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认定,无论我做什么,阿尔贝蒂娜都会在今天晚上回到我家,因此我暂时节制了弗朗索瓦丝对我说阿尔贝蒂娜出走时引起的痛苦(因为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间竟相信这是一次永不返回的出走)。然而间断一会之后,这最初的痛苦又以独立不羁的架势自动向我袭来,而且仍旧那么令我难以忍受,因为我刚听到她走了时还没有自我安慰地许愿当晚就把她接回来。这句话本来可以缓解我的悲痛,但当时我的悲痛对这句话还一无所知。为了实施促她返回的办法,我势必再一次装出似乎我不爱她的样子,对她的出走也似乎并不感到痛心,而且还势必继续对她撒谎。这样做当然不是因为我这些姿态向来很成功,而且因为自我爱上阿尔贝蒂娜以后我一直在如此行事。我个人愈是佯装出已经放弃她的神气,我在采取促她返回的措施时便愈能做到果断有力。我准备给阿尔贝蒂娜写一封告别信,在信中我要把她的出走看作是最后的分手,与此同时我要派圣卢以背着我的方式去向邦当夫人施加最粗暴的压力迫使阿尔贝蒂娜尽快回家。不错,我在希尔贝特身上曾做过这种危险的试验,信上的冷淡在开初是装出来的,最后却弄假成真了。这个经验本来应当阻止我给阿尔贝蒂娜写与那些信件同样性质的信。然而所谓经验,无非是在我们自己眼前揭露我们自己性格的特点,这特点自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而且出现得格外明显,因为我们已经为自己揭示过一次了,这一来第一次引导过我们的自发动作就会在记忆的各种形式的启示下得到加强。人类最难逃避的抄袭行为,对个人(甚至对坚持错误而且不断加重错误的百姓)来说,那便是对自己的抄袭。

我知道圣卢在巴黎,一听我召唤,他即刻来到了我家,他还是象在东锡埃尔时那么麻利,高效率,而且他同意马上动身去土兰。我把下面的考虑告诉了他。他应当先去夏特勒罗请人指点邦当夫人的住址,去那里时得先等阿尔贝蒂娜出门,因为她有可能认出他来。“你说的这个姑娘难道认识我?”他问我。我对他说恐怕不认识。这个行动计划使我满心欢喜,不过这个步骤和我的初衷是绝对矛盾的:我最初是想设法不露出准备派人寻找阿尔贝蒂娜的神气;而此举却不可避免地会显出这种神气。不过和“本应做的事”相比,这次行动有不可估量的优越性,它使我有可能对自己说我派去的人即将看见阿尔贝蒂娜,而且一定会把她带回来。倘若我一开始就把我内心的活动看得很透彻,我也许早就考虑到了这藏在暗处的被我认为糟糕透顶的解决办法将会优先于忍耐解决办法,我之所以决定采取此法,是因为我缺乏忍耐的毅力。一个姑娘整个冬天住在我家而我竟对他只字未提,圣卢对此已露出了吃惊的神情,另一方面他过去常对我提起巴尔贝克的年轻姑娘而我却从未回答他说 “她就在这里”,因此他很可能因力我对他缺乏信任而感到不悦。其实邦当夫人很可能对他谈起巴尔贝克。然而我是那样急不可耐地希望他动身,希望他到达那里,因而根本不去想,也无法考虑这次旅行可能产生的后果。至于他是否会认出阿尔贝蒂娜(他当时在东锡埃尔和她邂逅时总是执拗地避免注视她),都说她变化很大而且长胖了,所以这不大可能。