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契约文书的研究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的契约文书源远流长，但由于种种原因，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因此，“汉简”的发现，“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都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明代而言，虽然保存下来的正史、方志、文集以及官方档案汗牛充栋，但流传至今像“徽州文书”这样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契约文书并不多见。
徽州文书的由来、收藏与整理
徽州文书是指宋朝到民国徽州所属六县及与之相毗邻的遂安（今浙江淳安）等县遗存的契约文书。徽州位于安徽省南部，古称“新安”，从北宋宣和三年（1121）开始正式置徽州，领有歙、休宁、祁门、黟、绩溪、婺源六县，历经元、明、清三代，一直到民国初年，其行政区划基本未变。明清时代，徽州商人遍及海内，“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徽州人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繁荣，徽州人文荟萃，名人辈出，素有“东南邹鲁”之称。从南宋以来，徽州也是刻书、印刷业中心之一。
徽州境内多山，交通不便，“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地少人多，民鲜田畴，所以对地权尤为看重，非常注意保存作为地权证明的文书。特别是徽州地区宗族势力很强，非常重视祖先留下的家产，同时把这类文书视为祖先的文化遗产而加以收藏，借以维护家族财产。且徽州特殊的地理环境，险阻天成，兵革少到，因此大量的契约文书得以保存下来。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是注意保护的。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重视下，徽州文书得以通过在屯溪设立的古籍书店流传到全国一些大的图书馆、博物馆与科研机构。包括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以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此外，徽州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也有大量收藏。据初步估计，流传出来的徽州文书大约有十万件以上，仍然藏于民间的文书更是不可估计。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徽州文书并未得到很好的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六十年代曾经对其收藏的文书进行编目、编号。进入八十年代，一些收藏徽州文书的单位开始对其收藏的徽州文书进行整理出版。到1996年底，已经出版的徽州文书资料有以下几种：《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安徽省博物馆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共收明、清两代徽州文书九百五十件。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共收宋元土地买卖文契十二件，明代土地买卖文契六百八十五件。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为影印本，能显示出原资料形状，分上、下编，各二十卷。上编实收宋、元、明三代散件文书一千八百十一件，簿册五十七部。下编实收清、民国散件文书一千零十件，簿册三十三册。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所选录的宋、元、明、清文书绝大多数也是徽州文书。
