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虽然我们还时时听到人们以感叹的口吻谈论着“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的问题，同时却也看到了一种使我们这些以文字为职业的人不无欣慰的现象，这就是有更多的青年人开始感到了读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致于常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那样的有关读书的问题。特别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在我所交往的一些青年作者当中，有不少人也开始觉察到自己在基本文化素养和学识方面的贫乏和浅薄，从而改变了自己因小有成就而产生的那种盲目自满的精神状态。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本来以为只要熟读几本西方流行的新潮著作，反复仿效和揣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闯入文坛成为一名新秀的，可是等到几篇作品发表以后，开始出现了写作上的自我重复和同义反复现象，这才深切地感到了自己不论在生活积蓄方面或是文学素养方面，其实还处于一种单薄的甚至是饥渴的状态。
于是，出现了可喜的现象：人们开始重视读书，严肃的经典的学术著作和文学名著在书店中开始走出了疲软的低谷，进入了某些过去只是服膺和尊崇福克纳、马尔克斯、卡夫卡这样一些作家的青年作者的书房之中。
这当然是很好的很正常的事情。
但我同时也发现了这样的使我多少感到有些可悲的现象：有的人对于昆德拉的作品如数家珍，但对于许多中国经典作品，却几乎茫无所知。我就知道有一位已经出过好几本作品的青年作家，不久前才开始坐下来第一次读《红楼梦》。
读，当然比不读好。但这也反映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许多人，确实存在着一个读书习惯和读书方法问题。
有一次，一位文学青年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您是老作家了，在您的生活中最离不开的恐怕就是读书了，您觉得最好的读书方法是什么？”
当时，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回答说：“爱书须成癖好，才可以言读书。” 这有点近于所答非所问了。但我当时却真是这样想的。读书当然是应当讲究方法的，但是，我可以坦率地说，我不是可以胜任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合适的对象。我只能聊堪自慰地说，虽然我算不上是一个好的作家，却可以算是一个嗜书如癖的读书人。我很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我的几代读书人的家庭使我沾了光，使我在十二三岁时就几乎读遍了家里所有我可以读得懂或半懂不懂的书籍，包括像《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以及林琴南用文言意译的《块肉余生述》那样的闲书。我是在读初中时才开始授触和迷恋上新文学作品的。我生不逢辰，抗战开始，我由于参加了“民先”的抗日活动，在北平受到追捕，失去了在大学系统读书的机会，就逃离了刚刚沦陷的北平，经过三个月的徒步跋涉来到了延安。我在鲁艺学习和工作了近 4 年时间，主要的收获是认真地读了几年书。鲁艺有一所藏书可观的图书馆，特别是文艺书籍收藏之丰富，现在回想起来都使我感到不可思议和不胜怀念。那里又有一个安静的充满学习气氛的环境，使我在三四年期间几乎读完了那所窑洞图书馆中收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现在拥有的有关文学的知识和素养，基本上得益于那几年的饥不择食般的勤学苦读。就像我国古代名贤韩愈所说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尽管除了学校发的油印教材以外，我连一本私人藏书都没有。我那时刚刚 20 岁出头，记忆力好，求知欲强，兴趣又广，对于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之作，常常不仅是反复阅读，而且还把我所喜爱的篇章，抄写在自己手制的厚厚的本子上，以便朝夕讽诵。这样的手抄本有好几本，一直到后来撤离延安，才忍痛把它们埋在一个破窑洞里，事隔半个世纪，现在肯定是早已化作尘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