗朗索瓦丝下楼买东西,而您也不在家的机会。她把所有的灯全灭了,这样您回来用钥匙开门时要费点时间才能找到电灯按钮,她没关自己的房门。我们听见您上楼来着,我刚来得及理好衣服下楼。其实完全不用着急,因为想不到事有凑巧,您忘了带钥匙,不得不按门铃。不过我们仍然吓昏了头。为了掩饰窘态,两人不约而同地装着害怕山梅花的气味,其实正相反,我们非常喜欢这种花的香味。您当时带回长长的一枝山梅,我乘机扭过头去,不让您看到我的慌乱,可我还是笨拙而又荒唐地对您说,弗朗索瓦丝可能已经回楼上去了,她本可以给您开门,而一秒种前我还谎称我们刚刚散步回来,并说我们到家时弗朗索瓦丝还没下楼(这倒是真的)。倒霉的是我们熄了灯 ——我们原以为您有钥匙——又怕您上楼时看见我们开灯,至少,我们迟疑得太久了。为这事阿尔贝蒂娜三夜没能合眼,时时刻刻怕您起疑心,怕您问弗朗索瓦丝为什么走前不开灯。应当承认,阿尔贝蒂娜非常惧怕您,有时她认为您狡猾,凶狠,骨子里恨她。三天后她见您始终很平静,知道您并没问弗朗索瓦丝任何话,这才睡得着觉。但从此她再也没跟我发生过关系,也许是出于害怕,也许是出于悔恨,因为她自认为深深地爱着您,要不就是她爱着别的什么人。不管怎样,自那以后只要别人在她面前提起山梅花她就会面红耳赤,并且用手摸摸脸,设法不让人看到她脸红。”

有些不幸也和某些幸福一样降临得太晚,因而在我们心中失去了它们原来可能有的重要性。安德烈吐露的可怕实情给我带来的不幸就属于此类情况。即使坏消息本来会使我们伤心,但在有问有答的谈话消遣中,这些消息会在我们面前一掠而过毫不停留,而我们自己也来不及接受它们,因为我们一心忙于应答,或是因为我们想取悦于在场的人而改变了原来的自我,成了另一个人,或是在新的循环中我们短时间内不受温情和痛苦的折磨,然而这短暂的魔力一旦被打破,我们为进入这一新循环而摆脱掉的爱情和痛苦又会卷土重来。如果这些情感的力量压倒了一切,那么我们只能是心不在焉地进入那个长久不了的新天地,而且在那里也不会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我们太忠实于自己的痛苦;于是谈话会立即与我们并未置身事外的心灵相沟通。不过,近来牵涉到阿尔贝蒂娜的话语就象挥发了的毒药,不再具有毒性了。我与她的距离已经太遥远;如同一个散步者午后看见天空挂着一弯朦胧的月牙时对自己说,其大无比的月亮就是这样的吗?我也对自己说:“怎么!我如此孜孜以求而又如此害怕知晓的事情真相,就是在一次谈话中说出来的这么几句话吗!我甚至无法加以全面思考,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再说,我对此实在没有精神准备,我和安德烈在一起已身心交瘁。说实在的,这样一个事实真相,我本希望有更充沛的精力去面对它;现在它对于我仍然是外在的,因为我还没为它在我心中找到一个位置。人们总希望真相通过新的信号披露在我们面前,而不是通过一句话,一句类似我们对自己重复过无数遍的话。思维习惯有时会妨碍我们体验现实,使我们对现实产生“免疫力”,使这现实显得仍然是思想。没有一种想法不包含着对自身的驳斥,没有一个词不包含着自身的反义词。

不管怎样,如果安德烈说的是实话,那么这就是有关我的情妇的全部毫无用处的真相,她已不在人世,此刻却从神秘莫测的冥冥中浮升起来,在我们不再需要真相的时候却真相大白。于是(兴许想到自己现在爱着的人,想到在她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事,因为那个已被忘却的人,我们是不会再把她放在心上的),我们感到悲凉。我们对自己说:“但愿活着的这一位能理解这一切。但愿她能明白,一旦她死了我会弄清楚所有她瞒着我的事!”然而这不是成了循环论证吗!如果我能让阿尔贝蒂娜死而复生,那么同时我就是让安德烈什么也不对我透露。这与那句千古不变的话“当我不再爱您的时候您会明白的!”几乎是同一回事,这句话是那么中肯又那么荒谬,因为确实,当人们不再爱的时候就能得到很多,不过那时得到多少对我们已无关紧要了。