以上已经整理、出版的徽州文书，仅占全部徽州文书的极小一部分。更多的徽州文书还有待于将来去开发利用。
徽州文书的分类
徽州文书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俗等各个方面，按不同的形式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以徽州文书的现存形式分，可分为散件与簿册两类。所谓散件，就是由一张或二三张契约文书组成的一件文书，如土地买卖文书就多为一件白契或红契，有的附有一张推单或一张验契纸，有的既附有推单，又附有验契纸，这样的三张文书就成为一件文书。所谓簿册，就是装订成册的文书，有的簿册原本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如鱼鳞图册、商业账簿、分家书等。有的则是因其内容相同或相近，后人将数量不等的散件文书抄录在一起成为簿册，如抄契簿、租底簿、诉讼案卷等。
徽州文书就其来源、性质而言，可分为私家文书和官府文书。私家文书多属民间行为，如土地买卖中的白契、抄契簿、租底簿、入赘文约、商业合同、还文约等。这些私家文书有的不必经由官府，有的则属私下交易。官府文书是由官方制定或认可的文书，如布告、税票、执照、黄册、鱼鳞图册以及土地买卖文书中加盖官印的红契、验契纸等。
从研究徽州历史文化的角度，可以将徽州文书分为以下几类。
土地文书。这是徽州文书中反映土地所有、土地所有权转移、土地经营方式及其他与土地有联系的文书统称。它反映出当时的地权变动与土地经营方式的演变。
土地文书中数量最多的是土地买卖文书。《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第二辑所选录的文书绝大多数为土地买卖文书。它包括卖田契、卖地契、卖山契、卖塘契、卖园契、卖屋基契等。这些文书有的加盖官印，成为红契，有的则属民间交易，为白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崇祯十三年休宁朱士达卖田官板契纸”。该契纸为县刷印，右上角顶格大字印有“直隶徽州府休宁县”，第二行印有“玄字拾柒号契纸产价××”、“税银××”，右下角印有“领契纸坊长、里长”。接着为填写契纸内容的方格。契纸左半部印有关于崇祯八年颁行官板契纸事和《大明律》“典卖田宅”条。最后左下部印有“右契纸付业户××收执”，形式完整，印制精美。
土地买卖之后，按法律规定，要税契。《明律笺释》称： “典卖田宅，照价多寡，纳税于官，官为印其契券，谓之税契。”这样官府才在双方书立的草契（白契）上加盖官印，发给税契凭证，承认和保证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徽州文书中保存了许多税契凭证。税契凭证因时代早晚又有税票、号纸、契尾、执照等不同名称和形制。徽州文书中保存最早的税契凭证是元朝至大元年（1308）“徽州路祁门县谢良臣置产税票”，这是目前仅见的元代税契凭证原件。明初税契凭证承袭元制，税契凭证上都要写明买方用价多少买到某人田产验价收税，给付文凭及年月日等。例如，洪武二十四年“祁门谢翊先置产税票”：
徽州府祁门县税课局，今据西都谢翊先用价宝钞三贯四百文，（买）到在城冯伯润名下山地为业，文契付局印兑，除已依例收税外，所有文凭须至出给者。契本未降。右付本人收执。准此。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 日。攒典蔡斗生（押）
税课局（押）
明中期以后的税契凭证印制精美，并在其中引述《大明律·户律》中“典卖田宅”的条文，强调契尾是田土交易的凭证，对不税契者要严厉惩治。
徽州地区在土地经营方式上主要采取租佃经营，因此也保存着大量租佃契约。例如，万历四十六年“汪子华佃山约”
汪子华今承佃到本都王家龙名下六保土名王兴住后并下坞山二号，里至小苗坞界，外至下坞界；里至石界合角山场，前去拨种松杉苗木。务要［变］（遍）山满密，无得抛荒。其苗两半均分。日后力分先尽山（主），无得变卖他人。如要不遵，甘罚白（银）伍钱公（用），仍依此文为准。（今）恐无凭，立此为照。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卅日立承佃人汪子华（押）
中见人汪福龙（押）
