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等级社会中，作为社会上层等级的，除去皇室和勋戚贵族之外，还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群体，即官僚阶层。官僚阶层不同于皇室贵族，他们不一定是天生的特权等级，而是通过科举考试或其他途径进入官僚行列，从而取得了与一般平民不同的政治地位。
在明代的社会结构中，官与民是界限分明的两个等级。一般来说，官僚们虽然也属于地主阶级的行列，但是在明代社会中，具有官僚身份的地主与无身份的地主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无身份的地主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也还是属于民的行列，他们除去拥有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并以此作为剥削手段之外，在政治上则与一般农民没有什么区别。
明代官与民之间如此鲜明的界限，反映了当时的等级社会特征。
明初，朱元璋便通过荐举、科举和学校作为选官的途径，开始建立起一套庞大的官僚队伍。但是此时由于建国未久，整个官僚体制尚未健全，文官治国的政治局面尚未形成。
明代的官僚集团，在建国之初基本上是依附于文臣出身的功臣之下的，像明初的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人，都是官僚集团的领袖人物。这时候的官僚们，受到太祖所施行的严猛政治的限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未能够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洪武中所发生的著名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主要是针对功勋集团的话，那么“郭桓案”、“空印案”以及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则主要针对了当时的官僚集团成员。目的虽然是为了防止官员的贪污腐败，其结果则直接打击了整个官僚队伍，造成了“仕不为君用”的政治局面。当时人在谈到这种情况时曾说：终洪武一朝“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祸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亲友”。这当然不仅仅是太祖个人好恶的结果，而主要是在明初的社会条件下，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限制官僚地主势力发展的时代需求。所以后人在谈及洪武与永乐间官僚成分的变化时曾说：“国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乐纪元，民庶且富，文教大兴。龙飞初科，取士倍蓰于前。一时绩学馆阁试政方洲者多其人。至今言进士科者首称之。盖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砺天下，而为此盛举耳。”其实在洪武与永乐之间，明朝的士大夫们还经历了一个他们心目中更为美好的建文时期，那是一个被视为宽仁和文治的最理想的时期，但是由于明成祖的夺位而被永乐朝所代替，那种为士大夫们所乐道的建文之治最终流产。永乐中对于建文遗臣的残酷杀戮，使明初文官阶层的发展再次受阻，一切都似乎又回到了开国的时代，但是那毕竟是不同的了。朱棣的成功只是明政权内部的一次皇位争夺，而不是改朝换代，虽然又出现了一批帮助成祖夺位的新贵，整个国家体制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仍然延续了洪武和建文两朝的基点——官僚化的进程还在缓慢继续。
永乐初的名臣解缙在家书中对于自己生活情况的描写，很能够代表当时官员们的普遍状况：“在此每月关米七石，其余每石折钞共七千贯。又尝留下三石，粜四石，得钞百余贯。而马料豆每石五十贯，稻草亦甚贵。时时虽有赏赐，随得随用，又作些人情，又置些书，尽是虚花用了。衣服靴帽饮食之类，所费不赀。”当时的另一位名臣户部尚书夏原吉为来京探亲的弟弟送行时，所赠也不过米二石。生活上的清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官僚势力的衰弱。这时候的官僚们真正体现出了在国家机器上的服务作用。这种情形直到永乐末年才开始发生改变。永乐末，由于成祖多病不临朝，一些官员趁此机会开始利用职权徇私舞弊。史料中说：“太宗自十五六年，数疾不视朝，扈从之臣，请托贿赂，公行无忌。”仁宗即位后，改变了永乐中皇帝治国的状况，以及永乐后期吏治的失控，文官治国的局面开始形成。宣宗时在此基础之上，对于吏治进一步整顿，完成了从开国到守成的变化。而与此同时，明代官僚政体也得到了完善。
大约从仁、宣到成化以前半个世纪左右时间里，明朝的官僚士大夫们还是处在恢复与发展之中。这一段时间对于明朝的官僚士大夫们来说，实在是十分关键的时期，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他们开始真正羽翼丰满，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为主导势力。成化以后，他们更进一步不再安于旧有窠臼的限制，开始用放纵和猎奇去弥补生理和心理的不足。这时候他们那种天然的双重性开始暴露出来。他们一方面在朝廷和各级官府中充当国家机器的执行者，一方面却又在农村乡镇以身份地主的面目，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表。从而构成了明朝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的乡官问题。
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说：“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经过长期的官僚政治局面，从朝廷到地方，无处不形成一张张关系的密网，本来分散的官僚个体的权力，通过这样的关系网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一种可以左右朝廷与地方政治的力量。清人对此有十分生动的评述：
