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的创办及其特点
淮军的创办原因同湘军一样，均是出自同太平军作战的需要。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李鸿章在安徽安庆组建起淮军，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又一支武装。
早在咸丰三年（1853）春太平军攻占安徽省城安庆之际，清廷便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以阻止太平军的攻势。吕贤基奏请简派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安徽籍同乡李鸿章随他帮办安徽团练。李鸿章在籍举办团练5年多，战场上屡屡受挫，于咸丰八年（1858）底投身曾国藩幕府，随同曾国藩办理湘军军务。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率湘军攻占安庆并旋又受任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后，嘱李鸿章“创立淮勇新军”，“以济湘军之穷”，于是李鸿章奉命去创办淮军。
李鸿章创办淮军之前，太平天国在苏南一带非常活跃，对中外反动势力聚集地上海屡屡构成威胁。上海官绅一面借助于华尔的洋枪队（常胜军）防御太平军的进攻，一面派法部主事钱鼎铭赴安庆面见曾国藩请求派兵援沪。身为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的曾国藩在天京上游攻占安庆之后，也企图分兵援沪，“由下捣上”，形成在天京上游与下游合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之势，况且曾国藩还看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可谓一举两得。曾国藩遂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嘱李鸿章迅速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
李鸿章受命后，坐镇安庆，策划按照湘军营制对庐州一带的团练进行整编以组成淮军。他一面写信给庐州团首潘鼎新称曾国藩“意将合阁下照湘军营制募练五百人”，“寄上营制刊本，可覆按照请也”，一面又在安庆约见合肥团首张树声面商一切。潘鼎新、张树声积极响应，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募勇数营。同治元年正月（1862 年2月），由李鸿章招募的淮勇陆续到达安庆，其中有潘鼎新的鼎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和吴长庆的庆字营。接着，原由李鸿章办理皖北团练时招募的张遇春的春字营本来归隶湘军，这时也交由李鸿章节制，改属淮军。李鸿章招募的庐州、合肥一带淮勇4营抵安庆后，曾国藩亲自为其“定营伍之法”，凡“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淮军创办后，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四日（2月22日）离开曾国藩幕府，前往安庆北门城外淮军营内任淮军统帅。为进一步加强淮军的力量，曾国藩又根据李鸿章的请求，从湘军中调拨8营划归李鸿章率领，其中有韩正国的亲兵营2营、太平天国降将程学启的开字营2营、滕嗣林、滕嗣武的林字营2营、陈飞熊的熊字营1营、马先槐的垣字营1营。这样，新组建的淮军共计13营，每营500人，合有6500人。
淮军不仅在营制上完全仿照湘军，而且李鸿章自认为湘、淮军这种招募制明显优于绿营的世兵制，他后来曾说：“涤帅与弟，治军十余年，皆先选将，而后募营，其营哨须由统将自择，呼应较灵。”这是湘军、淮军的共性。但李鸿章创办淮军时已同曾国藩当年初创湘军极力强调“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的招募方 式已有明显的不同，淮军各营的统领除潘鼎新为举人、张树声为禀生外，其他诸如刘铭传、吴长庆等人均不属儒生，这是淮军的一个特点。曾国藩在选择营官时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到左宗棠招募楚军时就改为“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待李鸿章创办淮军时，或顺手牵来的是已有数年规模的安徽地主团练，或由曾国藩从湘军中调拨给他数营，这时湘军营官的身份已不再一律要求以儒生为统领，淮军在短短两个多月中成军之急只能广收杂揽了。淮军体系繁杂，且多半来自湘军，这是淮军的又一个特点。
淮军的扩充与作为防军留用