这两者甚至完全是一回事。当您与一个您已不爱的女人重逢时,如果她把一切都告诉您,那是因为她其实已不是原来的她,或者您已不是往日的您:恋爱着的人已不复存在。在这方面死亡也留下了痕迹,它使一切变得容易,使一切变得多余。我的这番思考是以下面的假设为出发点的,即假设安德烈是诚实的——这并非不可能——而且,她对我以诚相见是因为她现在和我保持着关系(即阿尔贝蒂娜早期和我在圣安德烈教堂有过的那种关系)。她对我说真话还由于她现在不用惧怕阿尔贝蒂娜了,因为对于我们,人死后不久其真实性也随之消逝,几年后,他们就象被废黜的宗教的神灵,人们可以毫无畏惧地触犯这些神灵,因为大家不再相信它们的存在。然而安德烈不再相信阿尔贝蒂娜的真实性也可能产生另一种后果,那就是她可以毫无顾忌地编造谎言污蔑自己过去的所谓同谋(一如她毫无顾忌地泄露她曾答应保守秘密的事实真相)。倘若由于某种原因,她以为我现在生活得心满意足,趾高气扬,便有心让我难受,那么这种畏惧的消失究竟是促使她向我说出实情呢还是促使她对我撒谎呢?或许她对我心怀恼怒(这种恼怒在她看到我遭到不幸、得不到安慰时曾暂时消除),因为我和阿尔贝蒂娜有过关系,因为她可能羡妒我——以为我以此而自诩比她得宠——享有一种她未曾得到、甚至未敢企望的优待。出于同样的忌妒心,她对气色很好并且自知气色好的人总是感到恼怒,我常见她对这些人说他们看上去象得了重病,并且为了气他们,她还说自己身体很好,即使在她病得极其厉害时也始终这样宣称,直到临死前她变得超然物外,才不再因幸福的人们身体好自己却不久于人世而心烦了。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也许她是莫名其妙地恼我,就象从前她恨过一位年轻人,此人在体育方面无事不懂,对其他事则一窍不通,我们是在巴尔贝克遇到他的,后来他和拉谢尔同居,安德烈对他竭尽造谣中伤之能事,甚至巴不得自己被指控犯了诬告罪,那样她就可以在众人面前一口咬定他父亲于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而他却无法证明这是捏造。也许她对我的恼恨在她看到我那么忧伤时曾一度平息,现在只是重新抬头罢了。的确,即使是她恨之入骨的人——她两眼喷着怒火发誓要让他们名誉扫地,要杀死他们,要让他们下大狱,哪怕提供假证词也在所不顾——只要她得知这些人心情悲伤,受到侮辱,她就不再对他们存丝毫恶意,反而准备为他们排忧解难。因为她本质上并不坏,如果说她深一层的而不是表面的性格与人们起初根据她的体贴入微而作的判断相反,并不是殷勤和善,而是忌妒、骄傲,那么她的第三重也是更深一层的性格则倾向于善良和对他人的爱,这是她真正的本性,不过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已。人们处于某一种状况时都渴望改善这种状况,但由于新的状况还只是一种意愿,他们不明白首要的条件是与前一种状况决裂——就象神经衰弱症患者或嗜吗啡者很想治好病,却又不愿除掉嗜好或戒掉吗啡;又象那些留恋社交生活的笃信宗教者或酷爱艺术的人,他们希望清静,却又以为清静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他们先前的生活——同样,安德烈愿意爱所有的人,但条件是先要能做到不把人们想象成得意扬扬的样子,为此她就必须先轻侮他们。她不懂得,即使对自高自大的人也应该去爱,要用仁爱之心去克服他们的傲气,而不是用更厉害的傲气。这是因为她象有些病人,这些人想用来治好疾病的办法其实正是拖长疾病的办法。他们喜欢这些办法,但一旦抛弃了这些办法,便立即不再喜欢了。人就是这样,想学游泳,却又想留一只脚在岸上。