他问我有没有阿尔贝蒂娜的肖像,我开始说没有,以免他有暇根据我在巴尔贝克那段时期前后拍的一张照片认出阿尔贝蒂娜来,不过那时他只是在火车车厢里隐隐约约见到过她。可是我又想,那张照片上的阿尔贝蒂娜既不同于巴尔贝克的阿尔贝蒂娜也不同于现实的充满活力的阿尔贝蒂娜,他既不可能从照片上认出她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里认出她。在我替他寻找照片的当儿,他用手轻轻摸了摸我的额头表示安慰。他猜出我很痛苦而为我难受,这使我十分感动。首先,尽管他和拉谢尔分手了,他当时的感受却远没有消逝,因此他对这类性质的痛苦抱有一种同情,一种特殊的怜悯,有如人们同病相怜分外亲切。再说他是那么心疼我,一想到我的苦恼他就无法忍受。因此他对给我招致苦难的人怀着一种又怨恨又赞赏的复杂感情。在他的想象里我是如此高傲的人,要想使我屈服于另一个人,这个人必定在各方面都不同凡响。我的确想过他可能认为阿尔贝蒂娜的像片漂亮,然而由于我毕竟想象不出她会使他产生象海伦使特洛伊老人们产生的那种印象,我在寻找照片时便谦逊地说:“噢!你瞧,你可别胡思乱想,首先,照片很糟糕,其次,她并不出众,不是什么美人,她主要是人很可爱。”“喔!不,她一定与众不同,”他带着天真而真诚的热情说,同时竭力想象着这个能使我如此绝望如此激动的人是什么样子。“我怨她使你难过,不过这也是始料所及的,象你这样一个周身都是艺术细胞的人,万事万物都得首先爱它的美而且爱得那么执着,你要是在一个女人身上发现了美,你注定会比谁都痛苦。”我总算找到像片了。“她肯定很出色,”罗贝尔继续说这话时还没有看见我递给他的照片。他突然瞥见了,他拿着照片看了片刻。他的脸部表情由诧异一直发展到惊得目瞪口呆。“怎么,这就是你爱的姑娘?”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由于害怕惹我不快,他克制了语气里吃惊的感情。他没有作任何评论,只露出通情达理和谨慎的神气,当然不可避免地有那么点轻蔑,一种面对病人而产生的轻蔑——即使这个病人在生病之前一直是个很出众的人而且是您的朋友——不过病人同这一切已经毫不相干了,因为他得了躁狂型精神病,他向您谈到出现在面前的天上来客,而且继续盯着一个地方看这个天上来客时,您这个健康的人却只会看见那儿是一床鸭绒被。我立即明白了罗贝尔为什么吃惊,这正是我看见他的情妇时感受过的惊异,唯一不同的是我发现他的情妇是我早已认识的女人,而他却以为自己从未见过阿尔贝蒂娜。不过我和他在同一个人身上看见的东西无疑也有很大的差异。当初在巴尔贝克,我在注视阿尔贝蒂娜时确曾贱兮兮地把我的味觉、嗅觉和触觉掺进对她的视觉里,这已是遥远的往事了。自那以后,又掺进了更深沉、更甜蜜、更难以形容的感觉,随后便是痛楚感。总之,有如一块被雪包围的石头,阿尔贝蒂娜乃是我内心里构想的一个巨大工程的中心发电机。罗贝尔的视力是达不到这种感觉层次的,他能看见的只是糟粕,而这种层次的感觉又反而妨碍我去察觉这些糟粕。罗贝尔在看见阿尔贝蒂娜的照片时,使他发窘的并不是特洛伊老头们看见海伦走过而且说:

“我们的损失怎及她秋波一转,”

时那样的激动,而恰恰是相反的激动,这种激动心情使他说出:“怎么,就为这个他竟如此烦恼,如此伤心,竟干出这许多傻事!”的确应该承认,当一个人引起我们所爱之人痛苦,毁了他的生活,有时还给他招致死亡的可能时,看见这样的人而作出这种反应是远比特洛伊老头们的反应更常见的,一句话归总,这是惯例。这不仅因为爱情是个人的事,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感受爱就自然而然认为可以避免爱情而且对别人狂热的爱说长道短。不,那是因为,当爱情达到能引起这种痛苦的程度时,介乎女人的面庞和情人的眼睛(这个象雪覆盖水泉一样包藏和隐匿爱情的巨大的痛苦之卵)之间的感觉工程已经推进得相当遥远,远到情人的眼光停留的位置,他领略欢乐和痛苦的位置与别人能够看见这爱情的位置之间的距离等于太阳本身的位置和太阳强光使人能看见天上的太阳所在的位置之间的距离。此外,在这段时间,忧伤和柔情使情人对对方最坏的变化也视而不见,而在这忧伤和柔情蜜意的蛹壳里,对方的面庞已逐渐衰老,逐渐变化。因此,如果说情人初次邂逅时见到的容貌和他在后来的恋爱的痛苦中看见的容貌距离甚大,从相反的意义上说,这容貌和不相干的人此刻看到的容貌同样大相径庭。(如果罗贝尔在照片上看到的不是一个年轻姑娘而是一个老态龙钟的情妇,情况又会如何呢?)甚至不必和这个使男人如此神魂颠倒的女人有一面之缘,只要见到她的照片我们也同样会大吃一惊。我们了解她往往象我的叔祖父阿道夫了解奥黛特一样。看法上的差异不仅涉及体型面貌,而且涉及性格,涉及个人的重要性。使热爱她的男人痛苦的女人完全可能和不关心她的人相处甚笃,比如奥黛特,在斯万眼里她是那么冷酷无情,而我的叔祖父阿道夫却认为她是殷勤的“穿粉红袍子的女人”,或者说一个女人完全可能让爱她的男人象怕神一样战战兢兢地估摸再三才敢作出有关她的决定,而这个女人在不爱她的男人眼里简直就是个无足轻重的女人,男人让她干什么她都乐意干,就象圣卢的情妇之于我一样,我在她身上只看见了别人对我多次推荐过的“大气派的拉谢尔”,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和圣卢在一起时,想到有人会因为不知道这样一个女人某个晚上干了些什么,她和某人谈了些什么悄悄话,她为什么会有绝交的念头而内心受煎熬,我感到万分惊诧。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一切往事,这里指阿尔贝蒂娜的往事,也就是使我的心灵,使我的生命带着令人震颤而又十分笨拙的苦痛趋而附之的往事,在圣卢看来恐怕也是无足轻重的,也许有一天在我自己眼里也会变得毫无意义;我感到我在今后考虑阿尔贝蒂娜的往事是重要还是毫无价值时,我此刻的思想状态也许会逐渐朝圣卢现在的思想状态过渡,因为对圣卢究竟可能怎么想,对情人以外的所有人会怎么想我都不抱幻想。而且我不会为此过分伤心。我们就别管毫无想象力的男人怎么评价俊俏女人了。我还记得有一幅天才的肖像画对众多的生活现象所作的悲剧性的阐释,这幅肖像并不如埃尔斯蒂尔为奥黛特画的肖像那么逼真,说它是情人的肖像还不如说它是使人扭曲的爱情的写照。这幅肖像唯一的缺陷——而许多肖像画都没有这个缺陷——是它的作者既不是伟大的画家又不是情人(据说埃尔斯蒂尔就是奥黛特的肖像画作者和情人)。这种不逼真已被一个情人的一生所证实,被一个谁也不理解其狂热爱情的情人的一生,被斯万的一生所证实。然而只要情人象埃尔斯蒂尔那样同时又是画家,谜底就揭示出来了,您终于在这个女人身上看见了凡夫俗子从未见过的双唇,谁也不熟悉的鼻子和您意想不到的仪容。这幅肖像说:“我爱过的,让我苦恼的,我时刻见到的正是这个。”我曾在思想上试图把圣卢已经补充给拉谢尔的他自己的东西再充实到她身上,我现在却想以逆反的动作从构成阿尔贝蒂娜的成份里剔除我的心灵和精神对她的贡献,同时想象着她在圣卢面前会是个什么样子,就象回想拉谢尔在我面前是个什么样子一样。可是这又有什么重要性呢?就算我们看见了种种区别,我们会相信它们吗?从前在巴尔贝克时,阿尔贝蒂娜常常在安加维尔的拱廊下等候我,我一到她便跳进我的车里,那时她不仅没有“发胖”,由于过度的锻炼她还消瘦得过了头;她那么瘦削,一顶蹩脚的帽子使她显得丑陋,帽子下面只露出一小段难看的鼻子,只能从侧面看见她白白的双颊,活象白色的虫子。我在她身上发现不了多少她自己的东西,但还是可以从她往我车上那一跳里得知这是她,她准时赴约了,并没有去别的地方;而这些也就足够了;人总是太眷恋过去,太执着于共同度过的逝去的岁月,因而也就不需要这女人的全部了;他只希望肯定这是她,没有搞错身分,在热恋着的人们眼里这一点比美貌重要得多;面颊可以深陷下去,身体也可以变得干瘦,甚至对那些起初被认为以征服美人而不可一世的人来说,那一小段鼻子,那集中体现了女人永恒人格的标志,那代数的精萃,那个常数,这一切已足够使一个受到最高层社交界欢迎而本人又爱社交的男人支配不了自己的任何一个夜晚了,因为他得把时间都花在给他所爱的女人反复梳妆打扮上,直到他睡着为止,或者干脆只为呆在她身边而和她在一起,或者只为她和自己在一起,只为她不和别的人在一起。

“你可以肯定,”他对我说,“我能如此这般地把3万法郎通过这女人捐给她丈夫的竞选委员会吗?她竟会缺德到这种程度?你如果没有搞错,3000法郎足够了。”“不,我求求你,为了办好这件让我那么揪心的事情你就别省钱了。你应该这么对她说,而且这也有部分的真实性:‘我的朋友向一位亲戚要了这3万法郎捐给他未婚妻的姨父。亲戚是因为这次订婚才给他这笔钱的。他请我把这笔款子捎给您以免阿尔贝蒂娜得知此事。现在阿尔贝蒂娜离开他了,他真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他不娶阿尔贝蒂娜,他就不得不将这3万法郎退回去。如果他娶她,哪怕为了形式她也应该立即回去,因为出走时间拖下去会产生不良后果。’你以为这是故意编造的吗?”“不,”圣卢回答我,出于好意,出于谨慎,也因为他明白情况往往比人们想象的更令人费解。