一般来说，在租佃契约有住主屋、葬主山、投佃、违约受罚等内容的文书，特别是在称呼中出现“房东”、“房主”等字样的文书，都说明了租佃者的佃仆身份。但仅凭租佃契约有时并不能看出租佃者的身份地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佃仆租种其他人的土地所立租约与一般租约无异。
在徽州地区，租佃经营的结果之一就是产生了山场力分和田土力分。不仅租佃契约中经常提到关于“力分”的内容，而且还有买卖“力分”的契约。如“万历三十年祁门汪大銮卖力分契”等。山场力分是山场租佃者在山场栽种苗木，等到苗木长大成材，其中包含着租佃者付出劳动应得的份额，即为力分。力分是租佃者自己的财产，可以将其出卖，但租约中大多规定出卖力分必须“先尽山主”。与山场租佃中的力分相似，在田土租佃中也有力分问题。这是由于租佃者对其所租佃土地进行改良、增加肥力等原因，从而取得了这块土地的租佃权，这种佃权即称为“力分田”域“粪草田”。地主要改变与原租佃者的关系，就要付给原佃户力分银方能实现，而佃户也可以将这种力分田出卖，这种买卖在清代又称为“小卖”。
除了以上几种土地文书外，还有土地典当契、土地批契、田土清白合同、土地对换文约、添价契、山场合业契、退契等。土地典当契是以土地为抵押物借款，它与土地买卖契不同之处在于规定了还赎期限，逾期不能还赎，便加批文成为卖契。土地批契是土地所有者将土地批给指定的继承人而立的文书，它多发生于家族内部、亲戚之间，是一种无偿转移。田土清白合同则是为了划清田土界线而订立的合同。土地对换文约包括对卖契、对换文约和对换合同三种形式，是业主为了经营便利而相互对换土地。
添价契是土地出卖者出卖土地之后的添价、加找行为。不仅未经官府的白契有添价行为，而且部分赤契书立之后，仍发生添价行为。添价契在明代并不多见，清代中后期较多。历史研究所所藏的“永乐二十二年吴中原卖契”附有“景泰二年添价契”。退契是买主将土地退回原卖主，“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买卖双方合意，同意退回；另一种是土地重复交易，造成纠纷，后买之人立退契将田土退还原卖主，如“正统八年祁门方寿原退还重复买山地契约”。
赋役文书。明代对于赋役征收与田土经理已经达到相当成熟阶段，鱼鳞图册与黄册一经一纬，以保证国家赋役征收，杜绝田土之讼。
（一）黄册及其相关文书
关于明代黄册，保存下来的原件十分稀少。但徽州文书中不仅发现了黄册原件，而且也保存有许多与黄册有关的户帖、黄册底籍抄件、实征册、亲供册等，可以弥补黄册研究上史料的不足。
黄册源于洪武三年（1370）实行的户帖制度，徽州文书中有一些户帖原件，如“洪武四年祁门汪寄佛户帖”、“洪武四年祁门江寿户帖”等。户帖中记有该户户名、乡贯、丁口、年岁以及该户事产。但户帖难以完全反映每户人丁、事产的变化，而黄册则在这方面弥补了户帖的不足。黄册有两种形式，进呈朝廷的用黄纸为面为黄册，存留府、州、县的用青纸为面为存留册（又名青册）。而各里书手留底的草册，即为黄册底籍。徽州文书中的黄册底籍多为抄件，如永乐元年、十年、二十年，宣德七年祁门李舒户黄册抄底，万历十年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这些抄件也是采取旧管、开除、新收、实在四柱式登记，与黄册内容基本相同。徽州文书中还有实征册，这是地方官吏为了保证赋役征收，另造的一种实际征税编徭时的实征册，历史研究所藏有“万历至天启休宁汪氏实征册”。
亲供册是造黄册之时，首先要各户亲供，依照黄册制度规定的内容将自家有关情况依式填写，形成亲供册，也称归户亲供册。安徽省博物馆藏有“万历玖年清丈二十七都五图归户亲供册”。
（二）鱼鳞图册及其相关文书
鱼鳞图册是总图和清册（又称为分装册）的总称。徽州文书中保存下来的明清鱼鳞图册原件很多。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鱼鳞册为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前的龙凤经理鱼鳞册，该册载有田土字号、土名、都保、业主、田土面积、四至、佃户等，但没有总图。徽州文书中还有洪武、弘治等朝的鱼鳞图册，万历以后的鱼鳞图册更多，仅《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就选有明代鱼鳞图册13 部。鱼鳞图册又别称“保簿”、“田册”、“经理册”等，在土地买卖、典当文书中，常见“田土四至，不及开写，自有经理可照”，或“田土四至，自有保簿开载，不再开写”等语。鱼鳞图册编成以后，为了便于查阅，图保常将鱼鳞图册简化成“田土号簿”，只有田主姓名、亩步、字号以及田土四至，而无图形。这种“田土号簿”以田土字号排列，不限于一图、一都，有的是几都的数图田土收于一部田土号簿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遂安县明万历吊号田土号簿。