关于我在巴尔贝克两度小住时遇到的那个喜爱体育的年轻人,维尔迪兰夫妇的侄子,这里必须提前附带谈一谈。在安德烈来访后不久(过一会儿我还要谈到这次来访),发生了几件给人印象颇深的事。首先是这位年轻人与安德烈订了婚并娶了她(也许是出于对阿尔贝蒂娜的怀念,我当时不知道他曾经爱过阿尔贝蒂娜),拉谢尔为此悲痛欲绝,他却毫不理会。其时(亦即在我前面谈到的那次造访后几个月)安德烈已不再说他是一个无耻之徒了,后来我发觉她以前之所以称他无耻之徒正是因为她发疯似地爱上了他,但又以为他不愿意要她。还有一件事更令人震惊。这位青年推出了几个独幕喜剧,布景和服装都是他设计的,这些短剧在当代艺术领域里引起的一场革命至少可以与俄罗斯芭蕾完成的革命相提并论。简而言之,最有权威的评论家都认为他的作品了不起,堪称天才之作,我现在也这么认为,这就证实了拉谢尔从前对他的看法,着实令我吃惊。在巴尔贝克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只注意与他交往的人衣服剪裁是否高雅,以为他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玩纸牌、看赛马、打高尔夫球或马球,他们还知道他在班上一直是个又懒又笨的学生,甚至读中学时还被校方开除过(为了给父母找麻烦,他去一家大妓院住了两个月,就是德·夏吕斯先生以为在那儿见到过莫雷尔的那家妓院),他们想他的作品也许出自安德烈之手,是安德烈出于对他的爱把荣誉让给了他,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他出钱让某个有才华而又贫困潦倒的职业作家替他写作,反正他腰缠万贯,以往的大肆挥霍只是九牛拔一毛而已(这群阔人——他们并未因为和贵族交往而变得文雅些,对何谓艺术家毫无概念,在他们眼里艺术家就是在小姐的订婚仪式上被叫来背几段独白,演完后立即在隔壁客厅里悄悄得几个赏钱的那种演员,或是一名画师,他们把刚结婚还没生孩子的女儿带到这种画师家里摆姿势,让他画像,因为这时她还显得很好看——往往以为上流社会那些写书、作曲或绘画的人都花钱让别人为他们代劳,为的是得一个作者的名声,就象有些人花钱为自己谋一个议员的席位)。但是所有这些估计都错了;那个年轻人确实是这些令人赞叹的剧作的作者。我得知此事后,不得不在各种猜想之间犹豫不定。要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确实象看上去那样是个迟笨的粗鲁之人,尔后某个生理上的突变唤醒了他身上处于混沌状态的天才,就象林中的睡美人突然苏醒了一样;要么当他还在修辞班捣蛋闹事,当他中学会考屡屡受挫,当他在巴尔贝克赌博损失惨重,当他害怕和维尔迪兰姑妈那个小圈子的忠实成员一道上 “有轨”因为他们的衣著太难看时,他已经是个天资不凡的人,只不过他漫不经心把天才消耗在沸腾的青春激情里,或者甚至也可能那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才能,而他之所以是班上最后一名,是因为当老师重复着关于西塞罗的陈词滥调时,他却在读兰波或歌德的作品。诚然,我在巴尔贝克遇见他时,没有任何迹象能让人想到后一种假设,当时在我看来他唯一关心的是套车的马是否象样,以及鸡尾酒会准备得如何。但这一不同看法并不是不可驳斥的。他可能很爱虚荣,这与天才并非不能相容,他力图用他知道在他生活的那个社会最能令人倾倒的方式来显示他的才智,而这最好的方式决不是向人们证明他对《亲和力》①有精辟的了解,而恰恰是会驾驭四匹马套的车。再说我不能肯定,即使在他成了那些独树一帜的艺术精品的作者以后,他会很愿意在他扬名的剧院以外的场所与那些未着无尾常礼服的人,比如早先小圈子的忠实成员们打招呼,这并不说明他愚蠢,而是说明他有虚荣心,甚至有一定的务实头脑,一定的洞察力,善于使自己的虚荣心适应蠢人的思想方法,因为他需要得到这些人的敬重,而在这些人眼里,一套常礼服要比一个思想家的目光更有光彩。谁知道,从外表看,一个有才华的人,或者一个并无才华却喜爱精神产品的人,比如我,给某个在里夫贝尔,在巴尔贝克旅馆,或是在巴尔贝克海堤上碰到他的人留下的印象会不会也象个十足的狂妄自大的笨蛋呢?何况对奥克达夫来说,艺术大概是某种内在的、存在于他自己心灵深处的东西,因此他大概根本没想到和别人谈论它,不象圣卢,艺术在其心目中的地位相当于套车的马在奥克达夫心目中的地位。