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汽车把阿尔贝蒂娜带了回来;天还有点亮;空气也不那么热了,但是,度过了热辣辣的一天,我们俩都渴望未曾见识过的风凉;只见一弯新月捷足先登在我们激动的眼帘(我常去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那天晚上,还有阿尔贝蒂娜给我打电话的那天晚上,月亮也是这个样子),象又轻又薄的果皮,后来,又象一瓣四分之一瓣的新鲜水果,似乎有一把无形的刀开始在天穹中为它削皮。还有几次也是这样,是我去找我的女友,稍晚一点就是了;这样一来她就得在梅恩维尔市场拱廊前等我。最初,我认不出她来;我实在乱了方寸,她大概不会来了,她很可能理会错了。正在这时我看见了她,她穿着束腰蓝点白衫裙,只见她轻盈地一跳,登上了汽车,坐在我的身边,那轻捷的一蹦,与其说是象个小姑娘,不如说象一只小动物。她一上车,就没完没了地亲抚我,简直象只小母狗。当夜幕全面降落,当夜空缀满了星斗,正如饭店经理对我说的那样,倘若我们不带一瓶香槟到林中去散步,我们便伸开手脚躺在沙丘下面,大可不必担心微弱光线下的大堤上还有人在散步闲逛,他们在黑魆魆的沙滩上什么也看不清楚,虽然离自己不过两步远;我看见姑娘们第一次在水天苍茫的背景前走过,婀娜的体态洋溢着女性的风韵,大海的柔情,健美的丰姿,我抓住同样的玉体,紧紧地抱在我的怀里,我们身上覆盖着同一顶夜帐,紧挨着海边,大海风平浪静,被一道颤抖的光线分成两半;我们不知疲倦地静聆大海的吟唱,同欢共乐,大海顿时屏声静气,久久停止了呼吸,简直象退潮煞住了奔涌;忽而,盼等着的海潮终于姗姗来迟了,就在我们的脚下窃窃私语。我最后把阿尔贝蒂娜带回到巴维尔。到了她家门前,我们不得不中断亲吻,生怕被人看见;她没有睡意,于是又随我一起回到巴尔贝克,我又从巴尔贝克最后一次把她送回巴维尔;早期出租汽车的司机睡觉是不看钟点的。实际上,我回到巴尔贝克,正是晨露初湿的时候,这一回,虽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我的女友似在我的身边,一个接一个的长吻象取之不竭的源泉把我灌醉了。桌上,有我的一封电报,要不然就是明信片。又是阿尔贝蒂娜的!那是当我离开她坐小车回来时,她在格特奥尔姆写的,告诉我她在想我。我一边读着一边上床。此时,我发现条绒窗帘上头天已经大亮了,我自言自语,我们搂抱着过了一夜仍然相亲相爱。第二天早上,当我在大堤上看到阿尔贝蒂娜时,心里直打鼓,生怕她回答我这一天没空,不能接受我的邀请一起出去散步,这个邀请,我欲言又止,一拖再拖,久久不敢启齿。我尤为不安的是,她神情冷淡,心事忡忡;她的一些熟人走了过来;无疑,她已经安排好下午的活动计划,而我却被排斥在外。我看着她,看着阿尔贝蒂娜这优美的体态,这玫瑰花般的容貌,她当看我的面,推出了她内心的企图之谜,不知将作出何种决定,我下午是福是祸,就由它定夺了。一个年轻姑娘,她的整个心灵状态,她的整个生存前景,采取具有讽喻意义的致命形式在我面前和盘托出亮了相。当我最后下了决心,当我极力不动声色地问她:“我们马上一起去散步,直到晚上,好吗?”当她回答说: “很愿意,”我绯红的脸顿时风停云散,久久不得安宁的心绪一下子美滋滋地平静了下来,还了我本来的更为甜丝丝的面目,惬意,沉静,在暴风雨过后人们往往会有这种表现。我喃喃自语:“她真好,多可爱的人儿!”沉浸在激情之中,虽不如醉酒的迷痴,但毕竟比友谊更深沉,而上流社会的激情只好望尘莫及了。只有当维尔迪兰家请晚宴和阿尔贝蒂娜没空同我一块出去的日子里,我们才辞去小汽车,我可以利用这些时日,通知那些想见我的人,说我还在巴尔贝克。我允许圣卢在这些日子来这里,但仅这些日子而已。因为一旦他不期而至,我宁可不见阿尔贝蒂娜,也不愿冒风险让他与她见面,不愿让最近以来我保持的愉快平静的心态受到损害,不愿我的嫉妒心故态复萌。只有圣卢一走我才会放下心来。他也感到遗憾,强制着自己,没有我的召唤,绝不来巴尔贝克。想当初,德·盖尔芒特夫人同他一起度过的时刻,我是多么羡慕,我往拄不惜代价要看到他!人人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与我们关系的位置。人们在不知不觉地然而也是永恒不休地前进着,可我们常常看他们一成不变,观察的时间太短了,以致带动他们前进的运动难以被发觉。但是,我们只要在自己的记忆里,选择他们的两个形象,这两个形象是他们在不同的然而是比较接近的时刻留下的,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至少变化不明显,但这两个形象的差异却可以衡量出他们对我们冷热亲疏关系的位移。他对我谈到维尔迪兰一家时令我惶惶不安,唯恐他对我提出请求,也要在维尔迪兰家作客,这一点就足以把我同阿尔贝蒂娜一起在那儿尝到的全部欢乐搅得一塌糊涂,因为我妒忌,我总感到妒火在不断燃烧。不过,谢天谢地,罗贝明确告诉我,与我的担心恰恰相反,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去结识他们。“不,”他对我说道,“我觉得这种教权主义的圈子讨厌极了。”开始,我不理解修饰维尔迪兰家的形容词“教权主义的”是什么意思,但圣卢句末画龙点睛,令我茅塞顿开,遣词造句奇特,是聪明才子惯用的手法,每每叫人惊诧莫名。