明季缙绅，威权赫奕，凡中式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尤重师生年谊，平昔稍有睚眦，即嘱巡抚访拿，甚至门下之人，遇有司对簿，将刑，豪奴上禀，主人呼唤，立即扶出，有司无可如何。其他细事，虽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出则乘大轿，扇盖引导于前，生员则门斗张油伞前导。婚丧之家，绅衿不与齐民同坐，另构一室，名曰大宾堂，盖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齿矣。
这里所谓的尚爵，实际上是尚等级、尚权力。读书人一旦中式，便开始进入了官僚的行列，也便取得了相应的特权，他的一切也便由此而得来了。到明朝中后期，各地田连阡陌，奴仆成群的大地主，也都是权势显赫的大官僚。如像严嵩、徐阶、董其昌等，便是其中的代表。清初人郑廉谈到明末河南情况时曾说：“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者亦不下五七百顷。”河南在明后期确是社会矛盾最为激烈的地方，“明季河南诸藩最横，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从藩王到官僚们如此的横行，民怨已极最终导致了明朝政权的覆亡。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这些官僚体现了国家权力，他们本身担负着平衡社会矛盾的作用，然而却同时又作为身份地主，利用自身的特权成为农村中侵夺田地，荫占人户，破坏社会平衡的势力。这种封建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与经济的危机。
成化朝开始出现了内阁首辅制度，这反映了明代官僚体制的进一步成熟。官僚内部的政治争斗也因此而更加激化。到嘉靖以后，这种政治斗争进一步公开以党争形式出现，官僚阶层开始进一步走向了没落。
封建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官僚阶层内部的分裂，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官僚阶层内部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政治观点，因此，明代官僚阶层内部的斗争主要是以政治斗争形式体现出来的。
从嘉靖、隆庆年间内阁的纷争，到万历以后东林党、阉党以及浙、齐、昆、楚、宣诸党的形成，明代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他们斗争的实质是，一部分官僚为了保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希望一切不变；一部分官僚感到危机的存在，而希望通过清明政治来缓和危机。他们因此在执政路线上发生激烈的分歧，最终导致由不同的政治主张而组合的政治派别，形成党社。在这场党社斗争中，即使是东林党那样的相对开明的党人们，也从未有过改变社会政治体制的主张，他们充其量也只是追求一种政治上相对清明的旧秩序而已。因为他们始终只能是官僚政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在经济生活上，由于大都处于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新思潮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政治主张上有时会体现出一些维护士农工商利益的要求，他们也因此而得到了城乡平民的同情与支持。这于是给官僚阶层内部的政治瓦解提供了一次机会，可惜这次机会在强大的旧势力的压制下最终流产了，留给人们的只能是党争给本已难以克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的雪上加霜。所以后人在评论明朝党争时，一直都认定党争误国的结果。近世清史学家孟森教授曾经说过：“门户之祸，起自万历。……在万历间不过把持朝局，排除异己而汲引同党，至边事既起，各立门户之言官，以封疆为逞志之具，将帅之功罪贤不肖悉淆混于党论，而任事者无所措手足矣。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
由明朝官僚政体所建立的明朝秩序，最终还是葬送在官僚政体的手中。
明朝官僚政体自身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所维系的等级化的破坏。官僚政体在明朝中叶以后，还受到了来自富商、地主等非身份者捐纳授官的影响。这在当时被看作是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办法之一。
明朝的纳赀授官始于景泰之初。当时正值“土木之变”后，边事危急而财政匮乏，因以户部议令军民输纳者给冠带，官吏罪废者，输草于边得复职。这在当时虽然是权宜之制，也立即遭到了反对，所以行之未久即从礼部侍郎姚夔议止。明代的捐纳制度真正开始于成化朝，而成化朝也正是明代社会的第一次变化时期。这显然决非巧合。
成化二年（1466）以镇压荆襄地区流民起义用兵，令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而止。纳米入监之事早于景泰间即已有之。富民输纳授武职或者散官也早在成化前即已有先例。但是如同成化间这样明确的捐纳条例，以前是尚不多见的，而且这时候虽然名义上仅限于授散官，其实恐多有实授官职的情况，因为到了弘治五年（1492），吏部尚书王恕上奏中即说到：“永乐、宣德、正统间，天下亦有灾伤，各边亦有军饷，当时无捐粟例，粮不闻不足，军民不闻困弊。比年来，一遇灾歉，辄行捐例。人既以财进身，欲其砥砺廉隅如循吏，岂可得也？”这已是弘治初年革罢传奉官之后的事情，捐纳授官在弘治“中兴”的初起也并未曾废革。至正德初年，捐纳的规定更加明确：凡阴阳、僧道、医官有缺，许其生徒及仕宦子孙、农民纳银送部，免考授官，其等有四；军民客商人等纳银，许授七品以下的散官，荣其终身，仍免杂徭，其等有三；民间子弟纳银，许授都、布、按、府、州、县诸司承差、知印吏役，其等有八。再至万历中“时殿阁中书，无不以赀进者”。捐纳授官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之事。
捐纳授官实际上是金钱与特权的交换，它与近世社会学者们所说的人们通过考试进入中产阶级的官僚秩序有着明显的不同，相反它是中产以上的富人不通过考试而进入官僚体系之中。明代的捐纳授官与前代的不同之处也正在这里。在废除了旧的一成不变的选官制度之后，在考试成为进入官僚阶层的唯一途径的时候，捐纳便是对于等级社会的一种破坏，它再次打破了等级社会的秩序，使明代社会向着按照经济地位区分阶级的方向上又跨出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