奥克达夫是有可能热衷于赌博,而且据说一直保留着这个嗜好。不过,尽管对凡德伊那部不知名的作品的崇拜——这种崇拜使这部作品得以再生——来自蒙舒凡一个十分暧昧的阶层,但想到那些可能是我们时代最超凡脱俗的作品不是出自中学优等生会考的参加者之手,也不是出自受过典范的、经院式的、布洛依② 家族式的教育的人之手,而是一个出入赛马骑师过磅处和大酒吧的人所著,我仍然感到震惊。不管怎样,那时在巴尔贝克,驱使我想认识那个年轻人的原因和驱使阿尔贝蒂娜及其女友们阻止我结识他的原因都与这个年轻人本人的价值无关,这原因只能揭示“知识界人士”(以我为代表)与社交界人物(以那群少女为代表)之间在对一个交际场人物(那个年轻的高尔夫球手)的评价问题上永存的误解。我丝毫未预感到他有才华,他在我眼里的地位——类似过去布拉当夫人所具有的地位—— 在于他是我的女友们的朋友,不管她们嘴上怎么说,而且他比我更属于他们那一伙。另一方面,从阿尔贝蒂娜和安德烈身上可以看出社交界没有能力对精神产品作出正确的评价,她们在这方面素来喜欢注重假象,因此她们俩不仅有可能认为我愚蠢,竟对这么个笨蛋感兴趣,而且尤其会惊奇地想,高尔夫球手就高尔夫球手吧,我怎么偏偏选中这个最最不可取的人。要是我愿意结交希尔贝,德·贝勒弗尔倒也情有可原,这个小伙子除了会打高尔夫球还很健谈,而且得过一张中学优等生会考奖状,诗也写得不坏(其实他比谁都蠢)。如果我的目的是为“写一本书”而“练习人物描写”,那么居伊·索穆瓦(此人完全是个疯子,曾诱拐两名少女)至少是个古怪的人,可以引起我的“兴趣”。这两位,人家可能“允许”我与之交朋友,可那一位,在他身上我能找到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是“粗鲁之辈”、“愚笨之辈” 的典型。

①《亲和力》,歌德的长篇小说。

②布洛依,法国一古老的名门望族。

再回到安德烈的那次来访。她向我披露了她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后又说,阿尔贝蒂娜离开我的主要原因是顾忌她那一伙女友们以及别的姑娘看见她住在一个未和她结婚的青年男子家里会怎么想:“我很清楚她是住在您母亲家里。不过这也一样。您不了解姑娘们的天地里是怎么回事,她们互相隐瞒些什么,她们多么害怕别人的议论。有些姑娘和青年男子在一起时不苟言笑,就因为这些男人认识她们的女友,她们深怕有些事情被传出去,可就是这些姑娘,我在偶然的机会发现她们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当然她们很不情愿人家看到这一点。”安德烈对这伙姑娘们的一言一行的动机似乎了如指掌,若是在几个月前她的这套学问对于我可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她的话也许足以说明为什么阿尔贝蒂娜后来在巴黎委身于我,而在巴尔贝克却执意不从,就因为在巴尔贝克我常见到她的女友们,当时我还荒唐地以为这是我和她亲近的有利条件。也许她见我对安德烈有过某些信任的表示,或是我失之鲁莽,把阿尔贝蒂娜去大旅社过夜的事告诉了安德烈,使得一小时之前还准备让我求欢,并把我的求欢看得再自然不过的阿尔贝蒂娜一下子改变了态度,扬言要拉铃喊人来。然而她跟别的很多人大概很随便。这个想法又燃起了我的妒火,于是我对安德烈说有一件事我想问问她。“你们是在您祖母那幢不住人的房子里干这种事的吗?”“噢!不是,从来没有,在那儿我们会被打扰的。”“是吗,可我还以为,似乎……”“再说,阿尔贝蒂娜特别喜欢在野外干这种事。”“在哪里?”“早先,她没时间去很远的地方时,我们常去朔蒙高地,她知道那儿有一座小屋,有时在树底下,反正没人;有时在小特里亚农①的石洞里。”“您瞧,叫人怎么相信您呢?不到一年以前,您对我发誓说在朔蒙高地什么也没干。”“那时我怕您难过。”我在前面说过,我认为(不过是很久以后),倒是第二次,也就是她对我坦白的那天,安德烈才是有心让我难受。