“就是在这些地方,”他对我说,“大家拉帮结伙,抱成一团。你不要对我说那不是一个小宗派;对圈子里的人甜如蜜,对圈子外的人则冷若冰霜。问题不在于象哈姆雷特,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下去,而在于是不是属于这个宗派里的人。你是小圈子的人,我舅舅夏吕斯也是小圈子里的人。你要怎么样?我呀,我从来就不喜欢这一套,这不是我的过错。”

当然,我把强加给圣卢的未经我的招呼不许来见我的清规戒律,索性推而广之,在拉斯普利埃,在费代纳,在蒙舒凡以及其它地方,不论是什么人,凡我与之逐渐有所交往的人,我都严明我这条清规戒律;但当我从饭店楼上看见三点钟通过的火车拖着滚滚的烟雾,在巴维尔的深崖峡谷里,留下痴滞的云缕。在郁郁苍苍的半山坡上久久流连忘返,我便毫不迟疑,欢迎即将来同我一起品尝点心的客人,客人此时仍对我捉着迷藏,仙游于这片缥缈的云带里。我不得不承认,这位客人,是事先得到我的应允才来的,而差不多每次都不是萨尼埃特,我每每后悔不迭。然而,萨尼埃特是存心惹人不愉快的(如果不是来讲故事而是来作客那就更令人扫兴了),虽则他比许许多多其他人更有文化,更聪明,为人也更好,但同他在一起,似乎非但毫无欢乐可言,而且,除了消沉之外,什么也得不着,弄得您一个下午都感到败兴。也许,如果萨尼埃特坦率承认,他担心给人造成苦恼,人们也就大可不必害怕他的来访了。烦恼,在人们堪忍的种种毛病里,不过是最不严重的一种毛病,他的烦恼兴许只存在于别人的想象之中,或许是受到别人的启示方才受到感染,这种启示能对他的朴实发生影响。但他极力不让人看出无人理他,以致不敢自举自荐。诚然,他不象有些人那样应酬自有道理,那些人在公共场合,总爱逢人就行举帽礼,要是他们久违了您,突然在一家门厅里发现您同他们不认识的显贵们在一起,他们便会冷不防向您抛一声响亮的问好,却又连忙道歉不迭,千万别对他们的高兴和激动见怪,久别重逢,发现您欣然续旧,气色甚佳,难免喜出望外,等等。然而,萨尼埃特却相反,他太缺乏胆量。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或者在窄轨火车里,要是他不怕打扰我,他本来可以对我说,他很愿意来巴尔贝克看我。这样的提议不会吓坏我的。可他偏不这么说,他什么也不主动对我提出,可是,却愁着眉苦着脸,目光坚不可摧,与烧在瓷器中的釉彩无异,不过,在他的目光里,有一种急于见您的迫切愿望——除非他找到一位更有意思的人——可又掺和着不让人发现自己有迫切见人的愿望的意志,他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我说:“您不晓得这些天您干些什么吗?因为我可能要去巴尔贝克一带。不过,不,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只是随便问问您。”这种神色骗不了人,而那些反话的符号,我们可以反其意而用之来表达我们的感情,其实一目了然,人们不由寻思,怎么还会有这种人说类似下面的话:“我到处受到邀请,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他们没有受到邀请的事实。而且,更有甚者,这无所谓的神色,可能由于在其混杂的成分里掺合进口是心非的意志,给您招惹来的难受,就远非害怕烦恼或直截了当的想见您的愿望所能做得到的,也就是说,那难受,那厌恶,属于普通社会礼貌关系的范畴,相当于在爱情方面,一位恋人向一个不爱他的女士提出了一个伪装的建议,说什么第二天去看她,却又马上改口,说什么他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甚至不一定坚持刚才的建议,却保持着假冷淡的态度。顿时,有一种我莫名其妙的东西从萨尼埃特其人处流露出来,让人不得不和颜悦色地回答他道:“不,可惜,这个星期,我改日向您解释……”于是我便让别人来此地,他们虽然远不如他的身价高,但也没有他那忧心忡忡的目光,也没有他那苦涩百结的嘴巴,他心里倒想走东家串西家,但每次登门拜访人家,总是哑着嘴不说话。糟糕的是,萨尼埃特在小火车上很少不遇见来看我的客人,而客人在维尔迪兰家又很少不对我说:“别忘了,星期四我要去看您,”也恰好是那一天,我告诉萨尼埃特我没有空。因此,他最终把生活想象成为充满了背着他故意策划的玩笑,即使不是故意与他作对的话。