无论如何,正如我对他说过的,这3万法郎的事绝不可能没有很大的真实性。这是可能的,但却并非现实,而这部分真实性恰恰是谎言。不过我和罗贝尔互相撒谎也和所有这类交谈里人们互相撒谎一样,在这样的交谈里,一个朋友总是真诚希望帮助陷入失恋痛苦的朋友。作为顾问、支持者、安慰者的朋友同情友人的不幸但并不去感受这种不幸,他越乐于帮助友人便越撒谎。朋友向他谈出了需要些什么才能得到帮助,然而,也许正是为了得到帮助他才隐瞒了许多事情。真正幸福的毕竟还是不辞辛苦出门跑腿的人,还是在外完成任务的人,这种人是没有内心痛苦的。此刻我充当了罗贝尔在东锡埃尔充当过的角色,当时他认为拉谢尔离开了他。“归根结底,还是得照你的意思办;我如果当众受到侮辱,为了你我也先认了。再说,我本人认为这笔毫不隐讳的交易有些滑稽也无妨,我很清楚,社交界里一些公爵夫人,甚至最笃信宗教的公爵夫人,为3万法郎也可能做出比叫外甥女别呆在土兰更麻烦的事。总之,能为你效劳我感到格外高兴,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同意来看我。如果我结婚了,”他补充说,“我们难道就不能多见面啦,难道你就不把我的家当成你的家了?……”他突然停下不说了,我猜想,也许因为他想到如果我也结了婚,阿尔贝蒂娜恐怕不能和他的妻子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时我才忆起康布尔梅家的人对我说过的话,他可能和德·盖尔芒特亲王的女儿结婚。

看了火车时刻表,他只能在晚上动身。弗朗索瓦丝问我:“要不要从书房撤走阿尔贝蒂娜小姐的床?”“正相反,”我说,“得给她铺床。”我希望阿尔贝蒂娜随时随刻都能回来,我甚至不愿让弗朗索瓦丝怀疑这点。必须让人感到阿尔贝蒂娜的出门似乎是我们之间商定的,她这次出门丝毫不意味她不那么爱我了。然而弗朗索瓦丝却用即使并非不相信起码也是疑惑的神情注视着我。她也有她的两种假设。她张开鼻孔嗅出了我们之间的龃龉,她也许早就感觉到了。她之所以还没有对我们的不和深信不疑,也许只是因为她象我一样难以完全相信可能使自己非常快活的事。

圣卢刚上火车我就在候见厅碰见了布洛克,可是我并没有听见他按门铃,这一来我又不得不接待他一会。前不久他曾遇见过我和阿尔贝蒂娜(他在巴尔贝克就认识她)在一起,那天她情绪很不好。“我和邦当先生共进过晚餐,”他对我说,考虑到我对他还有些影响,我对他说他外甥女对你不那么好了,这使我感到难过,他应该在这方面对她提出些要求。”我气愤极了:他这些要求和埋怨破坏了圣卢行动的一切效果,而且在阿尔贝蒂娜那里直接把我放在了被告席上,就好象我在恳求她似的。最倒霉的是弗朗索瓦丝还呆在前厅,她一定听见了这一切。我把布洛克责备得体无完肤,我对他说我丝毫没有托他办这件事的意思,而且事实经过也并非如此。从这一刻起布洛克再也没有停止过微笑,我认为这微笑与其说是出于快乐不如说是出于因惹恼我而感到的不安。他笑着,同时对他竟引起我这样的狂怒感到诧异。他说这些话也许是想在我面前消除他那不谨慎的尝试的影响,也许因为他生性卑怯,躺在谎言里懒洋洋地得其所哉,活象水面上的水母,也许因为,即使他属于另外一类人,这类人由于永远不可能和我们观点一致,也同样无法理解他们偶然说出的话会使我们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害。我刚把他赶出门,还没有想出任何办法足以弥补他干下的事就又听见了按门铃的声音,弗朗索瓦丝递给我一张保安局头头的召见条。由我带回家呆了一个钟头的那个小女孩的父母认为我犯了诱骗未成年人罪,想对我起诉。生活里有这样的时刻,某种类型的美产生于袭扰我们的数不清的烦恼,这些烦恼象瓦格纳派音乐的主题一般互相交织在一起;这种美也产生于一种刚形成的概念:智慧把一面可怜巴巴的小镜子捧在面前,它把这面小镜子叫作未来,而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被置于这面小镜子涂了色的全部反光里,这些事件停在外面,它们总是突然冒出来,有如某人突然前来为一件现行犯罪案作证一般。在我们任凭某一件事情自己去发展时,这事本身已经在起着变化,或是失败将其扩大了,或是满意将其缩小了。不过事情是很少孤立发生的。每个事变激起的感情都在互相冲撞,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我去保安局局长那里时体会到的,恐惧是一种减轻悲伤感情的疏导剂,起码是暂时的但又相当有效的疏导剂。