假如我还象从前那么爱阿尔贝蒂娜,那么在安德烈讲这番话的时候,我就该立刻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会有这种需要。然而当时安德烈的话引起我痛苦的程度还不足以使我感到必须立刻把这些话看成是谎言。说到底,如果安德烈说的是真话(起先我对此也不怀疑),那么在见过那么多形形色色的阿尔贝蒂娜的表象以后,我所发现的真正的阿尔贝蒂娜与第一天出现在巴尔贝克海堤上的阿尔贝蒂娜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时我就看出她是个喜欢吃喝玩乐的姑娘,后来她让我陆续看到了她的多种侧面,正如当我们逐渐走近一座城市时,它的建筑物的布局在我们眼前不断变化,以至后来在远处唯一能看到的宏伟的主建筑反显得矮小、逊色了,待到我们熟悉这座城市并能正确评价它时,就会发现,它的真正比例正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远景所呈现的比例,至于我们走过的其余部分,只不过是一切存在物为抵御我们的视觉而建造的一道又一道的防线,我们必须忍着极大的痛苦,越过这一道道防线才能到达核心。再说,如果我不需要绝对相信阿尔贝蒂娜的清白是因为我的痛苦已经减弱,那么反之亦然,我不为安德烈透露的真情过分痛苦,是因为近来,我原先苦心树立起来的认为阿尔贝蒂娜白璧无瑕的信念已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被一直存在于我头脑中的、认为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信念所代替。我不再相信阿尔贝蒂娜纯洁清白,是因为我不再有这个需要,也不再有强烈的愿望去相信。然而正是愿望产生信念,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大部分产生信念的愿望都与我们自身共存,只有到我们生命终止时才结束,——但促使我相信阿尔贝蒂娜清白无瑕的愿望要作别论。那么多证据证实了我的最初看法,我却不信,宁愿傻里傻气地相信阿尔贝蒂娜的几句话。为什么相信她了呢?因为谎言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东西,在人的生活中它起的作用与人类对享乐的追求所起的作用也许同等重要,而且前者受后者支配。人们说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享乐,或自己的荣誉,如果享乐被张扬出去会损害荣誉的话。人们一辈子都在撒谎,甚至对爱自己的人,尤其对爱自己的人,也许仅仅对爱自己的人撒谎。因为唯有这些人让我们为自己的享乐担惊受怕,而且我们也只希望得到这些人的敬重。我起先认为阿尔贝蒂娜有罪过,后来只因我的愿望调动了我的智力去怀疑这一信念,才把我引入了歧途。我们生活在电和地震的征象中间,也许必须竭诚尽力加以解释才能了解那些符号的真实意义。毋用讳言,不管安德烈的话多么使我悲伤,我仍然觉得,现实最终与我的本能最初的感觉相吻合,要比现实与后来因我的怯懦而在我身上占上风的盲目乐观相吻合更好些。我宁愿生活跟上我的直觉。何况,我在海滩上的第一天就凭直觉认为那群少女是狂乱的肉欲和道德败坏的化身,还有,当我看到阿尔贝蒂娜的女教师把这个狂热的姑娘带回小别墅,如同人们把一头野兽推进笼子,而这头野兽,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日后将谁也不能驯服,那天晚上看到这一幕时我也有一些直觉,我的这些直觉与布洛克向我指出大地上欲望普遍存在(这使大地在我眼前显得无比绚丽,使我在每次散步、每次邂逅时都禁不住心灵震颤)时所说的话不正相一致吗?这些最初的直觉,我现在才再度与它们相逢,并发现它们已得到证实,不管如何,这样也许对我更为有利,而在我爱恋着阿尔贝蒂娜的时候,它们却会引起我过分的凄楚。