另一方面,人们岂能始终一成不变,过分谨小慎微便会变为病态的冒冒失失。那次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他未经我的允许不速而至来看我,正好有一封信,我不知道是谁寄的,撂在桌子上。过一会儿,我发现他听我说话时心不在焉。那封信,他全然不知道来历,竟使他着了迷,我老觉得他那一双象上了釉似的眼珠子就要脱离自己的运行轨道投向那封什么信上,眼看着那封信正被他的好奇心磁化着。犹如一只老鹰见蛇就扑过去。他实在忍耐不住了,便先给信换了个位置,好象帮我整理房间似的。他觉得这样仍不过瘾,于是拿起信,翻过来,掉过去,好象机械手的动作。他冒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一旦拴在您身上,他就走不了了。因为那一天我很难受,我请他乘下班火车,再过半小时就动身。他不怀疑我身体难受,但却回答我说:“我要待一小时一刻钟,过后我就动身。”此后,我感到内疚,因为每次我都可以叫他来作客,但却没有这样做。谁晓得呢?也许,即使我消除了他的厄运,别人也会邀请他,他也会立即改换门庭弃我而去,使我的邀请达到双份好处,一则给他以欢乐,二则我也摆脱了他的纠缠。

我接待客人之后的那些日子里,我自然不等人来访了,小车又来接我们,阿尔贝蒂娜和我。当我们回店时,埃梅站在饭店的第一道台阶上,抑制不住眼红、眼热而且眼馋起来,看着我给司机多少小费。纵然我紧紧地握住手,也没能掩盖住严封在手心里的硬币或纸币,埃梅的眼力掰开了我的手掌。转眼间,他转过头去,因为他为人谨慎,有教养,甚至知足于小恩小惠。不过,钱落到另外一个人的手里,会激起他内心一种无法抑制的好奇心,引出他满口垂涎。就在这短暂的时刻里,他的神情,简直象一个在读儒尔·凡尔纳的小说的孩子,全神贯注,入了迷着了魔,抑或象一位晚宴上的食客,就在一家饭店里,坐在离您不远的地方,眼睁睁地看着有人为您切野鸡肉,可他却没有能力或愿意也要一份,于是便暂时把他严肃的思想抛开,目光死死盯住那只野禽,这样贪婪的目光,只有爱情和妒意使之微笑。

就这样,一天天接连坐车外出兜风。不过,有一次,我乘电梯上楼,电梯司机对我说:“那位先生来过了,他留下一个口信让我转告您。”司机对我说这句话时,声音微弱发颤,冲着我咳嗽,溅了我一脸唾沫星子。“我伤风厉害!”他接着说,好象我自己看不出来似的。“大夫说我是百日咳,”说着,他又冲着我咳嗽啐唾沫。“您别说话累了身子,”我态度和善地对他说,这种神态是装出来的。我害怕染上百日咳,万一得了这种病,再加上我容易气闷,那可要我的命了。但他反炫耀起来,象一位不愿意戴病号帽子的强者,嘴仍不停地说着,唾啐着。“没事,没关系,”他说(对您可能没关系,我想,但对我可有关系)。“再说我马上就要进巴黎了”(好极了,但愿他走之前别把百日咳传染给我)。“听说,”他又接上茬,“巴黎漂亮极了,比这里,比蒙特卡洛都漂亮得多,尽管有一些跑堂的,甚至顾客,还有领班,他们都去蒙特卡洛度假,他们常对我说,巴黎比不上蒙特卡洛漂亮。他们可能弄错了,可是,作为领班,他不应该是一个笨蛋;要掌握所有的定单,保证客饭供应,得有头脑才行!人家告诉我,这比写戏写书还厉害呢。”眼看着就要到我住的那层楼了,可司机又把我降到底层,因为他觉得按钮不灵,可转眼他又弄好了。我对他说,我宁可爬楼梯上去,其实就是不好说出口,我不想得百日咳。但司机在一阵传染性的然而又是友好的咳嗽中,一把重新将我推进电梯。“再也不会出毛病了,现在,我弄好了按钮。”看他没完没了地唠叨,我急于想知道来访客人的姓名和他留下的话,在他比较巴尔贝克、巴黎和蒙特卡洛究竟谁美的当儿,我对他说(好象一个唱邦雅曼·戈达的男高音歌唱家使您听腻烦了,您就对他说:还是给我唱一段德彪西吧):“到底谁来看我了?”“就是昨天同您一块出去的那位先生。我去取一下他的名片,就在我的门房里。”因为,前一天的晚上,我在去找阿尔贝蒂娜之前,曾把罗贝··圣卢送到东锡埃尔车站,我以为电梯司机讲的是圣卢,但实际上是汽车司机。由于他用了这样的字眼来指司机:“同您一块出去的那位先生,”他就同时告诉了我,一个工人同样也是先生,跟上流社会的人一样是先生。上了一堂词汇课而已。因为,实际上我从来不分等级。若说我听到有人把一个汽车司机称着先生感到奇怪,就象获得封号才八天的X伯爵听到我对他说:“公爵夫人好象累了”,使他转过头来,看着我说的到底是谁,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还缺乏尊称的习惯;我从来不区分工人、资产者和贵族,我兴许会毫不在乎地把他们彼此都当作朋友看待。我对工人有一种偏爱,其次是贵族,不是出于兴趣,而是知道,人们可以要求贵族对工人要有礼貌,比从资产者那里得到的还多,或者说,贵族不象资产者那样鄙视工人,抑或因为贵族对谁都愿意彬彬有礼,犹如美丽的女人欣然施笑,因为她们知道一笑讨千欢。