我在保安局看见了那小姑娘的父母,他们一边辱骂我一边把500法郎还给我说:“我们不吃这一套。”我不想收回这些钱,保安局局长自告奋勇以“巧于答辩”的刑事法庭庭长的辩才为难于模仿的范例,从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里抽出一个字用以构成他才智横溢的令人难以招架的答辩。问题甚至不在于我在行为上是无辜的,因为唯有这个假设谁也不肯须臾接受。不过指控毕竟难于成立,我因此得到了解脱,但女孩的双亲在场,我仍然挨了一顿臭骂。一等他们离开,保安局局长便改了口气,原来他很喜好小姑娘,他象对同伙一般责备我说:“下一次得机灵些。天哪,发面可不能这么猛,要不就得搞糟。再说您去哪里都能找到比那一个好的小姑娘,而且钱也花不了那么多。这笔钱也多得太离谱了。”我充分意识到,即使我对他说明真相他也不可能理解我,我便趁他允许我离开时一声不吭地抽身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过路的人似乎全是受托窥视我的行为和动作的监察。不过这个主题也象我对布洛克的气忿一样逐渐弱化下来,最后便完全让位给阿尔贝蒂娜出走的主题了。

这个主题又开始了,不过自圣卢动身以后主题的调式几乎变得欢快了。自我委托里卢去看望邦当夫人以来,这件事的负担已经从我那过于疲劳的思想里转移到他那里去了。在他动身的那一刻,一种欢悦之情甚至使我感到振奋,因为我已作出了决定:“我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我的痛苦也就烟消云散了。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已尽力而为,我真心实意地这么相信,原因是人从来也不清楚他心灵里藏着些什么。其实,使我高兴的并不是我把自己的优柔寡断象我自己认为的那样推给了圣卢。而且我绝对没有弄错,弥补一桩不幸事变的特效药(3F4的事变都是不幸的)乃是决断,因为决断可以迅猛推倒我们的各种思想,从而中止由过去的事件产生而又使事件余波继续震颤的奔涌的思潮;决断还会以来自外部,来自未来的逆反思潮的反向奔涌去摧毁这奔涌的思潮。当这种新的思想(此刻萦绕在我脑际的正是这种新思想)给我们带来的是未来的本质所具有的希望时,这新思想对我们尤有裨益。其实真正使我高兴的是这种秘密的信念,即圣卢的使命不可能失败,因此阿尔贝蒂娜少不了会回来。我明白这一点,因为在第一天没有得到圣卢的回音时,我又开始难受起来了,看来我的决断,我对他的全权委托都不是我快乐的根由,没有这些,我的快乐也许还持久些呢,我快乐的根由是我在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时心里想的是“准保成功”。可是圣卢的迟迟未归又使我想到完全可能发生成功以外的别的事,这想法使我如此恼火,我的快乐即刻消失了。其实是我们对好事的预测和希翼使我们满心欢喜,而我们却把这种喜悦归之于别的原因,当我们对希望的实现不再有十足的把握时这种喜悦便停止了,我们又会重新陷入悲伤。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信念支撑着我们感觉世界的大厦,没有这种信念,大厦便摇摇欲坠。我们已经看出信念决定我们认识生命的有无价值,决定我们热爱人的生命或对它们感到厌倦。信念也使我们有可能忍受悲哀,我们之所以认为这种悲哀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因为我们确信这种悲哀很快便会结束,信念还使我们有可能忍受突然变得深广的悲哀,直到某种存在与我们的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有时甚至超过我们生命的价值为止。