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直觉只留存下一点痕迹,那就是我对一些我看不见但却不断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的恒久揣测,也许还留下了另一种痕迹,它先于前一种,也比前一种更博大,那就是我的爱情本身。事实上,我不顾理智的否定,选择了阿尔贝蒂娜,爱她,难道这不意味着了解她,连同她的所有丑恶之处吗?而且即便在猜疑心偃旗息鼓的时刻,难道爱情不是猜疑的持续和它的一种转换形式吗?既然欲望总是把我们引向与我们最为对立的东西,迫使我们去爱那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那么爱情难道不是恋人的洞察力的一种证明,连恋人自己也难以理解的一种证明吗?一个人的魅力里,他(她)的眼睛、嘴巴、身段里必然含有令我们感到陌生、并能使我们极其不幸的一些成份,当我们感到被这个人吸引并开始爱他(她)时,就意味着不管我们把他(她)说得如何纯洁无邪,我们已经看出他(她)身上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背信弃义和种种过失了。

①特里亚农,造在凡尔赛公园内的两座花园,大特里亚农建于1670年,小特里亚农建于1762—1768年。

就这样,为了吸引我,某个人身上有害的、危险的、置人于死地的成份体现为魅力,也许,这魅力与隐秘的毒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比毒花的繁茂诱人与它的毒性汁液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更为直接?我常对自己说,也许正是阿尔贝蒂娜的同性恋行为——我日后痛苦的根源——使她具有那种和善而直率的举止,这举止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和她可以象和男人一样保持忠实而无拘无束的同伴关系,同样,类似的毛病使德·夏吕斯先生变得象女性那样敏感和聪颖。恋人在最盲目的时候仍有洞察力,其表现形式正是偏爱和柔情,所以在爱情上无所谓选择不当,因为一旦进行了选择,选择总是不当的。“您到我家来约她的那个时期,你们去朔蒙高地散步吗?”我问安德烈。“噢!不,自打她跟您从巴尔贝克回来以后,除了我告诉您的那一回,她再没和我干过任何那种事。她甚至不准我再对她谈起这种事。”“可是,我的小农德烈,干吗还要撒谎呢?我通过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从不想去打听什么),知道而且极其详细地知道阿尔贝蒂娜又干过这类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是在河边,跟一个洗衣女工,就在她出事之前几天。”“哦!也许是在离开您以后,这我就不清楚了。她感到自己没有能、也永远不可能重新得到您的信任。”最后这句话使我心情沉重。接着我重又想到山梅花那晚的事,我记得大约半个月后,由于我妒忌的对象不断改变,我曾问阿尔贝蒂娜她和安德烈是否发生过关系,她回答说:“噢!从来没有,不错,我很喜欢安德烈;我对她怀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就象对自己的姐姐一样,而且即使我有您怀疑的那种癖好,我可能找任何人也不会想到找她。我可以指任何东西向您发誓,指我姨妈,指我去世的母亲的坟墓向您发誓。”我相信了她。她过去吞吞吐吐对我供认过一些事,后来见我对这些事并非无所谓便又矢口否认,然而即使这种前后矛盾没有引起我的疑心,那么我也该记得斯万曾坚信德·夏吕斯先生的友情是柏拉图式的,而且就在我看到男爵和裁缝在院子里的那一幕的那天晚上,他还对我肯定这一点;我本该想到人间有两个世界,一个在前面,另一个则隐藏在后面,前面那个世界由最正派、最诚实的人们所说的话构成,藏在它后面的那个世界则由这些人所做的事构成,因此,当您听到一个有夫之妇在谈到一个年轻男子时对您说:“哦!