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到一位先生自英国寄来的一封信。他特别相信骨相学，所以他对我竟然从没有对骨相学产生过兴趣，也没有为此写点什么感到奇怪。对此我进行了下面的解释：

亲爱的先生：

我从没有对骨相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因此我既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发表意见。

三十三、四年前，在伦敦，为了增加一点知识，我曾经作了一次关于骨相学的小试验。我去找了福勒，用的是假名字。他对我身上凸出来与凹下去的部位进行了检查，然后便给我一张图表。我把它带回了兰厄姆旅馆，带着非常大的兴致与乐趣研究了它——我的这种兴致和乐趣，就好像在观察一个冒名顶替者的图表，他冒充我，但跟我却一丁点儿都不像。三个月后，我又去找了福勒先生，这次我先将一张名片递了进去，上面有我的真名，也有我的假名。我再次带回了一张写有我性格中的一些具体、细微特点的精细图表。但是这张图表和前一张没有任何吻合。

这些经历令我对骨相学产生了偏见，并且这种偏见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也明白，偏见不应该针对这门学问，只应该针对福勒。不过毕竟我只是人，我的成见不可能很准确地反应真相。

四五十年前，福勒和韦尔斯是美国骨相学这一行里的头牌，大家都很熟悉这家字号，他们出版的东西非常流行，整个国家的真理寻求者与改变信仰者都阅读、研究并且讨论过。在我们的汉尼巴尔村，经常来的是一位周游四方的骨相师，他非常受大家欢迎。他招呼人们聚到一起，免费对骨相学的神奇妙用进行了讲解，然后摸摸头盖骨的隆起部位，对它的作用进行一下估量，他摸一次的要价是两角五分。据我看，人们几乎对骨相师为他们的性格所做出的翻译总是满意的——如果 “翻译”用得确切的话。事实证明这个词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些估量的确就是翻译。

原来这些估量不过是从简单明了的事实中找出一部分似乎真实的东西，并把它转换成复杂些的专门术语，尽管在演变过程中其真实含义已含糊不清了。按照骨相学的说法，一个人的脑袋上有很多隆起来的地方。骨相学给每一处都起了一个非常可怕而又古怪的名字。骨相师喜欢对这些了不起的名字进行大声讲述。这些复杂的名字很轻易、很流畅地自他嘴里汩汩流出，人们对于这种饱含素养的表演又妒忌又羡慕。人们后来开始慢慢对这些古怪的名词熟悉了，并且热衷于使用它们，在谈话中反复地运用，并且非常得意——如果他们真的了解这些名词的准确含义的话，可能就不会如此得意了。

我觉得，这些周游的专家根本没有将村里每个人的性格都摸准的能力。不过，我们大致不妨说，他还是有这份聪明，知道给顾客一张性格图表，这就使他即便是与乔治·华盛顿相比，也并无愧色。这事已经很久远了，不过到了今天我还记得，骨相师从来都没有在我们镇上遇见过一个逊色于华盛顿的头盖骨。可能这样普遍接近完美的程度，是理应引起人们怀疑的吧，不过在我的印象中并没有什么人怀疑过。在我的记忆中，人们都为骨相学所倾倒，非常相信它，在国内没有听到过任何质疑的声音。

就是在这种深信无疑的气氛中我成长了起来。多年后，我在伦敦见到福勒的广告时，当年所受的影响恐怕还保留在身上。看到他的名字，真令人高兴。能有一个机会去亲自尝试他的本领，也叫人高兴。不过去找他的时候我是化了名的，这就说明我儿时的那种信仰并没有都被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这仿佛是一种旁证，证明这么多年中，当年的那份信仰不无遭到了损伤。我见到福勒时，他正在当班，四周摆放着醒目的、给人深刻印象的他那个行业的象征物。在屋子里的灯架、桌子和架子上，站立着无数大理石的胸像，那些头像的头部光秃秃的，头盖骨部位的每一寸都有着浅浅隆起的部位，在那些隆起的部位上都用黑体字标示着堂而皇之的名词。