淮军成军后，李鸿章急于率兵进抵上海。经反复斟酌，曾国藩与李鸿章决定雇英国轮船由安庆运兵至上海，其间沿长江航线要经过金陵江面，但为早日实现剿杀太平天国的计划，他们不顾“乘夷船越贼境”的风险，于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1862年4月5日）开始从安庆运兵，历经两个多月，淮军13营全部抵沪。
李鸿章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到达上海后仅17天，就被清廷任命为署江苏巡抚。他初到上海，感触最深的是由他统帅的这支以勇营组成的军队的素质问题。淮军因武器以刀矛为主和仅配有少量土枪土炮，并且军装不整而受到了外国人的嘲笑。李鸿章又亲眼看到洋兵使用西式武器同太平军作战的情形，在致曾国藩函中作了如此描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从，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于是，刘铭传所部铭字营率先聘用外国教官教练洋枪，继而其他各营也纷纷仿效。正如李鸿章向清廷奏报的那样：“臣军由江南剿贼，入手本宜水而不宜陆，嗣因西洋火器精利倍于中国，自同治二年以后，分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传习日久，颇窥奥妙。”淮军聘用外国军官教习枪炮与阵法，却没有采用外国军队的编制，这是淮军以及湘军不同于以后的新军的一个显著标志。李鸿章认识到了外国枪炮的长处，便从购买与仿制两个方面着手，从同治二年（1863）起，李鸿章着手创办了3所洋炮局，主要为淮军提供军火。
李鸿章率淮军抵沪的主要目的是以上海为基地，主攻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他感到仅以13营之兵颇难完成此任，便大力扩充军队。他抵上海两个月后，就派张树声、吴长庆回安徽招募9营兵力。但这种派人回籍招募的办法常常受到各种阻碍而使李鸿章感到“千里募军，殊为耽心”，因而他不再仿照湘军遣人返籍募兵之法，决意对前江苏巡抚薛焕所辖军队和两淮团练以及太平军降众加以改编，扩充淮军。这样，到同治三年（1864）淮军已增至近40营。李鸿章还在淮军中增设水师，其中刘铭传下辖水师2营，潘鼎新、张遇春各下辖水师1营。
淮军在扩充过程中，不但普遍向使用洋枪洋炮以更新装备的方向发展，而且随着人数的急剧扩充，它日益成为太平天国的劲敌。淮军初到上海就与英、法驻华军队及华尔的“常胜军”勾结起来，遏制住太平军对上海的攻势。接着，淮军在同治二年、三年（1863、1864），先后陷常熟、太仓、昆山、苏州、无锡、常州、丹阳等地，击垮了太平天国的苏南根据地。在湘军攻占天京后，淮军又配合湘军攻下浙江湖州，旋又追剿太平军余部。
在清政府依赖湘军、淮军基本上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因性质属于勇营，按清制勇营在事平后予以遣散本是定例。曾国藩对所部湘军作了大规模裁撤，而李鸿章所部淮军却原封不动地只作了一下裁减的样子便被保留下来，这既与时太平军余部尚存、捻军起义方兴未艾有关，又因清廷感到绿营兵已不可恃，于是把在同太平军作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勇营作为防军保留只能是唯一的选择。这样，裁湘留淮的结果使淮军的地位跃居湘军之上。于是，清朝的军队构成中出现了以勇营屯住各地的情况，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部湘军以及其他未被裁撤的湘军连同被保留的各省仿湘军而建的一些勇营，被称作防军纳入清朝军队的行列，清朝兵制为之一变。
此外，清廷从同治五年（1866）起，由总理衙门大臣奕�从绿营经制额兵内挑选精壮按照湘军的营制、营规编练军队，共选练6军，15000人，于是又出现了练军。
由于湘军、淮军以及练军均程度不等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枪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等也认识到近代化的坚船利炮的长处，主张购买与仿制并举，特别是淮军与练军及左宗棠部湘军较普遍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武器，且模仿“洋人阵式”，表明作为勇营留作防军的淮军与湘军和从绿营兵中挑选而练成的练军，已经同以往的八旗、绿营有了很大的区别，从而成为由旧式军队向新式军队过渡型的军队。但因其营制仍与近代西方国家的军队编制有明显的差异，这与此后以完全仿西法编练的新军还是不尽相同的。就淮军、湘军与八旗、绿营比较，前者已属新式军队。而淮、湘两军与甲午战后的新军比较，前者又成了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