与鱼鳞图册有关的文书还有归户册与归户票。归户册是将鱼鳞图册中某一户所有田土归纳到一起，此种册籍便于计算某一户田土总数，它是攒造黄册和实征册事产中田产的主要依据。编纂归户册的主要依据是归户票，现在所见到的明代归户票都是万历清丈以后的，如“万历十年吴彦能清丈归户票”、“万历十年汪保分亩归户票”等。（三）其他赋役文书，包括审定户由、条编由票、垦荒帖文、田土丈量单、推收单、承役合同等。
审定户由是为编审丁粮而印制的一种文书，它列有都图所在，户主姓名、籍别（是民籍还是军、匠、灶籍），户内成丁口数、不成丁口数，应纳官民米数等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万历三十年歙县吴鲁审定户由票”。
条编由票是一条鞭法实行的结果，条编由票填注户主姓名，所在都、图、甲，籍别，成丁口数，应纳官民麦、丝、米、银数量，税粮和条编总银数等各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万历十六年歙县税收条编由票”。
垦荒帖文是官府发给垦荒者的文凭，以承认垦荒者的土地所有权。今将“永乐四年祁门谢能静、李胜舟垦荒帖文”抄录于下：
徽州府祁门县永乐四年四月十一日，据西都里长谢齐受申奉帖文，为开垦事，申乞得此案照先为前事已行体勘去后。今据见申，既已不系有额田土，拟合准令开耕，为此俟县令开前去，文书到日仰照各人所告田亩如法开耕，各为己业，候三年后收科，仍将该科税粮依期送纳毋违。须至帖者。一户谢能静李胜舟开田肆亩麦捌升伍合陆勺米贰斗壹升肆合
……（田土字号、四至略）
右帖下告人谢能静李胜舟 准此
永乐四年四月十一日
对同（红批） 开垦事
帖（押）
（押）
帖文上盖有祁门县印，印文清晰。从这里可以看出，垦荒帖文的目的和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防止垦荒者侵占他人纳粮田土；二是“该科税粮依期送纳毋违”。
田土丈量单。明万历时清丈土地，填写丈量单，其内填注都、图、甲，见业户名、田土土名，东西四至，原额田土类别、等则、亩数，新丈积步。丈量单前面印有该图公正姓名，后面印有“弓书算”姓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万历十年徽州商字叁佰伍拾号土地丈量单”。
推收单是土地买卖结束之后的推收过割所立的文书，由卖主立推单，言明该田亩步、税则、税粮数目，将其推入买主户内。同时由买主填写收单，内容相同，表明该由税粮由买主缴纳。推收单保留很多，如“嘉靖元年王奢卖山推单”、“崇祯十年吴世顺本户推收票”等。
承役合同。当一户不能独立承担里役，便采取几户联合承担的方式，即朋充，朋充各户要共同立一合同，即承役合同。如“万历八年洪时可等朋充合同”就是洪时可等人“因九甲程汝良扳充里役，自量一人不能承当，又恐人心涣散，众议将洪思南户承役，共立合同条则一样四纸，以便遵守。务宜同心一气，共承此役”，后面开列具体内容。
商业文书。徽州商帮是明清时代最重要的商帮之一，他们的商业活动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书资料，包括商业合同、商业账簿等。
商人在经商过程中要订立各种合同，用以筹集商业资金，确立经营原则，协商赢利分成比例与蚀本赔付标准。如“万历四十一年祁门郑元祜等立清单合同”就是一纸族内合伙股份式经商所立的蚀本赔偿清单合同。从中可以知道，郑元祜等五人以定股方式合伙拼买山林，“不期节遇风潮，漂散梱木。又遇行情迟钝，耽误利息，以致蚀本”。因此“照原合伙议定分［殳］（股），以作十二［殳］（股）均赔”。从这些商业合同中可以看出当时商业的各十种经营方式与经营原则。