我把老百姓与上流社会人士平等看待的态度虽然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尽管如此,但我还不能说,反过来会总让我母亲完全满意。并不是说她在人道上把人作若干区分,只要弗朗索瓦丝心情不快或身有病痛,总会受到妈妈的安慰和照料,论情意论信赖不亚于对她最好的朋友。但我母亲是我外祖父的掌上明珠,很难不社会性地接受等级的存在。贡布雷家族的人徒然有胆有识,欢迎人类平等最漂亮的理论,当一个家奴争取解放时,他公然开口用“您”相称,而且,不知不觉地,跟我说话再不用第三人称了,我母亲对这种私自改变尊称的行为极为不满,与圣西门在《回忆录》里的描写无异,每次,当一位老爷,他本无这等权利,却抓住个一借口,在一份经过公证的文件上取得了“殿下”的尊称时,或者他抓住一个借口,可以不还给公爵所欠或拖避的租债并逐渐据为己有时,这种不满便爆发出来了。当时有一种顽固不化的“贡布雷精神”,需要几个世纪的善良(我母亲的善良是无限的)和平等理论的宣传,才能使之解体。我不敢说,在我母亲的头脑里,某些“贡布雷精神”是可以冰消雪化的。他怎么也伸不出手让家奴一吻,却心甘情愿给他十个法郎(何况,十个法郎更令家奴高兴)。在她看来,不管她承认还是不承认,主人就是主人,而仆人则只配在厨房里吃饭的人。当她发现一位汽车司机竟同我一起在饭厅里吃晚餐,她就不太满意了,于是对我说:“我觉得,交朋友哪个不比司机好,”犹如,若是关系到婚姻大事,她就会说: “门当户对的对象你会觉得更好。”司机(幸亏我从没想到邀请他)是来告诉我,派他来巴尔贝克赶旅游季节的汽车公司,让他第二天赶回巴黎去。这一理由,尤其因为司机长得富有魅力,说话干脆明了,似乎讲的都是福音书里的话,因而我们也就信以为真了。但这理由只对了一半。事实上,他在巴尔贝克已无事可干了,不管怎样,公司对依靠圣轮的年轻的福音主义者的诚实半信半疑,希望他尽快回巴黎去。的确,如果说年轻的使徒在向德·夏吕斯先生算车公里数时奇迹般地完成了乘法,那么反过来,一旦跟公司交帐时,则把他收的钱除去6报上去,据此得出结论,公司合计,要么没人再到巴尔贝克游览,旅游季节的确已过,要么就是有人占公司的便宜,不管哪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召回巴黎,其实在巴黎,也没什么大事可干。司机的意图则是,只要有可能,就要避开淡季。我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此事,要是知道此事可以避免许多烦恼)——他与莫雷尔过从甚密(但在别人面前他们始终装出不相识的样子)。从他被叫回去那天起,还不知道他竟有办法不走,我们不得不将就租了一辆车子出去逛逛,或者有时候,为了让阿尔贝蒂娜散散心,而且,因为她喜欢骑马,我们便租几匹鞍马骑骑。车子破旧不堪。“什么破车!”阿尔贝蒂娜怨声载道。我倒是每每想独自一个人呆在车里。我虽然不愿给自己规定好死期,但我希望了结此生,我怨此生不了了之,不但使我失去了工作,更使我失去了欢乐。不过,也有时候,左右我的习惯突然被废除了,最经常发生在当充满欢乐生活欲望的某个过去的我暂时取代现在的我的时候。我尤显得喜欢游山玩水,有一天,我把阿尔贝蒂娜留在她姨妈家里,我则骑马去看望维尔迪兰一家,我走的是林中野路,因为维尔迪兰夫妇在我面前把这一路风光吹得天花乱坠。野路沿着悬崖峭壁蜿蜒而上,尔后,两边茂林迭翠,林险路窄,直陷深峡野谷。不一会儿,我被光秃秃的怪石所包围,透过嶙峋石林的空隙可见大海,怪石和大海一起在我眼前浮动,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残山剩水:我认出了埃尔斯蒂尔为两幅妙不可言的水彩画取景的原始山水风光,一幅名为《诗人遇缪斯》,另一幅为《少年遇马人》,我在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那里看过这两幅画。回忆画中的景象,眼前景物油然生情浑然入画,我是如此超尘脱俗,以至于,倘若我象埃尔斯蒂尔所画的史前时代的少年那样,在我云游之际,遇见了一位神话人物,那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的。突然,我的马仰头惊立,它听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声响,我好不容易才勒住惊马,差点儿没被摔到地上,我抬眼向声响传来处看去,不禁热泪盈眶,发现在我头上五十米左右,在阳光照耀之下,在两只闪闪生辉的钢铁翅膀之间,载负着一个生灵,其容貌虽模糊不清,可我觉得颇象一个人的面孔。我激动不已,犹如一个希腊人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半神半人的神人。我禁不住哭了,我一旦看清楚了,那奇妙的声响就来自我的头上——当时飞机还是极罕见的——心想,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飞机了,叫我怎么不热泪沾襟。此时此刻,就象那时候,耳际传来了一张报纸上读到的一句动人的话,我见飞机泪始流。然而,飞行员似乎在自己的航道上流连忘返;我觉得,在他的面前——也在我面前,倘若习惯尚未将我俘虏——展现开一条条通天之路和人生之路;他愈飞愈远,在海面上盘旋了一会儿,然后断然下了决心,似乎让天外的某种吸引力所打动,摆脱地心引力,如同重返家园,只见金翅膀轻轻一动,便扶摇直插远天。