此外,有一件事又使我内心的痛苦变得象最初时刻那么尖锐,应当承认这痛苦本来已经不那么尖锐了。这件事就是重读阿尔贝蒂娜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话。我们尽管热爱着一些人,一旦我们在孤独中只能经受失去他们的苦痛而我们的思想又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着这种苦痛时,这种苦痛就变得可以忍受了,而且这种痛苦也不同于另一种更没有人情味的与我们更格格不入的苦痛——这样的苦痛与精神世界和内心领域里的事故一样出人意料,一样奇特,——这样的苦痛其直接原因与其说是被爱的人们本身毋宁说是我们得知再也见不到他们的方式。阿尔贝蒂娜,我可以轻轻哭着想念她,可以答应今晚也象昨天那样见不到她;然而重读“我既然决心已定不可更改”,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俨如服了一剂引起心脏病发作而致人于死地的危险药品。一切事物,一切变故和绝交信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危险,这种危险可以放大而且歪曲人们可能给我们造成的苦恼本身。不过这种苦恼是不大可能持久的。无论如何我对机灵的圣卢取得成功还是坚信不疑的,我对阿尔贝蒂娜的返回也信心十足,因此我倒要问我自己只说希望她返回是否有道理,不过我仍然庆幸我抱着这种希望。倒霉的是,正当我以为保安局事件已经结束时,弗朗索瓦丝却来通报我说一个便衣警察曾前来打听我是否习惯于留一些年轻姑娘在我家里,门房以为他指的是阿尔贝蒂娜,便回答说是的,从那一刻起房子似乎被监视起来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可能在悲伤时刻叫一个小姑娘来安慰我了,当然也不再会因为突然出现警察而让小姑娘把我看成坏人从而使我在她面前感到羞愧。我同时也明白,人们为某些梦想而生活的程度远比他们认为的要大,因为也不可能抚爱小女孩这件事仿佛永远取消了我生活的价值,我还明白,人们一方面轻易地拒绝发财而且甘冒死亡的危险,另方面又想象这个世界是由私利和怕死之心支配着的,这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早想到连一个不认识的小姑娘看见警察来我家都为我感到害臊,我真宁愿去自杀!根本不可能将这两种痛苦加以比较。可是在生活里人们从来不会去想他们奉送过银钱的人,他们以死威胁过的人还会有一个情妇,或者干脆说还会有一个伙伴,而且他们还一心想得到情妇或伙伴的尊重,即使这份尊重并非属于她们本人。然而突然间,出于我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羞愧之情(我的确没有去想已成年的阿尔贝蒂娜可以住在我家,甚至成为我的情妇),我认为似乎也可以就阿尔贝蒂娜住我家的事指控我诱骗未成年姑娘。于是我感到生活仿佛在四面八方都遇到了障碍。一想到我和她同居时并非一尘不染,我便从我抚爱不认识的女孩因而受到处罚这件事里发现了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几乎在每次惩罚人时都存在着,而且使正确的判决和法庭的差错几乎永远都不存在,只存在法官对无辜行为的不合实情的想法和他对犯罪事实一无所知之间的某种一致性。可是这么一来,一想到阿尔贝蒂娜的回归可能使我受到侮辱性的判决,而这判决又会使我在她面前失去尊严或许还会对她本人不利从而使我得不到她的谅解,一想及此我再也不盼望她归来了,我甚至害怕她回到这里。我真想给她拍个电报让她别回来。可是刹那间,盼她回归的热望又以压倒的优势攫住了我。正是在考虑了叫她别回来的可能性和离她独居的可能性之后的须臾之间,我反而突然感到为了叫她回来我准备牺牲所有的旅行,所有的寻欢作乐,牺牲我所有的工作!

啊!我原以为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情可以帮助我预见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的命运,然而后者的发展和前者对比之下是怎样地不同呀!自个儿呆着却看不见她,这让我多么难以忍受!而我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最无足轻重的动作又都使我忆起阿尔贝蒂娜在身旁的欢乐气氛,为此我每次都得重新尝试分居的生活,付出新的代价,领略同样的痛苦。接下去是别种形式的生活前来争妍斗艳,使这种新的苦痛黯然失色,在这初春的日子里,我在等圣卢见邦当夫人的同时甚至想到过威尼斯和不认识的美丽女人,从而有过愉快宁静的时刻。我一发现这点便感到心惊肉跳。我适才领略的这种宁静,意味着初次出现了一种断断续续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在我身上即将与痛苦和爱情展开搏斗,而且最终会战胜痛苦和爱情。这种我已预先尝到滋味而且得知其征兆的东西暂时还只是一闪念,今后却会成为我经常的心态,成为一种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我再也不会为阿尔贝蒂娜去折磨自己,我再也不会爱她了。我的爱情刚认出可能战胜它的唯一的敌人——遗忘,便簌簌地战栗起来,有如一头关在笼里的雄狮猛然发现一条蟒蛇即将一口把它吞掉。