徽州文书还有许多商业账簿，如万历“货盘店总帐簿”、 “程氏染店查算帐簿”（所列商业账簿均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清康熙时“程氏盘存收支总帐”，账面金额达十万两白银。又如祁门茶商胡廷卿光绪时的“采售茶叶总登”、“茶叶总登”等账簿达十余部，再加上其“进出总登”等日用收支账簿，总账簿就达二十七部，时间连续、资料完整。这些商业账簿是研究商业史难得的完整资料。
此外，徽州文书中还有一些与商业有关的文书，如田土买卖契约提及因筹资或经商失败而卖田、合伙经营加工磁土的碓房契等等。还有商人自述其盛衰的文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关于明代商人张友兰一家盛衰的文书，包括张友兰次子张明方写的“南京生意始末根由”和五子张明廉所写的“自叹”，从文中可以看出，张友兰一家可说是商、耕、学结合，他本人携长子、次子、五子在南京经商，而妻子和三子、六子在家务农，老四读书。他对诸子的这种安排，反映出当时商人的典型心理。从文中也可以看出，由于大量消费性开支（婚丧、讨丫头、造屋等）、诉讼费用以及析户分产使张家逐渐走向衰败。
宗族文书。徽州地区宗法制发达，有关族田、祭祀、家法族规以及家产分析的文书很多，它们中的许多文书是以簿册形式保存下来，有的时间延续很长，达几百年，是研究宗族发展史的宝贵资料。这些文书主要包括抄契簿、租底簿、宗祠簿以及分家书、保产呈文等。
抄契簿又称誊契簿、置产簿、堆积簿等，是一个家族历年买进土地等的契纸抄存。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洪氏誊契簿”誊录了从明洪武二十年到万历三十三年间契约文书共227件。而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凌氏置产簿”从明永乐十五年到清光绪九年，时间长达四百余年。
租底簿又称租谷簿，登录田税的又称租税簿。它是宗族族田出租所立租约的汇抄，它登录田土字号、亩步、租额、税额，是研究宗族族田收入的重要资料，也有许多反映租佃关系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有明末 “歙县怀忻公租簿”，簿中除记录地租收入外，还记录了田产进出、田地面积、约定租额、佃户抗租、更换佃人以及灾歉、抗灾等有关事项。
宗祠簿包括祀规、祭祀账目、修造宗祠账目等。祭祀账簿也有的称为祭祀簿。祀规又常成为族谱、族规、家法等的主要内容，也有的独立于族谱之外，单独成为宗族文书者。历史研究所藏有明代隆庆、万历，清代康熙“胡氏祀规及祭祀帐目”，明永乐到清乾隆休宁吴氏“向杲孟阳公叙历代祭祀簿”等等。
分家书又称阄书、分关书、标书、分家合同等。徽州文书中有许多分家书，既有一纸或数纸的散件，也有簿册。散件如“正德十二年吴珰等分家合同”、“万历十一年祁门枥山主人所立分家合同”等。簿册如永乐至正统“李氏分家书”（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隆庆元年歙县“汪姓阄书”（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万历四十七年“程氏阄书”（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选收的关于分家书的簿册就达16 册。分家书分为家产所有者父和母共同押署、父或母同诸子共同押署、诸子共同押署三种形式。前一种多称作标单、标分单，后两种多称分书或分家合同。分家书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分家原因与分家经过；二是关于所分家产和共有家产内容的记载。分家书一般经由族众、长辈合议，按照习俗、惯例分割家产。
保产呈文是宗族借助官府的力量以保护族产不被盗卖而立的批文。它常常是由族长向官府申呈，由官府批文数语，借以保护族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嘉靖五年祁门李榤恳请执照以保产呈文”。
诉讼文书。徽州文书中保存着许多诉讼文书，有状文、传票、保书、提单、传唤信牌以及争讼帖文、息讼合同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例如“隆庆四年徽州府缉捕吴伯起传票”：
直隶徽州府为违判复害事，据歙县十七都三图民吴伯起状告前事，据此拟合就提，为此，票仰本县官吏照票事理，速拘犯人吴伯起正身，星火解府，以凭究问施行，毋得违迟未便。须至票者。空。