回过头来再讲汽车司机,他不仅要求莫雷尔让维尔迪兰夫妇改用汽车,换下他们那辆敞逢大马车(鉴于维尔迪兰夫妇对其圈子里的老常客一向慷慨大方,这事比较容易办到),但是,比较不好办的事,是得由他,即汽车司机,取代他们的驾车大把式,即那位多情善感、思想灰暗的年轻人。这事在几天之内就以如下的方式解决了。莫雷尔先让人陆续偷走马车夫套马车用的全套必备的马具。一天,他找不到马嚼子;又一天,找不着只衔索。再过几天,他的坐垫不翼而飞,马鞭不明下落,盖布,掸衣鞭,马蹄铁,麂皮接二连三不见踪影。但他总有办法东拼西凑;只是常常迟到,弄得维尔迪兰先生对他十分恼火,使他陷进了苦闷和悲观的境地。司机迫不及待要打进去,对莫雷尔扬言他就要回巴黎去。一不做二不休。莫雷尔振振有词,说服维尔迪兰先生的众仆从,说年轻的马车夫曾扬言,要让他们一个个落入一个圈套,他自以为了不起,他一个人可以制服他们六个人,莫雷尔唆使他们不能对他善罢甘休。可他自己呢,他可不能介入,只是先向他们报个信,好让他们先下手。他们算计好了,待维尔迪兰先生偕夫人陪他们的朋友们出去散步时,奴仆们就冲向马厩那里向年轻人猛扑过去。我后面还要谈到——尽管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但由于我后来才对那些人物很感兴趣——那一天,有一个维尔迪兰家的朋友在他们家度假,在他告辞之前,大家想让他出去逛逛,因为他当晚就要动身。

当大家出去散步时,令我大为吃惊的是,正好那一天,莫雷尔同我们一起出去散步,而且本该在树丛中演奏小提琴,可半路上却对我说:“喂,我胳膊疼,我不愿告诉维尔迪兰夫人,不过,劳驾您请夫人将她的仆人带一个来,比如说霍斯勒,要他来给我提乐器。”“我认为叫另外一个更合适,”我回答道。

“吃饭要用霍斯勒。”莫雷尔脸上怒形于色。“算了吧,我不愿把我的小提琴交给任何人。”我后来才明白个中缘故。霍斯勒是年轻车夫心爱的兄长,要是他留在家里,岂不会助小弟一臂之力。在散步途中,莫雷尔低声对我说话,生怕大霍斯勒听见:“这是个棒小子,”莫雷尔说。“而且,他弟弟也是好样的。要是他没有那要命的酒瘾就好了。”“什么,喝酒?”维尔迪兰夫人问道,未曾想自己竟有一个好喝酒的车夫,脸色顿时气得煞白。“您没看见罢了我,心里老嘀咕,他给你们驾车,竟没出过事故,真是一个奇迹。”“难道他捎过别人?”“您只要看看他翻了多少回车就够了,他今天满脸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不明白他怎么没有呜呼哀哉,他把车辕都摔断了。”“怪不得我今天看不到他,”维尔迪兰夫人说,想到那场大祸可能临到自己的头上,不禁不寒而栗,“您让我好伤心。”她想草草收场回家转,可莫雷尔却挑了一首巴赫的曲子,变着花样拉个没完。她一回到家里,连忙赶到车库,发现车辕是新的,霍斯勒也头破血流。她不问青红皂白,当即告诉他,她不再需要马车夫了,给了他点钱,然而车夫自己却不想指控他那些可恶的同行伙计,他认定正是自己的伙计们接二连三地偷了他的一应车马具,而且自己也知道,要是忍气吞声,只能被当作死鬼看待,于是他只求一走了之,这样才得以相安无事。汽车司机第二天便登堂入室,没多久,维尔迪兰夫人(她只好另找一个)对他极为满意,她竟然将他当作绝对可靠的人热情地把他推荐给我。我不明底细,便在巴黎雇他打短,按日计薪;我实在太性急了,整个详情将全部写进阿尔贝蒂娜的故事里。此时我在拉斯普利埃,我第一次带着我的女朋友到那儿吃晚饭,而德·夏吕斯先生由莫雷尔陪同也在那里,莫雷尔冒充是一个“总管家”的儿子,那“总管家” 挣固定年薪三万法郎,有一辆车子,好些小管家、园丁、财产代管人和佃农归他指挥。可是,我这个人就是沉不住气,我岂能让读者得出莫雷尔坏透了的印象。其实倒不如说他这人充满了矛盾,有些时日,还真有点儿可亲可爱呢。