我和他很要好,这事千真万确,不过我们的友情是很清白、很纯洁的,我可以拿我死去的双亲发誓。”您应该毫不犹豫地对自己肯定说,这位太太很可能刚从盥洗间出来,她每次和那个年轻人幽会后便匆忙跑进去冲洗,以免怀上孩子。山梅花的事使我伤心得要命,而且正如阿尔贝蒂娜所认为、所说的那样,我变得阴险了,开始恨她了;尤其是她那些出人意料的、令我思想上无法接受的谎言。一天她告诉我说她去过一个航空兵营,她是飞行员的朋友(大概是为了转移我对女人的怀疑,她以为我对男人会妒忌得轻些),她还说那位飞行员以及他对她表现的那份毕恭毕敬使安德烈如此心驰神往,以至安德烈希望飞行员带她乘飞机兜兜风,当时的情景真有趣。然而这完全是七拼八凑编出来的故事,安德烈从来没去过那个航空兵营。这类谎话,不胜枚举。

安德烈走后,已是晚饭时分。“你无论如何猜不到谁在这里呆了至少三小时,”母亲向我说,“我估计三小时,其实也许更长些,她和第一位客人戈达尔太太差不多同时到,她看着我的客人——今天有30多位——一个个来了又走了,她却安坐不动,直到一刻钟前才告辞。要不是你的朋友安德烈在这儿,我就会让人叫你了。”“到底是谁来了?”“一个从来不访亲拜友的人。”“帕尔马公主?”“没说的,我的儿子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叫你猜人名真没意思,你一猜就准。”“她没为昨天怠慢了你向你表示歉意吗?”“没有,那样做就愚蠢了,她的来访本身就是道歉;你去世的外婆会认为这样做很得体。据说帕尔马公主大约在两点钟时派了一名跟班的来打听我有没有接待日,下人回答说就是今天,她就上楼来了。”我的第一个想法没敢告诉母亲,我想前一天帕尔马公主周围准是一群很出色的人,她和他们交情很深,喜欢跟他们谈天说地,见我母亲去了她感到有点不快,而且并不想掩饰她的不快。这种目无下尘的傲慢态度,她以为能用细心周到的殷勤来补偿,这完全是德国贵妇人的作风,盖尔芒特家族大概在很大程度上也吸取了这种作风。可是母亲却认为(我后来也这么认为)原因很简单,是帕尔马公主没认出她来,因而没想到应该对她表示关注,待到母亲走后帕尔马公主才得知她是谁,也许是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那儿知道的,因为公爵夫人在楼下遇见我母亲了,也许是从来拜访的夫人小姐的名单上看到的,门房在她们进府前都要询问姓名,以便登记入册。她觉得由别人或者她本人对我母亲说“我没认出您”这不太客气,而且认为作一次拜访——这在公主殿下是一次破例,尤其是一次长达几小时的拜访——无异于间接而又同样有说服力地对我母亲作了解释,她果然这样做了,其实这种做法也和我的第一种解释一样,是符合德国朝廷的礼节与盖尔芒特家族的家风的。

但我并没有长时间呆在那儿让母亲对我讲帕尔马公主来访的经过,因为我适才想起好几件有关阿尔贝蒂娜的事,本想问安德烈,却忘了问她。再说,阿尔贝蒂娜的身世我现在知道得多么少啊!将来也不会知道得更多!然而这是唯一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故事,至少在某些时候它又开始使我感兴趣了。人是一种没有固定年龄的生物,他具有在几秒钟内突然年轻好多岁的功能,他被围在他经历过的时间所筑成的四壁之内,并在其间漂浮,如同漂浮在一只水池里,池里的水位会不断变化,一会儿把他托到这个时代,一会儿又把他托到另一个时代。我写信请安德烈再来。她过了一星期才又来访。我几乎是一见她就问:“既然您声称阿尔贝蒂娜住在我这里的时候没干那种事,那么,按您的意思,她是为了自由自在地干那种事才离开我的?她去找哪个女朋友了呢?”“当然不是,她绝不是为这事离开您的。”“那么是因为我太让她讨厌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