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阿尔贝蒂娜,弗朗索瓦丝走进我房间时却从不迅速地对我说“没有信”以便缩短我的焦虑,不过我仍旧不时地硬把某些思绪插进我的忧伤之情里从而使我心田里的污浊空气得以稍事流通和更新。然而到晚上,我好不容易睡着了,似乎又是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象药剂一样使我睡着的,药效一停我兴许就会醒过来。我在睡梦里也没有一刻不思念阿尔贝蒂娜。她给我的睡眠是很特别的,而且在这样的睡眠里我根本不可能象白天一样随意去想别的事。睡眠和对睡眠的回忆是两种互相交织的事物,要想睡着就得同时求助于它们俩。此外,醒着时我的痛苦不但不能减轻反而日甚一日。倒不是因为遗忘没有发挥作用,而是在醒着时遗忘很有利于使被想念的形象理想化,并以此促使我原有的苦恼和另外的类似的痛苦溶合从而得到加强。这理想化了的形象还算可以忍受。但只要我猛然想到她的房间,想到那人去床空的房间,想到她的钢琴,她的汽车,我便会浑身无力,双目紧闭,头歪在左肩上,活象即将昏厥过去的人,开门的声音也几乎使我同样难受,因为开门的人并不是阿尔贝蒂娜。在可能有圣卢的电报时,我也不敢问一句:“有电报吗?”末了总算来了一份电报,不过电文却只是把一切都推迟而已:“女士们外出三天。”

我之所以能熬过她走后的四个昼夜,当然是因为我老对自己说:“这只是时间问题,周末以前她准回来。”不过理由尽管如此,无论对我的心灵抑或对我的肉体来说,需要做的事仍旧是一样的:没有她而生活下去,回到家里却见不到她,在她的卧室门口(我还没有勇气打开这间房子)走过却明白她不在里面,没有向她道晚安便上床睡觉,这些便是我应该全面地不折不扣地用心灵去完成的事,就好象我根本就不应该再看见阿尔贝蒂娜似的。不过既然我已经完成了四次,这说明目前我还能够继续用心灵去完成。也许我很快就不再需要支撑我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的理由——阿尔贝蒂娜即将归来——,(我可能会一边想:“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一边却仍笑象前四天那样生活下去)有如受伤的人重新习惯走路以后可以扔掉丁字拐杖一样。晚上回家我无疑还能寻觅到一连串无尽无休的回忆,对阿尔贝蒂娜等待我的每个夜晚的回忆,它们使我透不过气,孤寂引起的空虚感令我窒息;然而我同时也已经开始了对昨天,对前天的回忆,对前天以前的两个夜晚的回忆,即对阿尔贝蒂娜出走后逝去的四个夜晚的回忆,在这四个夜晚我一人独处,没有她的陪伴,我总算生活过来了。四个夜晚已经形成了一串回忆,它比那一连串无尽无休的回忆当然单薄许多,但即将逝去的每个日子都可能将它们充实起来。

我不想谈我此刻收到的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侄女寄来的求爱信,这个姑娘是巴黎遐迩闻名的最漂亮的美人,我也不想说德·盖尔芒特公爵替姑娘的父母在我身上所作的努力,她的父母为了女儿的幸福只得接受不般配的择婿对象和有辱门庭的联姻。这样的事对自尊心也许是够刺激的,但对正在恋爱的人来说却是一种痛苦。有人可能愿意有这样的事,却不一定会鄙俗到拿这些事去告诉对他评价不那么高的女人,再说这女人即使得知他可能成为地位迥然不同的人追逐的对象,对他的评价也不一定会改变。公爵的侄女写给我的信只能使阿尔贝蒂娜烦躁。