听说马车夫被撵出了门,我自然不胜惊讶,尤令我惊愕不已的是,取代马车夫者正是那位开车带我们——阿尔贝蒂娜和我——到处游山玩水的司机。但他在我面前滔滔不绝地编了一段故事,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听了以为他真的回到了巴黎,而且人家是从巴黎把他请来为维尔迪兰夫妇开车似的,我对此未曾闪过一秒钟的怀疑。解雇车夫是莫雷尔同我攀谈几句的原因,为的是向我表白,那个棒小子走了之后他有多么难过。况且,除了我独处以外的时间,除了他喜气洋洋连蹦带跳朝我扑过来的时候,莫雷尔在拉斯普利埃,眼看人人都热情洋溢地欢迎我,顿感自己却故意疏远了对自己无害的人,因为他曾对我过河拆桥,自断后路,剥夺了我对他露出保护神色的任何可能性(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想采取这种神态),于是他便不再与我保持距离了。我则把莫雷尔态度的变化归结到德·夏吕斯先生的影响上,的确,在他的影响下,在某些方面,莫雷尔已不那么狭隘迟钝了,更象个艺术家了,但在另一些方面,他对主子滔滔不绝的吩咐言听计从,哪怕通篇是欺人之谈,而且是信口开河,这反倒使他更加笨拙了。德·夏吕斯先生能告诉他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预料到的这码事。我何以能未卜先知,猜到人家后来才告诉我的事情(我对此一直没有把握,安德烈所提供的有关阿尔贝蒂娜的种种证词,特别是后来提供的,我总觉得很不可靠,因为,正如我们过去有目共睹的那样,她打心眼里并不喜欢我的女朋友,甚至妒忌她),但不管怎么说,倘若确有其事,那么这两个人都瞒着我这样一个问题:阿尔贝蒂娜对莫雷尔很熟悉?正当马车夫即将被解雇之际,莫雷尔对我一反常态,使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我总认为他生性卑鄙,当他需要我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便对我奴颜婢膝,过后,一旦帮了他的忙,他却翻脸不认人,我这才形成了对他的看法。对此,还要补充的是,他与德·夏吕斯先生有明显的卖淫关系,还有并无后果的兽性本能,当兽性得不到满足(当兽性发作时),或由此引起了并发症时,他便会闷闷不乐;但这种个性并非一成不变地永远那么丑陋,而是充满了矛盾。它好比中世纪的一部旧书,错误百出,通篇是荒谬的传说和淫秽阴暗的内容,但堪称杰出的大杂烩。开始我以为,他的艺术,在他真正被视为大师的领域,给了他超出演奏者技巧的优势。有一次,我说了我要开始工作的愿望,他不假思索地对我说:“干吧,干出名堂来。”

“这话是谁说的?”我问他道。“德·丰塔纳对夏多布里昂说的。”他还知道拿破仑的一封情书。“不错,”我心里想,“他有文学修养呢。不过,这句话,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读到的,恐怕是他对全部古今文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句话,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对我重复它。还有一句话,他在我面前翻过来倒过去地重复,为的是不让我向任何人谈及有关他的任何事,这句话,他也以为是文学语言,其实只勉强算句法国话吧,或者至少可以说不表达任何种类的意义,也许只对一个故弄玄虚的仆人才有用,这句话就是:“怀疑怀疑他人的人吧。”其实,从这句愚蠢的箴言到德·丰塔纳对夏多布里昂说的话,莫雷尔的性格可见一斑,虽然变化多端,但也不象表现得那样矛盾。这小子,为了几个小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干,而且没有内疚感——大概并非没有古怪的气恼,有时甚至气得发疯,但内疚一词与此风马牛不相及——这小子,只要有利可图,他不惜趁人之危火中取栗,这小子把金钱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却不讲普通人类最天然感情之上的善良,还是这小子,却把他获得的音乐戏剧学院一等奖证书置于金钱之上,在笛子班或对位法作品班,谁也不能说他一句不是的话。他怒火中烧,发起无名火又阴又毒,其源盖出于他所谓的普遍的尔虞我诈(可能他将他遇到的怀有敌意的人的某些特殊情况加以普遍化了)。他绝不谈论任何人,却暗中玩弄自己的把戏,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从而以摆脱普遍的欺诈为荣。我的不幸在于,由于我回巴黎后势必引起的后果,他的不信任并没有对巴尔贝克的司机“表演”过,在司机的身上,他可能发现了一个同类人,也就是说,与他的箴言相反,一个褒义的多疑者,一个在诚实人面前装聋作哑,却可与流氓恶棍一拍即合的多疑者。他感到——但这并非绝对错误——这样防人一手大有好处,永远使他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逢凶化吉,在贝尔热街的院楼里,人家休想抓住他任何把柄,对付他更是一筹莫展。他只要干下去,也许会干出点名堂,有朝一日会成为久负盛名的音乐戏剧学院大赛小提琴评判委员会的大师,人人将对他毕恭毕敬。