右票仰歙县 准此
隆庆四年三月廿八日比
限 月五日缴
又如“万历十年祁门谢荣生等状文”：
告状人谢荣生，告为公副不法事。土豪谢大义仗充公副，骗产无厌，买业不遵赤契，租产不验阄书，将身郡坑、吴坑基屋、坳上住前梨木坞口、栗树庄等田地，任势填图，注为己业。欺侄幼懦，主凶打压，伊亲李振儒证。切豪乘丈乱法，弱肉惶惶，乞天勒救，粘单上告。
原告谢荣生 被告谢大义
干证李振儒、洪金胜、胡六保
准
万历十年正月初八日告状人谢荣生
计开豪占身业田地基屋土名于后
……（略）
通过这些诉讼文书，不仅可以了解明代的诉讼程序、诉讼文书形式以及官方执法情形，而且可以从中听到普通民众作为证人、原告、被告的声音，以此进入普通百姓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文书。这类文书包括卖身契、投主文约、应役文约、还文约、甘罚约、戒约以及缉拿逃仆的批文等。
明代的卖身契一般不直书卖身契，这是由于明朝限制庶民之家蓄奴，所以卖身契常以“投到文书”、“婚书”、“入赘文约”等类形式出现。例如“万历十六年潘应武卖仆婚书”：
七都立婚书人潘应武，今凭媒原用财礼银买地仆王天福男来法，年方拾壹岁，自愿出卖与拾二都汪 名下为仆。凭媒叁面［仪］（议）作时值财礼银贰两壹钱整，其银、婚约”等书当日两相交付。其仆出卖之后，一听买人随即领去用，日后成人长大娶妻完聚汪家住屋，并无回宗异说。今恐无凭，立此婚书为照。
万历十六年四月贰拾叁日立婚书人潘应武（押）
中见媒人吴囡儿（押）
李记囡（押）
还文约、甘罚约、戒约等大多是农民、奴仆由于逃亡、拒主以及聚众倡乱等原因而被强制书立的文约。这些文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形式。例如“万历十一年朱法等连名戒约”，就是朱法等二十二人“不服主公约束，纠众倡乱。经众家主公呈告官处治，蒙县主开恩，不深重究，押令当堂写立连名戒约。身等自知前非，悔过自新，磕求众家主仍复收留。嗣后永遵约束，小心供役，再不敢在外纠众抗拒”。封建官府一方面镇压各种反抗斗争，另一方面也靠各种文约来约束反抗者，同时避免激化矛盾。
社会文书。 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当时民间成立的祠会、文会、“社”（村社之社）会、桥会、船会、商会等组织，它们保存下来许多“会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明崇祯到清康熙的“汪氏上帝会簿”、明崇祯至清道光祁门善和里“世忠会各会清册”等，这些文书的内容很丰富，如“世忠会各会清册”记载了从明崇祯十七年到清道光十四年善和里的世忠会、元宵会、文昌会、关帝会、地藏会、张王会、正义会等会的会租、会规等内容，对于了解当地的风俗、民众的日常生活与信仰都是相当珍贵的资料。
徽州文书的史料价值
徽州文书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上面仅是就几个重要的方面加以简单的分类与说明，还有许多文书种类未能一一列举，其史料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徽州除了保存下来大量契约文书之外，它也是一个“文献之邦”、“文物之邦”，大量的地方志、文集、族谱等流传于今，许多明清时代的民居、祠堂以及商业街道至今保存完好，所有这些文献史料、文物史料与契约文书相互印证，对于研究明清时代的徽州以至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各个领域的特点，探索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发展规律，其意义将会是巨大的。正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山本英史说的那样：“明清农村社会状况与日本江户时代的农村状况相比，之所以还有许多不明了之处，恐怕与这些契约文书未被充分利用有很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对徽州文书的期待将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