自我醒来的那一刻起,自我重新沉浸在我入梦之前须臾不离的忧伤之情那一刻起,我的全部感觉有如一本合上片刻之后在入夜之前再也不离我左右的书,无论来自外部抑或来自内心都只能和有关阿尔贝蒂娜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有人打铃:是她的信来了,也许是她本人!倘若我自我感觉良好,并不过分难受,倘若我已不再忌妒,也不再怨恨她,我也许愿意即刻前去见她,去拥抱她,去和她愉快地度过一生。我感到给她拍个电报:“赶快回来”似乎是一件极简单的事,仿佛我这新的情绪不仅改变了我的心境,也改变了我身外的事物,使事情变得容易了。如果我心情抑郁,我对她的愤懑便会复苏,我再也不想拥抱她,我会感到不可能因为有了她而变得幸福,我会一心想着去损害她而且不让她再属于别人。然而这两种迥异的心情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必须让她尽早回来。不过她的回归无论会立即给我多么大的快乐,我也感到同样的困难会很快出现,而且想在满足精神欲求中寻求幸福与想步行到天涯海角同样天真。欲求越大,越难做到真正的占有。因此如果说一个人可以找到幸福,或至少能做到无痛苦,那他必须去寻找的也不应该是满足,而是逐渐缩小并最后消除欲求。想见到自己所爱的,就应当设法不看见它,唯有遗忘最终能导致消除欲求。我想如果一个作家传布这类真理,他可能会把包含这些真理的书题赠给一个女人并乐于以此来接近这个女人,他会对她这么说:“这本书是你的。” 这一来,他在书中说的是真话。他在题赠时却可能是在撒谎,因为他一心要这本书属于这个女人与他珍惜这女人身上的宝石一样,只有他爱这个女人时他才会感到这宝石珍贵。一个人和我们之间的联系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里。逐渐衰退的记忆力会把这种联系淡忘,尽管我们自愿接受幻想的欺骗,而且为了爱情,为了友谊,为了礼貌,为了尊重人,为了尽责我们又拿幻想去欺骗别人,我们在生活里还是只有自己。人是不能跳出自身圈子的生物,他也只能在自己身上才能认识别人,如果他说并非如此,那他是在撒谎。倘若有人真能如此行事,真能取消我对她的需求,取消我对她的爱情,我会吓得相信这爱情对我一生都是宝贵的。如果我能不疼不痒地去听开往土兰的火车报站名,我会以为这说明我自己正在衰退(其实无非是因为这可能会证明我对阿尔贝蒂娜已变得漠不关心了)。我想,在我不停地问自己她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她每时每刻都在希冀什么,她是否打算回来,是否就要回来时,我最好把爱情在我身上建造的通道大门敞开,而且去感受另一个女人的生活通过已打开的闸门把那不愿意再变成死水的水库湮没。

圣卢杳无音信的时间越拖越长,一种次要的忧虑——等待他的电报或电话——便很快掩盖了首要的忧虑,即挂念他此行的结果和想得知阿尔贝蒂娜是否回来的忧虑。为等电报而密切注意所有的响声,这使我感到那样难以忍受,我竟相信此刻最使我揪心的这份电报无论内容如何,只要到来就能解除我的痛苦。我终于收到了罗贝尔的电报而且得知他已见到了邦当夫人,可是尽管他十分小心,却仍然被阿尔贝蒂娜瞧见了,因而一切告吹,这时我倒又无法控制自己的狂怒和绝望了,因为这正是我希望首先避免的事。圣卢此行一被阿尔贝蒂娜知道便使我显得非常依恋她,这只能妨碍她归来,而且这结果还使我极为反感,因为我从对希尔贝特的爱情里保持下来的骄傲为此已丧失殆尽了。我诅咒罗贝尔,随后又想,这个办法失败了,我还要采取别的办法。人既然能够影响外部世界,我发挥策略、智慧、利益、情感的作用怎么就不能避免失掉阿尔贝蒂娜这件难以忍受的事呢?人们相信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周围的事物,他们之所以如此相信,是因为非此即无任何有利的解决办法。他们并没有去考虑最为常见而且同样有利的办法:我们无法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改变事物,但是我们的意愿本身却在逐渐起着变化。我们曾因为忍受不了某种局面而希望去改变它,可现在这局面已变得与我们毫不相干了。我们未能象我们非常希望的那样去消除障碍,而生活却使我们绕过了这个障碍,使我们超越了它,当我们再回顾那遥远的过去时,我们几乎再也看不见那个障碍了,它已经变得难以觉察了。

我听见楼上一位女邻在演奏《曼侬》。我把我熟悉的歌词与阿尔贝蒂娜,与我自己联系起来,这使我百感交集,我哭了。歌词是这样的:

唉,鸟儿以为受束缚而躲开了,

它总在夜里

带着绝望飞回来扑打门窗,

还有曼侬之死:

曼侬,我心中唯一的爱,你回答我呀,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你心地多么善良。

曼侬既然回到了德·格里欧身边,我仿佛觉得我也成了阿尔贝蒂娜生活里唯一的爱。唉,即使她此刻也听见了这只曲子,她心爱的德·格里欧也不一定是我,而且她只要这么一想,她在听这段乐曲时就会因为想起我而受不到音乐的感动,这只曲子尽管比其它乐曲写得更好更细腻,仍旧可以归到她喜爱的乐曲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