但是,在莫雷尔的脑子里发现这样那样的矛盾之处,这也许是极符合逻辑的事。实际上,他的本性,就好比是一张揉皱的纸,皱折走向乱七八糟,以致不可能恢复正常状态。他似乎有比较高的道德标准,而且写得一手极漂亮的字,美中不足的是错别字登峰造极,他一写信就是几小时,对他兄弟说,他待妹妹们不好,他是她们的兄长,他是她们的支柱;对妹妹则说,她们对兄长也有礼貌不周之处。

转眼间,夏日将尽,我们在杜维尔下火车时,只见太阳,受朦胧云雾的温存,在一色淡紫的天空中,只脱落成一片红轮了。傍晚,一派平和静谧的气氛临降到这一片片草木茂盛的盐碱草地上,吸引来许多巴黎人到杜维尔来度假,其中大都是画家,潮气初泛,却把这些巴黎人早早赶回他们自己的小小木屋别墅里去了。好几家灯火已上。只有几只奶牛望着大海哞哞叫着,另有几只奶牛,对人类更感兴趣,将它们的注意力转向我们的车子。只有一位画家,在一个陡峭的高坡上架起了画架,试图将这大片的宁静,这柔和了的光线尽收画中。抑或,这一头头奶牛,正无意识地尽义务似的去为画家充当模特儿,因为它们举目凝视的神态,它们逍遥自在的身姿,在人们回家之后,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傍晚散发出来的休憩气氛已是夜间了。我若下午出去转一圈,那么最晚五点就得回去添加衣服,此时,又圆又红的太阳落入倾斜的明镜,而过去这面歪镜有多可恶,可现在,夕阳酷似希腊火硝,在我的书橱玻璃上,燃起了大海的战火。我匆忙穿上我那身无燕尾的常礼服,活象念咒者的举动,唤出了机警而轻佻的爱,就是我同圣卢一同去里夫贝尔吃晚饭的我,就是那天晚上我以为把德·斯代马里亚小姐带到林中之岛去吃晚饭的我,我无意识地哼起了当时也哼的同一个小调;我对镜顾影,方从歌曲中认出了那个且唱且停的歌者,歌者,其实,他只会这首歌。我第一次唱这首歌,那是我刚刚爱上阿尔贝蒂娜的时候,但我当时觉得,我也许永远还摸不透她的心。后来,在巴黎也唱了一回,那就是我中止爱她的时候,即第一次占有她后没几天。现在我又唱了起来,是在我重新爱上了她,将同她一起去吃晚饭的时候,饭店经理为此深感遗憾,他以为,我最终会住到拉斯普利埃,不再住他的店,他口口声声说听人说过,那边热病流行,病源来自“鸟嘴”沼和沼中的“死”水。我喜欢这种多样性,我的生活向三个平面铺开,就这样我看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且,当人们暂时变回过去的一个人,就是说,与长期以来的自己不同,其感觉的灵敏度,由于不被习惯所削弱,可以接受极其强烈的印象最微妙的刺激,使以前的一切统统黯然失色,而且由于这些印象勾魂夺魄,我们便会象一个醉汉那样一度且痴且狂。我们上公共马车或普通车子时天一般都黑了,车子把我们送到车站去乘小火车。在候车室里,首席院长对我们说: “啊!你们去拉斯普利埃!该死,她真不象话,维尔迪兰夫人,她竟让你们在夜间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只是为了吃一顿晚饭。然后,晚上十点还要迎着群魔乱舞的鬼风再往回走。可见,你们是没事找事干,”他搓着手补充道。也许,他这样说话,是因为不满意自己没受到邀请,也可能是“忙”人——哪怕是瞎忙——

通常有的满足,“没时间”去干你们闲极无聊的事。

当然,这的确合符情理,一个人整天拟订报告,整理帐目,答复事务信函,密切注视着交易所的行情,当他冷嘲热讽地对您说:“您真舒服,成天无所事事,” 自觉高人一等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也完全可以用来表示蔑视,甚至还要更厉害一些(因为进城吃晚饭,忙人也照吃),假如您的消遣是写《哈姆雷特》或只是读一读而已。对《哈姆雷特》写也罢读也罢,忙人是很少考虑的。他们对文化不感兴趣,当人家搞文化活动时偶然被他们碰上了,他们总觉得文化不过是游手好闲之徒们消磨时间的游戏,他们可能会这么想,在他们自己的行业里,正是同样的文化使一些可能本来不如他们的行政长官或管理人员脱颖而出,面对这班青云直上的幸运儿,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口中念念有词道:“看来,他是个大文豪,一个杰出的人物。”不过,首席院长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之所以喜欢在拉斯普利埃吃晚饭,那是因为——正如他的所言极是,尽管是批评中提及——一席席晚餐“代表一次次真正的旅行”,我认为是一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旅行,因为旅行本身并不是目的,人们不是在旅途中寻欢作乐,因为大家赴会才是欢乐的所在,旅行的魅力是很难被整个气氛所左右的。