福勒接待了我，他的态度很冷淡，漠不关心地摸了我的头部，用一种令人生烦的单调而又沉闷的调子讲了几句。估计了一下我的品性。他说，我的勇气很惊人，敢作敢为，胆子很大，意志坚强，没有什么能够让我畏惧。我听了很骇然，又很高兴。对于这些，我过去从来没有怀疑过。接下来他又摸了摸我头盖骨的另一边，找到那里的一处隆起的部位，并管它叫做“谨慎”。这个隆起的部位像座大山那么高，同它相比，那勇敢的部位只能算是一个小山丘。虽说本来那个勇气的部位似乎很突出——这是按照他的说法——似乎都能挂得住帽子，可是如今，面对他所说的这个玛特霍恩高峰“谨慎”，那就不算什么了。他解释道，如果这个玛特霍恩高峰不被算在我性格图解之内，我就将是那些最勇敢的人中的一个——或许就是最勇敢的人——不过相比的话，我的谨慎心理就要更加强烈，它把我的勇气全部抵消掉了，令我变得异常的胆小。就是这样，他将自己的种种发现一个接一个地说了下去，结果是我最终平安无事地归来了，据说具有上百种出众的品性，只是这些品性原有的价值都丧失掉了，因为这上百种品性中的每一种，都有与之相反的缺点同它伴随，这样就把它原有的优点完全抵消掉了。

不过，后来他又于一处发现了一个窝。在其他人的头盖骨上，这里本来是一个隆起的部位。按照他的说法，这个窝毫无依傍，是孤孤零零的，没有任何一个隆起部位与之相对，哪怕仅是稍微有一点高的也可以对这种截然一边倒的孤立境况进行一下弥补和改善。他说这个窝表明我没有一点幽默感！这话真吓了我一大跳。说到这里，他来了劲头。本来漠然的神气也有不少消失掉了。对于这个新发现，他几乎是滔滔不绝。他说，经常性地，他会发现一些象征着幽默的隆起部位一直都是很小的，但这一点很难让人注意到。这是在他多年的经历中第一次发现在本应该隆起的部位上存在着一个窝。

我对他的话很反感，因为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和侮辱。不过，我将自己控制住了，没有流露出这些感受，在心底里，我感觉他的诊断错了，但是我还不敢肯定。为了做到确切无误，我想等他已经将我脸型和头盖骨的特点忘掉以后，再来试试看，看他是真的知道自己说过的话还是只是随便猜测而已。三个月后，我再次去看了他，不过这次我使用了真的名字。他再次有了惊人的发现——上次他所说的那个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珠穆朗玛峰——那个说法很形象——高有三万一千英尺，他平生头一次见到这么高高隆起的代表幽默的部位！在我离开的时候，便对骨相学越发地不相信了。不过也许正像我对那位英国绅士所说的那样，原本我应该将偏见针对福勒，而不是被他运用的那套技艺。

十一年前，威廉·特·斯特德在一条开往欧洲的船上，为我的右手拍了一张照。后来在伦敦，他将照片分发给了十二位手相术师。他并没有将我的名字告诉他们，而只是要他们估量一下这只手的主人的性格，并告诉他结果。估量出来了，斯特德将其中的六七份发表在了他办的杂志上。从这些估量中，我发现自己的性格同任何人的都差不多。似乎我和别人并没有多大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并不是特别明显——不过在一个细小的方面却是例外。在全部估量中，没有任何一个提到过幽默这个词——假如我没有被自己的记忆坑害的话——除了那里面的一个。做出这个估量的那位手相术师说，这只手的主人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两年前，哈维上校将我的两只手做成了手印，并把它寄给了纽约最有名的六位职业手相术师。他同样也没有说出我的名字，只是让他们进行估量。历史重演了。在这六个估量当中，只出现了一次幽默这个词，而这次还明确断定，这双手的主人没有一点幽默感。这样来说，福勒给我进行过估量，斯特德的那六七个手相术师和哈维的半打人也估量过：说我不具备幽默感的证据是充分且又具有压倒优势的，非常令人信服，无可争辩——到最后，我自己也只好相信了这个说法。