现在天已经黑了,我离开了饭店的热窝——已经成了我的家的饭店——登上了火车厢,同阿尔贝蒂娜同行,当喘着气的小火车进站时,车窗玻璃上便有灯的反光在闪烁,说明车已经到达一个站头了。我生怕戈达尔大夫发现不了我们,又没听到报站的呼叫,于是我打开车厢门,但呼地冲进车厢的,并不是老常客们,而是风,雨和寒冷。在茫茫黑夜,我看得出阡陌田野,听得到大海澎湃,我们正在茫茫原野中穿行。阿尔贝蒂娜从随身携带的一个金盒子里取出了一面小镜子照了照,准备与核心圈子里的人相聚。的确,开始几次,吃晚餐之前,维尔迪兰夫人让阿尔贝蒂娜到她的盥洗室去整理整理,我虽然象我近来生活那样平心静气,但仍然有一点不安和嫉妒,我不得不在楼梯脚下就与阿尔贝蒂娜分开,我独自一人留在沙龙里,与小圈子里的人应酬,感到极度的心烦意乱,心想,我的女友在楼上干什么呢,第二天,我连忙请教了德·夏吕斯先生,怎样才能打扮得更风流些,而后,我即在加蒂埃店里订购了一套梳妆必备品,它是阿尔贝蒂娜的欢乐,也是我的欢乐。它于我是一种心理安宁的保证,它对我的女友则是一种关怀抚慰。因为她肯定猜到了,在维尔迪兰家里,我不高兴她离开我,于是,在车厢里,她就做好了赴晚宴前的全部打扮了。

在维尔迪兰夫人的常客里,如今也包括德·夏吕斯先生,他加入圈子已有好几个月了,是常客中的常客。很有规律,每星期有三次,在西东锡埃尔站的候客室里或月台上,进出站的旅客们可以看到这位胖子走过,只见他长着灰头发,黑胡子,双唇涂脂,这胭脂在季末不如炎夏时夺目,因为炎夏强烈的阳光照得它更突出,而酷热又把它半熔化了。他径直朝小火车走去,情不自禁地(只是出于行家的习惯,因为他现在已有一种感情,可以使他行为端正,抑或,至少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可以使他行动可靠)瞟一眼苦力们,大兵们,着网球服的青年人,那目光既蛮狠又胆怯,看后立即拉下眼皮,眼睛几乎闭上,怀有教堂祭司做祷告时的热心,又有用情专一的贤妻或大家闺秀的持重。老常客们坚信,他肯定没看见他们,因为他上了另一个包厢(谢巴多夫亲王夫人也常常这么干),活象这样的人,他弄不清人家被人发现与他在一起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但他却给您留下找到他的权力,假如您有找到他的愿望的话。最初那几回,大夫并没有找他的意愿,要我们让他一个人呆在他的车厢里。自从他在医学界获得显赫地位之后,犹豫不定性格就益发显露出来了,只见他满面笑容,后仰着身子,从夹鼻眼镜上头看着茨基,不是故意嘲弄,便是转弯抹角使同仁们的舆论为之一惊:“你们明白吧,假如我孤身一人,还是个小伙子……,不过,由于我妻子的缘故,听了你们告诉我的那事之后,我考虑是否能让他跟我们一起旅行,”大夫低语道。“你说什么?”戈达尔夫人问道。“没什么,这与你无关,这不是给女人听的,”大夫眨着眼睛回答道,对自己有一种庄严的满足,神色分寸适中,介乎于对其学生和病人板着脸孔说笑话的表情与维尔迪兰家里夹杂着俏皮话的不安表情之间,接着又低声说着话。戈达尔夫人只听清了两个单词,一个是“善会”,另一个是“舌头”,在大夫的语言里,前者指犹太种族,后者指饶舌多嘴,戈达尔夫人便想当然得出结论,德·夏吕斯先生可能是一个多嘴多舌的以色列人。她实在不理解,大家凭这一点就把男爵排斥在外,作为小圈子里的元老,她有责任要求大家别让他一个人呆着,于是我们大家都往德·夏吕斯先生的包房走去,由戈达尔大夫带头,他总是茫然不知所措。德·夏吕斯先生靠在角落里,正在读一部巴尔扎克的书,他已经发觉来人踟蹰不前,但他连眼睛都没抬一下,就象聋哑人根据正常人无法感觉的气流就能知道有人来到身后那样,他对人家冷淡待他的态度,有一种真正的神经过敏的感觉。这种神经过敏,由于它形成习惯,无处不有,便给德·夏吕斯先生酿成许多想象出来的痛苦。就象那些神经过敏患者,感到稍有凉意,便怀疑楼上有人打开窗户,进门时怒气冲冲,并打起喷嚏来,德·夏吕斯先生也一样,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显得忧心忡忡,便断定有人把他议论此人的话告诉了对方。但是,人们大可不必露出不在乎的神色,也大可不必阴沉着脸或故意嘻皮笑脸,他却可以一一想象出来。相反,真诚实意反而很容易向他掩盖他不明底细的诽谤的真相。他一眼就看出戈达尔的犹豫,老主雇们以为那个埋头看书的人还没有发现他们,待他们站好位置,距离恰到好处时,他突然向他们伸出手去,弄得老伙计们大为惊讶,然而他对戈达尔大夫只是欠欠身子,但马上又昂首挺胸,不屑用戴着瑞典手套的手去握大夫已经向他伸出的手。“我们坚持要与您同行,绝不能让您象这样孤单地呆在您的小角落里。这是我们的一大快事,”戈达尔大夫善意地对男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